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四大历史功绩”带来的四大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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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敏特

　　12月25日《人民日报》登载的署名逄先知的文章《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我认真拜读了。

　　我得坦白，在我心中对毛泽东尚无定评。虽然有过很多说法，如“三七开”、“倒三七”等等，我都未能弄懂；因为“懂”来自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真相基本透明；二是道理彻底说清。而时至今日，我所得到的一是很多结论，如“不容否定”、“必须继承”等等，二是很多帽子，如否定毛泽东就是“别有用心”、“阴谋企图如何如何”等等，：就是不公布真相，不讲清道理。因此，看到这篇文章的标题，我还是很高兴的，我想是不是要摆点事实，讲点道理了。

　　读罢的第一感觉是：老调重弹，继续糊弄。不过，还是有收获的，这收获就是文章展示了怎么糊弄所体现的方法和观念；可以说启发是大大的。很巧的是，这篇文章把毛泽东的功绩概括为四条，而它给予的启发，恰好也是四条。

　　评价一个“伟人”是可以不提他生平中的大事的；可以尽情地掐头去尾。

　　毛泽东对自己有过明白无误的自评，即他的一生主要的是做了两件事，其中一件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可这篇文章的气势是要告诉人们，应当给毛泽东一个公允的、全面的定评；可恰恰是对毛泽东自定的大事----文化大革命，不置一词；就当完全没发生过一样。

　　而要全面评价毛泽东，一不能绕过文化大革命，二不能对文化大革命所犯的错误轻描淡写。这是天经地义的，就像你要评价华盛顿，不能不谈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建；评价林肯，不能淡化解放黑奴；评价爱因斯坦，不能不说相对论；评价希特勒，不能绕过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周作人和当汉奸，彭德怀和上书毛泽东，居里暨夫人和镭的发现，杨振宁和获得诺贝尔奖，东条英机和侵华战争……每个人都有与他的人格、品德、学养、功过，血肉相连、无法分割的主要行为与主要事件，离开了这一点，就无法认识这个人，也无法对他（她）作出公允的评价。

　　这也是一个基本的思想方法。一位哲人说得对，他说：一个荒谬的结论，也能找到很多“事实”来加以证明；因此必须从事实的总体中去把握事实，这才能达到实事求是的效果。是的，一个坏人的身上也会有长处，如果避开他的毛病，放大他的长出，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就是一个“优秀人物”。反之，一个好人也有缺点，如果讳言他的长处，放大他的缺点，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就是“问题人物”了。

　　如果是“伟人”，一切功劳都可以垒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这篇文章列举了毛泽东的四大功劳是，一是共和国，二是先进的党，三是人民军队，四是毛泽东思想；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创造和建立的。

　　于是，我又不懂了。

　　共和国的“共和”是什么意思？我想至少有两条：一是人民当家作主，二是国有国法，共和国的国法就是宪法。一个连人民代表大会都不放在眼里，经常是越过人大，以“最高指示”来治国的人；一个领导起草宪法，但不把宪法当回事儿，而公然倡导“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能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呢？所幸的是，我们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大量利国利民、趋利避害的事情，才维持和推动了这个共和国艰难的存在和发展。

　　至于毛泽东思想，我这个人头脑简单，我想无非就是毛泽东的思想。那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算不算毛泽东的思想。有人说，那些错误的东西不包括在内。于是，就带来了两大问题。

　　一是哲学问题，二是道德问题。

　　哲学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没有完美无缺，达于“顶峰”的学说。包括马克思学说，大家都承认，有不准确和过时的成分，是有待于发展的学说。这个哲学原理是不是到毛泽东思想为止，或者说毛泽东思想是唯一的例外，它只有正确，没有错误。

　　道德问题。是不是这样一个伟人，只需要享受“正确”带来的荣耀与特权，而无须对自己的错误负责。

　　总之，所有的功劳归他所有。

　　一个功勋卓绝的“伟人”，哪怕他的方针政策造成了千万人的死亡，他都无责无罪。

　　由于不涉及毛泽东的错误，于是，从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的中的非正常死亡是责是罪，都无损于这位“伟人”的伟大。这就无形中设定了一个大家必须认可的规范，即领袖在道德与法律上是有“豁免权”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在领袖身上是不适用的。这里必须实行特制的“领袖准则”。

　　逄先知的文章正体现了这个准则。而这个准则目前还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使用，尤其是此次120周年的活动过程中。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李慎明，目前正在干着一件“拨乱反正”的大事，即证明那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的死亡人数不是三千多万。对于核准数字，我没有意见，我甚至认为愈准确愈好，最好落实到有名有姓的每一个人头上，以便实现国家赔偿。但李慎明的目标不是为此，而是要证明有人“造谣”，“污蔑和攻击伟大领袖”。这我就又不懂了。如果最后落实不是三千多万，而是十万八万，这饿死人就成了无责无罪，甚至无损于“伟大领袖的威望”的好事吗？对老百姓的饿死毫不愧疚，毫不悲伤，却要义愤填膺、义正词严的来追究数字的多少，甚至镜子里照出脸上有脏，就要兴师动众地追究镜子的“罪责”，我要问良知何在，人道何在，起码的理性何在？要知道，在一个和平时期，无端地饿死一个人，都是天地不容的！

　　最近我还看到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没有毛泽东晚年的探索的失误，就没有改革创新之路”，我简直惊诧到了不知今夕是何夕的程度。是的，我们流行过一句话：坏事变好事。于是带来了一系列误读，以为坏事等于好事，以为亏得有坏事，否则哪来的好事，等等。是的，坏事可以转化为好事，但有一个必须的前提和条件，那就是总结与反思。否则，坏事还要坏下去，好事永远来不了。文革之灾转换为改革开放之成，有一个不可替代的原因，那就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反思。没有这个常识性的认识，就会出现大笑话，大颠倒。我们就得去感谢希特勒，没有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哪有中、美、英、苏、法等国，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我们就得去感谢日本军国主义，没有他们发动的侵华战争，哪来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过，还真有人感谢日本侵华的，那就是毛泽东。

　　评价“伟人”的功绩，可以以掩盖真相为前提条件。

　　逄先知文章的很多结论是没有以真相的披露为前提的；结论没有建立在真相的疏理上。这已经是很多所谓“马克思主义卫士”的习惯。

　　譬如，讲到毛泽东建国的功勋，却没有涉及建国的来由。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他那一时期的言论，是有很多民主的承诺的；诸如要实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以及农民的耕者有其田，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空，等等；这是建国成功的动力。但是请问，建国之后，这些承诺他兑现了吗？事实告诉我们的是：恰恰相反！在他否定这些承诺的时候，连他的战友们都感到吃惊，最后在威压下只得承认自己是“小脚女人”，跟不上了。一个够格的政治家的起码品德是信守承诺；我们评价一个人的起码标准是：听其言，观其行。把一件事的来龙去脉的真相全都掩盖起来，我们又何能对这件事作出准确的评价呢？

　　最近全世界都在带着极大的敬意悼念前南非总统曼德拉，他的伟大功勋是实现了种族平等，手段就是两个：一是和解，二是和解的前提必须是澄清真相。我们要取得对毛泽东的全民族的共识，必须是公开真相。要评价的功勋，有要掩盖真相，那就成了南辕北辙，是绝不能成事的。毛泽东已去世多年，按国际惯例，已经过了档案保密期，公开有关真相，应该是可能可行的。

　　是的，怎样评价毛泽东是有分歧的；在毛泽东评价的问题上取得全民的基本共识，又是深化改革开放必须的前提之一。而我以为，解决这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需要三个条件。

　　一是必须有一个类似于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样一个全民性规模的交流。单靠几个领导表态，或靠类似逄先知这样的笔杆子的几篇大作，是无济于事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必须公民化的社会，任何强制性的手段都具有段暂性，只有靠“知情知理”的大多数人的“人心”，才是长治久安的基础。

　　二是必须尽可能地披露真相。这些年来，文革已经成了不可触的“敏感词语”，多数年轻人和普通老百姓对共和国的历史茫然无知，他们对这样的大事只能报两种对策，一盲从起哄，二不信一切；真切的共识是没有的。

　　三是创造一个共守的游戏规则，即我们在书面上也提倡过却不肯实行的规则，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揪辫子”的“三不主义”；让大家在和谐的环境和气氛中，畅开胸怀，畅所欲言。

　　没有这三个条件，不懂的事情恐怕就永远不懂了。在什么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我大概只能保留一个“不懂权”了！

　　2013-12-26

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