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的覆灭

Frank

李玉刚作

（一）

                                      远东苏军总司令


对德胜利凯旋日，对日作战运筹时；
受命独身担大任，远东战事赖以之。

1945年4月27日，也就是当东普鲁士战役胜利结束后的第二天，华西列夫斯基就奉最高统帅部命令离开了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他知道，这次调离后等待他的将是更重大的使命，即由西线转赴东线，奔赴远东领导和指挥最高统帅拟议之中的未来对日作战。

2月17日，早在雅尔塔会议刚刚结束、他到斯大林那里去汇报工作、并被委派到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前线领导进军普鲁士的伟大战斗的时候，斯大林就曾告诉他说，在德国投降2—3个月后，苏联政府为承担反法西斯盟国的义务，将在远东地区展开大规模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作战行动，并建议派他前去领导和指挥这次意义重大的远东战事。当时，斯大林还指示他说，最好由他在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中挑选出若干个精锐的集团军，以便届时派赴远东战区，作为对日作战的苏军远东部队的尖刀。

“4月27日，我开始着手制定对日作战计划。”华西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到这时候，他才终于明白了当初他提出辞去总参谋长职务后为什么斯大林把他列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之一。显然，在最高统帅的心目中，他和朱可夫仍是最得信任和赏识的军事统帅，最高统帅仍是把他们俩人视作自己的左膀右臂一样。因为，当时朱可夫元帅已经被派赴到最重要的柏林方向去了，那么这个与之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远东方向便非他莫属了。

其实，早在雅尔塔三国首脑会议之前，斯大林就曾指示华西列夫斯基和他的第一副手安东诺夫，要求他们考虑究竟采用什么办法才能缩短即将进行的对日作战的准备时限问题，只是那时他还没有想到要派他去领导和指挥这次绝对重要的战事罢了。他当时只是认为，这不过是他作为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人的分内之事而已。

现在，对苏联决定参加对日作战问题略微作些追述和说明。

如果把事件的源头追溯到1904年前后在中国东北大地上演出的那场骇人听闻的日俄大战，也许有些读者会觉得离题太远了，或者会认为那些年代的事情对后来的事件并不具有什么重要的背景意义：因为那是帝俄时代的俄日争夺，沙俄也是奉行扩张主义的封建军事帝国；而1945年的事件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支援中国抗日或履行盟国反法西斯义务的举措。因此这些还是不搅在一起的好，等等。

但是，在这里有必要提醒或提示给大家：这是历史，是不但根本扯不断而且还紧密地缠绕、连结在一起的历史！此外，尤其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每一个民族或国家在处理各种国际事务中，都首先要参照并顾及过往的那些似乎已经沉睡了许久的历史及历史的联系；同样，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领袖人物都不会轻易地割断他们的历史脐带，或者是自觉的和有意识的，或者是不自觉的和下意识的。要知道，就像人的感情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要接受理智的驾驭一样，这种民族或国家间的历史情结也会冲破意识形态的束缚或阻滞。更何况，在许多时候还往往有着更为重要的国家或民族的实际利益在背后作着强大的驱动呢！

是的，这种解释确实有点儿抽象而且过于冗长，那么就说些具体而实际的吧。稍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宽大办公室的墙上，挂的既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列宁的肖像，而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些著名的统帅和将军们的巨幅肖像，如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等，甚至如我们已经介绍过的，许多著名战役和军功章也都是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的。当然，这倒不一定非要给予非议或厚非；但是，当斯大林在1945年2月雅尔塔密约中把掠取第三国——确切地说是中国——实际权益作为出兵对日作战的先决条件的时候，就不能不让我们和任何有正义感的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了。而且，这些问题如中东铁路、南库页岛、大连港国际化及租借旅顺作军事基地等，又都是经由1904年那场日俄战争的结果而引起来的。

可见，此役确为事之始因。

1904年春，为互相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权利，沙俄和日本两伙强盗在关东大地上展开了厮杀。日军先是在旅顺口、盖县、辽阳至奉天一线大败俄军，随后又在对马海峡打得前来增援的俄波罗的海舰队全军覆灭。战后，日本遂夺取原来在沙俄控制之下的旅顺海军基地，中东路沈阳至大连一段（即所谓的南满铁路）、南库页岛及其附近岛屿等势力范围。这样，沙俄苦心经营的中国南满地区特权全部被迫无偿地转让给了日本。老牌沙俄帝国的侵略扩张政策终于败在了新锐强盗的“大陆政策”之下。这使俄国人大为光火，心痛急煞。由此，两国旧怨新仇交织一处，深埋心底。

1917年11月，列宁的新生社会主义苏维埃俄国出现后，日本出于意识形态和远东利益等多种因素，带头参与并策划了1920年前后的14国联合外部武装干涉。其实，对日本来说，干涉布尔什维主义是借口，真实动机和利害是实施蓄谋积久的侵略。1918年，日本即出兵西伯利亚并占领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1920年又占领了整个库页岛。后因苏俄军民奋力苦斗，才彻底击败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活动，日军也被迫于1922年10月撤出所占领的大部地区，其中包括库页岛北部。这样，日苏之间在远东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实际利益又回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那样的基本状况。

此后，虽然1925年日本被迫承认苏联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但两国，尤其是日本却一直也没有放弃在远东地区与苏联的争夺。苏联政府也深感日本及其背后的美国是其在远东地区的实际威胁，遂于1929年8月下令成立特别远东军；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苏联政府又决定建立远东海军。这是因为，日本内阁自1927年就制定了“北进”的侵苏政策，其军部也狂妄叫嚣从北部击败苏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将其关东军司令部移至其傀儡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苏联政府为阻止日本“北进”，争取时间加强经济建设，扩充实力，遂于1931年底向日本建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结果，在时隔一年之后被日本以时机尚未成熟而拒绝。苏联遂感问题严重，乃于第二年5月加强了特别远东军实力及其防务。越二年，又改远东海军为太平洋舰队，增设外贝加尔军区。

1936年11月，日本勾结德国法西斯签订了“德日关于反共产国际协定”，同时还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秘密附属协定”。后者是一个旨在反苏的秘密军事协定，它规定：缔约一方受到苏联进攻或威胁时，另一方不得采取足以减轻苏联负担的一切措施；不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同苏联签订与本协定精神相违背的一切政治条约。至此，“东京—柏林”反苏反共轴心形成（次年意大利亦加入）。

1938年7月，日苏哈桑湖冲突爆发（即张鼓峰事件）。日军进攻被打退，苏军进入张鼓峰地区。此间，苏军总参谋部决定将特别远东军改为远东方面军，接着又把该方面军分成独立第1军和独立第2军。哈桑湖军事冲突期间，华西列夫斯基作为总参谋部战役训练处（作战部前身）处长，直接协助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参与了这一战斗的指挥及善后处理，并因此得到了苏共政治局的表彰。

1939年春夏际，蒙满边境诺门坎军事冲突爆发。实际上，这次冲突在背后是日苏间的再次军事冲突，关东军和苏军也都投入作战。结果，苏蒙联军大败日本关东军而宣告停战。

是年8月下旬，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第二年9月，德意日三国订立同盟条约。鉴于日趋紧张的苏德关系和日美关系，日苏两方都在打自己的算盘，结果于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亦订立中立条约。后者规定：“如果缔约国一方成为第三者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应保持中立。”换言之，假如发生苏德战争，日本须保持中立；如爆发日美战争，则苏联要保持中立。该条约有效期为5年。

然而，当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特别是德军势如破竹地越过苏联西部广大地区、并于7月间发起对莫斯科的大举进攻时，日本便准备北进攻击苏联了。7月初，日本政府拟定了《适应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该纲要规定，对北面的苏联“要秘密准备采取武力”。随后，7月7日和16日，军部两次下达了“关东军特别演习”（实际不是演习，而是进攻苏联的作战）动员令。经过这两次动员，苏联边境这侧的关东军总兵力已经达到了7o余万人。苏联政府对此极为紧张，驻日大使每隔10天就拜访日本外相松冈一次，质问日方是否准备遵守《日苏中立条约》。在第三次（7月13日）会见时，松冈干脆冷冷地说：“我认为，日苏中立条约不适用于目前进行的战争。”只是由于后来日本第二次近卫内阁解散，第三次近卫内阁新任外相丰田不主张急于攻苏，随后参谋本部也判断德军不能在年内攻下苏联首都并结束战争，最后才决定了“在本年内不对苏联使用武力”的新方针。

后来的事件表明，日本参谋本部的判断是正确的，德军不仅没能在冬季攻下莫斯科城，反而在那里惨遭大败，以至不得不把战线后退80—100公里。但是，当时苏军总参谋部和大本营却为此大大担心了好长时间。此间，在远东前线，远东方面军命令各部队在前沿大修筑垒工事，布置反坦克障碍物，拉铁丝网，敷设雷区；太平洋舰队加强巡逻和空中侦察，并在苏联海域苏维埃湾一符拉迪沃斯托克近海一波谢特湾附近敷设大量水雷；空军部队也进入了三级战备状态。（按常规，在一级战备中，飞行员须全天候地在驾驶舱内待命；在二级战备中，飞行员在机旁待命；在三级战备中，飞行员在指定地点待命）。在10月以前，苏方向远东前线增派了不少的兵力，只是此后得到准确情报后，斯大林才在莫斯科城下吃紧的时候，把善于冬季作战的远东军11个精锐师抽调到了西线战场去打击德军。然而即使如此，随后又向远东投放了比这个数目还要多的兵力，只不过这些都是未经更多训练的部队而已。

苏德战争的第二年，即1942年，当德军把春季攻势发展为夏季夺取斯大林格勒的大规模进攻时，日本参谋本部又一次制订了进攻苏联并夺取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作战方案。为此，日本军部决定设立关东军第1和第2方面军司令部、装甲兵司令部和第2军司令部。同上一次一样，后来由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遭到更加严重的失败；而苏军随后把战争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并由此开始大规模反击作战等因素，日本方面才不得不放弃了这次与德军夹攻苏联的打算。自此以后，虽然日军仍在远东前线留驻着关东军的主力部队，但再也没有敢提出进攻苏联的新计划。这是因为，一方面，日军在南太平洋战场连连遭到美英军队的打击，如中途岛战役、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等等。另一方面，苏军已在战场上转入了对德军的反攻，如库尔斯克大会战，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战役和右岸乌克兰战役中，德军已经连遭大败，几成节节败退、望风而逃之势。

到1943年11月，当苏、美、英三国首脑首次德黑兰会晤时，斯大林就已原则上同意了在击败德国后立即着手进行对日作战的准备。因为，一方面，斯大林已经高兴地看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终于答应了将在第二年春天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承诺；另一方面，这是为了承担盟国义务或者回应美英两国的积极行动，也是为了尽快地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彻底教训一下一直在威胁苏联的这个“小日本”。这时，斯大林认为他已经有这种能力了。当然这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一直在等着这个机会。

1944年9月，斯大林第一次向总参谋部下达指示，要求计算出在远东集结兵力所需时间，以及兵力配置、战役保障等各种资料和数据。随后在10月间与前去会晤的丘吉尔和艾登谈话时，他明确表示苏联可以在德国投降两三个月后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是，请美英两盟国在远东建立起足够2—3个月的燃料、粮食和运输工具的储备。丘吉尔和文登表示愿意承担该项义务。

到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举行的前夕，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宫接待了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后者想急于了解苏联政府在出兵对日作战问题上的立场，斯大林丝毫不加掩饰地对他说，现在日本非常惧怕苏联参战，而苏联再也不用过多地担心日本的挑衅或进攻了。为此，他给美国大使举了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他说，在不久前东京举行的一次官方招待会上，日军总参谋长杉山曾向一位苏联代表建议说，日本方面很想与苏联首脑举行会晤。杉山说，德国人并不在日本人眼里，日本同德国的条约不过是一纸空文。“但我根本不想见杉山，所以没有给他以任何答复。日本这一作法表明了他们对未来的恐惧，其恐惧已深重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日本的一个高级军官竟然在这样微妙的事情上向一名普通的苏联代表进行试探。”

关于第二个例子，斯大林对哈里曼说：“日本立场改变的另一个证明还反映在，日本人现在已经同意了我们提出的把萨哈林岛（即库页岛）北部开采石油和煤炭的租让权卖给苏联。早在1941年4月我们就谈起过这笔交易，当时还打算在同年10月办妥一切手续。但是后来日本人把此事拖延了两年多，现在他们突然愿意实现那份原有的协议了。这是东京的忐忑不安的另一个迹象。”

在雅尔塔三国首脑会议上，斯大林在礼貌的外表下向罗斯福和丘吉尔强硬地提出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不可动摇的条件。在2月11日签订的那份秘密文件(史称“雅尔塔密约”)上明白地写着：

……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2—3个月后，苏联将参
加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是：
1．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2．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
的各项权利，即
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毗连岛屿归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
益，恢复租界旅）烦港为苏联海军基地；
丙．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
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
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姑且先不去说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所开具的上述条件及其所持立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同为反法西斯盟国的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也不用去说斯大林如何地不喜欢蒋介石这个人；人们首先就会向，斯大林为什么能这样强硬地提出问题呢？一向多谋的罗斯福和狡黠的丘吉尔何以能答应苏联的这些要求呢？

原来，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之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就对日战事提出了一份相当悲观的估计和设想。按照那些富有经验的高级军官们的估计，德国投降后至少还需要有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最终战胜日本，而为此美军至少要付出100万以上官兵死亡的巨大代价。他们认为，最早在1945—1946年冬才能攻占日本列岛；如若欧战延长的话，那么这个进攻只得推迟到1946年较晚的时候。麦克阿瑟将军曾说：“通过东京平原攻占日本的工业心脏地区，将会是一场极其激烈的战斗。”当时美英两国的许多政治家和军人甚至预测说，恐怕在1947年或1948年前不能最终彻底地战胜日本。既然如此，则不论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他们都希望由苏联人来承担这一牺牲，哪怕这样做确实对他们在远东的未来利益有着不小的妨碍甚至威胁。他们的心理至少有两点：一是两害相衡取其轻；二是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自然，罗斯福和丘吉尔也不是傻瓜。当斯大林提出上述条件时，他们总是态度模棱两可，甚至以中国政府和蒋介石不会同意为理由企图变相拒绝。无奈斯大林心中早已吃了秤砣，他铁了心要取得这些条件，否则便不准备出兵参战。当然外交辞令不是这么说的。

关于蒋介石和中国政府的态度问题，斯大林说，他也不反对关于协议内容应该得到中国的确认，但现在不必急于通知中国人。他只是希望把这些作为会议正式文件写下来并得到总统和首相的赞同，至于什么时候通知中国人，他相信罗斯福会有他认为可行又稳妥的办法的。此外，为了平衡蒋介石的心理，在对待中国内部国共两党关系上，斯大林也接受了罗斯福的建议，同意在最近与蒋介石签订一个正式的条约，以示对他的政府的支持，而并不支持与他有着共同信仰的毛泽东和共产党人。

关于美英并不情愿放弃的那份在远东的利益，以及罗斯福提出的把大连等地实行国际共管而不是苏联一家独占等问题，斯大林干脆不加考虑，他只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解释说：如果不接受他提出的那些条件，那么苏联人民将难于理解为什么苏联要对日作战。德国威胁着苏联自身的生存，因而苏联人对于同德国作战的意义有很清楚的认识，但是他们不会懂得为什么要去攻打日本。不过，如果能接受他提出的那些政治条件，这件事就可以较为容易地用涉及国家利益的理由，向苏联人民和最高苏维埃进行解释了。

就这样，斯大林的“理由”充分，罗斯福和丘吉尔也表示“理解”。只有中国不能“理解”，也没有“理由”来做这样的“理解”。可遗憾的是当时中国方面还并不知情，即使后来中国方面知道了此事，也太晚了。就这样，在反法西斯盟国中间，确切地说是在美英苏三国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也演出了这种牺牲弱国利益以维持大国间平衡的悲剧。实际上，这也是一幕丑剧。

当然，中国人民和当时的中国政府，尤其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没有否认过这样的事实，这就是：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及其一举消灭日本关东军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它加速了中国人民打败日寇并驱逐其势力出中国的伟大进程。不仅如此，中国人民对苏军的英勇作战还给予了热烈的欢迎和积极协助。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包括今天也都一直对此给予极高的评价。同样，对美英等盟国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援助和支持，也非常感谢。但是，这不等于中国方面对美英苏各大国拿中国的主权作交易是认可并同意的。功是功，过是过，功过自当分明。

如果说，美国和英国等对于牺牲小国利益来换取它们的平衡或实际利益已经是轻车熟路、志于此道的话，那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作为自诩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斯大林来说，则无论如何，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为此，当1949年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当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并拜会斯，大林的时候，后者也感到相当难堪，并为他过去对中国革命一系列指手划脚的错误作了道歉；而且，抗日战争胜利之际苏联从中国得去的那些特殊权益也通过条约形式归还给了中国。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但是，在当时，斯大林所更多考虑的确实是怎样才能迅速打败与苏联有着无数旧怨新仇的日本，怎样才能在对日出兵作战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和利益。他确实很少或干脆就没有顾及这样做会不会损害同是反法西斯盟国之一的中国利益和主权；或者，在他看来，苏联既然出兵参战了，那么就不能什么报偿也得不到。也许，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是太实际或过于贪心了，也许是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对他和他的政府用他们自诩的标准来要求和衡量？对此，只有天知道。

当时，斯大林是太想狠狠地教训一下日本了。也许，从1904年日俄战争以来那一幕幕历史过深地刺激了他的民族根性，他要彻底地来一次总报复。他决心要让日本比当年俄国人败得更惨重，他要夺回当年日本人在他的前辈手里夺去的那些东西，甚至比那些还要多……

日本政府和军界也明显地感到了这一切。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不久，日本参谋本部就获得了苏军将在战胜德国3个月后即对日宣战的情报。但是，狂妄好战的日本军部认为，苏联的对日宣战和出兵时间应该大有疑问。他们觉得苏军的进攻不会那么快，准备工作也不会在那么早就完成。他们甚至判断认为，苏军一定要等到日军“瓜熟蒂落、不堪一击”的时候才会真正出兵作战。可是，他们没想到，形势发展得太快了，那绝好的“瓜熟蒂落”的时机恰好在德国投降3个月后就到来了。此外，日本方面的史料还说，此时日本军部并不知道雅尔塔会议期间还有那样一个关系到中国主权问题的密约，这只是在战后他们才知道的。根据莫斯科1952年出版的《关于结束战争的历史文件》的披露，还在苏联没有作好最后出兵作战的准备时，曾经一度帮助日本与美国进行和平试探的艾伦·杜勒斯就已经在私下里把该项秘密告诉了日本方面。

1945年4月5日，当朱可夫正领导西线苏军展开总攻柏林的激烈战斗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把苏联政府不准备延长《日苏中立条约》的决定当面通知了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在阐述这样做的理由时，莫洛托夫毫不客气地说：“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援助自己的法西斯盟友德国的对苏战争，同时也已同苏联的盟国英国和美国处于交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认为《日苏中立条约》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因此完全没有再让它继续存在的理由了。”按规定，该条约有效期为5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任何缔约国一方不宣告废除的话，它将继续延长5年。

现在，恰好是第4年。日本人气得直咬牙根：怎么赶得这么巧呢？至此，他们应该明白，这是苏联方面准备参加对日作战的一个明显步骤，同时也是向他们发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信号。

但是，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对此并没有特别在意，它仍然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眼前的时局。于是，日本国内在“无论如何也要胜利”的口号下，仍然煽动战争的歇斯底里。铃木首相甚至以政府的名义宣称：“我们将毫不退让地继续前进，并以胜利最终结束战争。”

自然，日本政府也没有愚蠢到真的相信苏联。它一方面表面上向苏联款送风情，甚至不断派出所谓“亲苏派”官员赴苏；而另一方面，它也深知日苏战争终不可免，因之在不断地做着各种战争准备工作。当然，这时与以前所不同的是，由准备入侵苏联改变成了防范苏联对它的“入侵”。日军军部认为，苏军将首先在中国东北地区和北朝鲜发动进攻。在4月间，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向各战区和非战区军以上司令部下达了一份绝密军事文件，即《苏联东部地区苏军后勤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截至1944年底以前日方掌握到的苏联远东地区的各种经济和军事情报的总汇，它包括苏联在该地区的人口统计、经济实力（主要是石油、煤和钢材）、军事工业、西伯利亚铁路运输能力（包括平时和战时）等计算和分析，最后还对苏联出兵作战可能使用的最大兵力及其粮食、弹药、燃料等补给量做了估计和判断。报告认为，苏军可能投入的最大作战兵力为55—60个步兵师，这是指在单靠西伯利亚铁路运输情况下的算法；倘按理论上的计算，他认为最多可以达到80个师左右。

此后，日本便逐步加强其关东军的实力，并下令所有在满洲的退役军人重新入伍服役，以扩充其对苏联的防务。同样，从1945年4月份以后，苏联也开始把大量的西线兵力，特别是那些具有在冬季条件下和森林、山地作战经验的部队，逐步地运送到远东前线……

当4月底华西列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大本营受命的时候，苏军最高统帅部和苏联政府国防委员会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据他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此间先后调到远东地区的作战部队计有4个集团军：柳德尼科夫上将指挥的第39集团军、克雷洛夫上将指挥的第5集团军、克拉夫钦科坦克兵上将指挥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马纳加罗夫上将指挥的第53集团军。其中，第39和第5集团军是直接从东普鲁士战场上调过来的，这是早在2月间华西列夫斯基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精神而特别挑选出来的两支精锐部队。

此间，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还专门为远东苏军选派了一大批富有指挥经验的军事统帅和高级军事首长。这项工作是在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的亲自把关下完成的。当时，他们认为，在不打乱远东现存苏军组织的情况下，为加强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方面军和滨海集群，必须给他们派去更多的在西线作战中受过锻炼、而最好又在远东眼过役的人员。自然，他们还必须具有统帅经验和高超的指挥才能。

远东方面军司令员的人选没有改变，仍是普尔卡耶夫上将。他是华西列夫斯基的挚友，早在苏德战争爆发前，他们两人就熟识了。此人干练果决，富于思考，具有在森林地带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战前，该氏曾经出任莫斯科军区代理参谋长、白俄罗斯军区参谋长。卫国战争初期，先是担任西南方面军参谋长，1942年担任西北方面军下属的一个集团军司令，后因战功卓著而晋升上将，并被任命为加里宁方面军司令。1943年4月，接替阿帕那先科大将出任远东方面军司令一职。原来，是准备派他来这里为后者充当副手的，但阿帕那先科在被调到沃罗涅日方面军锻炼期间，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牺牲了。这样，普尔卡耶夫就再不用等候阿帕那先科回来了。自此，他便扎根在远东地区。

关于滨海集群的司令员人选，斯大林决定干脆把原卡累利阿方面军司令部的全班人马搬到这里来，并任命麦列茨科夫元帅出任该集群司令。斯大林曾对华西列夫斯基说：“我相信，这个机灵的雅罗斯拉夫人一定有办法打败日本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森林地区作战了，他更有对付强大筑垒敌人的经验。”华西列夫斯基对麦列茨科夫印象极好，他知道后者的身世和经历，特别是卫国战争期间，麦列茨科夫一直在西北部战线的各方面军中转战，独挡一面，卓尔不凡。尤其是，他具有森林战、山地战和攻坚战等多方面的实战经验和指挥才能。该氏升任苏联元帅较晚，但战前就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的殊荣。

至于最重要的对日作战方向——后贝加尔方面军的人选，华西列夫斯基提议最好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来担任。他还向斯大林推荐说，马利诺夫斯基的参谋长，应该非扎哈罗夫大将而莫属。斯大林对这两个人选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他知道，华西列夫斯基与他们俩人共事时间颇久，应是最了解他们的人了。而且，他还记得，华西列夫斯基很早的时候就多次报告说，马利诺夫斯基是一个声望极高的军事统帅人物，他最富机动作战的经验，治军有方，更有善于深思、当机立断的美名。一般说来，凡是由马利诺夫斯基向大本营或总参谋部提出的报告或建议，多数都是合理的和正确的。

此后，华西列夫斯基经与总参谋部商量，最后请准斯大林同意，又向后贝加尔方面军和滨海集群派去了一批有卓越战功和丰富指挥经验的集团军首长。如，普利耶夫上将、巴甫洛夫斯基中将和卢钦斯基中将，此3人被派往后贝加尔方面军；又如别洛博罗多夫上将、奇斯佳科夫上将和扎赫瓦塔耶夫中将，此3人被派到了滨海集群。

这样，远东苏军各方面军的主要人选都解决了。当时的部署和编成如下：

满洲西部边境的是后贝加尔方面军，方面军司令为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军事委员会委员为捷夫钦科夫中将，参谋长为扎哈罗夫大将。下辖各集团军为：

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司令为克拉夫钦科坦克兵上将；
第39集团军，司令为柳德尼科夫上将；
第17集团军，司令为达尼洛夫中将；
第53集团军，司令为马纳加罗夫上将；
第36集团军，司令为卢钦斯基中将；
苏蒙混合骑兵机械化集群，司令为普利耶夫上将；
空军第12集团军，司令为胡佳科夫空军元帅。

满洲东北部的是远东方面军（后改为远东第2方面军），方面军司令为普利卡耶夫大将，军事委员会委员是列昂诺夫中将，参谋长是舍夫钦科中将。下辖各集团军部队为：

第15集团军，司令为马莫诺夫中将；
第2集团军，司令为捷列欣坦克兵中将；
第16集团军，司令为切列米索夫中将；
堪察加防区，司令为格涅齐科少将；
空军第10集团军，司令为日加列夫空军上将。

部署在满洲东部边境的是滨海集群（后改称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为麦列茨科夫元帅，军事委员会委员是什蒂科夫上将，参谋长是克鲁季科夫中将。下辖集团军为：

第1集团军，司令为别洛博罗多夫上将；
第5集团军，司令为克雷洛夫上将；
第25集团军，司令为奇斯佳科夫上将；
第35集团军，司令为扎赫瓦塔耶夫中将；
机械化第10军，司令为瓦西里耶夫坦克兵中将；
空军第9集团军，司令为索科洛夫空军上将。

此外，参加远东苏军对日作战的还有尤马舍夫海军上将指挥的太平洋舰队和安东诺夫海军少将指挥的阿穆尔河区舰队（亦称小太平洋舰队）。这两支舰队也受华西列夫斯基的苏联远东军总指挥部节制和指挥。

关于华西列夫斯基担任总司令的远东军司令部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华西列夫斯基的远东军总司令一职的正式任命命令是1945年7月30日才正式下达的，但这纯粹是出于当时对日作战准备的严格保密的技术需要。按斯大林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指示，在1945年8月3日之前，华西列夫斯基的总司令部一直被称为“瓦西里耶夫上将作战组”。当时，华西列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和麦列茨科夫3位元帅都奉命取下了元帅肩章，以普通上将的身份秘密进入远东地区的。而且3人也都改用了化名，华西列夫斯基改为瓦西里耶夫上将，马利诺夫斯基改为莫罗佐夫上将，麦列茨科夫改为马克西莫夫上将。所有的作战命令和报告都必须以此统称，而且，军师两级首长及其以下的军官都不知道此事。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知道这次对日作战的总指挥官和方面军首长到底是谁。

关于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部的设立，最初只有斯大林、安东诺夫和华西列夫斯基3人知道，稍后斯大林只告诉了在西线的朱可夫，因为他是副最高统帅。实际上，从4月底到8月初，华西列夫斯基一直是以远东军总司令的身份在领导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但多数人并不知道此事，只是知道有一个“瓦西里耶夫上将作战组”、因为，在此间的一切公开场合，华西列夫斯基都是以副国防人民委员，大本营成员兼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的身份出现的。包括6月24日的大型胜利阅兵活动，华西列夫斯基也是以后面的职务领头出现在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千人混成方阵前面的。

在1945年4月底和5月初的几次谈话中，斯大林对华西列夫斯基一直强调，这次对日作战与在西线的对德作战完全不同，因此大本营代表制度不适合远东战场的实际需要，他提出成立一个由华西列夫斯基负总责的远东苏军总指挥部或司令部，后来干脆就说任命华西列夫斯基为苏联远东军总司令。他征求华西列夫斯基本人的意见，华西列夫斯基表示说，他完全同意最高统帅的安排。他和朱可夫经常与斯大林打交道，发觉最高统帅有一个特点，或者说是习惯：每当他已经决定了一件事情后，便喜欢把这种意见说出来并征求当事人或在场的人的意见，而最后由别人说出“是应该这样”，或“我表示同意”之类的话。

当时，在阐述这一任命的职责权限时，斯大林破天荒地给予了华西列夫斯基以远远超出以往大本营代表那样的权限。他说：“在这个岗位上，您拥有完全的决断权和指挥权，您甚至可以把您的司令部当成最高统帅部的一个派出机构。当然，我也希望您经常不断地与我保持联系。”

之所以有这样考虑和做法，主要是因为远东战场将处于与苏联中心地区十分遥远的位置，如果坐飞机从莫斯科到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只空中飞行时间累计起来就须近30个小时。此外，远东地区幅员辽阔，地形极为复杂，参战的兵力和兵器都与以往有很大不同。这就要求对这些问题必须当机立断，全权解决，以免因过多的请示报告而耽搁战机。再有，这次作战将与在西线作战采取完全不同的办法，它要求彼此远相隔离的各方面军和海上舰队，必须同时在3个方向开展向心突击以分头消灭敌军。而在西部战场上，过去多是几个方面军彼此衔接地平行向敌人展开攻势，因此互相呼应和照顾十分方便，指挥起来也相对顺手得多。这就要求要有一个非常强有力而且熟练的指挥机构来组织和保持各方面军紧密的协同动作，否则，远东整个战局就会出现乱子，或者顾此失彼，或者各自为政，等等。

为此，在远东军司令部的组成人选外，斯大林还特别给华西列夫斯基派去了一批各方面的助手。他们分别是：苏军空军总司令诺维科夫空军主帅、通信兵副主帅普采尔采夫通信兵上将、炮兵副司令奇斯佳科夫炮兵元帅、后勤部副部长维诺格拉多夫上将、工程兵副总司令纳扎罗夫上将以及以缅泽林采夫少将率领的一个总参谋部工作小组，其成员全是在远东地区工作过的，或是这方面的专家。

后来，华西列夫斯基曾经就此写道：“在我看来，成立远东军总指挥部作为对军队实行战略领导的机关，是正确的。有了这样一个机关，就能有效地执行最高统帅部的指示，就能估计战役战略形势和军事政治形势的一切变化，并对这些变化作出及时的反应，也能就地给各方面军以必要的帮助……”

Frank

（二）

                                对日作战费运筹

调兵遣将苦思谋，对日作战费运筹；
秘赴远东设大帐，只待东风吹“满洲”。

一般人们都把1945年8月开始的苏联对日作战称为远东战役。同以往很不相同的是，斯大林或总参谋部都没有给这次重大的战役行动正式命名，也没有给它确定一个什么代号之类的称呼。

这次战役的直接战略目的是，通过三路大军从满蒙边境、北部中苏边境及北朝鲜方向的相向突击，彻底摧毁驻扎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主力，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中国东北广大地区及北朝鲜，加速东方法西斯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败亡。基于此点，当华西列夫斯基与总参谋部在制定此次对日作战计划的时候，特别着重考虑和分析了日本关东军各部队的兵力兵器、作战能力以及具体部署等一系列问题。

需要事先说明的是，当华西列夫斯基全身心投入对日作战计划的制定之前，总参谋部和大本营已经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对整个远东战局的形势作出了初步的估计。当时曾认为，当日本在确信希特勒德国必然失败之后，很可能仍不放弃其进攻苏联的计划。一方面，日本出于救援它的法西斯德国盟友，可能在东方采取积极行动而推迟前者的迅速败亡。另一方面，日本关东军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在整个苏联国境线上都一直配置有重兵。日本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基地距苏联国土也很近，这也使得它很容易对苏联的重要目标和远东部队实施突击进攻。这样，最初的远东作战计划仍是以防御为主的。在4月底甚至5月中旬以前，最高统帅部给远东各部队下达的都是防御命令。后来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及大量部队的东调，总参谋部才向大本营提出了改防御为进攻的新的远东作战方针。

当时，山田乙三大将领导的日本关东军仍是一支实力雄厚、攻击能力强大的作战部队。不论在部队装备还是战斗素养方面，它一直是日军中最强的。截至1945年8月上旬以前，它总共拥有作战兵力近100万人。其编成内计有第1和第3方面军、独立第4集团军、空军第2集团军和松花江区舰队，后来又增加了第17方面军和第5集团军两支部队。此外，隶属于关东军指挥的还有所谓“满洲国”、内蒙和绥远等省的近3O万人部队。当然，这部分部队在装备和作战能力上都远远不能与关东军相比。其时，关东军司令部设在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长春），后来又在通化设立了一个作战司令部。

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部联合研究了苏军可能对日作战的期限问题。当时认为，苏军很可能在严寒到来之前实施进攻，但其准备完成时间至早应在8—9月份。据此，日本陆军部于5月30日向关东军下达了新的对苏作战要点。该要点规定的作战目的为：“击溃入侵满洲之敌，确保京图线（新京到图们）以南、京连线（新京到大连）以东要地，以利于坚持全面作战。”这说明，日军将要改变原来那种进攻战略为防御作战。这就要求散在中苏国境线上的各兵团及大量作战物资向后撤移。按计划，撤移工作必须在9月下旬完成。

此后一直到战争爆发前的关东军防御部署情况大致如下：

喜多诚一大将指挥的第1方面军担负“满洲国”东部的防卫任务，其所辖第3和第5集团军计有10个步兵师团和1个旅团的兵力。全部展开在苏联滨海地区南部的边境上，主力则部署在通向哈尔滨和吉林的牡丹江方向上。方面军司令部设在牡丹江市，两个集团军的司令部则分别设在延吉和拉河。

后宫淳指挥的第3方面军负担“满洲国”西部的防卫，其所辖第30和第44集团军计有8个步兵师团、3个步兵旅团和1个坦克旅团的兵力。其中两个师部署在蒙满边境一线，其余主力则集中在奉天（沈阳）附近地区。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奉天（沈阳）市，第30集团军司令部设在新京（长春），第44集团军司令部设在辽源。

上村干男中将指挥的独立第4集团军分散部署在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和黑河一线，担负着“满洲国”北部和西北部的防卫，在它的编成内计有3个步兵师团和4个旅团的兵力。司令部设在齐齐哈尔。

原田宇一郎中将的空军第2集团军司令部设在新京（长春）。拥有作战飞机1500余架，但日方说能够作战的还不到150架。此外，在朝鲜部署的还有空军第5集团军，拥有作战飞机约600架。该两个空军集团军前者是掩护“满洲国”方向，后者系掩护朝鲜方向。

司令部设置在汉城的日军第17方面军，是关东军的预备队。其所辖计有第34和第59集团军9个师团的兵力。其中第34集团军的司令部设置在北朝鲜的成兴，司令官栉渊煊一指挥2个师团担负北朝鲜的防卫；其余大部则由方面军司令上月良夫中将统帅，部署在南朝鲜地域，以防美军乘机实施登陆作战。

此外，关东军司令部尚有1个步兵师团、1个步兵旅团和1个坦克旅团的预备队，负有特殊使命的是专门由侦察员和防坦克狙击手组成的敢死旅团。再就是在各防卫战区配合日军作战的“满洲国”军队。

根据日本关东军的上述实际兵力及其部署状况，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分析了敌人的弱点和优势，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当时远东苏军的实际情况，展开了制定对日作战计划的全面工作。其中主要一点是，经过请准最高统帅斯大林同意，根据远东新的敌我对比变化，他们提出了改防御为进攻的战略。华西列夫斯基认为，现在对日作战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年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的对德作战。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在德国投降后日军根本不敢再进攻苏联了。所以必须坚决地卖施突击进攻才能最后消灭关东军。

华西列夫斯基认为，日本关东军的部署及其战略意图显然是守势，它在兵力配置和部署方面的最大弱点在于缺乏可靠的后方。首先，它与日本本土相距太遥远，交通线太长，北满和西满的铁路网不甚发达，而中满和东满铁路线也都在苏联空军的航程之内。其次，整个关东军的部署全被长达4500公里的苏蒙弧形国境线所包围。它的中国后方和朝鲜后方也被中朝两国抗日武装的不断袭击和骚扰活动搞得极为不宁。在张家口以南晋绥地区、锦州以西的冀热辽地区，都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八路军和地方武装，而在广大东北地区当地民众都对日军怀有深仇大恨。再次，关东军需要防卫和掩护的战线太长，它不可能有足够的兵力在整个边界和所有的障碍地区设防。如从蒙古东部通往多伦和张家口的山地和沙漠地带，就是它防御最薄弱的所在地区，这里既没有筑垒工事，也没有部队加以掩护。

关于日军的长处，华西列夫斯基认为，在滨海地区对面苏军可以实施进攻的各个方向上，已经全被关东军的筑垒防御和大量兵力所封锁。仅在这里，就有大片筑垒地域8处，每处纵深达40公里以上，正面宽度则有20—100公里，在它的后面，还有第17方面军的预备队。此外，这个方向的进攻，不仅要突破这些坚固的筑垒，还必须强行通过绵长的山脉和大片的原始森林地区。这就要求苏军必须有绝对优势兵力和大量大威力杀伤兵器，否则进攻很难秦效。再者，由于有了一线的坚固筑垒、天然屏障和阵地防御，日军便可利用满洲平原在内线自由机动。一旦哪个方向出现问题，它就会把部队运送到哪个危险地段上增援。

经过。才关东军的情况仔细研究之后，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便初步确定了通过数路突击来分割敌军的总战略意图。这样做的优点在于，一是可以从敌人防御的薄弱地域利用快速兵团突击，从而一举插入敌后；二是在敌防御坚固地区的突击可以牵制住敌军的有效机动，在行进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最后，总参谋部形成的初步作战计划是：由后贝加尔方面军从蒙古境内实施进攻，同时由滨海集群从滨海地区实施相向突击，而从北面越过黑龙江沿松花江的突击由远东方面军来承担。这样，不仅可以彻底孤立关东军的各作战部队，而且可以借助分割来各个消灭敌军。

具体说来，从蒙满边境实施突击，应把进攻方向放在索伦和四平方向。只有在这个方向上，才可能取得最大的战果，甚至搞得好一下子前出到奉天（沈阳）敌后地区；如果继续挺进，则可经南满铁路直取旅顺口。预计，这个方向的突击将一举消灭关东军第3方面军。如果只是考虑到敌人防御薄弱这一点，则张家口到北平方向是最佳选择，但那里除了与大自然作无效的斗争外，则什么战果也得不到。同样，从滨海地区的突击，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突破敌人的筑垒地域，都必须穿越高山和森林地带，否则就不可能前出到吉林至新京（长春）一线，也不可能彻底分割并在行进中消灭敌军。预计，这个方向的进攻将可吃掉关东军第1方面军部队。自然，消灭关东军独立第4集团军的任务是留给北部正面突击方向上的远东方面军的。

随后，他们才论了坦克集团军在什么地方使用和怎样使用的问题。

他们认为，更多的坦克部队应该交给后贝加尔方面军使用。因为在该方面所处的满蒙边境突击方向上，没有既宽又深的黑龙江，没有原始森林，也没有为数众多的筑垒地域。坦克集团军是能使部队具有突击力、高速度和实施大纵深进攻的主要战斗手段。诚然，在这个方向上的纵深有大兴安岭山脉的天然阻隔，坦克兵要越过这样高的大山的确也是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但他们坚持认为，英勇的苏联坦克兵是能够克服这一切的。而出奇不意地大量使用坦克于敌人认为根本不可能的地带，才是解决突击任务、消灭敌人的关键。因此，他们坚决主张将坦克集团军用在通过大兴安岭的主要方向上，而且还一定要用于方面军战役布势的第一梯队。

后来华西列夫斯基曾说；我们所以坚持这样做，是因为敌人根本想不到会在这里遭到强大的坦克集团的攻击。此外，根据情报，关东军第3方面军在大兴安岭地区还未构筑好阵地，只有少数部队占据为数不多的野战工事。我们认为，有经验的坦克兵是完全可以克服山地障碍的。只要我军先占领了山间通道，则敌军根本无力与我坦克部队对抗。

最后，他们还对达成战役突然性与进攻的迅猛性问题作了讨论。

由于日本人早就坚信与苏联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要使作战行动达成突然性显非易事。但是，华西列夫斯基提醒大家考虑这样的问题：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我们不是也预料到会爆发战争并作了准备，可德国人的突击仍使我们甚感突然。经他这样一说，大家顿时明白了。就是说，即使在当前这种情况下，苏军仍不应过早地放弃进攻的突然性。

要达成在远东与日本作战的突然性，首先必须对苏军的准备程度严格保守秘密。因此，专门制定了变更部队部署和集中作战物资等方面的保密制度。此外，他们明显地感到，有一点是完全可以用来麻痹敌人的。这就是当时日本并不知道盟国方面已经事先向远东地区投放了相当一部分援助苏军的作战物资，它只知道苏军所有的兵力、兵器和大量作战物资必须通过运输能力较弱的西伯利亚铁路来进行。如果按这条唯一的铁路运输线来计算，它肯定会把战争开始的时间判断为秋天甚至秋后。

关于此点，他们当时还料定，敌人将认为在天气不良的条件下苏军将不会进攻。而与盟国商定的对日出兵时间——“对德战争结束两三个月后”——从形式军事逻辑的观点看正是非常不适当的远东雨季。按照这一逻辑，日本军部将会认为苏军只能在晚些时候，即天气变得很好、很干燥时开始进攻。后来的事件表明，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的这些推测是正确的。日军果然计划在9月下旬完成部署，然后准备迎击苏联的突击进攻。

至于进攻的迅猛性，这似乎是任何进攻型战役行动所具有的一般特点，但总参谋部特别从日军作战史的角度对此给予了格外的考虑。如，他们提出了不用事先炮火和航空兵准备就实施突击，或者把行动安排在夜间，等等。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在进行防御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敌人，一般总是在强大的炮火和航空兵准备与支援下进行非常谨慎的按部就班的进攻。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习惯于敌人的胆怯的按部就班的行动和较缓慢的进攻速度，而根本不习惯快速的坦克集群的大规模冲击。而且，据资料，在整个二次大战中，日本还没遇到过像苏军这次这样大规模的迅猛的坦克冲击战役。

到6月初，总参谋部已经把旨在消灭关东军的这次远东作战的初步计划拟定好了。随后，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详细地听了总参谋部的汇报和计算结果。斯大林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他完全接受了。他知道，华西列夫斯基对这一计划的每一细节都了如指掌，有些问题的分析和讨论，他还是直接参加者或意见提供者。

由于华西列夫斯基曾多次向斯大林提出，应把后贝加尔方面军的突击方向当成战役的关键和重点，总参谋部当然也支持这一观点，所以还在6月上旬，斯大林就要总参谋部通知马利诺夫斯基和扎哈罗夫，请他们务必先于其他各方面军首长到达莫斯科，（他们是来参加计划中将于6月24日举行的莫斯科胜利大阅兵仪式的）。接到通知后，俩人立即带着方面军作战处处长帕夫罗夫斯基来了。他们当然清楚，所以要他们提前来莫斯科，肯定不全是为了参加阅兵仪式，而是为了讨论他们所辖部队的作战问题。

一见面，华西列夫斯基就对他们说：“你们倒是精明啊！连作战处长也同时带来了。”活泼的扎哈罗夫立即抢过话头说道：“不这样，我们怎么能在您手下工作呢！”

6月18日，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马利诺夫斯基二人如期提出了他们方面军的具体战役计划。计划认为，在他们的进攻方向上，将要遇到至少18—25个日军师团的阻击。但他们自信地认为，要消灭这些敌军还是不成问题的。向有稳健之名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还认为，预计在1个半至2个月内即可消灭日本关东军主力。他还另附了一条意见，即认为在顺利的条件下还可能更早地消灭日本关东军。

他们提出的该方面作战计划中，也认为应该在索伦一四平方向上对敌展开进攻。计划把整个行动分成两个阶段即两个战役来进行：第一个战役是占领中部满洲；第2个战役是前出至中国东北与华北交界处，然后向南满推进，从敌人手中解放包括旅顺口在内的整个辽东半岛。

此后，华西列夫斯基又征求了麦列茨科夫元帅和普尔卡耶夫大将的意见。至6月27日，即苏联莫斯科胜利大阅兵仪式举行的第二天，最高统帅部就已经对整个对日作战的远东战役计划审批完毕。28日，大本营为此签发了给参战各方面军的训令。

训令要求同时在三个作战方向上对日军实施毁灭性的打击，即：以后贝加尔方面军主力从蒙古和满洲交界的塔木斯克突出部实施突击；以远东第2方面军的主力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西南地域实施突击；以远东第1方面军的主要兵力从滨海地区实施突击。这些突击的目的是为了分割关东军，将其孤立于中满和南满并分别歼灭。在这三路突击进攻中，后贝加尔方面军的突击应起主要作用，其目标是占领新京（长春）、奉天（沈阳）和旅顺，以决定战争的结局；远东第1方面军应从滨海地区沿捷径向吉林挺进，以与后贝加尔方面军的突击相会合；远东第2方面军向黑龙江沿岸地区的突击是辅助性的，其任务是钳制住敌人并将其消灭在那里。

简单地说，此次对日作战行动主要由三个战役共同组成，即：（1）兴安岭一奉天战役，由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蒙古人民军一部共同实施；（2）哈尔滨一吉林战役，由远东第1方面军负责实施；（3）松花江战役，由远东第2方面军负责实施。

至此，全部远东战役作战计划告竣。

7月初，斯大林最后一次约见华西列夫斯基。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斯大林一点也轻松不起来，每临大战之前，他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华西列夫斯基把按作战计划标示好的作战地图摆到了桌上，请最高统帅做最后的校阅。看过之后，斯大林对他说道：“真的没有什么问题了吗？”

“斯大林同志，我想是没什么问题了；如果说有的话，那也是到前线后所遇到的新问题。那时，我会遵照您的指示及时请示您的。”

“请您必须经常与我保持联系。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不管我在做什么都要叫到我。”这是斯大林经常对去前线的大本营代表或高级军事统帅说的口头语。意思是说，如果他正在睡觉或看电影，一定要把他叫醒或找来。

“我一定与您保持经常的联系。”这也是华西列夫斯基每次离开斯大林时必说的话。

“祝您成功！我等着您的好消息。”

“谢谢。”

7月5日，华西列夫斯基飞到赤塔。这里是马利诺夫斯基的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他的远东军总指挥部先期驻地就在距此西南方向25公里远的地方。后来，他的指挥部转移到了麦列茨科夫的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部那里。

华西列夫斯基将大本营6月28日的训令当面交给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并请工作人员把另两份送到麦列茨科夫元帅和普尔卡耶夫大将那里去。到这里的第一天，他就不得不与方面军司令及军事委员会委员一起研究许多刻不容缓的组织和协调工作问题。

铁路运输所必需的煤不够用了，地方储备的份额马上就要用尽，为使极端重要的运输工作不致中断，他不得不向最高统帅请准使用不准动用的国家储备份额。

弹药的积累速度令人感到严重不安。必须命令加快将弹药运出工厂和送往部队的速度。向前线运送作战飞机的速度也不够快。

部队非常缺乏盛水的容器。而无盛水容器，进攻就有停止在满洲的沙漠和山地地域的危险。

通信人员严重短缺。

卫生机构的充实工作进行得迟缓。

装甲及坦克装备的修理工作也远不如意。

除了上述这些，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状况特别让他担心。负责装载运输这个集团军的部队和装备的铁路列车，一天比一天越来越多地未能遵守规定的运行时间表。这个集团没有运输工具，原有的汽车都留在了原来的驻地。仅编制部队就缺汽车2274辆，加上配属给集团的两个摩托化步兵师，所缺汽车几乎近3000辆。

在随后的几天中，华西列夫斯基和马利诺夫斯基在后贝加尔方面军的主要突击地段做了一系列实地勘察。他还视察了作战部队，并与各集团军和军的首长以及师长们做了讨论和座谈。结果，他们一道对原先定下的决心做了不少的重大修改，其中主要是缩短了原训令中规定的各部队完成任务的期限。如，担任先锋突击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有可能不按原先规定，即不在战役的第10天，而在战役第5天前就能强行通过大兴安岭地区。这样一来，各诸种合成集团军前出到满洲平原的期限也随之大大地缩短了。具体情形如下：

第36集团军攻占海拉尔地域筑垒区的期限由原来的战役第12天提前定到了第10天。而后，它应改向齐齐哈尔进攻。

第53集团军的部署稍稍偏右些，紧跟在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后方，其任务是不停顿跟随先锋集团扩大突击口。

整个方面军右翼的部队，特别是在越过大兴安岭后必须占领大板山地区的第17集团军，也把原定的期限缩短了5天时间。

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预计也可以大大缩短前出至张家口和多伦的期限，他们应该在该两地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部队会合。

所有这些新的变更，当然都须经由最高统帅部的批准。当华西列夫斯基将情况及时地报告给斯大林时，后者立即命令总参作战部首长对这些重新加以计算。计算结果表明，他的建议是基本可行的，总参谋部只是担心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能否在山地行进中保持那样高的速度。但最后斯大林还是按上报要求批复了华西列夫斯基。后来，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在实际作战中不仅达到，而且还超过了这一规定速度。

进入7月中旬前后，华西列夫斯基又先后到远东第1和第2方面军那里视察了部队，检查了这两个方面军突击地段上的实际部署情形。经过对地形、敌情及苏军物质保证措施的分析研究，也在原训令规定的战役期限目标方面做了不小的修改，尤其在作战物资保障方面做了很大的改进。每到一处，华西列夫斯基就向各集团军及军师级首长强调，在这场战争中我们面对的是新的、有强大战斗力的危险敌人，我们必须在相当特殊而复杂的远东战场上消灭敌军。因此，必须把一切问题都充分地估计到，考虑好，决不允许出现半点差错。这项任务是光荣的，但也是艰巨的，其间每个指挥人员的责任都是重大的，不能在任何环节上有所疏忽，否则必将影响整个战局。

7月下半月，华西列夫斯基对各种作战物资，包括装备、燃料、飞机等的运输工作花去了很多精力，许多问题都需要他亲自去过问，去协调和督促。同时，他还向各方面军司令部发出命令，要求它们务必利用这段时间在各自的进攻地段上进行一次接近于所应完成任务的专题性诸兵种合成实战演习。命令还要求，演习必须在各方面军司令员和集团军首长的亲自指挥下进行，目的是使指挥人员和全体战斗人员都尽可能准确地熟悉未来作战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这是华西列夫斯基自白俄罗斯战役以来惯常使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战前训练万法，他认为这对即将进行的战斗大有种益。

7月16日，前去柏林参加三国首脑会晤的斯大林突然从波茨坦打来电话，询问华西列夫斯基对远东作战准备得怎么样了。他还问道，这一工作能否提前10天完成，如果可以提前，务必抢时间完成。华西列夫斯基报告说，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各作战部队的集结和全部必需的作战物资的调运，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他请求还是维持原战役计划所规定的时限为好。对此，斯大林只说了声：“那好吧！”随即就放下了电话。

事后，华西列夫斯基感到很奇怪。他想，最高统帅一定有了什么新的考虑，不然为什么突然提出期限提前的问题呢？也许，是和波茨坦会议的什么情况有关吧？什么情况呢？他没好问，斯大林也没说……

原来，在波茨坦会议前后，苏、美、英三大国的关系已经大不如前了。随着法西斯德国的战败及无条件投降，在处理未来德国前途问题上，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企图改变雅尔塔会议的决议。也就是说，他们开始担心由于苏联的强大而影响到自己在欧洲和世界的地位和利益。早先，这个问题也不是不存在，其中主要是丘吉尔。他曾多次向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吹风说，斯大林的苏联将要“赤化”欧洲，这应该是所有西方国家共同感到忧虑并及早加以防止的问题。但罗斯福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反法西斯作战中团结对敌，而不应该在强敌未败之前盟国内部先起磨擦。他主张对解散了共产国际组织的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表示更多的诚意，因为在对德国和日本的作战中苏军仍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可罗斯福逝世后，由原副总统位置递补上来的杜鲁门的思想与主张正好与丘吉尔非常相近。因此，在波茨坦会议之前，俩人即统一好了口径和对策，这就是共同来对付斯大林并遏止苏联。

在会议期间，关于战后德国的未来前途问题，其中包括对德国的分割占领、索求战争赔款、边界划定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波兰问题上，英美两国都在暗地里与苏联大加勾斗。他们希望苏联在欧洲乃至在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小才好。只是碍于苏联的强硬立场和巨大实力，他们才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越是因为如此，他们也才要越发不遗余力地想方设法限制并遏止苏联。

会议于7月26日公布的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例。这份文件是由美国方面负责起草、经英国讨论同意并邀请中国参加最后签字的，其主要意旨是促令日本政府迅速无条件投降。虽然苏联早在德黑兰会议上就表示将参加对日作战，而在雅尔塔会议上更作出了法律性的承诺，但这一文件的起草工作却始终不使苏联方面知晓和参加。他们借口苏联与日本尚未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坚持不必与斯大林商量就予以公布，并且根本不想邀请苏联参加签字。只是在公布文件的当天，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奉命将文件副本交给了苏联政府代表团。当苏方提出推迟3天公布的建议时，也被会议所拒绝。这也反映了美英两国企图拒绝苏联参加解决远东及日本问题的意向。

这是因为，在具体对待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上美英两国的政策改变了。原来的他们极力要求苏联及早地参加对日作战，是为了减少英美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的牺牲和代价。而现在，情况变了。就在杜鲁门到达波茨坦的第二天，即波茨坦会议正式开幕的当天，杜鲁门收到了一份仅有6个字的密码电报：“婴儿顺利降生。”这份密电的含义是：7月16日清晨，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沙漠里，第一枚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随后，杜鲁门经过多次与丘吉尔商量，认为有了原子弹这种威力巨大无比的武器，没有苏联的参战也足以战胜日本。而且，他们还认为，原子弹不仅可以制服日本，使之早日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而且还可以因此贬低苏联对日作战的影响，以至用来遏止苏联在欧洲和远东的扩张。在此之前，杜鲁门曾露骨地说过：“如果原子弹能像我预料的那样顺利爆炸成功，我就有了对付俄国壮汉的大棒了。”

说到原子弹，在波茨坦会议间还有一场杜鲁门和丘吉尔共同导演的对斯大林的“原子讹诈”——这是世界上首次原子讹诈事件——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

在整个会议期间，杜鲁门和丘吉尔一方面为有了原子武器而欣喜若狂，但表面上故意不露声色；另一方面则商量用什么样的办法把它告诉给斯大林：当然不能告诉他这就是原子弹，但又一定要让他感到大受震惊或惊愕不已。这才能达到预期的震慑目的。7月24日的全体会议结束后，杜鲁门带着译员来到斯大林面前，装成漫不经心的样子对斯大林说，美国已经有了一种可怕的武器，它具有特殊的摧毁力量。因为丘吉尔早就知道杜鲁门要向斯大林谈什么，所以便目不转睛地盯着后者，等着看他作何反应。然而在外表上，斯大林故意把杜鲁门的话当成一条极为正常的消息听了。接着谈话就结束了。待斯大林离去后，先出来的丘吉尔立即走近杜鲁门问道：“后来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杜鲁门回答说：“他连一个问题都没有向我提出。”此后，丘吉尔和很多英美人士都认为，斯大林当时根本没有听懂透露给他的这一具有绝等重要意义的消息。丘吉尔甚至说，斯大林对国际上发生的这个革命性的事件竟一无所知。

实际上，当时斯大林已经听出了这一消息的真正内涵，只不过是故作声色不露之状而已。朱可夫——当时苏军驻德占领军总司令和波茨坦会议的筹备者——后来回忆说：“当斯大林返回住所，就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跟莫洛托夫谈了刚才与杜鲁门这次谈话的内容。莫洛托夫听后说：‘他们是想抬高身价。’斯大林发笑说：‘让他们抬高好了。应该告诉库尔恰托夫加快我们工作的进度。’我知道，他指的是原子弹。”当时，苏联的原子弹研制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斯大林说的库尔恰托夫就是具体负责这项秘密工作的领导人和研制者之一（后来，苏联于1949年7月制造并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事后，华西列夫斯基说，当时斯大林在7月16日给他打电话要求把对日进攻时间提前10天，并不是由于那时已经知道了美国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因为那是7月24日杜鲁门才透露给他的——不过，打电话的当天正好是美国爆炸实验的日子，斯大林会不会从其他渠道得到了这一消息呢？他本人没说过，想来可能并不很大，也许这纯是一种巧合吧。华西列夫斯基也说，斯大林在这天“之所以关心战役开始的日期，并非依据这一事实，而是出于总的军事和政治的考虑”。

此间，在波茨坦的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始终保持经常不断的联系。通常，都是斯大林在晚上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内容多是询问战役的准备进展情况。有些时候，最高统帅部的训令或命令也直接由那里发给华西列夫斯基。

7月30日，斯大林和安东诺夫（后者也是波茨坦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成员）签署的任命命令发出了。命令说，从即日起，任命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远东苏军总司令。从8月1日起，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方面军、滨海军队集群和太平洋舰队及阿穆尔区舰队统归苏联远东军总司令指挥。

8月2日，即在斯大林一行启程离开波茨坦的前一天，华西列夫斯基再次收到最高统帅部发给他的训令。训令的全文是：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

从1945年8月5日起，
（1）滨海军队集群（司令为苏联元帅麦列茨科夫）改称
远东第1方面军；
（2）远东方面军（司今为普尔卡耶夫大将）改称远东第
2方面军；
（3）瓦西里耶夫上将作战组改称远东苏军总司令的司
令部；
（4）任命伊凡诺夫上将为远东苏军总司令的参谋长。
约·斯大林
阿·安东诺夫

这份训令需要说明的只有一处，即关于远东军总参谋长伊凡诺夫的任命问题。这个任命所以这么晚才到达，是因为在此之前华西列夫斯基和斯大林之间一直也没找到总参谋长的合适人选。起初，斯大林曾向华西列夫斯基推荐后贝加尔方面军参谋长扎哈罗夫大将来担任。后者一到赤塔就与扎哈罗夫本人谈了这个意见，但扎哈罗夫认为还是他现在的岗位更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他希望大本营考虑一下他的个人意见。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都很尊重他提出的理由，又考虑到他曾长期与马利诺夫斯基在一起工作的情况，就同意了他的个人意见。此后，华西列夫斯基还就此征询过他的同学和同事库拉索夫大将的意见，但后者也请求最好不要改变他的职务。这样，到最后，斯大林就给他派了伊凡诺夫上将来担任此职。

8月3日，当斯大林由波茨坦返回莫斯科的当天，华西列夫斯基就向他提交了一份关于整个战役准备进展情况的工作报告。其中也部分谈到了他对有些部署问题和最后发起战役日期的建议。

他说，截至现在，进攻的全部准备工作已经接近于大体完成。后贝加尔方面军的第39集团军和第53集团军已经进入距蒙满边界只有50—60公里的集中地域，它们与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及该方面军的其他部队，完全可以在8月5日晨开始进攻行动。远东第1和第2方面军的各突击部队也将于6—7日前完成进攻的全部准备。太平洋舰队将在5—7日间做好充分配合作战的准备。他还提出，请派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前来负责协调海军和陆军之间的行动，并请求以人员和装备，特别是坦克来加强各方面军的突击集团。

他建议说，我军的进攻不得迟于8月9—10日越过各地段的边境线。他解释说，需要利用后贝加尔地区最近几天的好天气，以便使我空军和坦克部队充分发挥其威力和作用。虽然滨海地区仍在下雨，但道路和构筑良好的空军机场仍可使用。只有海军机场情况较差，它被雨淋坏了，但预计到8月6—10日滨海地区的天气也将转好。他还说道，拖延开战时间将对我方不利的另一个原因是，侦察部队发现了驻“满洲国”和朝鲜的日军有变更部署的征候。7月下半月内，该地区敌军已由原来的19个师增加到23个师，作战飞机也由原来的450架增加到850架。此外，敌在索伦和滨海两地区增加步兵部队。他担心是否日军已经侦知了苏军的战役意图。

他还报告说，现在各前线部队的兵力情况和兵器情况是：已准备好的作战部队计有150万人左右，拥有2900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5200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约5200多架作战飞机。

最高统帅部对华西列夫斯基的报告极为重视，斯大林又派总参谋部做了再次计算，结果认为这一切完全可行。最后，采纳了华西列夫斯基关于在8月9—10日开战的建议。

8月7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给华西列夫斯基发出了战前的最后一道训令。训令说，所有远东苏军必须在8月9日开始行动；各方面军的航空兵的战斗行动从8月9日晨开始；太平洋舰队必须在8月9日前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并完成布雷行动。

然而，就在此间，在华西列夫斯基的总司令部一个工作组里发生了一桩令人十分震惊的事情。它差一点儿没把整个苏军的全部行动泄露给敌人。这是由该工作组里的一名违反保密制度的愚蠢的中校所干的。

原来，8月3日，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什捷缅科上将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它是由《红星报》编辑部转来的，写信的人是一位名叫彼得罗夫的老记者。信的外表与普通的读者来信绝无任何不同之处，但一打开读起来，确确实实吓坏了作战部长。

信中写道：

是非常情况促使我这个老头子给你们写这封信的。在7
月的最后几天，在有20多名与军队无关的人员在场的一个公
共场所，一名官衔为中校的红军军官十分卖劲地炫耀自己，同
时还泄露了军队和国家的机密。他姓波卢比或戈鲁比，名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据他说，目前似乎正在加紧对日作战，
并往远东派去了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首的一群总参谋部的军
官来领导这次对日作战行动……
……应该让他懂得，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国家的利
益要比这个年轻人的幸福宝贵和重要得多。
此致
敬礼！
记者彼得罗夫

写信人提醒总参谋部应找出这名军官并对其施以惩戒。

什捷缅科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华西列夫斯基，但是他没有去报告斯大林。于是，调查工作在总参谋部和远东军司令部两边同时开始了。很快，这个人被找到了。原来他是被选派到华西列夫斯基的机构中的一名工作人员。同时还查明，他当时还讲了许多关于与华西列夫斯基有直接工作关系的一位将军的情况，以及大本营对这次对日作战所采取的某些措施。

当然，结果是立即把他从华西列夫斯基的远东军司令部抽调回了莫斯科。随后，他被清除出了军队系统。

要知道，当时日本派到远东地区活动的特务和谍报人员是非常多的，这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啊！幸运的是，后经查实，这个饶舌鬼所讲的那些并没泄露到彼得罗夫所提到的那伙人的范围之外。

Frank

（三）

                                 神威倾覆关东军


三路大军似铁流，势不可当出“满洲”；
神威倾覆关东军，英雄美名贯九州。

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5分，蒂贝茨上校驾驶的巨大的B－29轰炸机飞临万里无云的日本广岛上空，为它担任护航的只有两架美军作战飞机。安装在炸弹舱门上的自动计时器显示到第15秒的时候，舱门自动打开了。在那蓝色外表上涂着写给日本天皇的粗鲁的词句和当时红极一时的女影星丽塔·海沃思的美人照的“小男孩”立即落下。它下落时发出的超声速呼啸，根本传不到地面上的人的耳朵里。

“突然，一道白色夹杂着粉红色的闪光出现在天空，伴随着一种奇异的震动，几乎立即出现了一股令人窒息的热浪和风，把一切都卷走了。”这是一个观察者所记录下的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刻的情景。除了迅速升腾起的那独特的蘑菇状烟云，那下坠的比太阳表面还要热几千度的大火球溶化了整个城市，它把人和物体的影子强迫地印在了地面上和残留的建筑废墟上。几乎没有几座建筑物在核反应强光和雷鸣组成的冲击波下存留下来，火光和波浪瞬息之间就夷平了广岛的中心。

“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情！”美国总统杜鲁门接到“广岛被炸”的电文时禁不住地喊了起来。当时，他正在大西洋中部的“奥古斯塔”号上同水手们一起共进午餐。

“这是一枚原子弹，”白宫事先准备好的文稿宣称，“它驾驭的是宇宙间的基本力量，即太阳从那里获得能量的那种力量。现在我们把它释放出来以对付那些在远东发动战争的人……类似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地球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美国的这颗原子弹使10平方英里的广岛变成了废墟，13万以上的日本平民惨遭暴死。同时，被关押在广岛城堡里的美军战俘也全部化成了灰烬。白宫的宣传机器还在威胁日本，似乎同时也在把难看的脸色甩给了苏联。相隔大约51个小时后，美国又在长崎上空扔下了一颗这样的炸弹，但它造成的伤害远没有广岛厉害。因为该城周围的群山限制了它的威力和影响。这也是美国当时仅有的一颗“小男孩”了。

就在这两颗原子弹爆炸的中间，确切地说，是在第2颗爆炸前的11个小时，急不可待的日本驻苏大使佐藤终于等到了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约见他的通知。早在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波茨坦公告公布后，日本政府见苏联并没有在那上面签字，就准备派出前首相近卫作为天皇的特别代表到莫斯科。它企图通过说服苏联领袖斯大林，使后者从中间作和事佬或调停人，要求不是无条件而是有条件地向美英等盟国求和。以至于在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投到广岛之后这40个小时中，仍然抱着侥幸心理让佐藤大使等候莫洛托夫答应给他的所谓最后答复。

起初，苏联外交部通知佐藤大使说，莫洛托夫外长准备在8月8日20时会见他。后来又说会见的时间提前了3个小时，改在当日17时了。佐藤当时还觉得挺高兴：不管结果如何，毕竟是少了令人焦心的3个小时啊！

哪知道，会见的结果竟是事与愿违。当他来到克里姆林宫后，莫洛托夫只是冷冷地对他宣布说：“苏联政府决定，为履行反法西斯盟国的应尽义务，将于1945年8月9日与贵国进入战争状态。”说完，外长把他手里拿着的一份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声明递了过去。

该声明写道：

在希特勒德国失败与投降之后，日本依然是坚持战争的
唯一强国，美英中三国今年7月26日关于日本武装部队无条
件投降的要求已被日本拒绝，因此日本政府要求苏联帮助调
解远东战争的建议已经失去了一切根据。
鉴于日本拒绝盟国关于无条件投降的建议，苏联政府决
定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这样可使战争结束的时间更加
接近，减少牺牲者数目，并加速一般和平的最早恢复。苏联
政府忠实于其对盟国的义务，接受了盟国方面的建议，决定
同意并加入盟国今年7月26日公告之行列。苏联认为，苏联
政策的这一方针，是能使和平更加接近、解除各国人民的牺
牲和苦痛并使日本人民避免德国在其无条件投降后所遭受的
那些危险的唯一方法。
由于上述诸点，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8月9日起，苏
联将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至此，佐藤明白：一切都完了。他悻悻地离开了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的会客室。回使馆的路上，他突然想起来了：现在不就已经到了8月9日0时了吗？也就是说，苏联人现在已经开始在满洲地区进攻了。原来，按国际时差，莫斯科时间刚好比东京时间晚7个小时。换句话说，莫斯科的8日下午17时正好是东京的9日0时。

是的，佐藤算得没错。实际上，莫洛托夫所以把会晤时间向前提了3个小时，正是受命于斯大林的安排。

8月8日，置身于远东前线的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打电话到克里姆林宫。他向斯大林建议，应该把原来拟定的8月9日凌晨3时的进攻时间提前到0时10分，以增强进攻的突然性。斯大林同意了。随后，他找来了莫洛托夫，指示他把原定的同日本大使佐藤会见的时间向前顺推3个小时，以便与远东苏军的进攻时间保持一致。就这样，莫洛托夫把提前会见的事请外交部正式通知了那名虔诚的日本使者。

是晚，华西列夫斯基再次打电话给斯大林，但秘书说最高统帅正在看电影。这样，华西列夫斯基说等一会儿再打。他并没有什么特急的事情要报告，只是想了解一下莫洛托夫与佐藤大使会见的情形而已。他知道，斯大林有爱看电影的习惯。几乎银幕上新上演的影片，更不要说军事题材片了，斯大林差不多都非常注意。遇到好的影片，他还推荐给其他高级军政领导人看，包括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等人。

稍晚些时候，华西列夫斯基打通了给斯大林的电话。斯大林告诉他，莫洛托夫与佐藤大使的谈话大概还没开始呢，不过也快开始了。“那时，”他说，“日本人该是什么样的表情啊！也许，最主要的是佐藤先生将怎样把我们宣战的消息转告给铃木首相。”

华西列夫斯基报告说：“现在，各进攻方向上的我军已经全部进入了攻击出发地。对面敌军的部署尚未发现有任何新的变化。可以说，一切准备就绪了。如您无新的指示，我们将按原定计划开始行动。”

“好！请一切按计划进行。”斯大林最后说，“祝你们一切顺利，彻底打败日本人！”

“是！”华西列夫斯基放下了电话。

进攻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当华西列夫斯基总指挥部墙上的时针指向0时10分时，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后贝加尔方面军的进攻方向上，顿时响起了轰炸机和坦克发动机的巨大引擎声响。在这万籁俱寂的夏日深夜，坦克部队的隆隆轰鸣和轰炸机群的厉声啸叫交织在一起，传得是那么远，听来令人魂胆俱裂。

在该方面军的进攻地段上，除了胡佳科夫空军元帅指挥的空军第12集团军的各个轰炸机群外，率先发起强大攻击的是克拉夫钦科坦克兵上将麾下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紧随其后的是马纳加罗夫上将的第53集团军。他们从马马特地域出发后，一路顺利突进，直指遍布荆棘的各道大兴安岭山口。其最终目标是消灭日军第3方面军所属的第44军右翼，夺取该方面军驻地奉天（沈阳）。仅这两支部队的作战编成，就有6个步兵师、两个摩托化步兵师、1个伞兵师、5个坦克旅、6个机械化旅和1个步兵旅。可以说，这是该方面军的精锐和拳头。

在它们北面发起进攻的，分别是柳德尼科夫上将指挥的第39集团军和卢钦斯基中将指挥的第36集团军。柳德尼科夫所部计有9个步兵师、l个坦克师和2个坦克旅。它由蒙古东部塔木斯克（塔木察格布拉克）突出部出发，将粉碎日本关东军第30军和第44军左翼，然后沿铁路向关东军司令部的所在地新京（长春）挺进，同来自东部的远东第1方面军的第5集团军会师于该城。卢钦斯基所部的7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旅，则从乌里亚出发经海拉尔急取齐齐哈尔，那里是日本独立第4军的司令部所在地。

在它们南面的分别是达尼洛夫中将的第17集团军和普利耶夫上将的苏蒙混合骑兵机械化集群。达尼洛夫所部以3个步兵师由尤哥孜尔庙地域向赤峰发起突击，其任务是使日本关东军与驻北平的北方方面军失去可能的联系，使后者不可能对关东军实行任何增援措施。普利耶夫所部计有5个骑兵师、2个机械化步兵旅、1个坦克族和1个装甲汽车旅，它由北部戈壁地区向多伦方向发起进攻，以夺取多伦和张家口一线。

8月10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宣战后，由霍尔洛·乔巴山元帅率领的蒙古人民革命军也加入了普利耶夫所部向张家口方向的进攻。

麦列茨科夫元帅麾下的远东第1方面军在午夜1时已经越过了国境线，所有各个突击集团地段上的进攻都发展得极为顺利。该方面军进攻造成的战役突然性最为明显，因为，在它所在的主要攻击地域内一直在下着大雨，有些地方甚至是暴雨。尽管如此，苏军将士仍然踏着泥泞，头顶风雨向敌军阵地大胆突进。对面筑垒中的日军怎么也想不到苏军会在这样的天气下向他们发起进攻。

在该方面军地段上担任主攻的是古雷洛夫上将指挥的第5集团军和别洛博罗多夫上将指挥的第1集团军。其中第5集团军兵力最多，它所辖部队共有12个步兵师又5个坦克旅，早在西线对德战场，该集团军就以骁勇无敌、战功卓著而闻名。这也是华西列夫斯基挑选它来远东作战的主要原因。而第1集团军也丝毫不差，它是苏军中为数不多的荣膺“红旗勋章”的战斗集体，其所属部队计有6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旅。在这次进攻突击中，这两支英雄的部队为达成进攻的突然性和迅猛性，根本未经任何炮火准备就突入了日军的第一道筑垒线。第5集团军很快就从格罗杰科沃冲向了绥芬河地域的广大正面，然后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吉林方向。第1集团军由兴凯湖以南地域发起进攻，直取穆棱和牡丹江，以夺取日军第1方面军设在牡丹江的司令部。按进攻计划，然后两支部队分兵一部攻取哈尔滨，而大部主力则向新京（长春）挺进，最后与后贝加尔方面军会师长春，占领所谓“满洲国”之首都，粉碎驻在那里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与此同时，在这个突击集团北面由扎赫瓦塔耶夫中将指挥的第35集团军，以2个坦克旅和3个步兵师的兵力分两股由古别洛沃和列索扎沃茨克两地同时发起了进攻。当天中午，该集团军一股即渡过了乌苏里江，然后一路领先，直逼林西地域。

部署在该方面军地段最南端的是由奇斯佳科夫上将指挥的由4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族组成的第25集团军。进攻开始后，该部主要协同克雷洛夫上将的第5集团军主力部队作战。到第二天后，它将攻击矛头指向了延吉，随后经延吉直接向北朝鲜发展进攻。

与远东第1方面军协同作战的还有龙马舍夫海军上将麾下的庞大太平洋舰队。当陆上各部发起进攻后，该舰队先后派出了两个强大的海军航空兵机群对第25军前面的日军展开了轰击和扫射。到12日傍晚，太平洋舰队的主力以海上航空兵和登陆作战部队分两组对北朝鲜的雄基、罗津展开攻势，最终与第25集团军之一部攻占了这两座海港城市。15日，该舰队所属的一支海军步兵旅开始在清津登陆。翌日，该港遂被攻克。

普尔卡耶夫大将麾下的远东第2方面军各部队的进攻是午夜1时整发起的。它的主要任务是渡过黑龙江后向哈尔滨以及宝清一线挺进，切断日本关东军各部之间的联系，并在整个战役中配合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1方面军作战。计划以夺取哈尔滨为目标，然后沿松花江逆水而上，直接解放北满平原的广大地区。

担负该方面军主攻地段攻击任务的是由马莫诺夫中将指挥的第15集团军，该部计有4个步兵师又3个坦克旅。突击开始后，它首先以一支强悍的先遣部队从松花江与黑龙江的交汇处率先渡过了黑龙江，协助先遣部队行动的是阿穆尔河区舰队和苏军边防部队。到中午以前，所有的江中岛屿及大江对岸的登陆场尽为先遣部队所占领。随后，第15集团军的主力部队乃长驱渡江，日加列夫空军上将指挥的空军第10集团军的作战机群，有力地掩护了渡江部队的行动。此后，它的轰炸机群在轰炸北安镇、齐齐哈尔和克山等地的同时，还对沿线的日军列车进行了袭击轰炸。结果表明，该部空军的行动极为成功，有些向后方撤运的日军部队还在列车上就成了死人团。

在第16集团军西北方向黑龙江上游发起进攻的，是由捷列欣坦克兵上将指挥的第2集团军部队，该集团军也是荣膺“红旗勋章”的著名英雄战斗集体。它的进攻稍晚一些，按计划它应在当天下午渡江，但日军舰队在黑龙江上游封锁得很死。最后由于阿穆尔河区舰队及其所属的航空兵的有力出击，才清除了日满联合舰队的封锁线。当天晚上，第2集团军大部强渡黑龙江获得成功，随后主力便在次日上午夺取了南岸日军重兵把守的黑河和瑷珲等地。接着，该部即经小兴安岭由北面向齐齐哈尔扑去，以配合后贝加尔方面军所属的第36集团军夺取该城。

布置在第15集团军南面的由帕什科夫少将指挥的步兵独立第5军，在突击进攻发起后两小时，便趁黎明前那段黑暗时光悄悄地渡过了乌苏里江。当他们向勃利挺进的时候，竟然没遇到任何日军部队的阻击，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因此，到次日晚上，帕什科夫干脆下令：坦克搭载步兵，运输汽车卸下装备而载运部队前进。直到占领勃利前，全军竟未发生过一人伤亡。原来，这一带日本关东军根本没有部署兵力，早先驻扎在这一线的部队，也都事先向后方撤退了。

此外，远东第2方面军的第16集团军，主要负责从北库页岛向日军占领的南库页岛发起进攻。堪察加防区的各部队在8月15日以后根据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登上了千岛群岛。

当天20时15分，华西列夫斯基拨通了给斯大林的电话。他向最高统帅报告说，现在各个方面军进攻态势极为良好，除了远东第1方面军在筑垒地域遇到了强大敌人的抵抗外，后贝加尔方面军的突击集团已经挺进了60公里，最远处已经前进了100公里左右；远东第2方面军的主攻方向也向前推进了40—50公里。即使在远东第1方面军那里，克雷洛夫和别洛博罗多夫的部队最少也前进了10—15公里，其中第5集团军的1个坦克旅已经突入了35公里，而且缺口正在不断地扩大。

“干得不错！”电话的那端传来了斯大林的声音，“我相信我们的英勇战士是所向无敌的。不过，现在最主要的是继续保持这种进攻势头，不使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否则，他们可能重新组织顽固的防御。”

“是的，傍晚的时候我已向各作战部队下达了命令，特别要求马利诺夫斯基注意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一定要让克拉夫钦科连夜推进，马纳加罗夫的部队也必须同时跟进……”

斯大林抢过来说：“我插一句，对克雷洛夫和别洛博罗多夫的部队，也请麦列茨科夫命令他们继续推进，夜晚也不要停止进攻。”

最后，华西列夫斯基建议说：“对麦列茨科夫的部队，还应给予更强大的航空兵支援，请大本营将继续调运的远程航空兵直接运送到他那里。此外，我担心克拉夫钦科集团的燃料问题，这也请总参谋部加以关注。”

当华西列夫斯基放下电话时，总参小组的缅泽林采夫少将给他送来了最新的敌军情报分析：日军很可能放弃一线阻击，关东军司令部也可能由新京（长春）转走。

确实如此。在苏军潮水般的攻势袭来时，山田司令部就向日本参谋本部发出了报告，请求使用第2套阻击方案。

原来，不要说日本政府和陆军参谋本部了，就是消息灵通的关东军司令部也没有想到苏军的攻势来得这么早。如前面所介绍过的，关东军认为苏军的战役进攻可能在远东雨季过去后的9月底才能开始，因此，他们把防卫计划所要求的部队部署、筑垒修造及弹药准备等都限制在9月下旬的最后期限。就在苏军全线发起攻击的前几个小时，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刚刚踏上南去的列车——他要到大连履行一趟公务。结果，当他刚过奉天（沈阳）时，参谋长秦彦三郎的特急电报到了。接到报告，山田不禁大吃一惊，竟很长时间没能说出一句话来。他随即下车，改换第3方面军航空队的一架飞机飞回了新京（长春）本部。

当天，山田就收到了军部的加急电令；“以对苏作战为主，随地击破进犯之敌，确保朝鲜。”他明白，大本营的意思是即使丢了满洲，也要保住朝鲜。同时，根据空中侦察的情报，苏军西线大部队正从白阿线（白城子一阿尔山）以南地区向东南方向直扑而来，先头部队当天的突击进程就多达100余公里。据此，关东军司令部判断，苏军如以这样速度推进，那么到8月14日前后，就将直抵新京（长春）城下。于是，山田与秦彦立即作出决定：关东军司令部应该离开新京（长春），迅速移驻到早已准备停当的作战司令部所在地通化；同时，齐齐哈尔的上村干男将军的第4军司令部立即迁往哈尔滨。

此后，日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后宫提出，由于关东军作战准备严重不足，实在难于与苏军作持久之战。这时莫不如以第3方面军的全部主力与急速突进的苏军展开决战为好。为此，他直接命令本乡义夫中将的第44军尽快赶到新京（长春）、奉天（沈阳）一线，用以对苏军布成殊死一战的阵势。

但是，所有这一切安排，到后来都成了徒然之举。公允地说，这有两条原因，一是苏军的强大攻势确实锐不可当，仅4500公里这样宽广的推进线，就已足使关东军成为瓮中之鳖了；二是日本政府吃不住大军之压迫而不得不接受无条件投降之议，这也使关东军首先乱了心志和阵脚，何况它也并不是像日本方面所说的那样并未遭到苏军的严重打击。

8月10日，克拉夫钦科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已经到达大兴安岭分水岭附近。次日，该部越过了横亘的山岭，开始进入靠近满洲中部平原的醴泉（突泉）、鲁北地区。一路上，日军的阻击倒还在其次，主要是天然的阻碍成为苏军坦克部队的大难题。此外，没有像样的地图和向导，燃料的供应也相当困难。在险恶的山间道口上，装甲汽车和其他运输工具显然比坦克的穿行要付出更大的艰难和代价。后来，干脆不得不全靠空中运输来解决燃料等急需品。同样，虽然有这支强大的坦克部队在前面突击跃进，后面的主力作战部队的跟进仍然是相当的艰辛。然而，就是这样，到14日日终时，整个由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第53集团军组成的突击集团，硬是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向前推进了250—400公里。最前头的突击部队已经胜利地前出到满洲中部地区。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分成两股强大集团分别向新京（长春）和奉天（沈阳）进军了。

对此，华西列夫斯基不禁激动地写道：“穿越兴安岭之役，是现代战争中无与伦比的英勇业绩……敌人没有料到，苏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竟能在一星期之内通过几百公里（险峻的山路），出人意料的程度如此之大，而关东军从西北方面遭到的打击又如此之重，以至关东军从此就一蹶不振了。”

当11日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与醴泉（突泉）地域内的日本陆军和空战部队展开大战时，它北面的第39集团军主力部队正在绕过五叉沟关东军第107师团，向索伦方向直驱。再北面的第36集团军也向日军第44军的所谓“国境阵地”发起了猛攻。13日，第39集团军在行进中大量杀伤日军后，已经进入了索伦和王爷庙地区，越一日，则前出至吉林省洮南一线。沿北满铁路前进的第36集团军，先是夺取了战略要地免渡河车站，并在该地域给日军以重创，随后，从15日开始，主力部队则开始向大兴安岭山顶的日军第119师阵地的强攻。

此间，后贝加尔方面军西南战线上的形势也相当顺利。14日，以赤峰为夺取目标的第17集团军已南下至林西一线，15日则挺进到大板上地域。普利耶夫率领的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也于14日攻克了多伦和张家口的北部屏障张北县城。

远东第1方面军的各个方向上的战斗，从第一天起就相当激烈。当风雨止住后的第二天，别洛博罗多夫的红旗第1集团军就已经推进到距牡丹江只有20公里的穆棱附近。为了彻底摧毁关东军在这一地区的坚固筑垒，航空兵轰炸机群和该集团军的自行火炮部队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原因是，日军的火炮口径远远比不上苏军，仅有的高射炮阵地也事先被苏军打掉了。这样，轰炸机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前进的巨型T－34型坦克群更是毫不客气地填补了所有的轰炸空白。守敌1个师团又两上旅团，只有不足千人逃溜出去，其余的大部分成了筑垒废墟的一部分，余者俱皆被俘。

这时，日军第1方面军司令官下令方面军司令部撤至敦化，该地距原驻地牡丹江多达170多公里。同时，第5军司令官清水也把第126师团由八面通向后撤了70多公里至掖河，第135师团由七星向后撤了约40公里至同一地域，此地距牡丹江只有5公里，显然这是要以这两个师团来阻止苏军对牡丹江的进击。

8月11日，红旗第1集团军在炮火和航空兵的掩护下，首先向穆棱西方的敌124师团阵地发起猛攻。经过两日激战，敌军阵地被苏军占领。随后，自15日晨，攻打掖河的战斗拉开战幕，克雷洛夫集团军也以3个师的部队加入了友军的这场对敌厮杀。到当天日终，掖河被苏军攻克，丢盔弃甲的日军只好收拾残部再退。这一退，又是50公里，直至牡丹江以西的横道河子才煞住了脚跟。

其间，该方面南翼的第25集团军先是于12日夜占领了北朝鲜的雄基、罗津两港，14日又通过迅猛进攻夺取日军第128师团的阵地。至15日，则开始了向珲春西方高地的守敌第112师团发起了进攻。与此同时，最北翼的第35集团军也已先后攻克密山至东山一线。

在远东第2方面军的方向上，到8月15日以前，第15集团军的突击部队已经前出到距佳木斯40公里的苏苏屯地域。红旗第2集团军也在攻克胜武台日军阵地后进入孙吴附近，下一步即将展开对敌123师团的猛攻。

至此，当苏军全线各个作战方向上的进攻进行到第6个昼夜的时候，日本关东军的部队已被强行分割成几个部分。不仅它们彼此之间丧失了应有的防务联系，即使是关东军司令部也对多数部队失去了指挥能力。对此，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少将在后来的供词中曾经坦白地说：“苏联在8月8日这天宣战，对关东军指挥部来说是异常突然的。同样，我们没有想到俄国人会进行这种闪电式的进攻，而且也没有想到俄国军队会这样快地穿越过大兴安岭、戈壁荒漠和原始森林……”

自然，华西列夫斯基也对自己麾下的这170万将士的勇猛行动和巨大效果深感自豪。事后，他曾分析认为：“在彼此分隔开的各作战方向上行动的苏军部队，其进攻速度之所以有可能达到这样高的程度，完全是由于下列原因：

（1）军队的部署经过周密的考虑，熟知每一作战方向上的地形自然特点和敌人防御配系的性质；
（2）坦克兵团、机械化兵团及骑兵兵团的广泛而大胆的使用；
（3）进攻的出敌不意，高速进攻性的突破及坚决果断与特别巧妙的行动；
（4）红军官兵和蒙古官兵以及水兵的无畏精神和群众性的英雄主义行为。”

的确，在这近一周的英勇战斗中，华西列夫斯基在战役总指挥过程中显示出高度的军事指挥艺术。他所历来重视的坦克兵团和其他快速部队的使用，以及诸兵种合成部队的协调动作，无疑证明了他关于现代战争军事思想框架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对此，从斯大林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到总参谋部，都给了他以高度的评价。以至在苏军内部和盟国军界，人们无不夸赞苏联远东军的快速勇猛精神。有人甚至把它称做一支无坚不摧的坚甲利师，华西列夫斯基在战后也博得了智勇神威的美名。

然而，就在这时，当华西列夫斯基统帅下的三路强劲神旅一路披荆斩棘、攻关夺隘、穿越过深山老林、戈壁荒漠、从而胜利进入中国东北平原广大腹地的时候，日本政府突然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全部条件，愿意在从南太平洋到满洲、朝鲜的各个战场上放下武器，无条件向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各盟国投降。自然，即使是对胜利在望的广大苏联远东作战部队来说，这也是一个绝好的消息。

但是，我们要知道，狂妄的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作为日本战争机器主要组成部分的日本军部及其一大批顽固死硬派军阀，对于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条件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尤其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即使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诏令以后，日本关东军也并没有立即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广大战场上放弃抵抗。相反，有些地段上双方的战斗还是非常激烈的，甚至，某些关东军部队还以没有接到放下武器的命令为借口，大肆向苏军发起所谓的反冲击。

下面，让我们简略地介绍一下此间事态演进发展的过程。

8月9日凌晨，日本外相东乡从佐藤大使那里得到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后，立即前往首相官邸拜见铃木首相。他们知道，现在企图通过苏联谋求有条件和平的希望彻底灭绝了。俩人一致认为，必须从速结束战争，以争取对日本任何可能的好处。

是日上午10时30分，铃木首相在日本最高指导战争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说：“今晨苏联参战，已完全将我们推入绝境，我们已经不可能继续进行战争了。”可是，陆相阿南等一伙人对此坚决反对。他们声称，绝不能接受日本皇军还有投降一说，必须战斗到底，哪怕是全部战死。况且，在他们看来，日本人并不是没有死里求生的希望。会议一直在激烈的争吵中延续到黄昏以后，双方在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提出的条件上无法统一。

当晚午夜，会议又在皇家图书馆下面的深层防空掩蔽部里召开。天皇裕仁也带着苍白无助的面容参加了这次会议。当会议持续到凌晨2时时，铃木首相说道：“这个问题我们讨论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可是仍然没有一致的结论。形势确实严重，但是我们也没有徒然消磨时间。因为我们没有先例可循——我也觉得十分为难——但现在我将以崇高的敬意请求天皇陛下发表意旨。”首相这一令人吃惊的请求，顿使在场的人大感震异。阿南立即表示抗议这种违宪的做法。他提醒大家说，天皇的职责历来都是在于批准，而不是对大臣们提出忠告。然而，裕仁天皇却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用那尖细的嗓音毫无表情地说；“目前旷日持久的流血和暴行已经无济于事，朕亦认为波茨坦宣言要求我们解除军队、惩罚战争领导人等，确实令人不能容忍。但是，”天皇看了一眼群臣，继续说道，“时间已到了，我们不得不容忍不可容忍的事情。”

10日晨，根据天皇的意旨，东乡外相约见苏联驻日大使马利克并声明说：“日本政府准备接受得到苏联政府同意的7月26日宣言的条件。日本政府理解，这一宣言不包含损害天皇权益的要求。”同时，日本还通过中立国瑞士向美、英、中等国政府转告了类似的声明。

11日，苏、美、英、中四国政府答复说：“自日本投降之日开始，天皇和日本政府对国家的管理权将隶属于盟军最高总司令……”答复还说，天皇应立即命令日本所有海陆空部队及一切武装力量停止战斗，并缴出它们的武器；在波茨坦宣言规定的目标未实现之前，盟国武装力量将不撤离日本；日本政府的模式将由日本人民来决定。这样，就等于再次要求日本全面接受波茨坦宣言。也就是，日本政府要求保持天皇至高无上权利的请求被驳回了。

于是，主战派中的军部成员坚决反对就投降问题进行任何谈判。在他们操纵下，12日的东京电台曾广播了这样的一个通告：“皇家军队和海军，遵照最高命令……全面转入对盟国的积极战斗行动。”到第2天，日本参谋总长梅津和海军副参谋长兼所谓“神风突击队”队长大西等会见外相东乡，仍然表示耍战斗到底。大西甚至提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神风战役”，即由空军敢死队驾驶满载炸弹的飞机去撞击盟军的海陆目标，企图与之同归于尽——不惜牺牲2000日本人的性命来挽救日本的最终战败之局。

所有的会议仍无任何结果。

到14日晨，最高战争指导委员会和内阁大臣联席会议上，阿南和梅津仍然坚持反对接受波茨坦宣言，继续扬言战争到底。但激烈争论后，他们的意见被否决了，最后决定以天皇诏令的形式表示全部接受波茨坦宣言。

是晚23时，日本通过瑞士向各盟国发出了同意无条件投降的电报。同时，裕仁天皇在秘密录音室里录制了投降诏令的录音磁带，以备明晨向全世界播出。

然而，受到陆相阿南支持的以烟中少校为首的一批最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直到这最后的时刻仍然拒绝无条件投降。是日深夜，他们以1个警备师的兵力发动了占领皇宫的叛乱。他们企图搜出天皇的投降诏令录音带和联席会议记录，结果，他们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他们随后又向主和派官员大开杀戒，铃木首相和平沼议长是他们的首选目标。可是，赶到两家后，首相和议长都事先躲出去了。于是，叛乱者愤怒地烧掉了他们的住宅。到15日清晨，叛乱被田中中将为首的东部军区部队平息。叛乱主要首领（火田）中、幸贺、大烟等被命令剖腹自杀。随后，阿南陆相也被迫剖腹自杀谢罪。

15日正午12时许，东京的数百人纷纷来到皇宫城外默然肃立。他们已经事先得到通知，天皇陛下将要发表日本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投降诏令。当裕仁那乏味单调的细细声音传出来之后，不仅在这里的，包括全日本以及所有在南太平洋、满洲、朝鲜各地的日本平民和军人，都流下了痛苦和怀疑的眼泪。大和民族昔日的骄狂全都没了踪影，代之而来的是忧虑、恐怖、悲伤和精神崩溃……

在新京（长春）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内，与此同一时刻，凡是有收音机的每个房间都挤满了日军将帅官佐和士兵，他们密密麻麻地立正站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据说，在收听广播的过程中，室内异常寂静，连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地板上的声音都能听到。院子里也是肃穆得一无声息，那些没有资格进入室内的兵士们，全都在盛夏正午的烈日下端端正正地站立，战败的恐惧和绝望攫住了他们。

早在先一天，即14日夜里，山田司令官就已经收到阿南和梅津的电报。陆相和总参谋长事先告诉了他关于天皇和政府决定停战和投降的消息。但电文仍然指示他说：在没有接到其他命令之前，还须继续执行以前的任务。也就是说，剖腹自杀前的战争狂夫阿南和主战派魁首梅津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既定主张，他们还在命令日军劲旅关东军继续与苏军顽抗死搏。

山田后来的借口是，他和他的部队并未收到日军大本营的停战命令。他说，关东军司令部是在8月16日16时以后才收到军部的停战命令的。即使如此，他也没有立即向各部队发出相应的命令。直到17日15时，山田才通过广播向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请求停止战斗，然而也没有提出任何一句缴械投降的建议。

早在8月14日深夜，在得到了莫洛托夫关于收到日本政府决定全部接受波茨坦公告条件的报告后，斯大林立即打电话通知了总参谋部的安东诺夫和远东前线的华西列夫斯基。他特别提醒华西列夫斯基说：“请注意明日以后日军在战场上的行动。如果对方放下武器投降，苏军必须以人道主义待之；如果日军仍继续顽抗，则坚决彻底地消灭之。”

得此消息，华西列夫斯基高兴异常。在他看来，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终于招架不住了，这也许是它比西方战争狂徒希特勒明智的地方所在。但是，他也同时感到，中国东北战场上实力尚未完全消耗的日本关东军，是不会立即放下武器投降就俘的。就是说，今后的任务将更加复杂化了。

果然不出所料，所有各个作战方向上的日军在15日这一天都没有停止战斗的任何表示，有些地段上的战斗仍旧十分激烈。

当天晚上，华西列夫斯基将这一情况如实地报告了斯大林和大本营。总参谋部也向斯大林报告说，并未发现有日本军部给关东军和其他各作战部队下达停战令。对此，似乎也在斯大林的预料之中。他显得非常镇静，处理起来也极为轻易。他指示安东诺夫说，应该立即在报纸上对战场的实际情形加以说明，同时命令各作战部队，在敌人尚未在实际上无条件投降以前仍应继续采取积极行动。

第二天，即8月16日，在苏联最有影响的报纸《真理报》上，刊出了安东诺夫以苏军总参谋长身份签署的公告。

公告写道：

1．日本天皇8月14日关于日本投降的公告，只是关于
无条件投降的一般性宣言，对武装部队还未发出停止战斗的
命令，日本武装部队依然在继续抵抗。因此，日本军队尚未
实际投降。
2．只有当日本天皇命令自己的武装部队停止战斗行动
并放下武器、而且这一命令确实付诸实行时，日本武装部队
才算投降了。
3．有鉴于此，苏联远东武装部队将继续进攻日本。

在随后的几天里，华西列夫斯基下达命令给马利诺夫斯基、麦列茨科夫、普尔卡耶夫，要求其所属各前线部队继续按计划发展进攻，坚决消灭一切尚在顽抗中的敌军。

在后贝加尔方面军长达1000多公里宽的广阔战线上，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前出到了张家口至承德一线；第17集团军已经赤峰冲向了辽东湾沿线；第53集团军正在向阜新发起攻击；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在燃料时断时续的情况下，仍在保持高速向奉天（沈阳）的挺进；第39集团军一边修复敌军撤退时破坏的桥梁和铁路，一边往洮南向新京（长春）疾进。到19日日终时，整个方面军已经前出到了赤峰、奉天、开通、长春和齐齐哈尔一线，其所占领地域已经接近60多万平方公里。

在远东第1方面军的进攻方向上，第35集团军16日即前出到勃利地区的佳木斯到图们铁路线上；红旗第1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通过大规模的攻坚战，终于夺取了大铁路枢纽和行政政治中心牡丹江。此一役，计毙俘日军4万余人；第25集团军占领了朝鲜北部的要冲汪清和大海军基地清津，切断了第17方面军同第1方面军和日本海沿岸的联系。由于该方面军的努力，日军第5军被全歼，第1方面军和第3军也损失大部。至此，日军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苏军进入中满平原和北朝鲜的企图破产了。

远东第2方面军所属各部，在这几天内占领了北满战略重镇佳木斯，沿松花江边流而上直取哈尔滨的进攻也态势良好。此外，太平洋舰队已牢牢地封锁住了朝鲜北部沿岸。

到8月17日，山田司令官终于意识到继续抵抗已经毫无意义，乃于15时通过关东军司令部的广播电台向华西列夫斯基提出了进行停战谈判的请求。这时，距他接到日本大本营停战令已经过去了近23个小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广播中说：“为了尽快实现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我们关东军首长今晨颁布命令，以便我方代表乘坐的飞机能在8月17日10—14时（东京时间）之间飞往牡丹江、密山、穆棱，同苏联红军当局建立接触。关东军司令部希望这一措施不致引起任何误会。”

两个小时后，华西列夫斯基又收到了山田本人亲自签署的无线电报，说他已命令所属部队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向苏军交出武器。又两个小时，即19时，日军飞机在远东第1方面军驻地地段上投下了2个通信筒。简内装有日军第1方面军司令部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要求。

然而，在整个远东苏军的其他大多数作战地段上，日军仍在做着顽强的反抗。鉴于此，华西列夫斯基当即发电报给山田司令官。电报说：

此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发电报给远东苏军司令部提
议停止军事行动，但却只字未提满洲的日军武装部队的投降
问题。同时，日军在双方战线的一系列地区还转入了反攻……
兹向关东军司令提出：必须在8月20日12时起在全线
停止对苏军的任何战斗行动，并缴械投降。之所以提出上述
期限，是为了使关东军司令部能将停止抵抗和投降就俘的命
令下达到自己的一切部队。
一旦日军开始缴械，苏军将停止战斗行动。

同时，华西列夫斯基下达命令给麦列茨科夫，要求他派出代表到牡丹江和穆棱两地的机场，授权他们通知关东军司令部的代表，明确告知对方，只有当日军开始投降就停时，苏军的军事行动才能停止。

应该指出的是，华西列夫斯基所采取的这种拖延受降（用苏联政府和他本人的话说是停止军事行动）期限的做法，在一方面，确实有他向山田等日军方面所名正言顺地解释的成分，即很多地段上的日军并没有停止抵抗，山田也没明说要缴械投降，也担心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不能按时送达各部队，等等。一般地说，这些是基本可以成立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这里也有苏联政府和华西列夫斯基的另外打算，这就是，趁日军混乱之际更多地占领原日军所盘踞的地区，其中尤其是中国东北各大中心城市与各铁路沿线，包括他们念兹在兹的整个中东铁路全线——长春到旅顺口这一线正是苏联的未来利益所在。这样，即可以对英美等盟国夸口自己全部消灭了关东军部队，又可以向蒋介石国民政府说是它帮助解放了东北全境，以在中苏互助同盟条约的双方谈判时增加自己的砝码。此外，他们还可以更多地从这些地区最大限度地掠取财富——名义上是对日作战的“战利品”。

18日晨3时许，山田再次致电华西列夫斯基，答复苏军说，日本关东军将立即向苏联远东军履行一切投降条件。山田还说，关东军司令部已经在答复总司令阁下的同时向所属各部队下达了相应的命令。

当天上午，华西列夫斯基就开始接到有关前线苏军指挥部的报告。报告说，从上午8时起，很多前一天还在激烈抵抗的日军师团，纷纷派来代表商谈受降事宜。鉴此，华西列夫斯基深感形势逼人，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来组织和实施这样空前巨大的突击占领和受降活动。为此，他立即向各方面军首长下达了下述命令：

……日军的反抗已被摧毁，而道路不通的情况又严重地
阻碍了我军的迅速前进完成既定任务。为了立即占领长春、奉
天、吉林、哈尔滨等大城市，必须派出专门编组的装备精良
的快速支队，还必须用这些支队或类似的支队来解决各项后
续任务……不要怕它们离自己的主力部队太远，行动须大胆、
果决……

后来，他又向各方面军首长提出，对重要的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的占领，还必须立即组织精干的伞兵分队，以它们为先导而迅速执行快速支队的先期任务。

很快，各方面军的伞兵分队和快速支队都组建起来了。各快速支队的组成主要包括有坦克部队、乘坐装甲汽车的步兵分队以及由自行火炮和反坦克歼灭炮兵抽出的精锐干练人员。伞兵分队主要是由各空军集团军抽调的精良分子，然后再配若干名中高级指挥官。

当天下午，接到日军成批投降缴械的报告越来越多了。到傍晚时分，几乎所有各作战方向上的每个地段，都有大量的日军部队有组织地放下了武器。

就在这天17时，远东第1方面军所属的第一支伞兵分队向哈尔滨进发了。该伞兵分队由扎别林中校负责指挥，全队由120名空降兵组成，作为方面军全权代表的是该方面军副参谋长舍拉霍夫少将。由于时间仓促，形势紧急，当时对哈尔滨城内的形势及驻地苏联领事馆的情况均无确切情报，只知道在牡丹江附近被击溃的敌第1方面军主力正在向该城方向清退。以此区区120人的苏军来接管全城并要应付所有可能发生的复杂情况，确实是太困难也太艰巨了。但苏军勇士们根本顾不了这许多，只有大胆前行努力以赴了。

两个小时后，苏军这支空降兵分队在哈尔滨机场着陆并占领了该机场。不久，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由几名军官陪同来到了机场，他向苏军特命全权代表报告说，哈尔滨地区的日军已经瓦解，几乎已经不受关东军司令部指挥了。舍拉霍夫少将立即向他宣读了要求所有日军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并命令秦彦及驻哈日本领事宫川等于8月19日7时乘苏军飞机前往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部。后者要求给他3小时的准备时间，以便准备包括满洲全部日军投降命令、关东军将领名单及哈城守备部队实力等在内的一应材料。23时，秦彦如约呈上了上述资料。第2天，他被带到了麦列茨科夫元帅的指挥所。华西列夫斯基也先期到达这里，以便与之进行受降等一系列问题的指示性谈判。

远东时间19日15时30分，在麦列茨科夫元帅的陪同下，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与秦彦三郎和宫川举行了关于日军在整个满洲和朝鲜地区无条件投降事宜的谈判。

华西列夫斯基向秦彦提出了投降程序的要求，指定了受降的集合点、行动路线和具体时间。秦彦立即表示接受苏军的安排。他还向华西列夫斯基解释说，某些日军部队所以未及时执行缴械命令，是由于关东军当局没能把投降令传达下去。因为关东军司令部在苏军发起进攻的第二天，就已经失去了对某些部队的指挥。华西列夫斯基还警告他说，所有日军的投降必须有组织地进行，包括军官在内一并转交苏军，不得有任何差池之处。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秦彦三郎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对华西列夫斯基的每项要求，总是连连点头称是，甚至不惜卑躬屈膝。昨天还是骄横的满洲太上皇和狂妄的战争武夫，今天却变得如此卑微和沮丧。真是不可思议之极！华西列夫斯基心想，他们昔日的那种武士道精神怎么就荡然无存了呢？

当哈尔滨全市已经落入120名苏军勇士之手的同时，19日拂晓，由后贝加尔方面军特命全权代表阿尔乔缅科上校指挥的伞兵小队也飞到了关东军司令部驻地的长春。他们一行只有11人，其中有4名军官和6名士兵，其任务是接受长春守备部队和市郊所有其他日军部队的投降就俘。

他们几乎是突然地出现在停有约300架敌机的长春中央机场上空，盘旋几圈后就在机场着陆了。苏军的这架飞机立即占领了起飞滑行道并准备随时向机场开火。当确信并无危险后，阿尔乔缅科才发出了让空降兵分队飞往长春的预定信号。随后，他留下所有的军官和士兵占领机场，只身前往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大将的办公室去了。这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孤胆英雄！

当时，山田的办公室内正在开一个什么会议。当阿尔乔缅科上校只身步入他的办公室时，在场的日军高级军官全都惊呆了。他马上下令中止会议，并当面向山田等宣读了要求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上校读毕，山田曾企图提出些什么条件，但立即被阿尔乔缅科断然拒绝。当城市上空传来苏军轰炸机和运输机的强大轰鸣声后，山田第一个取下佩刀并将它亲手交到上校的手中，承认自己成了苏军的俘虏。随后，其他在场的日军将领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到11时，苏军第一批航空兵部队已经占领了长春市的主要桥梁、铁路、电台等重要设施。与此同时，山田和“满洲国”总理在阿尔乔缅科提出的全部投降书上签了字。当晚，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大楼上空的日本国旗被降了下来，代之而升起的是苏联国旗。随后，阿尔乔缅科在原关东军司令部的一间房子里组成了临时苏军司令部，给他通宵值勤并担任门口警卫的，是山田司令官的孙子。按日本古代的风俗，客人的住房必须由房主人最亲近的人们来守护，这表示客人享有最高的礼遇并最有安全感。

20日晨，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部队组成的快速支队已经进入长春。

在奉天（沈阳）机场上，第一批由225名苏军勇士组成的伞兵分队于19日13时15分正式着陆，它的特命全权代表是后贝加尔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普里图拉少将。

这里发生的情况与哈尔滨和长春都不一样。当苏军飞机降落时，他们看到一队由“满洲国”皇帝溥仪的代表和当地日军守备队长官等人组成的欢迎队伍。在检查机场的建筑物时，苏军战士在一间屋子里发现了溥仪和他的一批家眷和亲属。原来，他们是准备由奉天机场逃往日本的，结果，在他们的飞机还没准备好时，苏军先遣伞兵到达了这里。于是，这个日本傀儡皇帝和其他城内的日军官兵一样，也成了苏军的俘虏。有意思的是，当这个仅有27岁的年轻皇帝一见到苏军全权代表后，便开始痛哭流涕地检讨自己的罪行。最后，他向普里图拉少将转交了一封信，信尾竟写了很长一段对斯大林祝福的话。他还要求千万不要把他再交给日本人，他宁可去苏联。

225名苏军控制拥有170多万人口的奉天（沈阳），简直是根本无能为力。即使到第二批快速支队的援兵到达时，苏军也仅有1000余人的兵力。用这些可怜的兵力去解除5万多名日军官兵的武装，虽然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故，但也确实让人捏着一把汗。但是，英勇而无畏的苏军做到了这一点。

20日，后贝加尔方面军由200名坦克兵官兵组成的先遣支队分乘10架运输机占领了旅顺口和大连港。

随后，其他的中国东北城市及朝鲜地区也先后被苏军全部占领。

到8月底，苏军也完成了对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占领和登陆。

至此，以消灭日本关东军有生力量、解放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为目的的空前战争规模的远东战役，胜利地结束了。此一役，计击毙日军8.4万余人，俘敌59.4万余人。仅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1方面军的战利品，就有火炮、迫击炮及掷弹筒3700门（个）、坦克600多辆、飞机861架、汽车2000多辆、机枪12000挺、马匹13000匹、各种仓库679栋。

不仅日本关东军彻底败亡了，整个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也被全部打碎了。很多年来有很多人都愿意研究询问这个问题：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决定日本迅速败亡的，到底是我们开头描绘的那两颗美国原子弹还是苏军出兵作战的沉重打击呢？一般地说，美国和西方人认为主要是前者的超威力打击和震慑；而苏联人则认为主要是苏军的打击。真是公婆自道争夸功。

华西列夫斯基和所有参加这次远东作战的苏军全体将士一样，每人都获得了一枚“战胜日本”奖章。此外，他再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

是年，华西列夫斯基恰好5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