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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作为帝国主义全面危机期间的一种极端反动的社会政治思想,它无论在德、意,抑或是在日本,无不具有许多共性。对此,近年来我国学者已作过精深的研究,但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法西斯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又各有不同的特点。日本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亦如此.在诸多的不同中,尤应注意的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构成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呈现出复杂性。虽然日本法西斯主义学说和主张很多,但从法西斯主义所处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及其学说来划分,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即民间法西斯主义,军内法西斯主义,皇室和天皇制官僚集团的法西斯思想。本文拟对这三个组成部分逐一加以剖析。
一、民间法西斯主义
民间法西斯主义者不少,有较大影响者,主要有北一辉、大川周明、井上日召等人。而能够誉为“思想家”的,恐怕只有北一辉和大川周明了。
北一辉的思想发展是有一个转折过程的。他青年时代受过自由民权思想、基督教主义、尼采、托尔斯泰等人思想的影响,祟拜绝对自由,反对过近代天皇制,著有具有“左倾”思想的《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北一辉转变为法西斯主义思想家的标志,是为人们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圣典”的《国家改造法案大纲》的写作及出笼。
北一辉在《大纲》的绪言中明确指出:“今日大日本帝国面临内忧外患并至的、有史以来从未曾有过的函难”,呼吁全日本国民“确立改造大日本帝国之大本,定举国“无人非议的国论”,以全体国民大团结,始终奉仰天皇,迅速“完善国家改造的根基”。
《大纲》中的天皇观,与他早期的《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的天皇观相比较,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中,他强调天皇是“有特权的国家的一分子”,主权在国家,天皇只是国家的一个机关。可是在《大纲》中强调“天皇是国民的总代表,是国家之根本”说。为了明了“天皇是国家之根本”,应以“神武创业祖国、明治大帝之革命为准则”,改革官制,“罢免现时之枢密顾问及其他官吏,以广求天下能辅助天皇之器”,主张建立“国家改造议会”,而“国家改造议会不得讨论天皇宣布的国家改造之根本方针”。他还说:“只有日本天皇陛下才是期待的国民之妙修的信修”。正因为对“国家之根本”的天皇的“神格的信任”,北一辉把“国家改造”的希望寄托在天皇身上,提出“依靠天皇大权之发动,三年内停止实行宪法,解散两院,在全国颁布戒严令”.
北一辉的“国民的天皇”的概念,包含着天皇的绝对化和相对化的并存,但从他一再论及的“天皇是国家之根本”、是国民的“号令者”来看,依然是绝对化占主导地位,亦即是天皇的权威是绝对的”.因此他在《大纲》中提出的国家改造的步骤是这样的:先是“依靠天皇大权的发动”实施政变,然后立即排斥旧有的军阀、吏阀、财阀和党阀,“在戒严实施中通过普选,召集国家改造议会,协议改造”,进而建立“国家改造内阁”。
《大纲》把军人和中产阶级视为国家改造的基本力量。在他的思想深处,埋藏着唯有依靠军人才能实现国家履行的认识。正如他在《大纲》的注释中说过,军人具有爱国常识,“他们能够成为国民中最优的中坚力量”;“他们大多来自农民、工人,是国家健全的劳动阶级”;“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丝不紊的严格组织”,在实行国家改造时,保证了社会的稳定,是“日本独有的天赐组织”。
《大纲》用规定私有财产限度的办法,限制大财阀、大企业主和大地主利益,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北一辉认为,只有中间阶层的稳定才是国家改造的基本保障。
在对外政策方面,《大纲》特别强调日本的“开战之积极权利”。他说:战争是为了日本的积极发展,不仅仅是私利私欲的行为,而是促使其他民族的觉醒,驱逐占有者或侵略者的正义性而进行的“正义战争”。他说,“正义是利己与利己之间的划定”。违反这种划定的限线,在国内就表现为阶级斗争,国际间就表现为战争。所以“国际间的战争乃是改变不义的现状划定线,重新确认正义”。他还说:“英国是横跨世界的大富豪,俄国是北半球的大地主,在国际间处于无产者地位,占有散在岛屿的日本,有权利以正义之名,从他们垄断下夺取领土而开战的权利”¹。这里,北一辉把日本视为世界诸国中的“革命的’,’无产者”,因此,从“大富豪”的英国和“大地主”的俄国手中夺取领土也就被视为“正义”了。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革命的大帝国”,这个大帝国的范围,不但包括当时已成为日本殖民地的中国台湾、朝鲜,而且包括整个中国、印度、澳洲和俄国的远东西伯利亚地区,他所规划的“革命的大帝国”的领土,比中世纪企图称霸亚洲的丰臣秀吉的野心更大。
北一辉以他的《大纲》,博得了日本的民间和军内法西斯者的崇敬,被誉为“魔王”。
在日本民间法西斯主义者中,大川周明可以说是与北一辉相并的“思想家”。他虽然没有像北一辉的《大纲》那样的“理论”著作,却有于40年代初刊的《日本二千六百年史》、《美英侵略东亚史》两部历史著作,具体地反映了他的思想。他通过历史的比较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以及两者的“同一化”。他说“不论是否意识到,吾等即使作为国民总体,实际上却还是以个体的日本人,归属于日本历史的全体而立于此世”,“吾等永远是日本的生命的一个断面”。他还以花为例说:“试问在什么地方有非樱、非梅、非牡丹的花呢?花是作为一个理念而存在的。而这一理念必须作为樱、梅、菊等各自特殊的花开放之后,其花的理念才开始实现”,根据此理,推及日本,则“应该恢复纯粹的日本精神,在吾等的灵魂里确立日本”。大川所说的“日本精神”,就是“君民一体”,“古今一贯”。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日本与他国不同的特殊性是由天壤无穷的万世一系的“神救原理”确定的,所以日本的建国理念在其他国家是看不到的。大川在比较东西方文化之后指出,西方是正确地建立社会组织,通过其组织的力量,培育优秀的人品的,而东方的日本则首先使每一个个人具有优秀的人品,通过“优秀的个人”的结合,树立自己“优秀的社会”,他提倡两者的融合和统一旧本若将西方和东方的特征相融合,那么便成为建设统一东西文明的“世界文明”的“本然”。很明显,大川周明是通过历史的比较来畅述他的称翁世界的大日本主义的。他的目标是“世界维新”,“打倒欧美帝国列强,建设东亚新秩序。»。
大川周明在内政方面提出了“第二次维新”论。他是在1931年成立的右翼团体“全日本爱国者共同斗争协议会”的机关报《兴民新闻》创刊号上,撰文提出这一观点的。文章写道:
“明治维新是从介于天皇和国民之间的大小名手中,夺取土地与人民的统治权,建设官民一途、四民平等的国家的,内以发挥国体之本义;外以顺应世界之形势。然而在推翻德川幕府六十年的今日,日本国民要继承昔日的‘勤王’之心,而且为使彻底贯彻其志.尤须作为‘兴民’,志士而奋起。事实上,在君民一体的日本,‘君,是通过第一次维新才从武力压迫下解救出来,在国家中确立神圣尊严的地位的。然而,今日之‘民’因黄金之压迫而呻吟着。代替土地大名而起的是黄金大名,如蔽天盖日之乌云,在国民头上无情地飘来双去。因此,要从黄金的无理的压迫中解放国民,今日只有举君民一体之实,别无他途。寒不冬即修到枣的芋于水维新宁,应该打倒者乃是以黄金为中心势力的阀,以及产生此类阀的制度。应该兴盛的是恼于贫苦的多数国民·如此,竿丁水半新的标语辱‘勤手妙摹’,竿于冰维新的平聊标语廖最‘半尽过阀”,.
从这一段文章可以看出,大川周明认为当务之急在于解放贫苦中的国民,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唯一途径就是实施“君民一体”;斗争的对象是“黄金大名”为中心的“阀势力”;斗争的口号是“兴民讨阀”。在这里,他特别强调的是“第二次维新”乃是“第一次维新”的继承,因此,虽然文章一再提到重视“国民”,但实质上,他更尊重天皇的“神圣尊严的地位”。他的“国家改造”,实际上是建设以尊皇为中心的道义国家,通过“忠孝一致”,使国民超脱“自我,以达到拥护天皇,服从天皇
二、军内法西斯主义
军队内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完全接受民间法西斯主义(或将北一辉思想,或将大川周明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如“五一五政变”计划中所设想的军政府建立及对策,就是以北一辉的《大纲》为指导思想的。这次事件的策划者之一中村义雄,对此作过如下说明:“在断然采取非常手段后,应在戒严令下建立军政府,假其手肃清政党和财阀势力,作为过渡时期的对策,暂时参照北一辉之日本改造法案之旨趣,建立政治及经济机构,然后逐渐实现权藤成卿之自治主义之建设”。在三上一卓起草的政变檄文中,明确提出了恢复“建国精神”,“建设维新日本”等,也可见北一辉和大川周明思想的烙印;另一类是在吸收民间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提出自己的独特主张和思想。
在军内法西斯运动中,常常是上述两类人互相交错混杂,甚至共同策划政变的。如“二,二六事件”的核心层中,以矶部浅一为代表的尊奉北一辉思想的,他说:“日本之道义唯在于(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方案,此外则绝对没有”,“衡量革命家的尺度就是日本改造方案”,应当“不折不扣地实现日本改造方案大纲”。事变的另一核心人物村中孝次则持不同观点,他说:此次政变的目的“在于为实现昭和维新而宣明大义,欲开昭和维新之端绪”,而把“实行政变,宣布戒严令,建立军政府,断然实行昭和维新,实现北一辉所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完全是错误的”。
在某些方面提出独自主张的军内法西斯主义者的思想,若与北一辉的思想作比较,主要在两个方面观点是相异的,即
第一,天皇观的相异。北一辉主张“君民一体”,而军内一部分法西斯主义者则提出对天皇“尽忠至诚”。见习军官松浦迈曾写有《目前青年军官应走的道路》一文,其中写道:“我等之上,我等之家,我等之财,我等之生命,皆悉属于天皇”,“吾之一身者,唯献与天皇陛下”。大尉大岸赖好于1931年9月起草过一份《皇政维新法案大纲》,其中提出了“一切献给天皇一人,一切献给国家总动员”的口号。
第二,在农村和农民同盟军问题上的观点相异.北一辉提出的农村政策重点在于保护中产阶级,公开声言“地主与佃农的存在”是“神意”,而军内的一部分人则主张农村政策的重点应是广大小农,指出“日本应考虑小农法之国情,将其(指广大小农—引者注)转为自耕地之所有权,以采取土地民有制”。并提出发挥“村落自治体”的作用,大部分农耕地在村落自治体管理和组织下进行“合作耕种”。与此相关,他们还提出国家改造必须“脚踏实地”地宣传农民和组织农民,说“军队起事,应与农村暴动之席旗(指农民起义时打的草旗—引者注)相呼应”。这些军官所以特别关心农村,除了一些人出身于农村之外,还因为他们经常与“穿着圣衣军装的农民”—士兵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疾苦,知晓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们自称“了解农民内心者,唯独只有(我们)青年军官”,“至纯的农民阶层可以仰仗的,唯有我等军官、我等作为穿着军服的彼等之兄长,代表着彼等深刻之苦恼”。他们的思想与当时的农本主义者权藤成卿,桔孝三郎提出的“大地主义”、“兄弟主义”、“勤劳主义”相近似。因此,在军内法西斯恐怖活动和政变中,桔孝三郎为首的爱乡塾多次参与其事就不足为怪了。
军队上层的法西斯主义者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军部制定和发布的文件中。在诸多的文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件是1934年10月出版的《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一书。该书是以陆军省新闻班的名义发表的,实际上反映了军部的思想。因为,此书的编写首先是由陆军省
军事课政策班的池田纯久和矢次一夫提出,并以矢次为首的若干人草拟成《综合国策大纲》,呈送陆军省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有关军官对呈送稿作了进一步的讨论和修改,最后送军务局长和陆军相,经审阅获得了批准,并改名为《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该书的宗旨是
鼓吹战争万能,和建立战时统制体制。
主要内容有六:
第一,要求调动全社会的活力,全民确立“新的国防观念”。该书一开头就宣扬“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说“国防具有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活力作用”,国防国策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扬国家的全部活力,组织、运营国家及社会”。
第二,适应国防国策的需要,对国家结构进行调整,创立各种新的机构。
第三,对思想领域实行全面统制,使国民“对于建国理想、皇国使命具有坚定的信念”,“彻底发扬尽忠报国精神”,“养成舍己献身的崇高牺牲精神”,为此,必须“铲除国际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
第四,消除自由竞争,建立统制经济。
第五,加强复兴农村经济,以稳定农村,使广大来自农村的士兵无后顾之优。
第六,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发明,实施统制。
最早参与起草《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的矢次一夫曾叙及当时社会的思想状况说:“国家革新的主张可以说已在各界澎湃高涨,但(人们)对所谓革新究竟意味什么,似乎明白.其实都不清楚,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气可见.此书的编写和出版本身,就具有对社会舆论、思潮进行统制和指导的意义。可以说,这本书是自第一次大战以来“军队法西斯运动和军部趋向法西斯化的‘结晶”,,是“军部确定建立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的纲领’,。军部统制派就是根据此书一步步建立战时法西斯统制体制的。这本书的思想体系的完整性可以与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法案大纲》相比。在二·二六政变以后,唯一作为日本法西斯运动指导性纲领的,已不是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法案大纲》,而是军部的这本《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
1941年1月8日,陆相东条英机在陆军的年初阅兵式上发布了《战阵训》,指出“战阵是根据救命发挥皇军之精神”,每一个临战阵者,必须“深刻体察皇国使命,坚守皇军之道义”,树立“攻必取,战必胜”的信心,“宣扬皇国之威德于四海”,并强调皇军军纪的核心是“对大统帅陛下绝对顺从之祟高精神”。实质上是鼓吹军人对天皇的愚忠。
三、皇室和天皇制官僚集团的法西斯思想
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中,不少人往往偏重于对民间法西斯主义和军部法西斯主义的研究,而忽略在法西斯化的过程中,皇室和天皇制官僚集团的指导思想的法西斯主义化。
皇室的核心是裕仁天皇,他的思想的进退,不但影响皇室和政府官僚们,而且也直接影响军部法西斯主义。他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统帅。裕仁的思想最终法西斯化,其实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他自幼就是在军国主义教育环境中成长的。其8岁时,进人学习院初等科学习。当时明治天皇命令当时担任学习院院长的乃木希典陆军大将加强对这位皇孙的教育。乃木希典为其制订的教育方针有六项,其中重要的一项是“需要使其担当军务时,应注意指导”。裕仁12岁时成为皇太子,并成为陆海军少尉军官,1914年升人御学问所学习。该学问所的总裁是东乡平八郎元帅。担任裕仁的伦理学的教员是杉浦重刚,是一名“以儒教为本的皇室主义、政治主义、与外国竞争主义、世界第一主义和军国主义”者。在任教的7年中,杉浦给裕仁讲课二百余次,其授课中所涉及的有关国外的事例仅有30例,绝大部分是有关儒学和日本的事例。而儒学和日本的事例中,宪法只讲过一次,而《戊申诏书》却讲了4次,《军人救谕》5次,《教育救语》1次,可见其授课的倾向性。有的学者指出,“七年间,皇太子幼稚的头脑中接受的全是这些思想,他若不成为一个军国主义者才是不可思议的事”。实际上裕仁不仅从早到晚穿着军装,而且他的思想也确实是军人化了。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裕仁摄政始于1921年1月,即位是在1926年12月。其主政的时代正是日本法西斯日趋兴盛的时期。整个昭和时代,在内政、外交等方面,表面上裕仁天皇与军部意见和态度并不都是一致的,可是所有重大的决策,都是得到他的承认和批准的。在天皇制军国主义向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转变过程中,裕仁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皇室和天皇制官僚集团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国学以及《军人较谕》、《教育救语》和《明治宪法》。运用近代天皇制的基础理论,阐述法西斯时期的内政外交的基本国策,这就是皇室和天皇制官僚集团思想的理论特点。
天皇所发布的一系列有关国策的诏救,是研究法西斯主义时期皇室思想的最重要的文献。在这里由于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对战前昭和天皇的所有诏救作全面分析,现仅举以下诏救加以分析:
甲、1926年12月28日,昭和天皇践柞后,在朝见仪式上的救语(以下简称“诏书甲”,以此类推);
乙、1928年1月1。日举行即位典礼当日在紫哀殿发表的救语;
丙、1933年3月27日退出国联的诏书;
丁、1940年9月关于缔结日德意三国条约的诏书;
戊、1940年2600年纪元节诏书;
巳、19们年12月8日对英美宣战诏书。
上述六个诏书反映了皇室(天皇)的哪些基本的思想内容呢?
第一,皇权的神统性和天皇的现神性思想。“联惟遵我皇祖皇宗惟神之大道,经纶天业,肇万世不易之王基,传一系无穷之永柞,以逮肤躬。联赖祖宗之威,敬承大统,恭奉神器,兹行即位之礼”(《诏书乙》)。在这里,昭和天皇把自己的登基治世说成是“遵惟神之大道”,是“经纶天业”,“以治天职”。“继承万世一系之皇位,总揽帝国统治之大权”,是依据“祖宗之威灵”,“皇祖考之遗训”。这等于是说我裕仁就是现人神,就是正统天子。裕仁天皇将“神统”和“皇统”两顶神圣的桂冠戴在了自己的头上,以“神”和“皇”的双重形象出现在广大国民面前。
第二,提倡“仁恕”、“敬忠”,实现“君臣一本”思想。诏书中说,天皇继位若要能“建树旷世之大业,绍继皇考先朝之宏漠,恢弘中兴之巫绩,以宣皇风于宇内”,所依靠者有二,一是“祖宗之拥护”,二为“亿兆之翼戴”。尤其是在当时世态变化,思想混乱的背景下,实现“亿兆之翼戴”更为迫切,如何才能实现“亿兆之翼戴”呢?唯有弘扬“仁恕”和“敬忠”。在“仁恕之化洽下,相率兆民,敬忠之俗奉上,上下感孚,君民一体,此乃使我国体之精华,当与天地并存之所也”(《诏书乙》),“上以仁爱之化及下,下以忠厚之俗奉上,君臣一体”(诏书戊》)。“人心惟同,民风惟和”,“宣一视同仁之化,永敦四海同胞之谊,此乃联转念最切之所”(诏书甲》)。
第三,宣扬“以国为家”,“举国一体”思想。诏书指出,“以国为家”乃建国传统,“皇祖皇宗建国临民,以国为家,视民为子,列圣相承”(《诏书乙》)。国民在困难之时,“宜着眼国家大局,以图举国一体,共存共荣”(诏书甲》),“尔臣民宜骋思神武天皇之创业,使皇图宏远,念皇漠之雄深,和衷协力,日趋发挥国体之精华,以致克服时艰,以助国威昂扬”(诏书戊》)。
第四,宣扬对外侵略扩张是“皇祖皇训之大训”,以实现“万邦共荣”为己任的思想。诏书说:“宣扬大义于肆或,一宇坤舆,实乃皇祖皇宗之大训”(《诏书丁》),因此,裕仁把自己默认、嘉奖和批准发动对华战争,“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与德意签订三国条约,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皆视为遵守祖宗大训。为了使此说更“合理”,诏救又不断地鼓吹日本国体的优越性,说:“惟以皇祖考睿圣文武之资,恢弘天业,内敷文教,外耀武功,颁千载不磨之宪章,巩万邦无比之国体”(《诏书甲》)。基于祖宗之大训和国体优秀论,裕仁天皇把日本对外战争视为“正义”之举,说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扶持,是为了“铲除东亚之祸根,保护世界之和平”(《诏书丙》);说全面扩大对华战争是为了“砍断积年之祸根”,“得望东亚永久安定”,是“巩固日支提携,以举共荣之实”(《中国事变一周年之际颁布的救语》);说与德意缔结三国条约,目的是“惟使万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堵”(《诏书丁》);说日本对英美宣战是因为英美“搅乱东亚和平”,“助长东亚之祸乱”,“妨碍帝国之和平通商”,“严重威胁帝国之生存”。因此,宣战是“为自存自卫的撅起”,也是倚信国民的“忠诚勇武,恢弘祖宗之遗业,迅速荃除祸根,确立东亚永久之和平,以期保全帝国的光荣”(《诏书乙》),裕仁天皇把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描绘成一个赐福于日本人民、东亚人民,乃至万邦人民的救世主,用“和平”的口号掩饰了侵略大东亚的狰狞的法西斯面目。
如果说皇室的思想是通过天皇的诏救等体现的话,那么天皇制官僚集团的思想则是通过一系列镇压异端思想,对社会思想、文化进行严密统制的政府文件体现的。官僚集团的思想作为一种法西斯思想出现于历史舞台,应该说始自19:34年冈田启介内阁,而1935年进行的对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实行围剿和一与此同时开展的“国体明微运动”,则标志着官僚集团法西斯主义的形成。]935年前后,正当军部一步步扩大对外侵略战争的时候,以元老西园寺公望、内大臣牧野伸显、枢密院议长一木喜德郎为首的,主张对内维护立宪政治,反对军部法西斯的政治集团,成为内外政策法西斯化的阻力。因此,对军部法西斯主义者来说,铲除立宪政治,打击西园寺公望等人为首的政治集团,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而美浓部达吉的学说正是立宪政治和政党政治的理论根据。于是,法西斯势力便以美浓部的“天皇机关说”为突破口,对立宪政治及其主张者进行围剿。这一围剿,早在1933年便已开始了。当年,一位名叫蓑田胸喜的右翼分子,在《日本》杂志上发表了一封致斋藤实首相的公开信,首先挑起了对美浓部学说的政治围剿。1935年!月,蓑田胸喜等为首的“拥护国体联合会”,公开散布题为《美浓部达吉博士、末弘严太郎博士等扰乱国宪思想》的文书。2月,贵族院议员菊池武夫、井上清纯、三室贺敬光等人,在贵族院全体会议上攻击美浓部的学说是“叛逆思想”。当时,以菊他武夫为核心成立了“日本精神协会”,该会的顾问有荒木贞夫、加藤宽治、真崎甚三郎、末次信正、平沼骥一郎、松冈洋右等军部和内阁官僚法西斯分子、该会成立的《趣意书》公开声称“日本正面临毅然决然进行大转变的时机”,即“基于皇道日本精神,进行全面的改造、改革”。还说“为把内外多难的日本引导到新希望、新光明的世界,要宣扬皇道精神,首先应该恢复纯粹的日本精神”。由此不难看出菊池武夫等人所以反对“天皇机关说”的原因了。对于菊池等人的攻击,身为贵族院议员的美浓部进行了辨论,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学说。但是这场辩论并不单纯是美浓部的学术之争,实质上却是涉及到日本走什么道路的重大问题之争。1935年5月号的《经济往来》杂志上发表了藤泽亲雄的《日本精神的再评论与批判》一文,明确提出:“今日之急务,不止是指出、批判、排斥天皇机关说及与其同系统的其他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的非日本性,无疑应当在于确立建设的、学问的日本国家理论体系”。还说:美浓部博士及与其观点相同的学者的“研究方法的致命弱点,是在对待世界上最高贵的日本国家时,采用了西欧没落国家的原理,即近代自由主义理论。自由主义国家超越时空,背离人类的正确道路而陷人邪道,⋯⋯今日世界人类的根本问题是回到正确的道路”,鼓吹“天皇的日本,在精神上处于指导世界的地位”,“围绕复兴皇道的昭和维新,实际上具有世界文化史的意义’,。法西斯势力立脚于“精神上指导世界的地位”,对“天皇制机关说”的围攻,更加变本加厉。黑龙会的头山满和西田税等人发起成立了“扑灭机关说同盟”。在众议院,陆军少将、议员江藤源九郎指控美浓部犯了“不敬罪”。鉴于法西斯势力的压力,贵族院通过了关于“明微国体之本义”,刷新政教的决议。众议院也通过了“政府对与崇高无比的国体不相容的言说应当采取断然措施”的明微国体决议。美浓部在种种压力之下,辞去了贵族院议员等职,成为法西斯祭坛的牺牲品。
在议会围剿“天皇机关说”的过程中,政底于1935年8月和10月两次发表“国体明微声明”,并公布了《政府为国体明微采取对策概要》。这是官僚集团法西斯主义的最初的三个理论文件。8月的《声明》,声称日本国国体,在天孙降临时,天照大神的“御神救”就已明示了的,因此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的国家,是“与天地共存,以至无穷”的。《声明》还根据《明治宪法》颁布时的“上谕”和宪法第1条。强调大日本帝国的统治大权在于天皇,指责“天皇机关说”,“完全曲解了万邦无比的我国体之本议”;表明政府要为“国体明微”,发扬“国体之精华”而致力。10月15日发表的《国体明微问题再声明》,是在第一次《声明》的基础上,更加明确、坚定地表明了政府的法西斯立场。再声明说:“所谓天皇机关说,有悖神圣国体,严重曲解其本义,必须铲除之”,“政教及其他百般事项,皆要以万邦无比的我国体之本义为基本,显扬其真髓”。声言:“基于上述信念,政府再次阐明心意,以期使国家观念愈益明欲,为收其实效,倾注全力”。《政府为国体明微采取对策概要》着重对“宪法讲义”、“司法处分”、“关于彻底贯彻国体观念”等提出了具体对策措施,其中关于宪法讲义,《概要》规定:教科书中与“国体明微”不符的内容和资料禁止使用;法制科的宪法讲义,以讲授颁布《明治宪法》时的天皇的《告文救清》、《上谕》为基本内容;无论在文科,抑或在理科,特别应该进一步加深理解“国史的真髓”;禁止发行美浓部达吉的《宪法摄要》、《逐条宪法精义》、《日本宪法之基本主义》等书,不再出版田岛忍、森口繁治等学者所著的三十余种宪法和法学著作。在司法处分中规定,凡关于“天皇机关说”的新的出版物,要根据出版法采取取缔的方针。
1937年5月31日,文部省出版发行了《国体之本义》一书。这是系统地阐述官僚集团法西斯主义理论的著作。该书的《序言》中说,编纂《国体之本义》,目的在于“详肇国之由来,闽明其大精神,同时明示国体在国史中的显现,进而叙及现今之世,以促国民之自觉和努力”。《国体之本义》的核心思想有三:一是天皇的皇位是“唯一继承天照大神系统之皇位”,“皇位乃无上尊严之高位,永不动摇之国家根本原则,天皇是‘现实之神”,。二是日本的“万古不易之国体”乃是“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祖之神救永远统治的”;而“国体之精华”,在于“作为一大家族国家,亿兆一心奉戴圣旨,充分发挥忠孝之美德”。指出万世一系天皇的永远统治和亿兆以忠孝之德奉戴的国体,是日本国“永远不变之根本原则”,它不但“贯通于国史而彪炳生辉”,而且“将随国家之发展而弥坚,与天壤共无穷”。三是基于上述皇权的“神统性”、正统性和永久性,“政体法之原则”是“天皇亲政”,而不是西方的“君主立宪”。在“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下,祭祀、政治于根本上乃系一体”。宪法是天皇受祖宗授与之大权,“依其所想钦定”的,议会“是为翼赞天皇亲政而设置”的机构,等等。
由上述《国体之本义》的核心思想不难看出,官僚集团的思想实际上与皇室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自《国体之本义》出版之后,对国民的教育均以此为准则。新的国定教科书的修身课本,是以“讲授符合忠良的日本臣民的道德要旨”,“特别是明微国体观念”为基本方针编纂的。进人40年代以后,随着官僚集团与军部法西斯合流,“国体教育”也与军国主义教育合为一体。1938年制订了用"丫乡鱿一宇肇国精神”培养下一代的《关于国民学校要纲》。1939年在大学教学中,军事训练被列为必修课。《武道》被列为小学同年级男生的必修课。1941年,陆军省教育总监部发布了《对国民学校教科书的陆军要求事项》,特别强调“重视团体训练,崇尚纪律、协同,涵养服从精神”等。同年发表《臣民之道》的小册子,抑制国民的思想和信仰自由。
基于以上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构成的分析和叙述,拟可答出以下结论:即日本法西斯主义是由民间法西斯主义、军部法西斯主义、皇室和官僚集团的神统、皇统思想三个部分组成的.每一个组成部分中虽存在着多种主张和思想,但都有其自身的基本理论代表作。如民间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作有《国家改造法案大纲》、《日本二千六百年史》、《皇民自治本义》等;皇室·天皇官僚集团的代表作者有昭和天皇的诸诏、“国体明微”运动中发布的文件、《国之本义》等;军部法西斯主义代表作有《国家之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战阵训》等。三个组成部分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吸收、相互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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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1 18: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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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2 21:4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