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启明 | 满清就是在内外交困中灭亡的

xlyyj

一
满清靠着残暴的杀戮征伐入主中华之后，依然靠着残酷的血腥镇压统治中华。到了康乾时期，中国工业产量仅为世界的十分之一左右，而明朝的万历时期的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有说2/3）以上，经济严重倒退；康乾时期不仅实行愚昧的闭关锁国政策，还大兴文字狱，而且一朝比一朝凶猛，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就能引得满门抄斩，每年死于文字狱的人竟然达2万之多。
所以英国特使马戛尼在乾隆后期的出使日记中指出：“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就是这样一个野蛮落后的时期，却处处自诩为天朝上国，故步自封，高傲的视西方国家为夷狄；就是这样一个腐烂透顶的时期，居然被后世的无骨史家意淫为“盛世”。
夜郎自大的满清，到了晚期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之中。鸦片战争之后，满清的财政更是日益捉襟见肘。从战争爆发的1840 年到1850年的十年时间里，年年财政亏空，还额外支出8000万两。太平军起义爆发后，税收的重要来源地长江流域成为战区，税源大量减少，财政危机更加严重。甲午战争及对日赔款，将本满清财政再一次推向危机之中。
满清为了延续苟延残喘，便费尽心思去寻找财源，弥补亏空。途径要么是卖官鬻爵（开捐输事例），导致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却又假模假样的反腐；要么铸发大钱，导致通货膨胀，或者以内债的名义行勒索和摊派之实，让底层民众更加穷困，社会矛盾加剧。
穷苦的底层民众为了寻求身份上或者经济上的依靠，自发形成成“义和团”等民间组织，却被慈禧太后等看到了利用的机会。当时的洋人（尤其是传教士）在华宣传基督教和现代科技文明，而且支持维新变法，要求开关通商，令慈禧怀恨在心。于是她唆使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殴打洋人。义和团顺势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他们焚烧教堂，扒铁路，杀害外国传教士,尤其是借机枉杀大量中国基督徒及其家人。
洋人多次敦促满清政府阻止并处决肇事的义和团，慈禧不予理会。德国公使克林德因此率士兵出外寻衅，打死约20义和拳民。随即被清军神机营军官恩海伏击杀死，而冥顽不化的慈禧居然向八国宣战，被打得落花流水、屁滚尿流之后，仓皇的逃遁到西安。
二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从来不被满清重视的日本居然战胜老牌强国帝俄。当时的很多学者、少数官僚等看清了日本战胜的根本原因在于脱亚入欧，在于立宪，于是纷纷呼吁立宪。在内外交困中的满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也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随后更是假惺惺的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一开头便说“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将宪法变成了一个忽悠国人的一纸空文。
即使面对层出不尽的民变、革命起义等群体性事件，满清也丝毫没有任何妥协的意思。所以载沣说“有兵在，怕什么”，虽然他自幼长于深宫之中，并不知道满清的八旗子弟早已是斗鸡走狗的纨绔子弟，而所谓的兵也大多效忠袁世凯等汉族军官。
对于满清及其官僚集团来说，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中，他们早已形成了对体制的依赖，他们贪恋通过血腥镇压或者做狗奴才所得来权位和金钱等既得利益。即使在清廷即将土崩瓦解的时候，他们依然不愿意对民众的诉求做丝毫让步。
他们为了一己之私利绑架了整个国家和民族，却向民众宣扬“爱国”的思想。他们邪恶的利益集团一旦形成，便带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以一种非理性的惯性与动力顽固的运行。当社会已经不能支撑这种利益惯性，即将崩溃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悬崖勒马。
在内外交困中，面对一次次严峻挑战，满清要么掩耳盗铃，要么堵塞出路，整个统治阶层为了保住官位和既得利益而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上层统治集团的这种惰性，最终彻底激起了底层民众的熊熊烈火。
三
即使内外交困，满清权贵利益集团依然不愿面对严峻的现实问题。他们奉行“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期望“结与国之欢心”，但是却因为利用“爱国贼”义和团的胡搅蛮缠，而彻底失去了西方国家的信任，而那些外国本来是承认满清的合法性的，甚至满心期待清廷通过立宪走向正常化。
即使内外交困，满清权贵利益集团依然活得“歌舞升平”。慈禧六十大寿的时候，还要耗费三千万两银子进行庆寿；又是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兴建圆明园，最后还是被付之一炬；奕劻更是变着法子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所得的巨额财产即使在满清灭亡后，依然够其子载振挥霍。
即使内外交困，满清权贵利益集团依然在自欺欺人的假惺惺立宪，不停的在各种细枝末节的问题上做修修补补的改革，最终让改良派也失去了希望。有假改革必来真改革，最后的几年，满清便在此起彼伏的民变和革命起义中疲于应付、左支右绌、焦头烂额，直到彻底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