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会为什么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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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然

过去有一句话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现在看来，这句话得需要修正，即共产党的税多，会更多。共产党由原来的一多变成两多。

中国的会在没有开之前，就已经定性。诸如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成功的大会、圆满的大会。在开会之后，就是一级一级往下贯彻精神的大会。

本来最高级别的一次会，传达到最基层的时候，就变成文山会海的N次会。每一层的会，在贯彻的过程中，也必然会走样变形。每一个层级的会需要与这个层级的实际相结合，这一结合，也就变成了五花八门的会。会议内容不出中南海就是这个意思，地方在传达会议精密的时候，有利的会截留，没用的会舍弃。上有政策的会，下有对策的会，历来如此。

会多并不等于会开会。如果会开会，会前得把要开的内容公布出去，让大家知道讨论的是什么东西，并找到解决的办法。但中国大陆的会，基本上就是神秘的会，类似于没有执政前的地下党的会，人们在开会之前不知道内容，开会之后才知道内容，知道内容也容不得讨论。开会过程中是主要领导一个人讲话的过程，展示权力的过程，甚至是恐吓和威胁的过程。主要领导讲完之后，其他次要领导作补充，补充来补充去，让开会的人也就找不到重点。开会几乎成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演练场。

官员们通过开会，越来越会表演，越来越找到表演的喜悦，越来越找到享受权力的快感。

开会的规则也是糊涂得很。如果是人选会议，总得按着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来定夺。如果是开有关决策的会，也得多种方案以供选择，最后也应该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作出决定。开会的过程应该是争论的过程，寻求共识的过程，最后寻求一个共识的结果。可这样的会，基本上没有。在人选问题上，也是个人单选，而不是多人选一个，差额选举的形式也没有。搞一个举手表决就算是民主了，而不是个人秘密投票、结果公开。有时候，人选也是由相关部门任命来完成，有时举手的形式也免了。

本来应该成为民主训练的场所的会被长官滥用。开会开得没有章法，没有程序。研究美国宪法的人都知道，美国的制宪会议在制宪之前，讲的就是一个开会的章法，按着这个章法，美国的制宪会议才能开得下去，才能开出一个永久性的宪法来。在中国具有专制传统的社会里，类似于美国的制宪那样的会是开不出来的。开来开去，就开出个人崇拜，开出毛泽东思想来。毛泽东思想一出炉，开会的程序也就失去了意义。后来的各种重大会议，开出的大都是个人的思想，如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的中国梦理论。六十多年来的重大会议，却一直没有开出一个具有稳定性的宪法来，这也算是中国的奇葩。

针对中国人不会开会又乱开会的情况，有人把西方开会的罗伯特规则拿到中国来，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简化，让中国人不但要开会，而且要会开会，开好会。据说根据罗伯特会议规则进行开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些成效很快就变成无效。这其中的道理也很是简单，很多会议并不是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开的，而是为了体现当官的价值开的。如果按罗伯特会议规则，很多的会根本就没有必要开。没有必要开的会，也必须得开。因为不开会，就显得当官无所事事，无所作为，没有政绩。

当官的开会也开上了瘾，开会也开成了习惯，如果不开会，当官的意义就没有了。于是人们看到，官员们几乎每天都开会，有的官员甚至一天好几个会。有报道说，一些官员一年甚至要开一千多个会。他们知道开会累，很多会没有任何意义，可仍然乐此不彼。只有开会，才让人感觉到官员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是这样的为人民服务，真是服务错了地方。

开会的好处在于，官员们开会累，在与解决与人民群众实际相关的事比较起来，还是省心得很。会再多，也没有人民群众的事多，开会解决的问题再多，也不如给人民群众解决的问题多。会越是多开，越有利于解决领导的问题，而不是有利于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只要领导的问题解决好，升官就有希望，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升官。会还得继续开，还得多开，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