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MBA两年亲历记：一场资本主义骗局

pengngychita

渡口真人KAMPF

笔者原籍四川，本科就读于华盛顿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修国际关系和政治科学。工作五年后重回校园，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获得MBA学位


序幕

在踏入商学院之前，官方宣传犹如一场堂皇仪式：这是“培养未来领袖”的摇篮，是世界精英云集之地，是用智慧与奉献名正言顺地“将世界变得更好”的神圣使命。我当时深信不疑，如同被赐予世间至高真理一般。

那时我在摩根士丹利打工，我身边的几位中国女同事被西方女权理论灌输得七荤八素，每日讨论的主题沦为两件事：

其一，“所有男人都是原罪”，替男人贴上“男蛆”标签；

其二，消磨于八卦、刷微博。

他们口中标榜的“尊重”与“仁爱”，却全然忽视我作为男性整日被赤裸裸的性别歧视所环绕，西方企业的意识形态布道和他们手下流水线螺丝钉们的郑重道貌耿耿不过是一幅幅遮盖人性大恶的假面具。

那段时间，我偶然看到一则新闻：贵州一名少女，父母早亡，独自打工养弟，因营养不良体重只有五十斤，最终凄惨辞世。我当时抑制不住情绪。那一刻暗自发誓：从这些整日叫骂的废物中脱身，进入最好的商学院，与全球声称的“未来领袖”一起，用能力与善意，为这个世界铺设真正的希望之路。

然而，等我踏入那传说中的商学殿堂，一切幻象迅速破灭。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彻底颠覆了我人生的所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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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与教学

本科在英美念大学时，经历的师生关系充满着类似中华传统意味的浓厚：教授们饱学历经、倾囊相授。除了传道授业，也塑造人格与品德。在伦敦时，曾带我的英国导师去唐人街吃火锅、畅饮夜谈；当我遭遇家庭困顿与人生起伏，老教授们亦不吝倾听我的境遇和感受，给予诚挚慰藉与激励——那些温暖时刻，至今铭记在心。

然而，当迈进商学院，立即撞入截然相反的幻境：在这里，一个个顶着“教授”头衔的并非学术大匠，而是华尔街和硅谷的中高层职业经理人。他们被聘来顶替教席，充其量支撑起一节90分钟专题研讨的能力，却被用来填补每周两次、每次三小时的教学空档。这种安排无异于对学生时间与每年九万美金学费的公然践踏。讲得无非是粗浅皮毛、空洞重复，既无深度，也不堪入耳。

低劣的教学质量不仅令人昏昏入睡，更具有结构性的危害。这些讲师往往背负着显明的意识形态议程。他们或有意、或无意，通过精心设计的课件与言语，施加系统性洗脑。在精英培养、未来领导者的幌子下，把商学院培育成华尔街及硅谷资本联合体的一颗颗合格螺丝钉。抛去一切为人的情感，而将毕生之使命为资本的持久运转和压榨机器而服务。

一个例子便可说明：某次课堂，一位硅谷中层印度裔管理者滔滔不绝地谈论英伟达，称其市值高达数万亿美元”，超越耐克、可口可乐等巨擘。他说得热情洋溢，仿佛这些财富与他同气相求。我忍不住提问：“请问，英伟达是芯片制造商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他们做芯片。”我当即指出这一事实性错误：英伟达根本没有制造能力，他们只是芯片设计商，真正制造流程全由台积电等厂商代工，其本质与建筑设计或时装设计工作室无异。这类荒谬至极的案例，竟是商学院从上至下的浅薄常态。

造神运动

攻读MBA期间，曾选修一门气候变化课程。该课程的讲师被校方大力宣传为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标杆，甚至在校内营造出近乎神化的舆论氛围。课前我一度以为，能从他那里获得对环境政策、能源转型，以及气候经济的系统性理解。事实却令人失望至极。这位教师本身只是有过能源行业的投资背景，其讲授内容既缺乏理论深度也欠缺结构逻辑，可谓空洞和无聊至极。更为荒谬的是，此人在课堂上将个人生活细节大加渲染，诸如“每日骑自行车上下班”之类微不足道的行为，被反复当作道德优越感的证明，就像中世纪的牧师像台下学生兼信徒布道，而恰好商学院存在着一个又一个完美的听众，既蠢又坏。这种表演式的环保姿态，不过是政治正确话语体系下的浮夸表征，缺乏对现实复杂性的认知，也无法对寻求真理者产生真正的启发。

我不禁反思：若环保理念的贯彻仅止于骑自行车这种象征性姿态，而对校园中资源的滥用、学生的通勤成本、城市的基础设施等结构性问题视而不见，那么这样的课堂究竟是在培养环保意识和探讨实践路径，还是在塑造一种廉价的道德自恋？

在这类现象背后，是商学院越来越普遍的造神机制。学校通过传播某些标签化人物形象，为其赋予某种时代先驱的光环，试图借此吸引资源、打造自身叙事。然而当我真正接触这些被神化的人物，往往看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内容空洞、修辞浮夸、认知单薄的符号工具人。这种文化氛围，非但不能推动学术进步，反而成为制度性媚俗的温床。

现任商学院院长彻底打破了我对高等教育治理人选的基本认知。这位来自希腊或葡萄牙，连英文都讲得磕磕绊绊，夹杂着浓重的口音，语言表达尚且不流畅，更遑论处理复杂的跨文化交流和产业协同。他的学术背景是统计学，而非管理、经济或国际事务。这放在一个标榜多学科融合精神的商学院中，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倒退。一个学统计学出身的人，不可能驾驭跨学科合作、无法理解政策与产业的互动逻辑，更不具备带领一个顶尖教育机构的能力。

这样一位资质平庸者的崛起，与当前华尔街推行的DEI（多元、公平、包容）政策密切相关。表面看似推动公平，实则往往变成身份政治配额游戏，其结果是以身份取代能力，以象征正义替代实质治理水平。

这位院长在各种所谓全球交流场合频繁亮相，访问中国、接待企业高管，但实质对行业发展、包括中国社会的理解几近于零。从他表现出的沟通能力和认知深度来看，这样的交流不过是鸡同鸭讲，一场场没有实际意义的面子工程罢了。他对行业没有真正的理解，对各国社会也缺乏起码文化感知能力。此类院长存在本身就是对西方高等教育的一个巨大讽刺。这类全球化表演显然无法达成真正的交流，最后只剩空洞的仪式感和自我感动。

在一门称谓“商业向善，改良社会”的课程中，本以为内容会从制度设计、市场机制、产业升级等角度切入，探讨企业如何在社会发展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出于自身在国际关系与政策研究上的背景，我对公共政策和宏观治理结构有着天然的兴趣。

然而现实令人愕然。整节课竟成了一场可笑的身份政治控诉舞台。课堂上，老师并未围绕商业策略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展开探讨，而是突然邀请几位身分不明，夹杂着洋泾浜英文的女学生上台，要求她们公开讲述自己作为女性在社会中所遭遇的臆想式的“压迫与不公”。言辞激烈，充满对男性的指责，课堂逐渐演变为一场以性别对立为主轴的情绪宣泄，而非知识探讨。

我在场听得心生困惑，每年缴纳九万美元的学费，竟是被强迫成为观众和指责对象，参加这样一场针对男性群体的猎巫式审判？更重要的是，这种拙劣的表演与现实世界的严酷毫无关系。这些人高喊“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口号，却从不面对最真实的社会图景。商学院坐落于纽约哈莱姆贫民区，仅仅一街区之内，尽是贫困、毒品、暴力的重灾区，而课堂上这些一丘之貉的教授和学生，满嘴社会关怀，仁义道德，不过是为自己谋利、博取身份政治资本，以及向华尔街和硅谷利益联合体的主子们俯首称臣的伎俩，既看不见眼前的贫穷，也走不出虚幻的象牙塔，触碰极端资本主义垄断给社会带来的真实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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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商学院的老师也不尽是如上述之流，即没有能力和水平，又唯利是图，缺乏传道授业，教书育人的基本责任感。有一位来自芝加哥的中年女老师，虔诚的天主教徒，传统美国人。对我们的学业要求非常严格，也总是认真观察并跟进每一位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状态。我时常想对她说，像你这样的老师，我个人非常尊重。然而，在整个商学院的大环境中，如此情操为凤毛麟角。诚然是真心实意为学生着想，也仍会有一部分人对此种付出丝毫无感，甚至是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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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多元背景融合带来的价值观紊乱

表面上，学校将来自不同教育和职业背景的学生放在同一体系中，宣称这种组合有助于激发更大的协同效应与跨界交流，听起来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思维结构与意识形态逻辑。他们之间不仅难以有效沟通，反而在强行并置之下更容易激发冲突。

有的学生来自国际关系和政治学专业，有的曾在军中服役，有的是前中小学教师，有的是画家或音乐人，还有的是传统金融、会计或统计背景出身。这样的人群强行置于同一教学环境，所呈现的不过是极其肤浅的交流与形式化互动，其本质极为短视及交易化。

这一结构性问题在课程设计中尤为突出。例如，会计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对那些曾有金融或会计背景的职场老油条而言不过是轻车熟路，甚至过于浅显；而对于一些原本出身于社会人文背景的学生，或来自部队退役的同学来说，由于缺乏基础知识，课程难以真正发挥启发与教育的功能。归根结底，这种大杂烩式的配置，不但未能激发个体潜力，反而掩盖、甚至抹杀了不同学生在其原生领域中本可发挥的独特优势。

从我个人角度看，那些来自会计、金融和统计专业背景的学生，并不具备真正的领袖潜质。他们适应商学院这种浅显、标准化、缺乏切实创新的学习结构，也表露出某种对复杂性与创造力的回避。他们不具备颠覆常规的能力，也缺乏作为领导者所需的气质与视野。他们的存在，只会加剧商学院趋向集体性平庸。

这种问题也同样体现在所谓种族裔多样性上。学校通过设置各种种族配额制度，对不同族群进行数量上的人为调配，尤其是对拉丁美洲裔学生的招收数量格外可观。就实际观察而言，这类学生的整体能力欠佳。他们最显著的社交活动便是组织饮酒派对，而在校内课堂上也常以西班牙语为群体交流的主要媒介，甚至在公共场合故意成群结队地用西语交谈，形成排外气氛。我从高中起便在美国求学，寄宿家庭是传统美国人，他们早在我十几岁时就教导过：在公共环境中使用他人听不懂的语言，是一种极其不礼貌的行为。

商学院对于此类行为非但不加引导，反而在制度上给予默许甚至鼓励。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很可能与美国深层政府及华尔街长期以来的后花园战略相关联。他们试图通过商学院这一渠道，将拉美地区的年轻人纳入其话语体系，通过教育包装与意识形态训练，培养出在本国政治与经济体系中能够被美国利益操控的代理人，进而达到长期掌控拉丁美洲的地缘和经济目标。

这样的生态，不仅在认知上制造割裂，在民族关系上亦呈现出一种扭曲的倾向，甚至演化为对本民族身份的全面打压和否定。

我们班有一位白人女同学，曾向我提起另一位中国女学生的事情。那位中国女学生在一次集体活动中因遇到些许不如意，便在现场情绪失控，喧闹、哭泣，引发整个场面失控。在场所有人不得不中断原本的交流，对她进行安抚。令人震惊的是，这位竟然在向白人女同学解释时说：大吵大闹的失态行为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听到这番言论深感羞辱与愤怒。这是对我国民族形象的恶意伤害。因此，我直接向那位白人女同学指出：这是你自己的国家，你不应容忍这种人在你的土地上撒野，更不能因为她口称“自己是中国人”，就为其失控行为背书。这是对文明和谐与交流的破坏。

然而，让我更感悲哀的是，这位白人女同学已经深受商学院所灌输的那套白左意识形态洗脑。在听完我的话后，她只是机械地回答：但我不想变得那么民族主义，我想更包容一些。

这种所谓的“包容”，本质上是一种对文化底线的放弃和对全球金融资本试图构建的无国界秩序的妥协。关怀他国文化、尊重外来者，并无可非议；但当包容被误解为对任何行为的不设限与不批判，甚至默认外来者可以不受约束地挑战本土规则与社会秩序时，它就已经不再是德行，而是懦弱，是对自身主权的背叛。

讽刺的是，这位白人女同学在展现对那位中国女同学的“包容”时，却在面对自己本国同胞时，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态度。据我所知，我们班上一位男同学曾对她表达好感，并计划了一次正式约会。这位男同学是地道的美国白人，曾服役于陆军特种部队，是柔道高手，外表高大英俊。在安排约会时，提前预定好高级餐厅，并为整晚行程做了周密规划。照理说，这样的绅士行为本应得到尊重。

但事后，这位白人女同学却公然嘲讽这位男同学处事认真的态度，称他的行为非常奇怪。这一反差耐人寻味：她可以无限宽容一个在公共场合撒泼打滚的外来者，却对自己同胞中一个真诚、体面的退伍军人冷嘲热讽。这种双重标准，恰恰体现了商学院所倡导那套“去民族化”意识形态对人心的深层腐蚀。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是一场人为叙事下的既定战略：商学院及其背后的华尔街产业链，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一种去民族、去国家、去文化边界的价值逻辑。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无根的世界”，一个没有民族认同、没有主权意识、没有文化忠诚的群体。这样一来，全球金融资本便可在无障碍、无国界、无代价的状态下渗透、操控，并彻底重构世界秩序。

美国作为这一战略的原始发动者，实际上也早已沦为被该系统控制的对象。从经济到政治，从社会到文化，再到传媒与教育，美国本土社会早已被这一整套体系如寄生虫般蚕食至中枢神经。而这一代年轻人，尤其是受过名校教育的所谓精英阶层，正在有意无意之间被有序塑造为这一体系的协作者、工具人，和话语掌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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