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王爷大清还没亡 就在英国银行存了712.5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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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个王爷，大清还没亡，就把712.5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200多个亿）存进了英国银行，这笔巨款放在当时足以颠覆所有人的认知。




这位在英国银行存下巨款的王爷，正是晚清的铁帽子王奕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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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啃观音土填肚子时，铁帽子王的钱已漂洋过海，这不是个人贪腐，是晚清政权腐烂的活标本

奕劻凭啥能搂这么多钱，他不是靠军功或才干上位，而是摸透了慈禧的“用人逻辑”。

1884年慈禧罢黜恭亲王奕訢后，急需听话的宗室掌权，奕劻瞅准机会，每天给颐和园工程送名贵花木，还练出一手好字帮慈禧抄录佛经，硬是从“远支宗室”熬成铁帽子王，1903年更是坐上军机大臣的头把交椅，把控人事任免10年。

奕劻的“搂钱流水线”比朝廷户部还规范，庆亲王府大门外常年挂着“代办官缺”的暗牌，明码标价：道台一职需银1万两，知府5000两，知县2000两。

1908年盛宣怀想保住邮传部尚书职位，一次性送了30万两白银，相当于现在的6000万。更狠的是“批量打包”，1906年官制改革，他一次性卖出去10个道台职位，净赚10万两。

最嚣张的是1907年的“杨翠喜案”：天津巡警总办段芝贵花1200两买歌妓杨翠喜送给奕劻之子载振，再送10万两寿礼，直接换得黑龙江巡抚职位。

事情曝光后御史弹劾，奕劻竟让载振连夜退人，再授意查案大臣“查无实据”，反而把弹劾的御史革职，连报道此事的《京报》都被勒令停刊。

712.5万英镑的构成里，有笔“外交硬通货”常被忽略。1901年《辛丑条约》谈判，奕劻作为全权代表，私下接受各国公使的“回扣”：俄国承诺给他50万卢布，英国汇丰银行直接给他开了“无上限透支账户”。

条约签订后，他从赔款总额4.5亿两白银中，以“手续费”名义截留了200万两，这笔钱直接换成英镑存进汇丰。

这笔巨款的购买力，足以颠覆对晚清的认知。1905年北洋水师重建，一艘“致远”级巡洋舰造价约17万英镑，奕劻的钱能造42艘；当时北京一个四口之家一年生活费仅50两白银（约7英镑），这笔钱够10万户家庭吃100年。

更直观的对比是甲午赔款：1895年《马关条约》赔偿日本2.6亿两白银，折合3700多万英镑，奕劻的存款就占了其中五分之一，足够偿还当年对日本赔款的核心部分。

而同期清朝的国防预算每年才300万英镑，奕劻一个人的存款就顶两年多军费，可北洋水师重建时却连3艘主力舰的钱都凑不齐。

最讽刺的是，奕劻的贪腐还搞“国际化避险”。1900年庚子国变后，他亲眼看到八国联军抢光恭亲王府，就认定“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

从1902年开始，他通过英国公使朱尔典牵线，分23次将存款转移到汇丰银行，还特意办理“匿名信托”，就算清朝灭亡也能保住本金。他儿子载振更离谱，在伦敦买了3栋别墅，专门存放古董字画。

他一边卖官敛财，一边死死抱住慈禧和袁世凯两条大腿。1908年慈禧病重，他提前和袁世凯结盟，让北洋军控制京畿；溥仪继位后，他又以“顾命大臣”身份压制摄政王载沣，确保自己的敛财机器不停转。

面对言官弹劾，他更是手段狠辣：1910年御史江春霖上疏，直指奕劻“老奸窃位”，列举其党羽40余人盘踞要津的罪证，结果载沣竟以“信口雌黄”为由将江春霖降职。

连辜鸿铭都撰文感叹，这样的真御史竟遭打压，可见官场已无公理。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他还收了袁世凯300万两白银，劝隆裕太后退位，给自己换了“逊位功臣”的身份。

奕劻的存款背后，是晚清官场的“系统性塌方”。他不是孤例：军机大臣那桐在汇丰银行有300万英镑存款，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存款也有200万英镑。

这些人形成“利益共同体”，1909年载沣想查奕劻贪腐，却发现朝中一半官员都是他的“买官客户”，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官场上下烂透，就算没有武昌起义，清朝也撑不了几年。

对比同时期的日本明治维新，更能看出差距。1890年日本内阁大臣年薪约800日元（约0.12英镑），仅为奕劻月收入的千分之一。

日本通过“废藩置县”打击贵族腐败，而清朝却让奕劻这样的贪腐分子掌控大权。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军费靠全民捐款，而清朝的军费却被奕劻等人克扣，战败也就成了必然。

1912年清朝灭亡时，奕劻的存款已增值到800万英镑，他带着这笔钱隐居天津，1917年去世前，汇丰银行还给他寄来年度利息单，约合白银50万两。

而当年跟着他买官的官员，大多被民国政府清算，唯有他靠着“国际化存款”安享晚年。百姓骂他“庆氏公司，赚钱第一”，可他到死都认为自己“只是适应了时代”。

奕劻的712.5万英镑不是个人污点，是晚清制度崩溃的“量化指标”。当最高统治者默许腐败、当官场形成利益共同体、当权贵们都在为自己留“后路”时，政权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这笔漂洋过海的巨款，比任何史书都更直白地告诉后人：腐败亡国，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