张自忠与临沂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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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日本华北侵略军在占领山东兖州、青岛后，拟分兵两路南下西进，直取徐州。这两路为：一路由第五师团在青岛登陆，逼进临沂一带；一路由第十师团沿津浦铁路线南下进攻滕县，然后会师台儿庄，直取我战略要地徐州。

　　1938年，进攻山东临沂的是号称“钢军”的日本精锐部队——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2月中旬，日军相继占领山东莒县、沂水后，继续南下，3月5日占领临沂以北仅20余公里的汤头镇。3月9日，日军再增加兵力，由坂本支队长指挥，向临沂猛扑而来。10日，日军步兵八九千人、骑兵四五百人，战车20余辆、装甲车60余辆、飞机10余架、炮30余门，以强大的火力向临沂猛攻。

　　临沂距台儿庄90公里，为徐州东北的屏障。奉命坚守临沂的是西北军旧部庞炳勋第三军团。

　　庞炳勋为人圆滑，善于左右摇摆，投靠各方势力，口碑不佳。抗战初期，他对抗日救国、民族大义还有清醒认识，但在抗战后期，他却投降了日伪军。

　　庞炳勋部虽号称是一个军团，其实第三军团仅辖40军一个军，40军下辖一个39师，39师下辖两个旅四个团，另有一个补充团。此时，在坂本支队的猛烈攻击下，庞部仅以五个团兵力，经旬苦战，士兵伤亡惨重，渐感不支。庞炳勋连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告急。

　　临沂告急，李宗仁当即命令张自忠率59军从峄县急援，同时复电庞炳勋：“临沂为台、徐屏障，必须坚决保卫，拒敌前进。除已令张自忠部前往增援外，并派本部参谋长徐祖诒前往就近指挥。”庞炳勋与张自忠同为西北军名将，张部骁勇善战，由张自忠就近驰援原本是最佳选择，但庞炳勋接电后，反而顾虑重重。

　　原来中原大战时，张自忠、庞炳勋都是冯玉祥手下的大将，彼此关系很好，亲如兄弟。不料，庞炳勋眼见冯玉祥不敌将败，遂暗降蒋介石，临阵倒戈之前，出其不意袭击了还是友军的张自忠部，使他险遭不测。张自忠心中愤恨，誓报此仇。此次调至第五战区，张自忠便私下与参谋长徐祖诒陈述这一情况，表示在任何战场皆可拼一死战，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同一战壕。当时，第五战区各部队均已布置就绪，实在无兵可调，只有张自忠部尚可机动调遣。李宗仁请来张自忠，诚恳地说：“你和庞炳勋有夙怨，我甚为了解，颇不欲强人之所难……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奋战，乃属雪国耻，报国仇。我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捐弃个人前嫌。我今命令你即率所部，在临沂作战。你务要绝对服从庞军团长的指挥，切勿迟疑，致误戎机！”

　　蒋介石也颇不放心，亲电庞炳勋：“此次鲁南莒沂诸役，该集团军作战以来，艰苦奋斗，至堪嘉尚。今后希与张军长自忠部确切协同，捕捉突进之敌而歼灭之为要。”

　　没想到，张自忠闻言，立即回答：“绝对服从命令，请长官放心！”

　　3月11日，张自忠率部从峄县出发，因军情火急，三天的路张部一昼夜急行军90公里，于12日抵达临沂北部的沂河西岸布防。

　　张自忠到达临沂时，天已薄暮。庞炳勋得知司令部调动张自忠部前来救援时，心中忐忑不安，此时见到张自忠，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他紧紧握住张自忠的手说：“荩忱老弟来得正好。我的部队都在前线伤亡殆尽，现在补充团担任九曲店附近的作战，连我的警卫队都增援到第一线，再有就是我了。不过，我决心在临沂保卫战中和敌人拼战到底。”张自忠答道：“大哥你放心，我尽力帮你打赢这一战。”

　　当即，两部高级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庞炳勋因该部伤亡殆尽，建议由张自忠部接替城防。张自忠认为，兵贵神速，更贵在出其不意。张自忠部已提前到达指定位置，可以对敌突发袭击，打敌一个措手不及。会议决定采纳张自忠的建议，对当前之敌反守为攻，采取正面坚守，两翼迂回，抄敌后路，一举歼灭的战略。

　　3月14日拂晓，张自忠指挥主力部队开始强渡沂河，迅速向敌第五师团右侧背发动攻击。同时，40军为协同59军进攻，也进行拼命反击。两军相互配合，打响了第一次临沂之战。

　　此时，日军虽也掌握到张自忠部的动向，但是日方认为，从峄县到临沂，国军最快也要3天的时间，因此日军不但可以抢先击溃已弹尽援绝的庞炳勋部，而且还可以逸待劳反击张自忠部。没想到，张自忠率领59军急行军，在一日一夜之内提前赶到临沂，并且不作休整和换防，直接发起攻击，猛攻日军第五师团背侧。加之庞炳勋部将士同时从阵地正面拼命反击，日军在完全没有防备的状况下，腹背受敌。一时间日军飞机、大炮、坦克均失去效用，而西北军的大刀却发挥了作用，40军和59军的将士们大都挥舞大刀，赤膊上阵，与敌军短兵相接，战况之惨烈，实属空前。张自忠更是不顾个人安危，不畏枪林弹雨，亲临前线阵地，沉着督战，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一夜之间，日军第五师团被歼逾千，损失惨重，被迫放弃正面攻城，转而对59军发起主攻。16日晨6时，日军由莒县赶来的增援部队千余名，及抽调与我40军正面一带作战的大部，在其炮火掩护之下向59军阵地猛攻，并以飞机10余架向我方阵地轰炸。双方展开混战，在沂河两岸逐村、逐屋争夺，反复冲杀，形成拉锯战，战线犬牙交错。双方冲杀不下几十次，59军两个师的连、排长几乎全部牺牲，营长也伤亡近半。

　　第五战区司令部鉴于59军虽士气高昂，斗志旺盛，但连续作战，伤亡过重（已达6000人以上），疲惫不堪，建议该军暂向郯城后撤稍加休整，以利今后再战。而张自忠却要求抓住战机，再坚持一个昼夜，以痛歼顽敌。他说：“我军伤亡很大，敌人伤亡也大。敌我双方都在苦撑，战争的胜利，决定于谁能坚持最后5分钟。既然同敌人干上了，我们就要用精神和血肉拼命干一场，不打败敌人誓不罢休！”战区司令部感动于其志，遂同意张部再战。张自忠即令全军将士再赴第一线，倾其全力，向敌军作最后一击。

　　16日夜10时，59军主动向敌发起空前猛烈的攻击，拼杀至17日凌晨4时，59军胜利攻克日军全部主阵地。晨5时，敌复倾全力猛攻，59军当即反攻，“激烈争夺，刘家湖失而复得者四次、崖头失而复得者三次、茶叶山一度被敌侵占旋复夺回，将该敌大部歼灭于我阵地前，其残部分向汤头白塔方向逃窜”。同日，庞炳勋抓住有利战机，率部出城，猛袭日军侧背，全力配合59军的正面攻击。18日，张、庞两军从东、南、西三面夹击日军，经过三昼夜血战，将日寇第五师团的两个大队几乎全部歼灭。日军第五师团横尸遍野，损失极其惨重，残余部队已经无法继续支撑作战，被迫退守汤头、莒县一带，困守待援。

　　在此战役中，张自忠、庞炳勋尽弃前嫌，共御外敌，激战七昼夜，共歼敌4000余人，“日军以载重汽车运回莒县尸体一百余车。敌在汤头、葛沟屡次焚化尸体，来不及运回者、就地掩埋者达七八百具”。中国军队为争取胜利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自3月14日至19日，59军38师、180师，阵亡官兵达3400余人。

　　临沂一战，成为抗战史上有名的“临沂大捷”。它砍断了津浦路北段日军的左臂，促成了之后台儿庄会战中，李宗仁得以围歼孤军深入台儿庄的矶谷师团的契机。由于59军勇敢善战，战果辉煌，蒋介石特致电李宗仁，表示嘉勉：“临沂捷报频传，殊堪嘉慰。仍希督励所部，确切协同，包围敌人于战场附近而歼灭之。如敌脱逸，须跟踪猛追，开作战以来之歼敌新纪录，藉振国军之气势，有厚望焉。”李宗仁通电全国告捷。报纸舆论盛赞：“是役亦当增我抗战中之光荣一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档案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3月20日 总第2736期 第一版

索弄多杰

张自忠将军

张自忠（1891年8月11日－1940年5月16日），字荩臣，后改荩忱，中华民国陆军上将，原为西北军系将领，中原大战后接受中央政府改编，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曾参与喜峰口战斗。
1935年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曾先后任察哈尔省省主席与天津市市长。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曾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与北平市市长。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九军军长，后升第卅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曾参与临沂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与枣宜会战等。
张自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阵亡的最高将领之一。被后世誉为中华民国陆军战神

1891年8月11日，张自忠生于山东省临清县唐园村。张家为临清望族，其父张树桂（字冬荣）曾任江苏省赣榆县知县，1905年卒于任内。张自忠6岁入私塾，后随父至江苏，由父亲教导。父亲过世后随母扶柩返回临清，1908年进入临清高等小学堂就读，1910年毕业后进入天津市北洋法政学堂，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转入济南法政专门学校。
1914年，前往奉天（今沈阳）。张投效陆军第三师随营学校。[1]后加入军籍，投效第二十师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团（团长车震），驻屯在新民屯。
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车震已升为旅长，率第三十九旅至湖南长沙以镇压护国军。当时湖南将军汤芗铭将第三十九旅扩编为湖南陆军第一师，师长车震，张自忠被委任为军官，任师部幕僚。但该师旋即被湖南护国军第一师击败，所部瓦解。张自忠遂改投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


1924年，张自忠任团长，参与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6年，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入山西与晋军作战。因战事不利，恐为其直属长官、第六师师长石友三所害，遂率部入晋（但并未加入晋军）。
直到1927年4月，冯玉祥加入国民政府北伐序列，改编西北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后，张自忠方从山西回归冯玉祥麾下，任集团军总部副官处长（总务行政庶务）。1927年底，任第二十八师师长兼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1928年北伐结束后，任第二十五师师长，该师曾在1929年的全国军风纪考察中列为全国第一。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张自忠任第六师师长，先后击败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八师（师长徐源泉）与教导第二师（师长张治中）。西北军失败后率第六师残部入晋追随冯玉祥。
1931年1月接受张学良节制与改编，西北军残部编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后改番号为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张自忠任第三十八师师长当承德于1933年3月4日被日军占领后，日军继续往南占领长城各隘口。第二十九军原奉命至冷口接应万福麟部，但途中即接获该部已退至喜峰口附近，于是第二十九军改道至喜峰口阻敌。3月7日，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与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师张自忠在距喜峰口30公里处设立敌前指挥所，3月9日开始双方在喜峰口周边激战，于是张自忠、冯治安，与在喜峰口的第一○九旅旅长赵登禹商议后，决定进行夜袭。3月11日夜，由赵登禹率领，分三路从日军后方突袭阵地；由于西北军的传统，第二十九军士兵均配一副大刀，因此突袭队又称为大刀队。该役共歼敌千余人，此后双方僵持于喜峰口，日军一部转攻罗文峪，于是从第三十七师与第三十八师各抽调一团至罗文峪，归第二十九军暂编第二师（师长刘汝明）指挥，再度击退日军。
   不过当商震部在冷口为日军突破后，第二十九军为避免腹背受敌，遂向西南方向退却。由于在喜峰口与罗文峪等地的战功，第二十九军的高级军官共11人，在1935年7月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长城战役后，第二十九军返回山西，后将察哈尔省的抗日同盟军缴械，全军移驻察哈尔省，张自忠仍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驻宣化。
1934年张自忠率第二十九军营长以上军官至庐山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张自忠以第一名结训。
1935年6月，由于何梅协定，国民政府中央军退出河北省，于是日军默许下，第二十九军进驻平津。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张自忠任委员，兼察哈尔省省主席与第三十八师师长。
1936年6月改任天津市长，第38师亦移防天津。1937年3月，日军突邀宋哲元访日。
依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部辅佐官寺平忠辅的内部报告所示，是为“如何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的掌握，乃是北平特务机关应尽全力的任务。”为减轻日方压力，宋哲元遂命张自忠率团访日。从4月23日至5月29日，张自忠访问了东京、大阪、神户、奈良、名古屋等地，但日方则宣传为“代表团在日期间受到各方面热烈的招待，满载而归，每个人都满脸喜气，亲日气氛的造成已收到相当效果。”虽然张自忠发表声明称仅考察日本工业，但国内舆论并不相信，自始张自忠被视为亲日派，甚至是汉奸。
1937年的七七事变爆发后，张自忠与宋哲元均认为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但7月17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庐山发表谈话，已拒绝对日方做进一步的让步。7月25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中止对日军协商，同日日军发动攻击，28日第二十九军军部被日军攻破，佟麟阁副军长与赵登禹师长殉国。于是宋哲元决定将第二十九军撤到保定，将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北平市长都交由张自忠代理，以掩护第二十九军撤退。但这么一来，张自忠就成为众矢之的，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痛斥张自忠的文章，报界一度凡提及必称“张逆自忠”。待第二十九军撤出平津之后，张自忠从8月1日试图逃离北平，但一直到9月3日才成功抵达天津，10月10日才在秦德纯与张樾的陪同下，在南京市与蒋中正见面，之后张自忠以军政部中将部附的身份留在南京。中央政府于12月迁至武汉后，才发表张自忠为升任第五十九军军长[注 1]，编入第一战区战斗序列。

1939年3月，由于在京山一役击退日军，国民政府加张自忠为上将衔[注 2]，并颁四等宝鼎勋章。5月1日，日军第11军（军长冈村宁次）向襄河以东的随县与枣阳进攻。6日，襄河以东阵地为日军突破，张自忠率第五十九军渡河，击退日军后，在5月10日反而切断了日军的交通线，迫使日军撤退。该役之后定名为随枣会战。
12月12日，军事委员会发动冬季攻势，以第五与第九两个战区为主攻地区。张自忠指挥13个师攻击日军第13师团（师团长田中静壹），但由于日军已经掌握国军的计划，于是国军部队被迫进攻日军的既设阵地。双方在锺祥、长寿店缠斗三个星期后，在周碞的第75军支援之下，严重损失的日军才在2月下旬后撤。
1940年
由于日军冬季攻势损失严重，为消除第五战区威胁，遂调集6个师团，装甲与航空大队，向枣阳与宜昌一线进攻，拉开枣宜会战序幕。日军在各战场均无重要成就中，遂分兵两路冀图犯中国陪都重庆，一路攻襄河东西两岸，牵制国军南下，一路沿长江犯沙市宜昌，动员兵力10万以上。[2]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在锺祥京山断日军归路，以完成合剿兜抄之战略。
5月1日，日军第3师团（师团长山胁正隆）、第13师团（师团长田中静壹）、第15师团（师团长渡边右文）、与第39师团（师团长村上启作）对右翼兵团襄河以东各阵地发动攻击，以其会师于枣阳。5月3日，右翼兵团长寿店阵地被突破。之后，张自忠决定在5月7日率领第七十四师至河东以增援第三十八师与第一七九师。临行前张自忠写信给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内容是：
“仰之我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小兄张自忠手启五月六日于快活铺”
5月8日，日军第3师团与第13师团会师，第39师团占领枣阳。5月中旬，张率部渡过襄水，阻截由襄花路向枣阳集中之日军主力。[1]张与第三十八师与第一七九师取得联系。于是张自忠在5月11日亲率部队往北追击（此时张自忠所指挥的部队共第三十八师、第七十四师、第一七九师、第一八○师等，与骑兵第九师，共5个师番号，但战斗兵力仅2万人），以求截断日军退路。为避免此一结果，日军第13师团与第39师团便往南正面攻击张自忠部。5月13日，由于第一七九与第一八○师为日军所阻，因此张自忠命第三十八师为左纵队以接应第一七九师，他率第七十四师与骑九师4个团为右纵队，以接应第一八○师。日军以第39师团攻击右纵队。5月15日，第39师团将张自忠与第七十四师围于宜城南瓜店。  5月16日，张亲率第七十四师与日军在方家集激战。张部随身官兵仅2,000人，而日军步骑在4,000人以上，炮20余门，遂分左右向张部包围于南瓜店。国军伤亡殆尽，张在枪林弹雨中指挥，肩部已中弹，仍誓不退后，所有官兵均一致以最后生命，争持南瓜店阵地。未几张再中一弹，拟拔剑自刎，为属下阻止，张终声竭而殉国。 日军验明身份后，在陈家集征集一口棺木将他下葬。第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获报后率便衣队将遗体夺回，5月18日送回集团军司令部，以上将礼服重殓，经宜昌转送回重庆。张殉国后，国府明令褒扬特予国葬。追赠陆军二级上将。5月28日，灵柩抵达重庆，蒋中正率军事委员会高级将领与国民政府五院院长亲临致祭，蒋还抚棺痛哭。1940年7月7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张自忠，立张自忠墓位于重庆市梅花山麓。

索弄多杰

庞炳勋，字更陈，1879年10月25日(光绪五年九月十一日)出生在河北省新河县南阳庄村。

本为国民军孙岳旧部，冯玉祥部属，中原大战末期时因遭到东北军与北伐军夹击而倒戈投靠张学良，在投降前为了补充失去的兵力偷袭仍为友军的张自忠部队，造成日后两人关系不和。
在中原大战后，张学良将其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庞炳勋任军长，虽然号称一个军，但下属兵力只有一个40师，同时没有地盘，成为其西北军大老不相称的杂牌军级单位。在东北军失去领土后庞炳勋与旗下部队长期驻扎在河南。
抗战时亦响应国民政府开赴前线作战，在徐州会战时以一师之兵挡住了日军第5师团进攻临沂，并成功支撑到张自忠率领五十九军前来救援击退来犯日军，成为台儿庄战役胜利的基石。因徐州会战军功，庞炳勋升官为第三军团军团兼任第四十军军长兼任第三十九师师长。民国28年升任第24集团军总司令，民国29年兼任河北省主席、中央监察委员。
在河北省作战上主要是依靠敌后游击战为主，随着日军在华北的反游击、清剿扫荡下，24集团军在当地折兵损将。
1943年4月日军发动太行山战役扫荡当地的24集团军主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加上先前降日的旧部孙殿英的劝说于1943年5月投降日本，并于汪精卫政权中任暂编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一职，后任开封绥靖公署主任，然而其降日后仍有相当大的独立运作空间，任职之处成为重庆政府与南京政府的中介处，成为各方沟通的桥梁，因此国民政府在战后并未对其定罪。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庞炳勋因其军功与敌后维持与重庆政府的联系等原故，并未遭到政府清算，随即被蒋中正任命为先遣军司令负责受降事宜。
1946年，在国军第四十军遭解放军歼灭后，庞炳勋召集将其建立的汪伪四十军与四十军残部重新整编为师，“哭陵事件”被郭汝瑰陷害离职成为平民，流寓开封。
1949年随国民政府到台北，和孙连仲合开餐馆度日，1963年1月12日病逝，享年85岁

索弄多杰

采来父亲鲜血浸透过的土地上盛开的鲜花，张廉云告慰父亲.

索弄多杰

没有临沂，滕州阻击战，焉能有台儿庄大捷。

索弄多杰

刘震东(1893年—1938年2月22日)，字曦洲，山东沂水（沂南县张庄）人。东北讲武堂毕业。抗日爱国将领。少时入私塾读书。后因家贫辍学，随父攻雕花木工，兼习书法、绘画。后入沂水县衙做事。

   1938年2月18日于日军板垣师团从青岛登陆，分两路进攻欲占领临沂，直取徐州。在山东莒县城墙督战时，被日军击中头部，身亡殉国。后被追赠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