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正：脊梁骨李锐与《炎黄春秋》/轉載

徐文立

杜导正：脊梁骨李锐与《炎黄春秋》/轉載 2019年3月4日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八日，我來到木樨地二十二號樓李锐故居。物是人非，往常我們經常坐的大沙發已經堆满了鮮花，我们也献上了精心挑选的百合花。

李锐家中的灵堂

“當代中國屈原─李锐同志千古”，我寫的輓詞，貼在李锐照片邊。他一生追求真理，是堅定的改革派，是黨內的先知先覺者。我是覺醒在晚年，这也是我更尊敬李锐的緣由。他一生大起大落，毛澤東說過”五不怕”（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前四项他都经历了。超出常人的經歷造就了他一副硬脊梁。

杜老来到李锐家中看望亲属

我早年的工作跟李锐沒有交集。他在延安，我在晉察冀邊區。一九五九年，我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李锐也因右傾勞改下放到北大荒，所以後來我與李锐最有同感的是，人生最難受的事情是挨餓，李锐在北大荒差一點就被餓死了。了解李锐多一點是讀到李锐《廬山會議實錄》時，這是我當時看到的珍貴史料。看后，令我对中央从批左到突然反右的谜团豁然开朗。後來又讀了他的《龍膽紫集》，覺得他是硬骨头。

為李锐名字脫敏

64事件後，李锐、于光遠、李昌和杜潤生在中顧委受到追查，不予黨員登記，後被陳雲挽回。但是，中宣部嚴格規定，李锐、于光遠、李昌和杜潤生這些人的名字一律不許見諸報刊、不許媒體提起，誰做處理誰。

一九九一年末，雜誌編輯拿來一篇李锐寫關於毛澤東的青年時代的稿《青年毛澤東的心路歷程》，雜誌編委會討論這稿能不能發，編委會爭議非常激烈。因為中宣部有明確規定，李锐的名字不准見報。《炎黄》創刊不久，各個方面都還很弱，為了生存必須非常謹慎。盡量刊登一些以史為鑑的、對人們有啟發又安全的稿子。反對的人認為：第一，此文是老生常談，有毛粉之嫌；其次，讓李锐的名字見報，是拿着雞蛋碰石頭，我們碰不起。於是編輯提出，要不跟李锐說，用筆名發表可否？編輯問了李锐，但他不同意，於是編輯就希望由我和方實去找李锐談，我們就給李锐打了電話。他沉默了一會，說：”用筆名，可以吧。“我又說：”那你想用什麼筆名？“他說：就叫“怒吼”吧。然後，編輯部又討論很久，分析局勢觀察動向，最後我們覺得可以试试打個擦邊球，因為這篇文章是正面評價毛澤東青年時代的，表揚毛总可以吧？用這個理由讓李锐名字見報而辯護。儘管講了毛的好話，但看刊物出現李锐名字，這個政治收益还是大许多。最後，我拍板：“就用李锐的真名發表吧。這也算是一次“以身試法”吧。就如我們刊登實事求是評價陳獨秀的文章，國民黨抗戰貢獻文章一樣，成功地打了擦邊球。果然，此事就這麼過去了。後來，其他媒體見我們雜誌發了李锐的署名文章，並沒有被懲罰，於是也陸續發表李锐的文章，這是雜誌同仁引以為豪的事一一為李锐的名字脫敏。

我们查了一下，李锐这些年在炎黄发表了五十六篇文章，每年大约有三四篇。《炎黄春秋》的平台，让相当多的人了解了李锐，了解了李锐的思想。

李锐：“我来向上面反映”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炎黄春秋》雜誌周圍有幾十個退下來的正部長，連老国安部長凌雲都是《炎黄春秋》雜誌的編委。那時《炎黄春秋》雜誌的編委擴大會，常有一大批前正部級老幹部和前省委書記參加，有杜润生、曾彦修、凌雲、任仲夷、朱厚澤、劉杰（河南省委書記）、項南（福建省委書記）、周惠（內蒙古書記）等，李锐當時算是比較年長的一个，经常带头發言。

李锐多次說，要着力研究幾個問題：馬克思主義是個什麼？共產主義是個什麼？中國共產黨是個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什麼？他秉承其父的憲政思想，希望中國走向憲政。那时，不少老幹部聽他的話覺得有點刺耳，但隨着时间的推移和國內局勢的變化，不少人再回想起當年开会时的情形，都不得不佩服李锐的遠見卓識。

進入二十世紀，《炎黄春秋》碰過許多坎。有一次，中宣部和上面一些人整肅《炎黄春秋》，用行政手段，不給《炎黄》雜誌年檢，說要通過年檢就必須掛靠到一家部級單位，這就引出一場“掛靠風波“。此事發生在二〇〇四年三四月前後（此前還有于光遠文章風波，他的文章涉及“三個代表”入宪）。為解決掛靠問題，我親自去找周惠，想讓他疏通劉雲山，還找了耀邦夫人和他的老大，希望掛靠到全國工商聯。最後，還是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会长費孝通老给我们疏通了，他說服了上面让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作為杂志主管主辦單位，雜誌得以生存发展。

期间，李銳也參加了我們多次研究對策。後來，雜志多次出現類似的年檢風波，無法出刊，在這種關頭，總有李銳和其他老同志幫忙。後來，当他們一個個病倒、辭世，雜志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有時候上面來頭很大，部分有人脈的同志也覺得棘手。

有一次，面對同類風波，開會時大家都靜靜的，有點僵在那裏。這時李老高聲地說：“我來試試！我來向上反映。“ 不管成功與否，這一句痛快的”我來試試“，就像一劑強心針，它給人力量和鼓舞。就像在前線，”同志們，跟我衝啊！“一樣有號召力。

我還記得，老同志們幫忙轉給中央的信，有一次果然轉到當時的總書記胡錦濤手裏，據說胡還批過一段話，大意是《炎黄春秋》是一批老同志辦的，他們還是愛護擁護我們黨的，有錯誤可以加強管理和教育。他把中宣部整肃雜誌的企圖頂了回去。

回想二十五年辦刊歷程，每一站都有許許多多老部長老省長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拚命為《炎黄春秋》護航，呵護着我們的雜志。我們杂志全体同人都永遠感怀他們每一個人：萧克、張愛萍、費孝通、習仲勳、杜润生、任仲夷、凌雲、朱厚澤、周惠、劉杰、曾志、胡啟立、田紀雲等等。

李锐是他們中最長壽的一位，他跟二〇一七年去世的何方一樣，跟許許多多老同志一樣，為這本呼籲改革的刊物戰鬥到生命最後一刻。如果沒有這麽一大群老部長、老革命、老同志，《炎黃春秋》絕不可能走得這麽遠，這麽久。

“《炎黄》的顧問，我當定了！”

在雜誌社的晚期，老人們随着自然规律，一个个驾鹤西去。李锐的作用也更突出了。他在2014年成为雜誌社的正式顧問，堅定地跟雜誌的全體同仁一起，用最后的力气为炎黄春秋护航。

李锐晚年成为一位卓著的党史专家。他在《如何看待毛澤東》一文中，寫道：“歷史學家的責任就是要將歷史及有関人物的事實，尤其是長期不為人知的事實，一一清理出來，公之于世。從而使後代人徹底清醒過來，接受教訓，以史爲鑒，更理性地前進。“

在《八十自壽》詩中他寫道：“欲喚人間歸正道，學操董筆度餘生。”他晚年著書立說，用無可辯駁的事實，揭露了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弊病，發出了呼喚憲政民主的强音。也正是基於這樣的理念和決心，他堅定地沒有一絲猶豫地站在炎黃春秋一邊。二十多年間，他筆耕不輟地為炎黃春秋寫稿;炎黄春秋不論何時開會，不論刮多大的風、下多大的雪，只要他在北京，他總是一大早就來到會場，经常是第一个。

二○一五年，繼《中國青年報》的《冰點》欄目和《南方周末》等被「和諧」之後，《炎黄》已經是改革開放派唯一的陣地，而李锐就更加珍愛這唯一的陣地了。李锐與何方等老同志和顾问们與雜誌同仁頻繁見面，共同应对。

何方（左）李锐（中）杜导正（右）

二〇一五年春，國內形勢急轉，更不利改革開放力量。有的老編委在所属部門黨組的要求下被迫退出雜誌編委會，雜誌社處境一天比一天艱險，有的副總編、副社長也被迫退出，我們有幾期雜誌期刊，在印刷廠被gong安截住，要停機換稿才可以重新開機印刷出版。

一天，中組部派了三個局長去李锐家談話，目的很明確，說中組部要求李锐退出炎黃雜誌社的顧問的職务，李锐斩钉截铁地回答「你們說完了嗎？《炎黃春秋》這個顧問，我當定了。你們就回去如實彙報吧。就說是我說的。」他決心與《炎黃春秋》共存亡。他也這樣捍衛過當年被整治的《冰點》，使《冰點》在《中國青年報》得以復刊。李锐的仗義執言，讓李大同至今念念不忘。

這一年，大家明顯感到了形势急转的诡异动向，李锐更是按捺不住，極力主張《炎黃春秋》重新刊登鄧小平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的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編輯部爭論很大，認為任何報刊都沒有這種先例，但李锐反覆陳述理由，最後說服了大家，總編徐慶全動手編輯了李锐的按語《我為何提議重發鄧小平的”八.一八”講話》。在國家何去何從的重大歷史關頭，李锐始終站在人民一邊，站在推動歷史前進的一方。

非同尋常的豁達

記得一次，我們一起去見胡啟立，辦公室在二樓，但是沒有電梯。李锐已經九十好幾了，卻是一個人趕來。當李锐和我一起爬到二樓樓梯的拐角處時，他臉色發白，嘴唇發青，氣喘吁吁，差點倒下了。我們趕緊扶着他。但他很鎮定，慢慢靠着牆，從隨身帶的黑提包裏拿出硝酸甘油噴霧劑，往嘴裏噴了幾下，又過了一會，他才說：「沒事了。」我們繼續爬上二樓。那天跟胡啟立談了許多。其實，他的身體沒有他表現出來的那麼好。儘管他快到一百歲時還堅持游泳，還經常在游泳池看見他，他一般遊仰泳。但是他心臟安裝了起搏器，又有冠心病，肺也不太好。在他看來，與身體以至生命比起來，為憲政民主奮鬥才是更重要的。

二〇一六年，《炎黃春秋》也迎來最後的寒冬。那時，我們這幫”老傢伙”裏，只有李锐、何方和我還健在，還能思考還能走動。《炎黃春秋》顧問小組，還有郭道暉、江平兩位法律界頂級人物，和中年骨幹陶斯亮、胡德华。

當時我九十三歲了，精力明顯衰退，心裏非常焦慮，那一段時間因為李锐腿部拉傷，走不了路，我就約何方、宋以敏夫婦經常到李锐家碰頭。

二〇一六年春，《炎黃春秋》依慣例舉辦迎春茶話會，遭到當局阻撓，李锐、何方和我主张坚决抗争，编辑部同人和顾问们都齐心协力。我說：「茶話會非開不可，我們幾個老傢伙站在前頭，讓他們抓，這麼冷的天，進去後就死在裏頭了，這是最好的結局。」李锐、何方都堅決贊同。最终，我们的會轉戰了幾個會場，还是成功地举行了，來盯梢的人挺多，他們就坐在會場邊上听。

李锐的晚年，跟我來往就更多了，基本上不到半個月就見一次面，談談政局，說說心裏話。不是我上他家，就是他來我家。其實他老伴張玉珍跟我說了很多李锐家的苦惱，但是他從不談這些家常事, 每次跟我在一起，都是談国家大事，即使談他過去的苦难，也是幽默輕鬆。李銳在晚年鼓勵雜志社的楊繼繩寫完記錄中國大饑荒的那部力作《墓碑》，李锐多次為他提供資料和指導。楊繼繩說，沒有李锐和眾多老同志們的支持鼓勵，沒有李锐的著作為基礎，他不可能完成。

最后时光——何時宪政

二〇一八年三月，李锐因肺部感染住進醫院，腦子清醒的時候，他總是要老伴張玉珍打電話給我：「李锐惦記杜老啊，要我問問老杜身體還好嗎？」我在家時也經常接到他夫人的問候電話。當他不發燒了，我們去看他，他在昏睡中聽說我來了，果然睜開雙眼，緊緊握住我的手，我們握了很久很久。張大姐說話，他點頭。

去年中秋節，我專程到翠微路的華普大超市，給李锐買了盒最好的月餅送到医院。後來，醫生為了降低感染風險，不讓外人探望，我們也就沒有機會再去看他了。之後張玉珍經常受李锐之託來我家，談他的情況，但我心裏是放不下的，知道他前一段日子還在看報紙，也很是歡喜。我心想，硬骨頭李锐可以熬過這一關的。

一直到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二日，突然聽李锐夫人說，李锐不太好了，醫生讓家人通知我去探望。那天，老天降下罕見的鵝毛大雪，我們趕到北京醫院八一五病房，李锐帶着很大的氧氣面罩，臉有些浮腫，他的身軀還是那麼偉岸。我輕輕握着李锐的手腕和脈搏，我感覺到他的心跳還是有力的，突然，他的手動了一下。我清楚地感覺到，在即將永別的時刻，他最想對我說的，還是那句他說過不下百次的話：“何時宪政大開張？”

唯一憂心天下事，何時宪政大開張。不久將投爐火中，為民作主未寬鬆。何時憲政施行了，讓我靈魂有笑容。

杜导正与李锐

他就是這樣的人，中國的硬脊梁，他笑着走向生命的終點。李锐老兄在天堂看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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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口述整理 此为口述者订正后的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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