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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为何身后被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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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7 17:00: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人民论坛》  柯愈春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张居正本身是一个令人感情激动的题目。”令人感情激动的事有两件:一是张居正生前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改革事业,解除了明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史称万历中兴;二是他死后被抄家问罪。原因是他生前干了一番改革事业,反贪和取消赋税特权的改革冲击了皇权,得罪了官僚特权阶层,得罪了阻碍他改革的官场势力。

  明代万历初年,内阁首辅张居正身后被抄家,400年来一直是人们关注与议论的热门话题。

  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张居正辅佐十年的明神宗朱翊钧突然翻脸,下诏查抄张居正的家产,派司礼太监张诚、刑部侍郎丘前往张居正的家乡湖北江陵办理。张诚是万历皇帝早年安插在张居正身边的一名探子,丘则是当年张居正厌而不升的旧臣。张诚等查抄张居正的兄弟及几个儿子的所有家财,共得黄金万两、白银十余万两。张诚等看到张家的全部财产不及明嘉靖时宰相严嵩家产的二十分之一,于是对张氏家属严加拷讯,逼迫招认分散寄存银钱200万两。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诬,以至株连亲友,荆川骚动。张敬修不堪严刑追逼,痛写血书鸣冤,然后自缢身死。三子张懋修投井自杀未遂,又绝食未死。张氏子孙家属饿死及自杀者数十人。张居正的母亲年逾八旬,惶惧哭泣,求死不得。事情的发生,离张居正去世只有一年又十个月。

  因反贪结怨于天下

  明代中叶的国家,官场腐败,贿赂成风,经济崩溃,边防危急。官员本着做官就是为了捞钱的宗旨,“入朝视事,循例取索”;人事部门

  与富豪勾结作弊,“贿多者阶崇,巧宦者秩进”;司法机关利用手中权力,“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一种以吏治腐败为主体的污浊空气毒害社会,国家处在忧患危困之中。

  隆庆六年(1572年)神宗即位,司礼太监冯保掌管代皇帝批阅文件及用印的大权,内阁首辅高拱对此极为不满,要求将这些大权归还内阁,开始密谋驱逐冯保。此事被冯保察觉。六月十六日,冯保宣读皇后、皇贵妃李氏及小皇帝的谕旨,称高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限令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清康熙年间常熟人陶元淳说:“冯保驱逐高拱,其谋全出于徐阶,

  张居正只是后来听说而已。”徐阶在高拱之前任首辅,是高拱的对头。高拱下野,张居正升任首辅,张居正时代从此起步。

  张居正顺应时代的需要,接受辅佐10岁小皇帝的重托,总揽朝纲,锐意改革。

  考成法的实施,打击了农村中的豪富势力,取消了这部分人的赋税减免特权,扭转了赋税转嫁到小农身上的状况,开辟了国家的赋税之源,形成“财裕民足,四海晏然”的局面。整顿学政的措施,遏制了竞奔请托以成生员的腐败风气,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改革驿递制度,煞住了官员私用驿站、饱肥私囊的腐败之风,为国家节省大批资金,以至“小民欢呼歌诵”。一条鞭法的推行,取消了豪绅势宦利用优免特权逃避赋役、偷漏税粮的特权,一律强制纳税,达到“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的目的,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解除了明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减轻了百姓的沉重负担,但触犯了一大批官僚富豪的特权和利益,所谓“即达官显贵,亦不能少贷”。

  反腐败措施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但他仍然坚持秉公执法,非议的人愈急,他执行得愈力,自我表白说只能“弃家忘躯,以殉国家”。

  廉者自律而贪者不容

  可以说张居正的改革是围绕反对贪贿开展的,贪贿之事也是反对他的人密切注视他的焦点。张居正认为,上层官员应做奖廉抑贪的表率,政府首脑及地方督抚是正风之本。他先从自己做起,仅两广官员送给他的礼物不下万金,他都拒绝接受。他明白这些礼金都是官员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他在给一位官员的信中说:“当事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门巷阒然,殆如僧舍,虽亲戚故旧,交际常礼,一切屏绝,此四方之人所共见,非骄伪也。”辽东总兵李成梁晋封宁远伯,是在张居正的提议下得到的。为感激提拔之恩,李派人到张家送礼,张居正对送礼的使者说:“你主人的功勋是从百战中得到的,我要是接受他的礼金,是对高皇帝的侮辱。”他怕李成梁误会,又写信给李的同事、辽东巡抚周咏书,说明李成梁应当殚精竭虑以报国家,即使酬谢知己,也不在于厚重送礼。

  张居正自持其身,也“严饬族人子弟,毋敢轻受馈遗”,但无法控制他的父亲张文明。地方官为巴结首辅,往往到张家送礼,张家积蓄的家财,应该包括这些礼金在内。

  张居正对自己身处险境早有认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任事以来,“所结怨于天下者不少矣”。

  这些结怨的人,有遭他整肃的特权人物,也有被他触犯的既得利益者,还有被他革职或降级的官员,另有长于文笔而短于治国被他弃而不用的笔杆文人。这些受过他打击的人无时无地不在盯着他,寻求报复的机会。“自知身后必不保”,这是张居正自己的话,但他明知身危而不退步,不顾一时之毁誉,也不计万世之是非,忘身殉国,“虽机阱满前,众簇攒体,孤不畏也”。身后被他言中,由于万历皇帝的鼓动,贪贿者以报复张居正为反攻倒算之机,新进者以攻击张居正为升官取仕之途,张居正成了“乱政之权奸”、“万古之罪人”。张居正当年深深忧虑的是他本人的安危,万万没有想到死后居然祸及自己的老母及子孙。

  抄家的罪名是贪贿

  张居正死后不久,万历皇帝查抄太监冯保家,聚得金银百余万两,外加珠宝无数。年已20岁的万历皇帝,找到了抄家得财的门路。

  这时辽王朱宪的次妃王氏上疏,指说“庶人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辽王朱宪是朱元璋的第十五个儿子朱植的后代,是万历帝的嫡系宗亲,封地在湖北荆州。因为荒诞暴虐,隆庆二年被明穆宗朱载废为庶人。王府为张居正家据为己有,后以建坊银两折价购买。贪爱财宝的万历皇帝,下诏查抄张居正的家产。

  明代的法律规定,抄家之罪有三条:一是谋反,二是叛逆,三是奸党。查抄张居正家产的决定公布之后,左都御史赵锦上疏提出异议,以为张居正“未尝别有异志”,意思是张居正没有犯抄家之罪。还有一位官至左谕德的于慎行,在写给执行抄家任务的刑部侍郎丘信中说:“张居正平生行事,务在建功立业,他以法绳天下,自己的荷包不会鼓起来;张居正以盖世之功自豪,不会用贪贿的行为玷污自己,他家的积蓄不会太多。”信中还指出:“张居正为国家操劳,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之时,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于慎行希望丘不要太重金钱而给后人留下话柄。

  对于慎行的一番劝诫置之不理。

  赵锦与于慎行都曾惹过首辅张居正的不快,后来被迫退休归里,复出任职后不仅没有投井下石,反而上疏营救落难的对头,时人称为有德的长者。
  万历皇帝看到对张居正家查抄金银不多,就从政治上定罪,说张居正“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不提张居正贪贿敛财之事。但仍然馀恨未释,说张居正的罪本当“剖棺戮尸”,只是念着他对朝廷效劳有年,才没有这样执行。

  张居正的兄弟及几个孙子都被充军边地。一代名相、十年皇师张居正,身后落得如此下场,让后来以国为重的仁人志士寒心战栗!

  万历皇帝

  妒忌与报复张居正

  权力是改革的基石,要改变朝廷的腐败局面,必须掌握真实的权力。张居正多次试探万历皇帝对他掌权的态度。万历四年御史刘台疏劾张居正擅作威福、目无朝廷;万历五年,一些同僚参劾张居正父死不奔丧在于留恋首辅大权;万历六年,户部员外郎王用汲弹劾张居正擅作威福、独揽朝纲。张居正多次上疏请求退休以谢弹劾之人,都被皇帝恳切挽留而止。张居正从中掂出劾者所扣帽子的分量,明白“高位不可久窃,大权不可久居”,担心这些言论会引起皇帝的疑虑,自己

  可能“中奇祸而不能自保”。皇帝对首辅说:“先生功大,朕无以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

  万历皇帝懒惰成性,他不习惯于张居正遇事兢兢业业的认真作风。此人贪奢淫逸,热衷于宫廷气派,多次要求增加宫中的奢糜用度,屡次受到张居正的谏阻。皇帝派心腹太监张诚刺探张居正的行居,张诚听信反对派的恶言,密报张居正“宝藏逾天府”。万历七年(1579年),皇帝命令内阁拟旨晋封自己的

  岳父王伟为永年伯,两年后又命令内阁拟旨将王伟的弟弟、儿子晋封爵位,要求世袭。张居正引用祖宗对外戚封爵的先例,在外戚官职世袭待遇上坚持不能破例,让皇帝心埋抵触与不快。张居正忤旨独断,得罪了皇帝,得罪了皇后,也得罪了外戚。张居正结怨于皇家,身后付出惨重代价成了必然的事情。

  万历皇帝支持张居正掌权处理朝政,完全出于迫不得已,是从皇家自身利益考虑的一种选择。对于朱明朝廷来说,张居正不过是一条善于捕猎的走狗,小皇帝需要张居正去挽救颓危的朱氏朝廷,一旦首辅弃世归天,这具尸体对于皇帝来说己经没有任何用处。首辅威风凛凛的形象,帝师严厉斥责的声音,权臣行使权力的姿态,太师以身作则的身影,一幕幕都在已经亲政的皇帝的脑中闪现。至于首辅当年劳瘁心骨、弃家忘身的精神,非议满朝、左右受敌的处境,使大明国库积金四百余万两、存粮可支十年之需的功绩,统统都化为乌有。

  这时皇帝心中燃起的是权力旁落的妒忌心理,一心“追仇居正”,抄家得银。而抄籍张家所得,还不及万历皇帝此后的一次性奢侈花费。张居正去世的第二年,万历皇帝以各种名目从国库中支取银两,一年即超支176万余两。

  追仇张居正

  导致明帝国的败亡

  天启、崇祯年间,国力衰微,险象丛生,这时人们开始记起了起衰振隳的张居正。先是御史邹元标建议肯定张居正的功绩,接着礼部侍郎罗喻义为张居正讼冤,至崇祯十三年(1641年),尚书李日宣等建言说,张居正“功在社稷,日久论定”,思宗准奏,至此张居正才得到朝廷公正的评价。这时有人在张家的故宅题诗说:“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崇祯年间,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敝,与安徽一位叫俞塞的朋友议论说:“先相国的事实具在,史家为何多批评文字?”俞塞说:“有人诋相国为奸相,过头了,我以为是位权相。然而权相与奸相的距离只有头发丝那么一点点。可惜当时没有用贤相的头衔勉励他,以至给世人留下议论的口实。”张同敝默认俞塞的这番评论。

  以后数百年,大多数人肯定张居正富国强兵的功绩,也有人批评他气量狭窄、不能容人的缺陷,不少人则在交结冯保、不奔父丧之类事情上纠缠。明朝有宰辅170余人,有谁能像张居正那样受到人们的关注?崇祯年间的苏汝良称说:“几人相业似江陵?”清初蔡瞻岷干

  脆说:“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异口同声,人们在为张居正打抱不平。张居正以首辅扶佐皇帝的权力没有用去谋求私利,明末清初的祝石说他是“振绝古今之大英雄”。直到民国初年,甘肃梁士选还称他为“救时之才”。

  “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是指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全盘否定,推翻张居正的改革成果。明代后期朝政腐败肮脏,是对张居正改革的一种报复。万历皇帝推倒了张居正,也将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推倒了。崇祯皇帝思念救国之才,给张居正恢复名誉,然而时过境迁,已经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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