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贪腐是最末端的分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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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目前，最令赵国大陆民众普遍憎恨的就是贪腐横行、无官不贪了。但是，正如我一直强调的，贪腐是最末端的分赃方式，人们根本就没抓住问题重点。
     一切政治制度都是利益分配规则，而在专制国家，贪腐只是它必然存在的并且是权力阶层最末端最不入流的一种分赃方式。  
    这么说有什么根据呢？请听我细细道来。（因掌握数据不足，只从说理层面）   
    我粗略归纳了一下，举起大端，包括贪腐在内，目前赵国权力阶层利益分配方式有以下五种：权力世袭、资源家族化、国有资产流转入权贵家族、福利等级、贪腐。前面四种无论哪种方式都比贪腐收益大，安全度高，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更为酷烈。
  一、 权力集体世袭
    在专制国家，权力场是封闭的，掌权者就是利益分配者。目前，赵国的权力阶层有目共睹的一个现象就是，长老的儿婿是长老，将军的子女是将军，部长的子女是市长，从上到下，权力集体世袭无处不在，甚至于一位镇长百分之九十他的父母或岳父母就是县级老领导。正如杨继绳先生在《集体世袭与权力场》一文所说的：“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入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干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   
    很多年前，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后就撰写博士论文中指出，“政治家族”在当地相当普遍，占据了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令人触目惊心，仅仅一个县竟然就可以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   
    本人曾在一个地方做过5年的电视台记者，在工作中，对此权力集体世袭也深有体会，处级、科级干部中家族长辈几乎都曾经做过同等级别或更高级别的官职不说，就算是一些事业单位，只要掌握一点权力的，其子女亲属也都在同一系统，或被其他事业单位所吸收。   
    2016年，中国工商银行巡视整改情况通报中也提到这一近亲繁殖现象，“总行管理的691名干部中，有220名干部的配偶、子女共240人在系统内工作”。   
    权力集体世袭的后果是阶层固化，贫民子弟不是输在起跑线上，而是输在血缘上，输在精子或卵巢上。   
    而权力阶层还公然以“红色基因”、“红色家风”试图将其合法化，迫使整个社会认同这种集体世袭，让人们崇拜权力与血缘传承，而漠视法律与秩序，因为现实无数次地告诉他们只有权力才是唯一规则。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绝不仅仅是妄语，也是他们几代人数十年精心布局的“蓝图”。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陈云就说过“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靠得住，不用担心将来会有人挖我们的祖坟”，他们的布局一直都是子女接班。   
    外参月刊曾披露，文革后八大老掌权，他们有一不成文的协定，对已去世的元老，隆重安葬；还健在的，官复原职，对其子女，也安排适当工作，其中有从政意愿者，至少安排一人为省部级职务。没有直系子女的或者直系子女实在不好安排的，就要用变通办法，安排其女婿、儿媳、侄子侄女，乃至孙辈。  
    如今看来，这种权力集体世袭，不仅是专制国家封闭权力场的必然运行逻辑，也是他们有意如此安排。   
    几年前，我在《“新设计师”究竟设计了些什么？》一文中就说了：   
    首先，他们通过第一代人所谓革命和公有化完成对全民资源的抢掠，使国民面对他们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然后，通过第二代人的私有化，将全民资源家族化。同时，在官场和财富分配上采取各阶层世袭固化手段，实行新型“种姓”统治。在实行“先富带动后富”欺骗性的经济发展帷幕下，又通过高税收和金融手段（如通货膨胀、房地产等“刚需”）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抢掠，弱民、疲民、愚民，让大众始终在生存线上挣扎。所谓国家军队一直是其党派私人武装，绝不允许军队国家化，这也是他们维持统治最坚实的后盾。   
    二、资源家族化   
    全民资源被家族化是赵国分赃模式中的第二大恶。   
    正如前文所说，他们通过所谓革命和公有化对全民资源实现了抢掠，然后各个家族通过名义上国有企业对全民资源进行分赃掌控，每个家族根据权力大小对某一个领域实行垄断。   
    按照正常逻辑，国有企业所得必然是全民所有，其收益要用于公共服务或者分配给全体国民，实际上，国民从来没有从中获得一分利益。相反，这这些国有企业在他们的垄断经营之下长年“亏损”，还要通过中央补贴的方式再次从全民手里掠夺财富，而他们自己家族一个个却从中获取巨额财富。   
    学者谢作诗曾愤慨地发出疑问：中石化的茅台酒，你我喝到了吗？中石化的利润，你我分享了吗？亏损的时候，没酒可喝需要补贴的时候，国企才是全民的；盈利的时候，有酒可喝的时候，就是控制人的了。他认为，国有资产在经过托管之后，就从名义上的国家和全民所有，流失到管理者的小圈子的口袋里去了，成为国企高管和少数官员的私有利益。   
    正如网传某二代瘸子所说的，中国拥有万亿以上资产的至少又17家，上千万资产的至少50家。而他们还公然宣称自己的成功“除了能力之外资本为零”。   
    早在2007年，据《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研究报告披露：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富翁），其背景基本来自三个方面：1、党、政、军高干子女亲属，占90%以上；2、依靠港、澳或国外亲属资助，约5.5%；3、自身经营有方又遇到良好机遇者仅约4.5%。   
    可以相见，通过近10年的房地产、货币超发、金融及股票等方式的洗劫后，如今的财富分配又是一个怎样的局面。马云、王健林等超级富豪在这些家族面前都不过是小马仔。
    这样的资源家族化分赃又岂是贪腐所可以比拟的？
    三、国有资产私有化流转入权贵家族  
    我无意反对国有资产私有化，但是，赵国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无处不在地充斥着将国有资产流入权贵家族。他们一手掌控公权力，一手掌控银行，利用国有资本（银行）在私有化过程中将国有资产纳入囊中，自己一分钱都不用出，就获取了巨额财富。              
    难怪作为马仔的徐明，平西王虽以重罪之身却还不屑地说：“他是什么身份？跟我不是一个层次，比他牛、档次高的人我认识的多了，轮不到他。”   
    作为权贵家族，根本不用向人索贿，能收别人的孝敬，那是表明认可你是他圈子里的人，他们也确实可以自豪地宣称“两袖清风”、“干干净净”。   
    四、福利等级制   
    以级别享受福利待遇是赵国建政就确立的等级制度。   
    在此不提其他的福利项目，仅就医疗保险而论，据中科院几年前的研究数据显示，80%是为了850万以局厅级以上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仅有的医疗卫生资源，也向干部公务员群体过度倾斜，给药的“分级制度”，对参加医疗保险的人群，也耍按照他们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划分等级，级别越高的，得到的医疗服务质量越高，药品供应也耍越好，而老百姓就连基本的医疗都难以保证！   
    中国人民大学周孝正教授说：省部级以上的高干病房，一旦进入生命维持系统，一天的费用是20万，一年就是7000多万。国家的医疗资源大部分被金字塔顶端用掉了，所以全民医保遥遥无期。   
    公共福利服务是保障国民基本尊严的民生工程，然而权贵们通过手中的权力，利用法律手段将绝大部分蛋糕划归自己，让百分之九十几的贫贱国民自生自灭，或剖腹自疗，或锯腿求生，或自杀以免拖累家人。   
    除了医疗之外，像教育、社保双轨制等等无不是如此分配，在此不一一细说。   
    五、贪腐   
    为什么说贪腐与专制是共生关系？   
    作家陈行之先生在《无政府主义是专制的最后阶段》中 说：通过任命制保持下级权力对上级权力的忠诚，是专制主义社会隐秘的政治机制，只有寻摸到这种机制，才能够洞悉为什么凡是专制主义社会都无法避免和消除腐败。   
    也就是说，腐败和对社会的掠夺是与专制主义的政治结构共生的。权力来源于谁就必然效忠与谁，反之，对于上位者来说，谁能给他带来利益，他就给谁权力。在这种利益链条下，下级必然要向上级输送利益，而下级只有向更下面的人要利益，最终所有后果由无权者承担。   
    广东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在受到双规以后，面对义正词严审查他的纪委官员怒吼道：“你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问题，谁不是贪官，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一个不是贪官的吗？中国不就是腐败提拔腐败，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这个还要我告诉你们？”   
    原广东省委书记、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吴南生说，“中国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  
    他们正道出这个体制官员生态的本质。   
    这种通过收受贿赂的贪腐行为，不仅仅是个人的贪婪，而且也是表现效忠的必要手段，否则正如文强所说“一个干部要是不贪，不色，谁敢相信你，重用你?你工作干的再好也没有用”。   
    当然，这与前四种分赃方式比起来，就完全不入流了，也是最末端的方式，它不仅在官场争斗中有被政敌利用的风险性，毕竟在明面上不能像前面那样披上合法的外衣，所获利益与之相比也是九牛一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