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访谈·抗战记忆]我的父亲抗日县长张问德

hahaha

[主持人]在您的记忆中，您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位父亲？

[张星轺]我的父亲张问德先生1880年8月6日出生于腾冲县南门街的宿儒之家，祖父张洪恩是一位很有学问的文人。他望子成龙心切，从1884年4岁开始，就在家里每日读《大学》、《中庸》、每天写印本数张，五岁起读《论语》、《孟子》等，十一岁外出就读，授业于四川杜子涛先生门下，与李根源是同桌同学，清末考上了秀才。 由于受到家庭教育文化的洗礼熏陶，奠定了他一生要堂堂正正地做人的信念。父亲去世时，我自己只有十三岁。在记忆中，父亲是一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长者，他对子女非常严格，把“贫者世之常”一直贯穿到每天的家庭生活、学习中。

您的父亲张问德老先生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父亲每天生活非常有规律，早上7点起床，打拳、锻炼身体、喝茶、看书、看报纸，然后就看书写字。中午饭以后不午睡，仍然看书。他没有别的爱好，一生酷爱读书，到晚上9点就休息了。他一般不同客人往来，也不喜外出去做客、参加宴会，一般请到他，送一点礼他回来了。父亲“热以文场，冷以官场”，长于诗书，不阿于权贵，不钻营趋附，清廉耿直。腾冲乡土沉沦，他临危授命，动员焦土抗战；腾冲光复，他功成身退。 父亲去世后遗留下的东西仅有几件：一是《偏安腾北抗战集》，详细记录了关于腾冲抗战的全部历史。此外就是《秋生草堂诗文录》和《讱庵格言》，成为人们考查那段历史的证明和作为后人行为世范的宝贵精神财富。 父亲一生无党无派，但是他一生始终坚持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是一位有气节的读书人。他在参加两广护国军的时候，响应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辅助农工”，就把一个20岁、一个19岁的两个孩子送到黄埔军校的四期、五期去读书了。黄埔四期这个儿子毕业以后就到井冈山去了，最后下落不明。父亲1957年去世时，留下的遗嘱只有四个字： “拒收礼金”。这是真实的。他知道会有很多人会来家里吊唁，就不准收任何人的礼金。当时德宏州政协成立了治丧委员会，但我父亲生前交代，不要惊动政府了，国家很困难，于是一切从简。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在军政官员弃城逃亡的时刻，为何您的父亲却能站出来，出任一个“县已不县”的县长？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

1942年5月，日军攻占滇西，还未到达龙陵、保山，当地军政长官已望风而逃，其中包括腾冲县长邱天培。200多名日本兵不发一枪一弹，占领了腾冲，人心慌乱，一盘散沙，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父亲张问德先生组织乡绅、民众，先转移物资，疏散人员，组织了临时县务委员会。后来龙云知晓情况后，就任命他当腾冲县县长，收拾这个残局。在那种情况下一无交通工具、二无粮草、三没有一分钱工资，只有蚊虫蛇来陪伴。邱天培逃跑时，把县政府大印也带走了，最后才把大印追回来，7月，为了保卫家乡、保卫祖国，他毅然就任“抗日县长”。

张问德老先生在主持腾北抗战的过程中，主要做了哪些事？

他毅然就任县长、宣誓就职后，恢复了《腾越日报》，组织民众来选举乡保长，组织生产，恢复了基础教育，举办了抗战军政训练班、民政训练班。随后，联络盈江土司、傣族游击组织、怒江土司，组建起三百人游击民团，来维持社会秩序，镇压汉奸、地痞流氓，这样使社会秩序得到稳定。 当时的县政府是流动的，进行的也是游击战。敌人来了我走，敌人走了我再回来，所以才有六次过怒江、八次翻高黎贡山的经历。但是到哪里，他都要扛起抗日这面大旗。他随时叫勤务兵背着国旗，不管政府搬到哪里，都首先要把国旗挂起来，挂起来就是说政府还在，祖国还在，体现抗战的决心。他将这面国旗视为自己的生命。他在国旗上还写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西江月》来激励士气：“倭寇霸我河山，杀人放火轮奸，誓与顽敌不共天，谁不怒发冲冠！我有雪耻志气，杀上高黎贡山，临死噬敌咬牙关，魂如日月经天！”由于父亲是真正的读书人，知道家国性命的道理，这也是他品格受到尊重的根本出发点。 1944年夏秋，日军从腾北败退前，将腾北所有粮库的粮食全部烧毁，远征军16万人的吃饭成了难题。此时，父亲动员上万民夫，越过高黎贡山，跨过怒江，到江对岸的保山运粮供应部队。从7月底起，在高黎贡山的古道上出现了一幕肩挑背扛的万人运粮图。

《答田岛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一封800多字的信函，成为震动全国的抗日檄文？

1943年8月底，占领腾冲的日军头目田岛寿嗣给我父亲写了一信，信中假惺惺表示他关心腾冲人民的“饥寒冻馁”，约请我父亲到县小西乡董官村董氏宗祠会谈，“共同解决双方民生之困难问题”。对于这份名为“关心”，实则诱降的来函。父亲当时一看，就觉得如果去了，那么就是你怵降于他的淫威；你不去，可以说你胆小怕事，你害怕他日寇。去与不去都是田岛向我父亲射出的一只毒箭，田岛写给我父亲的信，就是要涣散民众的抗日决心，他要占领腾冲，所以我父亲在这个情况下经过再三思考，他就统计了日本侵略腾冲时候所烧毁的房屋、抢走的物资、强奸的民女等等这些罪行，列举了准确数字，他就回了这一封信。 在回信中，我的父亲义正辞严，这就是后来广为传诵的《答田岛书》：“来书以腾冲人民痛苦为言，欲借会晤长谈而谋解除。苟我中国犹未遭受侵凌，且与日本能保持正常国交关系时，则余必将予以同情之考虑。然事态之演变，已使余将可予以同情考虑之基础扫除无余。诚如阁下来书所言，腾冲士循民良，风俗醇厚，实西南第一乐园，大足有为之乡。然自事态演变以来，腾冲人民死于枪刺之下、暴尸露骨于荒野者已逾二千人，房屋毁于兵火者已逾五万幢，骡马遗失达五千匹，谷物损失达百万石，财产被劫掠者近五十亿。遂使人民父失其子，妻失其夫，居则无以蔽风雨，行则无以图谋生活，啼饥号寒，坐以待毙；甚至为阁下及其同僚之所奴役，横被鞭笞；或已送往密支那将充当炮灰。”写好后，寄给了日寇驻腾冲行政班本部长田岛寿嗣。 这份大义凛然的书信寄出，为全国各大报纸刊载报道，引起很大轰动，父亲因此名震一时。国民政府军政部代表称他为“全国沦陷区500个县县长的人杰楷模，不愧为富有正气的读书人”还获得题赠“有气节之读书人也”的匾额。

singsongsun

像英雄致敬，没有他们的浴血奋战就没有我们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