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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话差一票成国语的传说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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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30 07:47: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澎湃新闻





3月9日的“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刊登了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所著的《南方为何多方言》一文,笔者读后,心里有几分疑惑。作为一个平素对方言颇感兴趣的非专业研究者,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并不能苟同。《南方为何多方言》一文选自《给孩子的历史地理》中《乡音难改》一节,出于严谨起见,笔者购来此书,细读之后颇有启发,但有几点仍欲与作者商榷,并请教于方家。

“国语”之争

首先,《乡音》一文提到,“据说民国初期,很多议员来自广东,提出用广东话来做官方的标准口音”云云。此说在网上流传颇广,有人就据此演绎出“广东话差一票成国语”的段子。实际上,“____话差一票成国语”几乎是网上随处可见的选择题了,空白处的地名,绝不限于广东一地。


大家都是“差一票”

但这些终究只是“据说”而已,拿不出什么证据(因为本来就没有)。

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追根溯源的话,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6月,清政府学部中央教育会议开会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这标志着在官方层面,“国语”正式取代此前广泛使用的“官话”一词成为汉民族共同语的代称(清代原来的“国语”指“清语”即满语)。这个会议决定,“各方发音至歧,宜以京音为准”,也就是宣布以北京音为标准音,没广东话或者其他方音什么事了。当然这句话后面也有个尾巴,所谓“京语四声中之入声,未能明确,亟应订正”。这里就要解释一下,所谓“四声”即“平上去入”,有个很好记的例子,即“天(平声)子(上声)圣(去声)哲(入声)”。随着语音的演变,清代北京话里已经没有入声,口语里派入平上去三声,这就是“未能明确”的来历。


当代北京话与南京话调值比较


古今调类比较

这个“统一国语办法案”通过才大半年,宣统就退位了。“统一国语”的任务自然只能留给后来的中华民国来完成。民国新建,蔡元培被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临时政府北迁以后,1912年7月蔡元培组织临时教育会议,讨论教育事宜。12月,教育部据此由专门教育司筹设“国语统一进行办法”,特开设“读音统一会”。

这个“读音统一会”是历史上第一次以投票的形式决定“国音”。诸多“差一票成国语”的段子大抵从此衍生而来。但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1913年2月15日,读音统一会开会,是日到会者共44人。照议事规则用记名投票法选举吴稚晖为议长(29票),王照为副议长(5票)。初步考虑审定国音办法是:先依清代李光地的《音韵阐微》各韵(合平上去,入声另列)的同音字,商定其应读之音,而用会中预备之“记音符号”注于其上。


黎锦熙著《国语运动》

“读音统一会”有没有争议?有的(但跟广东话没有关系)。最大的争议是吴稚晖希望保留传统韵书里的13浊音声母,照他半开玩笑的话说,是“浊音字母雄壮,为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德国强盛;吾国不强,因官话不用浊音之故。”由于吴稚晖是无锡人,无锡话(和其他吴语)正好保留了浊音,所以日后王照就说他是“阴怀以苏(吴)音为国音之主义”。从吴稚晖后来在“国语运动”中的表现看,王照的指责颇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结果,在“读音统一会”上,“古音、今音、南音、北音,闹个不休”,但是“总没有一个满意的混合,以后闹得时候太久了,就勉强求一个结果……用多数表决法(每省代表一票),审定了几千个字音”。这就是后来在1921年公布的《教育部公布校改国音字典》,也就是所谓“老国音”。它实际上是个以北京音为主并杂糅了其他音(主要是保留入声)的混合音系,毕竟连吴稚晖都是承认“北京音”在形成“国音”中占有特别地位(国音“什九以上”与京音暗合)。

“投票定国音”的经过就是如此,各种版本的“差一票”段子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除了满足当地的口音优越感之外,与实际历史实在相差太远了。

谁是古音

第二个问题,其实与上面有一些关联。大凡谓之“差一票成国语”的地方,往往另有一种迷之自信,即“中原古音在我处”。譬如《乡音》文中里也提到:“(客家人)他们的讲话与周围人不一样,一直保留有中原古音。”

这个观点实在是大可推敲的。“古音”本身就是一个含糊的概念。譬如唐代晚期的胡曾就写过一首《戏妻族语不正》,“呼十却为石,唤针将作真。忽然云雨至,总道是天因”,这种“语不正”的唐代方言,究竟算不算“古音”呢?同样是唐代的李涪甚至批评过《切韵》“舅甥之舅则在上声,故旧之旧则在去声”。照这个说法,就连《切韵》这本隋唐时期科举考试的官方韵书也算不上“中原古音”了,着实也是滑稽。

就今天的客家人/话而言,其分布很广泛,但以粤东闽西为集中,粤东的梅州话通常被视为客家话的代表。稍微观察一下地图就可以知道,客家话分布地带的西面是粤方言区,东面是闽南方言区。故而闽赣粤边山区被人们习惯称为“客家大本营”。考察史籍,客家人到来之前,“凡膏腴之地,先为土著所占据,故客家所居地多贫瘠”,换句话说,客家人“迟到”了,所以他们居住的地方,都是些别人不要、或没有征服的贫瘠的丘陵和山地。在封建时代的旁系汉族的眼里,这些“客家人”根本连汉人都算不上,以致在书写时,为“客”加上一个“犭”的旁边。


客家话分布区

这当然是一种侮辱性的做法。但话也说回来,今天的客家话与闽、粤方言完全无法通话,何以见得后面这些土著说的方言就不是“中原古音”呢?福建人的家谱,难道不是与客家人一样都自称来自中原么——如今十部福建的族谱,倒有九部说自己祖上来自河南光州固始,仿佛晚唐王审知入闽之前,这里是无人区一样。说粤语的广府人不是也有一个“珠玑巷(系古代五岭南北梅关古道的必经之地)”情结么,如据民国《新会乡土志》称:“综查各谱,其始迁境之祖,皆唐以后人,至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由南雄珠玑巷迁至者约占全邑氏族之六七焉。”当然,清人郑昌时比较广东方言时确实说过,“潮一音仅方隅,其依山而居者,则说客话,而目潮音为白话……而客音去正音为近”。不幸的是,这里说的“正音”,不是“中原古音”而是当时的“北方官话”的意思……考虑到郑昌时本人就是潮州人,他的这番话算得上是对客家话的明粉实黑了。

实际上,韵书里的“中原古音”不仅在客家话里有,在粤方言、闽方言,甚至吴方言与北方话里都不同程度有所保留。譬如,传统韵书里的36声母,到了闽、粤、客方言里都要打个对折,反而是吴方言保留最好(上海话有28个声母);入声的辅音韵尾(-p/-t/-k)在闽南话、客家话和粤方言里比较完好;普通话的“你”和“他”也同样保留了中古念法,按照语音规律演变的话两个字就应该读成“尔”与“佗”了。反过来,古代韵书里不同音的“狗”、“九”、“酒”、“走”,在普通话里变成“九酒”同音,广州话里却是“狗九”、“酒走”两两同音,以此观之,不过半斤八两,争辩谁是中原古音,实无意义——各方言都有保留,也都有与韵书不合之处。所争论者,无非是以己之长击彼之短,类似“田忌赛马”而已。


梅县客家话只剩17个声母


上海话倒有28个声母


权威的来源

毋庸置疑,方言分歧,自古亦然。《礼记》就有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唐代的陆德明在《经典释文》里也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就全国而言,为了各地口头交流的需要,从上古时代起,汉语就有着共同语的存在,《论语·述而》篇载:“诗书执礼,孔子皆用雅言,不用齐鲁音。”所谓“雅言”其实指的就是在周代比较通行的民族共同语,而“齐鲁音”指的就是齐鲁一带的地方方言。

至于在一个小区域内,有些土语则会成为区域共同语。广州话之于粤语,梅州话之于客家话皆是如此。《乡音》一文里同样提到“随着都市行政区划归属的变化,时髦的权威土语也会变化……明朝的时候,上海只是一个小城镇,其行政中心在嘉兴,嘉兴话在上海是最时髦的、最体面的口音。到清代,上海归苏州管,于是苏州话变成最体面的”。

但这段话偏偏是错的。明清两代,上海县都隶属松江府,何来先归嘉兴管,后归苏州管之说?这个低级错误实在是应该避免的。


明代上海行政区划


清代上海行政区划


话说回来,《乡音》里的这段话倒不是没有出处。明代正德《松江府志》记载:“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到了清代的《松江府志》里,这个说法已经变成,“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既然明清之际上海的行政区划没有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

原因可能是文化而非行政区划上的。从明代中后期开始,苏州成为江南地区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全国货物集散、转运和信息交流的重要中心。万历年间的浙江临海人王士性评论道,“苏人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当时苏州的文化影响远远溢出了行政区划边界之外。在嘉兴,康熙时当地人马寿榖诗谓:“女郎十五学梳头,长髻新兴掩镜羞。古板阿婆如动问,低低答应是苏州。”浙江山阴(绍兴)人张岱更是抱怨,“吾浙人极无主见,苏人所尚,极力摹仿。如一巾帻,忽高忽低;如一袍袖,忽大忽小。苏人巾高袖大,浙人效之;俗尚未遍,而苏人巾又变低,袖又变小矣。故苏人常笑吾浙人为‘赶不着’……”这与近代上海民谣之谓“刚刚学来七分像,上海又换新花样”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语言随着文化而传播。到清初,各地梨园演出,人称“无论在南在北,在西在东,亦无论剧中之人生于何地,长于何方,凡系花面脚色,即作吴(苏州)音”。根据邓云乡先生在《红楼风俗名物谭》里的说法,甚至清代的北京人,也是“衣着讲南式,园林效苏杭,一说南方人,便受人另眼看待;能听懂南方话,也觉十分得意”。帝都如此,于苏州近在咫尺的上海地区自不待言,嘉靖年间,原籍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区)的士人何良俊一方面坚持“吾松不但文物之盛可与苏州并称,虽富繁亦不减于苏”,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今则萧索之甚,较之苏州,盖十不逮一矣”——两者显露的矛盾心态可能正是发生在松江府方音从“视嘉兴为重”到“视苏州为重”的转折时期。

即使在上海已然开埠多年,经济地位早已越过苏州的清代晚期,姑苏文化的余韵仍旧弥漫在十里洋场之上。清末朱文炳描写上海风情时就说,“各处方言本自由,为何强学假苏州。”甚至按照晚清《海陬冶游录》的记载,娼妓“以苏常者为佳,土著次之,维(淮)扬江北,又其次也”。在近代上海的高档青楼,即使其他籍贯的妓女,要想提高自己的身价,也必须学一口苏州话,否则就不能在风尘业界立足。近代沪上“老中医”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里,就回忆自己曾经遇到一个广东妓女名曰肖红,“但能说一口软而且糯的苏州话”。滑稽的是1949年之后陈存仁赴港定居,居然意外遇见同在香港定居的肖红早已“嫁得一个大商人,归宿很好”,至于昔日在青楼的“前事一句都不承认”,甚至“开口都操广东语,苏州话只当不懂”,这当然也是不难理解的。

总的来说,《乡音》不失为一篇佳作,但于细节之处,作者若能精益求精,恐怕更好,毕竟这是“给孩子的历史地理”,若失于误导,岂非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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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4 04:56:12 | 显示全部楼层
文化的变迁是值得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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