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棍横行 中共固化媒体宣传进入死胡同

wenbo

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将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此，洋洋洒洒数千字公报换来了众网友“不明觉厉”（网络用语，意为虽然不明白在说什么，但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的点评。随后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令世界为之一振，中共固化媒体宣传如若进入死胡同，可能再次将《决定》带来的新风毁于一旦。

习近平对《决定》的补充说明中力倡“一般性举措不写，重复性举措不写，纯属发展性举措不写。”但在公报发布后，早已固化的媒体宣传一度陷入假大空的泥沼中不能自拔，本该“不写”的被反复强化。提前出炉的《人民日报》社论和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一个在高扬改革旗帜，一个在谱写新篇章吹响新号角，极富中国特色的话语宣传环境在“党性是第一生命”、“必须加强党的领导”等看似宏大炫目实则空洞干瘪的口号中有了基本雏形。遍布宣传体系各个重要位置的党棍们，纷纷亲自或指挥着一批吹鼓手和宣传员，在一台布满锈渍的机器上开足马力进行聒噪。党棍——虽然是旧词新用，却也因一“党”一“棍”附带着的高度政治色彩和奴颜婢膝姿态，成了兼负表意性和象征性的一语双关之表达。

何为党棍？从字面意思来理解，类似于看门狗和狗腿子的进阶版。寻根溯源，原指蒋家王朝时代国民党内在某一地方或某一单位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的头目。由于类似的角色于当今也是熙来攘往，层出不穷，所以最新版本的解释更多地指向了表面上高举着旗帜，背地里却干着盘剥他人生存利益勾当的人或者利益集团，形式不外乎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大搞一言堂，进行愚民教育，建筑无形的防民工程种种。

要论高举某旗帜，也是有很高准入门槛的。坐拥权势者可以高举，比如毛之思想、邓公之理论，以及随后陆续而至的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上台后主推的中国梦。代表国家意志且拥有绝对话语权者可以高举，比如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最高党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以及良莠不齐的地方机关报。前后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属于“旗帜”的创造者，后者更多的是推销员。推销什么，怎么推销，就成了考验“推销员”水平和能耐的关键，同时也决定着受众对“上情”的认知和理解。

就民众对党八股宣教模式的不齿与心寒、对“推销员”一再自说自话轮奸民意并冠之以党棍称谓来看，蔚然成风的宣传模式显然是有问题的。可以说，在党性和阶级观念占据主导地位的大环境里，党报官媒天然地被赋予不容争辩的政治属性。欲成“报”成“媒”，首先要听党的话，全心全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深处其中的媒体人，也只好入乡随俗，写什么样的文章，持着什么样的口气，衡量标准不再是老百姓是否喜闻乐见、通俗易懂，抑或有无遵循新闻要素，转而异化为有无恪守本分做好党的喉舌，成为绝无二心的党棍。

退一步来讲，批评党棍的假大空、“强奸”民意总是容易的，为这种症状寻找他因开脱也不难。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固化宣传模式的病症如秃子头顶的虱子——明晃晃地摆在眼前，相关部门却听之任之、讳疾忌医；浸淫在其中的党棍们明知被钉在了耻辱柱上，还一如既往地说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写着在民众看来如裹脚布般又臭又长的官样文章。以至于目前整个行业的现状是，不该管的地方被管的太多，束缚太多，该管的地方又没有人管。这种矛盾不解决，整个行业只会越来越畸形。虽说认识到问题是第一步，但如果没有查漏补缺、解决问题的第二步跟上，认识也等同于白搭。

每一个执政党都需要自己的吹鼓手和宣传平台，作为世界最大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否需要为自己的思想和政策宣传，答案显然是需要的。只是本该成为媒体“副业”的宣传，在中共强力的话语体系中一步步沦为“专业”。古代有“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之说，套用在此便成了“党让我这么说我不得不说”。长此以往，媒体有了自定义的红线，也习惯了一边充当着全职宣传员的角色一边仰仗着权势闷声发大财，无条件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自动归队于“支持党的媒体”序列中。

由于媒体与体制自动捆绑为“命运共同体”，所以媒体的重要性一再强化，被央视、新华社等中央级喉舌盯梢，等于是进了法庭和刑场。坊间有戏言，“有事找焦点访谈，比警察还管用。”说的正是北漂往返老家北京6趟办护照的事例。也正是基于此，民众“把事情闹大，才能解决”的思维才被无限制使用，而且屡试不爽。党报官媒在社会议题上的舆论引导力，只是其重要性被强化后的一个剖面，这也是“命运共同体”赋予其的权力。但涉及到政治层面时，为了保证自身的“行政”存在，言论的意义却自动被忽略甚至被抹杀了。

翻开各大报纸，基本上都设有言论版面，《人民日报》也在2013年新年伊始推出了评论版，声言“新一年，我们将努力说真话、写实情，让文章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言之有情，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更有可读性可视性，实实在在服务读者。”但纵观将近一年的言论，基本上还是中规中矩，没有多少石破天惊让人眼前一亮的评论问世。推出的系列评论，要么是学习讲话精神，要么是深化改革、要么是助推中国梦，宏大的政治叙事并未能触及到痛点和盲点。更进一步讲，官方主导推行的网评员培训，试图将活跃于网络的意见领袖收归己用的做法，更是让言论的意义扁平化。看似主流舆论场热闹非凡，你一言我一语激扬文字，实则内核早已被一律化。

中共对思想和言论的控制，好比对历史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的控制一样，即从实用主义出发用己方的政治需要和标准规范着大多数人的记忆和思考方式。在中共划定的框框里，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僵化的言论是必然结果。在主流报端，只要官员还在其位，永远以伟光正的形象示人，媒体言论很少与官员的命运息息相关。一旦被检举被揭发，马失前蹄的官员才能褪色，才能回归到正常人的轨道上来。至于如何做到既让官员的地位透过媒体的实体而存在，又让抛头露面于公众的官员随时能出出汗、亮亮丑，两者兼顾的魄力在当前的宣传体制里显然是不容易培育的。铲除背后的“黑手”，也绝不仅仅是换掉几个党棍和笔杆子那么简单。从屁股决定脑袋的逻辑来判断，一旦坐在了党报笔杆子的位置上，脑袋里想什么，笔下写什么，不由其主观决定，更多的是受到政治正确性主宰，因为只有保守和能够捉摸到领导意思的笔杆子才能够胜任。试问：这样的笔杆子又何以能有创意，又何以能够在官场以外发挥“领导”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行政部门已经开始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宣传话语体系也不妨以此作为借鉴，促使党报官媒从“支持党的媒体”转换到“宣传党的言论”，在可控的范围内，给媒体提供充足的自由竞争空间。以电影经验为例，以往只是政府的电影制片厂，结果电影市场尽是理中客式（理性、中立、客观的简称，带有嘲讽意味）的说教 ，极度缺乏想象力和市场号召力。自电影市场从“自产”转变到“管理”之后，控制权虽然还是掌握在国家手里，但电影已然不再是万马齐喑，死灰一片。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既然电影市场可以如此转变，新闻媒体也未尝不可以进行同样的变革。更何况，广州恒大夺得亚冠联赛桂冠的事实，与当家人许家印不同于国家队的管理模式也不无关系。李克强在论及地方政府改革时的比喻和要求——地方政府抓经济不是当“司机”，不是直接开车上路，而是要管好“路灯”和“红绿灯”，也是同样的道理。将此种变革思维嫁接到媒体上来，也即给众媒体提供宽松的言论环境，政府只在其中扮演“管理者”的角色。媒体在自由竞争的过程中，对党的宣传力量自然会得到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发展和彰显。另一方面，透过管理的科学性，对消极和违法的资讯进行约束，该承担法律责任的让法律去管，该平衡左右的媒体在相对自由的竞争过程中会水到渠成地平衡掉。

后一点，微博的管理正在进行，比如中国的网络大总管鲁炜直截了当告知网络名人们要坚守“七条底线”，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网络管理方式由“堵”到“疏”的转变，也是政府罕见地量化了管理的边界。只是现在公权力还未能从“办媒体”彻底转向“管媒体”的轨道上来，该由舆论场自行平衡和消化的观点被强力遏制，以至于施行期间不断被民意倒戈，这也是调整避不开的阵痛。如果这种环境能够实现，诸如《环球时报》传播的党的观点，并非不能在市场里生存。当然，这只是理想变革的雏形，应用到现实政治中来会否产生不良反应，还有待实践去检验。



(泉野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