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税收为什么不减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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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税收为什么不减反增？
沈勇平

       央视财经：【2018年税收收入近14万亿 同比增长9.5%】1月17日，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2018年税收工作，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新形势，部署2019年工作任务。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军作工作报告。2018年，税务部门坚持依法征税和科学统筹，组织税收收入（已扣减出口退税）137967亿元，比上年增长9.5%，全国共办理出口退税15014亿元，增长9.7%。

        有网友就说：“2018年税收收入近14万亿 同比增长9.5% ！再加上各种可能收费如土地出让金 四五万亿利润上缴 ，估计财政收入有快20万亿了， 苛政猛于虎！ ​”也有网友表示不理解：“不是说减税吗？怎么越减收得越多？”还有网友解释说：“个别税的交税金额是减了，更多名目的税种却增加了。”

       看到税收不减反增，很多网友就调侃说：“减税政策好”，“感谢政府减税”，“纳税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大大提升”。税务部门也一点都不谦虚，自夸地说：落实减税政策认真高效，体现为“两降一升”：税收增速逐步下降，由前4个月的16.8%回落到后8个月的5.2%，减税效应持续显现，纳税人投诉量下降11%，纳税人获得感进一步提升。

       按照税务部门的说法，的确也出台了一些减税措施。“2018年5月1日起实施的增值税三项改革平稳有序推进，5-12月降低增值税税率减税约2700亿元，制造业减税占35%；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惠及50万户纳税人，减税约80亿元；办理留抵退税1148亿元；10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第一步改革施行3个月，减税约1000亿元，7000多万个税纳税人的工薪所得无需再缴税；新出台的支持创新创业税收优惠政策减税约500亿元。”

        但为什么天天喊减税，结果不减反增呢？这就好比他们给你卸下了一袋棉花，给你加上一袋土豆，然后他们却对外宣传说，给你减负了。有关部门的做法，明明是增加税收了，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他们却大言不惭地说，减税了，给纳税人减负了。有人就直言不讳说：减税就是个自欺欺人的笑话。

         经济在下行，税收却大增。鹅毛拔多了，鹅也会叫唤。马云近日在高层主持的座谈会就建议，要推出更大力度的减税措施。他说：“我今天不代表阿里巴巴，而是代表浙商总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和阿里巴巴平台上的3000多万家企业，谈一些微观企业的一线感受。我的话可能有些‘刺耳’，有些不太好听。”

        马云的建议有用吗？肯定没用！有关部门可能会象征性地出台一些减税措施，但是暗地里又会通过各种手段拼命地增加税收。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权力不受制约，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拼命地敛财，政府会想方设法地用不受制约的权力增加税费收入，官员则会千方百计地用不受制约的权力搞权钱交易。

刘军宁：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末代皇帝不尝尽无限政府给他们酿成的苦果。从秦二世，到明崇祯，到清溥仪，无有例外者。

在中国古代，皇帝的权力是最大的，也是最不受约束的，因为皇帝没有上级。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员只受上一级的约束，而不受其统治对象的约束。所以，皇帝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当天高皇帝远的时候，各级官僚就按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力。当县官不在的时候，“现管”就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行使权力。这样的政府在政治学中被称作无限政府。

无限政府有不可遏制的扩张冲动：官员越来越多，税费越来越多且重。政府的膨胀必然给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负担，使正常的经济活动遭受严重的妨碍。这时，只有政府官员才是社会中永不亏损，而且一本万利的行业。于是，人们为了谋生存，想尽办法从前门或“后门”挤入官员的队伍。而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庞大，社会的负担越来越重。政府规模越大，就越要从社会中提取大量的财富，以民间有限的膏脂来养活无限膨胀的政府，而官员们则行游于利禄之中。

在政府膨胀的过程中，官僚的腐败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政府从自我膨胀到自我覆灭的重要原因。官僚们通常关心的不是公益，而是如何保护他们的工作及其机构的重要性。预算的不断增加才是权力的源泉，任何预算的削减，对他们都是威胁。这是他们个人的荣耀和权力的基础。任何官僚都有潜在腐败的倾向，他们总是倾向于在执行公务中满足自己的私利。所有的政治领袖和官僚都是在对某种人负责。在许多情况下，只是对那些能够最大限度保障他们个人利益的人负责。

若是官员人数太多，就无法做到高薪养廉，这样中央和各级政府机构实际上就是官员的俱乐部。他们工资微薄，又人浮于事，就不择手段地设法增加额外的收入。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利用职权寻租设租，甚至卖官鬻爵；机构谋求预算外收入，个人谋求工资外收入；利用职权设立关卡，索贿受贿。这样，中央政府就陷入了下面的税收困境：税率低，则税款不足，税率高，则无法负担，结果造成税率越高，收税效率越低的两难。中央征税的力度越大，地方社会税务负担越重，而中央的税收则无明显增加。在低税率与高税率的两难中，政府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只能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不仅如此，在开动脑筋之后，还发明了名目繁多的税外收费项目。由于存在巨大的财政和税收漏洞，中央政府为了不断加强自身的财政能力，不得不加大从民间提取的力度，这又为地方政府和官员搭车收费提供了良机。于是就形成以下的恶性循环：政府从民间提取资源的力度越来越大，而国库本身却越来越空，制度的漏洞却越来越大，而官员的私囊却越来越饱。最后，只好竭泽而渔。

无限政府的主要并发症之一，就是经费饥渴，食税胃口大增。因此，也每每有御用“学者”上书建议，让财政收入向中央倾斜以帮助穷人的名义挽救将倾之船。这样做不仅与事无补，反而饮鸩止渴。财政紧张的真正原因，不是政府的提取能力太弱，而是政府的摊子太大，各级官员的胃口太大，政府的扩展趋势蔓无节制。历代王朝在行将崩溃前，总是表现出以下的症候：在财政上，民众不能监督政府，政府不能监督自己。虽然提取的手段多，力度大，但政府的财有限，却伤民无穷，导致下面的民众不堪重负。无限政府对民间的征敛必然趋向漫无节制，使财富向中央政府倾斜，但其后果，政府也难以担负。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终结无不与政府无限膨胀、普遍的贪污腐败和严重的财政危机联系在一起。每一个王朝的政府就像气球一样不断膨胀，一直到炸掉才划上句号。这时，取而代之的新政权从其建立之初的小规模、小权力、小职能开始，不断地向大处膨胀，最后重蹈上一个王朝的覆辙。每一次爆炸都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动荡，是所谓“乱”；新政府的重现由于其最初的小规模，给社会造成的负担和压力不大，从而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是所谓“治”。这种从小政府到因无限膨胀而崩溃、再到新的小政府出现的过程被视为治乱循环。有一些王朝的统治者比较明智，在政府膨胀到一定规模时，感到事情不妙，于是锐意改革，主动延缓或局部扭转政府膨胀的趋势，是谓“中兴”。当然，与每个王朝一样，在结局上并无二致。

无限政府所导致的治乱循环，其受害者不仅是平民百姓，而且是统治者自身。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末代皇帝不尝尽无限政府给他们酿成的苦果。从秦二世，到明崇祯，到清溥仪，无有例外者。若用《贞观政要》里的比喻来分析：如果政权与民众是舟与水的关系，无限政府的做法是通过经年累月的努力把船制作得与水域面积一样大，并把船外的水都设法抽到船里面来，其后果可想而知。有限政府的做法是，在“水域”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尽可能把船制作得小些，这样船驰骋的余地就大些，尽量把水留在船外，这样船搁浅与倾覆的可能性就低一些。可见，有限政府于水无损，于舟有益。

一部中国的政权循环史，就是一部造船沉船循环史。船为什么会沉？因为船上的人和货太多。这里的“人”，就是用各种办法挤上船的官员，这里的“货”，就是以各种名义从民脂民膏抽取来的税和费和（罚）款。超载船沉，此乃千古不易之理。解决的办法就是用有限政府来替代无限政府，严格限制船上的“人”，严格限制船上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