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没有学好的中国历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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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在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这个党国有许多值得庆祝的事情：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纪录，世界一流的教育和技术创新，在世界舞台上日益显著的地位。但是，就在当局竭尽全力确保国庆游行巨大成功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却面临着自1989年以来最激烈的国际批评，当时它在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杀死了数百名手无寸铁的抗议者。30年后，国际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中国的边地：新疆和香港。

新疆和香港都是让中共烦心的地方，西藏也一样，关于年迈的达赖喇嘛接班人的争端可能会在西藏重新唤起民众的不满。还有台湾，那里的选民对一位敢于挑战北京观点的总统的支持率正在上升，北京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挑战并不是“外国敌对势力”、“分裂分子”或“暴徒”在上述地区制造的事端，尽管中共这样声称。它们其实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共70年前上台时接管的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中国，而是一个幅员辽阔、多民族的帝国。

在建国后的头几十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心照不宣地承认了这个过去，自豪地宣布自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现在，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积极地努力消除国内的文化和政治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朝代的遗产。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执着地宣称中共管辖下的所有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但现在与中国联系起来的公鸡形状的领土，是大清帝国（1636–1912）的功劳。台湾、新疆和西藏都是被清政府纳入版图的，蒙古也如此。香港今天的特殊地位也是清政府政策的遗产。

中国人于17世纪初开始到台湾定居，1683年清政府将中国殖民者和台湾原住民置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行政管理之下。1759年，清政府征服了西部的新疆，这是清政府与准噶尔部长期争夺中亚统治地位的最终结果。大清朝廷对新疆实行了松散的军事统治，允许当地精英管理地方事务。中国移民随之而来，在新疆北部开拓了殖民地。西藏也在准噶尔之役期间，被清王朝用军事干预和宗教外交相结合的手段控制。西藏的喇嘛和清朝的皇帝原则上同意将宗教和世俗领域的权威分开，按照一个名为“供施关系”的模式由他们分别管辖。

香港的情况则不同，但它也与大清帝国时代有关，而且可能令人惊讶的是，香港与新疆有关。清政府在1842年签署了结束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条约把香港割让给了英国，并在中国沿海的其他地方设立了对西方贸易开放的通商口岸。这个臭名昭著的条约被普遍称为“不平等条约”，它无疑是大英帝国侵犯的一个例子。但是，让外国人来管理香港和其他通商口岸等边境贸易租界的想法，是大清帝国的一个常规做法。实际上，自1727年以来，俄罗斯人就一直在满蒙恰克图的一个租界里进行贸易活动。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在新疆西部边境地区面临着一个类似于他们后来面临的来自英国的挑战。来自浩罕汗国(Khanate of Kokand)的商人不断袭击喀什，要求获得贸易特权。经过多年的不稳定后，清政府和浩罕达成协议，开放了一个贸易租界，让浩罕官员在那里运用自己的法律，征收关税，作为管理喀什市场的回报，清政府还给予了来自其他国家的商人最惠待遇。1835年参与《浩罕条约》谈判的清政府官员中，许多人后来也与英国人打过交道，结束了19世纪40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条约中的主要条款也与《浩罕条约》类似。虽然贸易租界可能是外国不公平的要求，但它们也是清政府的工具。

中共在1949年掌权之初，默认了这个帝国的过去。像苏联一样——另一个谴责西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接管了一个以前的帝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想让自己看上去像是一个邪恶的殖民主义者。所以，中共承认其控制领土上的民族多样性，承认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中共还在汉族人口不占多数的地区设立了名义上的“自治”政府，清政府也曾在许多相同的地区通过当地的非汉族精英实行统治，包括新疆和西藏。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深圳和中国其他城市设立的经济特区，就是重新使用了一个清朝的先例。这些特区看上去很像历史上恰克图、喀什、香港等通商口岸的贸易租界。与清朝的贸易租界一样，它们通过给予外国企业法律和税收上的优惠来促进商业发展。同样，“一国两制”的承诺也与清政府的另一个政策相呼应，“一国两制”原则是为了保证香港的高度自治，北京希望这一原则为未来台湾与大陆统一提供一种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曾承认并借鉴了清朝用灵活方式对待多元化和主权的传统。但多年以来，尤其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共已经放弃了相对宽容的传统，同时加强了民族同化主义和政治僵化。如今，中共不再颂扬各种文化的独特性，而是越来越推崇一种叫“中华”的统一文化，这是一种泛中国的身份认同。“中华”文化的风俗习惯和特点，虽被认为包罗万象，但实际上与汉族的风俗习惯和特点相同。

政府现在把以前被称为“汉语”的普通话称为“国语”，并大力推动它在学校和公共场合的使用，尽管各民族使用自己语言的自由，以及在官方场合使用方言是得到宪法保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积极支持非汉语出版和双语教育。现在，新疆的维吾尔语书店里空空如也，大门紧闭。在新疆和西藏，双语教育已被普通话学校取代，提倡学习维吾尔语和藏语的人遭到迫害。当局已经将阿拉伯文从中国各地的公共场所抹掉，包括商店和餐馆门上的阿拉伯文的“清真”字样。非普通话的电视节目正在从中国的广播电台消失。粤语在香港以及邻近的广州都面临着压力。

同样，在汉化宗教的名义下，习近平的党国正在把清真寺和基督教堂夷为平地，并已经拆除了洛若乡(Larung Gar)藏传佛教寺院中心和亚青寺(Yachen Gar)的大片房屋，把僧人和尼姑赶走，并将其中一些人关进了所谓的再教育营，类似的拘禁营现在关着约一百万维吾尔族人。中共还试图在香港的学校推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加强中共版本历史的教学。台湾选民在2016年选举出了一位北京不喜欢的领导人后，习近平威胁要使用武力，并阻止大陆游客访问台湾。

这些政策削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上的灵活性，以及相对宽容的民族政策传统，并在国际上引发批评，加剧了紧张局势，同时破坏了中共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集中营并不会把维族人和哈萨克族人变成吃猪肉、无视斋月的忠诚“中华”人。用暴力手段维护治安不会让香港人放弃对基本法中承诺的自治权的诉求。宗教压迫和妖魔化达赖喇嘛不会让西藏人喜欢共产党。武力威胁不会让台湾人觉得与大陆更亲近。

习近平对政治和文化同质化的不切实际的梦想，不仅与中国传统的多元化做法背道而驰。他的同化主义也激发了中共一直希望避免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