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自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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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语
　　无论在网络上，还是现实中，常有人说，你说极权专制不好，自由民主更合理，你说的一切我都知道，但如何才能实现自由、民主与法治？更有甚者会愤怨地说，你把我叫醒却不明确地告诉我路在何方，那你还不如让我沉睡在新闻联播里，起码我不会如此痛苦。当然，我可以用一句“不要问自由民主何时来临，要问你自己为自由民主做了什么？”来搪塞，也可以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名言警句来鼓劲。但这毕竟还是没有回答问题的实质，如何实现民主与自由？
　　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和波普尔等人只是告诉人们什么样的思潮和制度是通向奴役之路，是开放社会的敌人；但他们从未告诉世界，处于极权统治之下的人们如何挣脱专制的枷锁，奔向自由与光明？活跃在当今中国网络舆论战线上的一线公知们，在传播民主自由理念方面功不可没，引经据典头头是道，但在如何实现民主自由方面也是少有论述。宏观大论正确，但缺乏可操作性的战略战术和路线图，那么我们始终无法说服人们加入追求自由民主的队伍。除了极少数理想主义者，谁会跟看似永远也打不倒的风车进行大战？本文就如何撕开专制的铁幕打开通往自由民主的大门进行简单阐述。以下是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的结果，不说有什么价值，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引来更多关注中国前途命运的人士一起来思考这个命题，并在看清方向认清道路后以愚公移山之志，日拱一卒，朝目标稳步推进。
二 民主革命的模式
　　到目前为止，人类已经进行过四次民主革命，通过一次次的民主革命浪潮，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确立了宪政民主体制，还在坚持专制独裁或变相独裁体制的国家寥寥无几。在这一次次的民主革命浪潮中，经过各国爱好自由的人民的反复摸索，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出来几条道路来，我来简单总结一下。
　　一， 明君伟人式。专制政权的末期，出现了一位伟大的独裁者，该独裁者意识到独裁统治不可能持久，所以主导了改革，主动革掉了自己的权位，把选择的权力还给国民。如不丹的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如中国台湾的蒋经国，如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如西班牙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
　　二，民众抗议式。独裁统治之下的国民联合起来，通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迫使独裁者放下权杖，结束独裁专制。其中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罗马尼亚的独裁狂人齐奥塞斯库，自己并不甘心下台，但众叛亲离，军队拒绝执行命令，自己不得不仓惶出逃，最终被愤怒的罗马尼亚人民草草枪决。第二种情况，愤怒的民众发动抗议集会后独裁者镇压不住，独裁者只好出逃到他国或在第三方的调节下避难他国，如突尼斯的本•阿里，如菲利宾的马科斯，如也门独裁者萨利赫。
　　三，武装斗争式。在人民群众聚会抗议无效，并招致独裁者残酷镇压的情况下，民众武装起来并可能在外部文明世界的帮助下，开始与独裁者进行武装斗争。这种模式的典型例子就是去年的利比亚。利比亚人民一开始并没有进行武装革命，而是和平地进行集会抗议。但卡扎菲用飞机大炮镇压抗议人群，反独裁的利比亚人民别无选择，只能武装起来跟卡氏独裁政权死磕到底。最终勇敢的利比亚人民在北约的帮助下推翻了卡扎菲的独裁统治，卡扎菲自己也落得被刺刀鸡奸命丧下水道的悲惨结局。
　　四，外力植入式。该国的国民尚处于愚昧之中，或觉醒者的力量弱小得还不足于对独裁者造成任何影响，完全由外部力量主导，推翻独裁者，为该国植入民主制度。二战后的日本，菲利宾，近期的如伊拉克，阿富汗等。植入上层建筑的结果由于各国的经济基础的不同而大为不同。譬如日本，战后由美国植入民主制度替代了实权君主立宪制，结果使得日本焕然一新，迈入了文明国家的队伍；而同样由美国植入民主的菲利宾，后来却遭遇了马科斯独裁政权复辟，以至于菲利宾人民不得不在八十年代重新走上街头争取民主权利。伊拉克几经恐怖活动干扰后终于稳定下来，国民经济政治生活开始步入正轨；而阿富汗民选政权已经建立多年，却依然在部落政治和恐怖活动的牵制下举步维艰。
　　三 四种模式与中国现实
　　首先从以上这四种由极权专制走向民主自由的模式，结合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外力植入式对中国而言不太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当今世界自由民主的主导力量美英等国有两面性，一个是经济层面上，一个是道德的层面上的。经济层面上的发达国家想赚更多的钱，让国民过上更舒适的生活；道德层面上的发达国家想给全世界带去民主与自由，维护世界的公平和正义，同时也减少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政治混乱经济萧条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发达国家的两面性也是人性两面性的集中体现，既想要正直的精神生活，安全的社会生活，也想要舒适的物质生活。但现实中两种目标很难一致，时常冲突，斗争，博弈，彼此妥协。因为全球化，中国与美英法等发达民主国家的经济紧密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所占的经济当量远非伊拉克、利比亚、突尼斯、叙利亚、埃及可比。经济制裁会使得这些国家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用飞机大炮给中国植入民主就更不可能。战争一起，十三亿难民涌向世界，绝对是世界各国的灾难，是这些国家不可承受之重。况且美英等国为解决阿富汗和伊拉克已经把国库掏空，债台高筑，如果要攻打中国，给中国植入民主，他们得准备多大的牺牲？这代价是只想过自己好日子的美英普通民众所不能接受的。这些政府都是民选的，无论是制裁还是战争，当为给中国带去民主和自由而使得自己身陷困顿时，经济利益的考量一定会战胜道德的高度，政府离下台也就为时不远啦。哪一位国家领导人决策时会不顾民意及自己的位子而与中国政权为敌呢？起码在中国国内没有足够的反对独裁专制力量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绝对不会牺牲自己国民的利益对中国动手的。完全指望外部力量来替中国植入民主是不现实的。
　　接下来再说第一种模式明君伟人式，这也是当今主流舆论界最期待的一种模式。但如何才能出现明君伟人呢？我承认有的人是天生的具有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如不丹的吉格梅•辛格•旺楚克。他在自己的国民还很愚昧的时候，主动革除自己的王位，说服国民接受民主，推行民主政治。但更多和平转型的国家和地区是在外部世界的外交压力和内部国民的政治压力或经济压力下不得不开启的变革，如前苏联和台湾。这个专制体制让他难以为继，虽然还可以撑一阵子，但他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面对此起彼伏的问题，所以主动改革以化解国内矛盾和仇恨。苏联当时的高层都知道戈尔巴乔夫是个改革派，上来必然推动改革，动极权的奶酪，但他们别无选择。庞大臃肿的极权官僚体制已经无法处理各加盟共和国层出不穷的问题和矛盾，也无法挽救持续下滑的经济形势，唯有推动体制改革以适应国民政治经济生活的需要，尽管最初包括戈氏自己在内也并未想到一定要彻底终结极权体制，是时势造就了共产极权苏联的坍塌。但也正因为是苏共自己主导了改革，所以苏联虽然解体了，共产党并未因此遭到清算，而是获得了人民的谅解，到现在俄共依然是合法政党，在国家杜马有少许席位，延续了该党的祚命。台湾跟苏联有相似之处，这里我并不是要贬低蒋经国的丰功伟绩，而是事实求实地评价一下，如果台湾不是外部有盟友美国施加的压力，岛内有此起彼伏的民权运动，如“美丽岛”事件引发的抗争等等，蒋先生是不是会顺水推舟解除戒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未可知的。同样开放党禁后，国民党并未遭到清算，相反，在一度失去政权之后，马英九带领国民党通过竞选又重回执政党宝座。
　　那么这种模式有没有在当今中国进行复制的可能性？有，但可能性不大。明君伟人主导下的政治转型模式，除极少数案例外，多是政治、经济与国际舆论压力下，民众抗争与极权者妥协的良性互动的结果。为什么说这种模式在中国成功复制的可能性不大？原因在于当今中国大陆与台湾及前苏联都有显著区别。一，当今中国没有像蒋经国一样的独裁强人，不可能用独裁的方式结束独裁。当今中国的政治格局准确地说是集体独裁，是以几百个家族为基础几十个人为核心的集体独裁。他们彼此牵制，谁都没有一言九鼎一锤定音的能力。任何危及此小团体利益的人都可能被其他人联合踢出局，哪怕是贵为主席或总书记。二，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单兵突进式改革的结果为各大家族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这些财富细究起来可能都不太干净。这样一来，他们拥有庞大的既得利益之后害怕失去，更害怕政治转型后遭到清算，因此对可能损害他们既得利益的实质性政治体制改革没什么兴趣。而前苏联没有此类问题，他们在开启改革前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他们的高官个人或家庭物质上虽然比普通人丰富得多，但基本上仍属于由权力计划分配得来的“合法”财产，无需担心被清算，除了权力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由以上两点区别决定了抛开民众的抗争不谈，任由由中共高层自行运转的话，中国无论谁当政，都只能在不危及几百个权贵家族集体利益的边缘进行修修补补，而很难由中共自己主导大刀阔斧的政治体制改革，习基因宁愿像卡扎菲落得被刺刀鸡奸命丧下水道的悲惨结局也不会有大刀阔斧的政治体制改革。除非这几百个家族和他们的七个代理人中的绝大部分都良心发现，为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计，勇于革除自己权和利。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再来说第三种模式，武装斗争式。利比亚的勇士们已经为自己赢得了自由，而叙利亚的自由军还在勇敢地战斗，巴沙尔还在做困兽之斗。那么这种模式有没有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有，但可能性不大。无论是利比亚还是叙利亚，他们都是各部落联合起来的国家，各部落都有自己的武装。尽管单一的部落相对于中央政权来说都很弱小，但当他们联合起来抗争，争取自由民主的时候，外部世界再给予适当帮助，他们的力量并不比独裁政权弱小很多，具有与中央专制政权武装斗争分庭抗礼的实力。而在这个连买把菜刀都要实名的国度，不满的民众要与武装到牙齿的政府军搞武装夺权，无异于以卵击石。除非如同辛亥革命一样，从内部瓦解他们的专政武器，用极权的军队来武装自由的人们。而这可能性有多大？我不敢妄言。而且我对军人干政十分担心，一百年前仁人志士运动军人参与政治，结果使得各军阀坐大，阻挠正常的政治活动，争权夺利，连年混战，民众流离失所，最终辛亥革命催生的民主来不及生长便迅即夭折。武装斗争，无论谁胜谁败，流的都是中国人的血，摧毁的都是中国人的建设成果，破坏的都是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不到万不得已，不到大规模抗议被当权者用飞机大炮坦克镇压之后，绝不谈用暴力改造社会的命题。
　　既然我否定了外力植入式的可能，对明君伟人式也不抱太多期待，又不到万不得已最后关头不谈武装斗争式，那么我们回过头来重点谈谈第二种模式：民众抗议式。
　　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不利于出现明君伟人自我改良，而有利于民众抗议式在中国取得成功。为什么这么说？如前文所述，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实为以几百个权贵家族为核心的轮流坐庄集体独裁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下任何危及小集团利益的自我改良，因为小圈子中大部分的抵制和反对，改革不是胎死腹中就是举步维艰，改革的倡导者甚至可能被其他既得利益者联合起来赶下台，因为改革侵犯了权贵集团的集体利益。但是当这种体制面对民众大规模抗议的时候，也正是由于江山社稷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一家的，很难有人站出来替圈子的利益出头，与民众刀兵相向，结下血仇。相反，当抗议的规模足够大力度足够强时，只要反对力量有足够的容忍度，能从国家民族的长远考虑保证权贵家族的身家性命安全和保障其正当利益，各大家族将纷纷与反对派媾和，为自己留下后路。体制内负隅顽抗的力量会被赞同妥协的力量所牵制所裹挟，无法兴风作浪，只能一块儿向反对力量妥协，专制土崩瓦解。
　　民众抗议一定要是大规模的，诸如个人自焚之类的抗议是难以撼动顽固的既得利益者的。多大规模？至少是百分之一以上的国民挺身而出，走上街头。当民众的怒火被某件事而彻底点燃，数以千万计的人群涌上街头，在一线大城市聚拢起百万以上，二线城市十万以上的抗议人群的时候，当权者只有两个选择，投降或杀戮。如果，我们把自由民主的思想宣传得更深入人心些，那么，他们想动手的时候就会发现，没人听他们指挥了，齐奥塞斯库和马科斯就是先例。当他们下令屠杀民众时，他忠心耿耿的军队在面对用胸膛直抵冰冷枪口的数以百万计的抗议人群，拒绝执行开枪的命令，反而加入到抗议人群的队伍。记住军人也是人，他们也是父母生父母养的，当他们面对人山人海的抗议人群，一定会放下屠刀。或是围援打点，包围军队，其它捉拿红色基因封建家族，就地斩首，瓦解军队。
　　在此，我必须先回答疑虑者的一个问题，如果民众抗议有效，那么为什么二十年多前的那场运动没有成功？我的回答是人数太少了，就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已，你知道同期在菲利宾的马尼拉聚集了多少人吗？几百万，整个菲利宾才有多少人口啊？那么为什么同期我们的捌玖运动参与的人数那么少，成份那么单一？一方面是因为民智未开，自由民主的理念只在少数精英中获得认同，多数民众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另一方面当时的国人除自耕自种的农民外，或多或少都依靠着体制或体制的外延如国企和集体企业活着，极容易被党组织所挟持。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各机关各单位各个企业员工都被打了招呼，不许上街。外面没有充分的自由就业空间，全家的口粮都捏在党组织所掌控的机关或单位手里，有多少人敢不顾领导的警告而奋勇上街支援青年学生的抗议？而现在，民营经济体、三资企业及和自由职业者的人数要远远多于靠体制和体制内经济体活着的人，想靠基层党组织来挟持这些人已经不可能，这就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如今的农民也远非昔日的农民可比，经过几十年经济浪潮的洗礼和城市化运动的改造，早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问世事的自耕农，转变成政治经济社会一支重要的力量。况且经过十几年的基层民主选举演练，他们比城市贫民更懂得自由民主的含义。农民的责任意识固然还不浓郁，但权利意识已然苏醒。当抗争再起，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民企员工，三资企业员工，新型农民和农民工，下岗工人，青年学生，都是反对力量的坚实群众基础，绝不会重演捌玖学生上街工人看戏农民懵懂的少数人孤独抗争的那一幕。
　　四 国民性是制度的诱因更是制度的结果
　　鉴于无论明君伟人模式，还是民众抗议模式及武装斗争模式都离不开民众的觉醒和参与，只是民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各有不同而已。那么一定会有朋友说了，中国人奴性深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死到临头绝不啃声，如何指望民众会起来抗争啊？
　　首先必须承认中国人相对于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国民来说，对自身或家族之外的公共利益的关心要淡漠得多。这种国民性一方面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传统宗法社会留给我们“遗产”，但更重要的是极权压制和愚民洗脑的结果。在专制社会里，统治者一方面用大棒驱使个人服从整体，下服从上，从制度上把所有个体民众组织进整个政治统治体系，整个社会中，再也找不到单独的鲜活的个体。任何试图表达独立意志反抗意识的言行都被专政机器压服，余者只能唯唯诺诺听天由命。同时整个社会利出一孔，如果说古代专制的这一“孔”是“农”、“战”与“书”的话，那么现代的利出孔就是“权、钱”。前三十年一切向“权”看齐，而后三十年一切向“钱”看齐。拥有权钱你就拥有一切；没有权钱，你就一无是处。这种情况下，那还顾得上什么人权法治，礼义廉耻？
　　国民性一说并不完全站得住脚，专制社会下的国民具有天然的相似性，无论古今中外。我们来看一段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其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法国路易十六时期的描述：“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不再以等级、阶层、社区或家庭为纽带，更倾向于只关注自身利益，导致自私和狭隘的个人主义，而置公益美德于不顾。专制制度不仅不与这种倾向斗争，反而使其势不可挡，因为专制制度将公民的集体情感、共同需求、和谐共处的意识和协调一致采取行动的机会统统剥夺了。专制制度使人们蜗居在自己的生活中，由固步自封变得更加孤立，由人情淡漠变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种社会中，万事无常。人人都提心吊胆，生怕地位下降；人人都蠢蠢欲动，试图往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阶层和地位的主要标志，其流通变得异乎寻常，不断易手，不断改变个人的地位和家庭的兴衰，几乎人人都拼命赚钱或攒钱。因此，大家最普遍的想法就是对财富的渴望，几乎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包括对商业的嗜好，对攫取的热衷，对物质和享乐的热烈追求。这种思想已经在各阶层中蔓延开来，如果放任其继续下去，很快就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但是，专制制度的要害正是为了一己之私，鼓励和助长这种危害民族思想的蔓延。这种思想使人们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一心只想着金钱，对革命闻风丧胆。专制制度下，阴暗泛滥、贪婪横行、不当收入大行其道。如果没有专制制度，这些自私的欲望可能会很强烈；有了专制制度，这些思想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他所说的十八世纪法国的社会现象跟我们今天中国的社会现象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专制之下法国的国民性与今天中国之国民性有多大差别呢？
　　中国之所以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是百年前天朝梦骤然崩塌后人们急切的想找到强国富民之道，为此难以忍受辛亥革命后刚刚建立起来的粗糙民主制度的缓慢渐进的改良过程，拥抱了居心叵测的苏俄输送过来的共产革命，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操纵下，中国人民被极权绑架，被刺刀制服。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从此以后，胡萝卜加大棒，谁还敢说不？说中国之所以专制是因为中国国民性懦弱、冷漠、麻木、自私，那是倒果为因，指鹿为马。如果说中国人国民性就这么懦弱、冷漠、麻木、自私，那么你如何解释那些响应蒋委员长“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投笔从戎慷慨赴死的抗日青年？如果说中国人国民性就这么懦弱、冷漠、麻木、自私，那么你如何解释那些与家庭决裂，放弃优渥的生活，奔赴延安的理想主义青年？尽管他们信仰了错误的主义，女青年让干部搞了，但他们当初的血却是热的。如果说中国人国民性就这么懦弱、冷漠、麻木、自私，那么你如何解释同文同种的台湾人现在平和自信古道热肠呢？国民性充其量只是制度选择时的诱因，而更多的是制度统治后的结果。鼓吹国民性以论证中国不适合民主或民主很难在中国实现的人，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为极权辩护为专制舔菊，清醒的国人，可不要上当。
　　五 唤醒民众，打开通往自由的大门
　　驳斥了中国人天生自私冷漠麻木的谬论之后，我们也必须直面现在中国人已经变得很自私、冷漠、麻木不仁的冰冷现实。而且这种国民性确实也成为了极权得以继续存在和稳固的坚实基础。如何打破专制-国民麻木-更加专制的死循环？如何让已经被极权驯化得冷漠、自私、麻木的国人学会站起来，团结起来抗争？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不然就算从以上四种通往自由之路的模式中选择民众抗议式作为可能性最大的通往自由的路径也只是解决了道路和方向的问题，没有民众的觉醒一切都是扯淡。
　　唤醒民众的第一步是争取言论非罪。说句话就动辄得咎当局，动用专政机器镇压，那么唤醒民众无从谈起。言论自由当然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但鉴于执政党的历史污点太多，弄得它浑身充满G点，要它彻底放开言论管制，一时半会儿是不大可能，所以我们从争取言论非罪入手。言论非罪也就是说只要我没付诸实际的行动，无论我说什么都不得入罪，当然你要觉得我的言论过激你要删除封杀我的言论我也没有办法。言论非罪使得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尽管能不能得到广泛传播取决于当局删不删除你的言论。事实上网络技术的发达，使得彻底封杀一个人的言论变得非常困难，最多只是限制了传播的广度和速度而已。言论非罪等于国民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为了争取到言论非罪，那么当出现言论案时，我们所有已经觉醒的人都要齐声共讨当局的越界行径，就如同陈平福案一样，我们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介和渠道向当局施加压力，促使当局无罪开释言论犯，良心犯。言论非罪的底线确立后，我们可以在网上与网下同步传播民主自由思想。在网络上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把民主理念传播到每个网络空间，唤醒路过的网友，现实中也要把自由民主的理念传播给自己身边的朋友，同事，同学等等。当然，言论非罪的原则以法律（这种可能不大）或默契共识的方式被官方与民间确立下来之前，我们也可以做启蒙工作，一如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样，只是有“煽动颠覆”这柄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在每个启蒙和传播民主理念的人头上，工作进行得不那么顺畅，许多谨小慎微的觉醒者不会加入到启蒙与传播大军里来。传播民主自由理念要如同传销一样，一传十，十传百，以几何级数递增的方式传播开去，抵制专制意识形态。尽管这种工作在当局封杀言论的钳制下，短期来看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以十年为单位来看，效果是惊人的。对启蒙效果质疑的人想想自己十年前的思想观点和社会舆情与现在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社会舆情差别有多大就知道效果有多显著？多一个清醒的国人，专制的基础就被削弱一分，开启民智就是对专制的釜底抽薪。
谁希望自家小孩被习基因洗脑洗得像傻B一样？自己的利益谁不会争取，只是害怕被国家机器专政而已，民众冷漠麻木是被政治高压的结果抗争肯定都是从争取自己的切身权益着手，也就是争取民权。只有当一个个的民众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捍卫自己的权益的时候，才可能制约当权者对民众利益肆无忌惮地占有和剥夺。在民众开始起来争取与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我们这些早就醒来的人要给予极大的关注，声援他们的诉求和行动，自由民主人士中的社会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们主动参与到行动中来，对民众的维权运动提供技术指导和必要的法律援助。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民权运动相结合才能发挥最大的能量，仅在书斋中摇动笔杆子是推不倒高墙的。在一系列的民权运动中，可能成功地限制了公权力，民权得到保障，民生获得改善，直到下一个事件的出现，再度博弈。也可能失败了，促使民众意识到需要更大范围的互助与联合，从捍卫自身或小集体利益，转而追求民主，限制公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现在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不都是从不公司法受害者，维权者转换过来的吗？通过一次次或成功或失败的民权运动，启发民众，训练民众，把自由民主的思想植入到民众心里去。而被利益熏心的当权者总是不断地给自己制造对手和敌人，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人们都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对他们怒目而视。
　　第三，打破垄断，完善市场经济。改善民营经济的生存环境，壮大民营经济，破除垄断对经济的桎梏与伤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既是中国经济转型，避免经济发展出现断崖的关键，也是培植中产阶级，壮大反对专制力量源泉的根本。甚至可以说，只要市场经济持续完善，民营经济越来越强大，专制的坍塌是早早晚晚的事。为什么这么说？马克思满纸荒唐言，看得我一把辛酸泪，但其中有一句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说古专制是建立在君权神授的愚民统治之上的话，那么后现代极权都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之上。极权者通过掌握分配资源财富的权力，把人民牢牢地控制上自己手上。以前只是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话，那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不服从者不得食，极权者通过控制资源来让一切反对者异议者闭嘴。在过去不久的毛时代，之所以陷入全民癫狂，无人敢异议，是因为权力控制了一切生产生活资料，你要是敢说个“不”字，城市居民开除公职你就得流落街头，农村居民你被扣除工分，你就得全家饿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几人能为了心中的正义，不食周粟？也正因为如此，自由主义大师如哈耶克、波普尔等人对计划经济才如此警惕，可以说是深恶痛绝，组成朝圣山学社在全世界奔波，推广自由市场的理念。市场经济一方面给各种各样的反专制力量提供栖身之所谋食之地，使得各色人等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获得生活来源，无论你向市场提供的资金，产品，智力还是体力，而不是非得向体制乞食不可，经济自主是良知和正义的基础。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各主体迟早会意识到公平公正的法治和廉洁高效的政府才是市场能够持续繁荣稳定的基础。故而，那些就算最初不问政治只管埋头挣钱的市场人士也迟早有一天会加入到争取民主法治的队伍中来。不然的话，专制之下，一场政治风暴，一次错误的站队，一场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就可以让你积累了几十年的财富灰飞烟灭，重庆被黑打的企业家就是前车之鉴。现在看到潘石屹，任志强、马云、王石等开始在公共问题上发声，我一点都不奇怪，尽管他们的初衷、出发点、着眼点都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但目标是有交集的。市场是专制的坟墓，民主的摇篮。
争取言论非罪、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瓦解极权统治基础壮大自由民主力量的关键。习基因让言论罪增加。对此，我们一方面要鼓励更多的人勇敢地站起来发声，传播；另一方面大家也要持续对言论管制和言论案施加压力，争取早日把言论罪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打破垄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路已经走了一半，现在到了攻坚阶段，03年之后国进民退开始显现，金融危机之后得到政府输血的垄断企业更是趁机大肆兼并，国进民退很明显，长此以往，人人都不得不仰权力鼻息活着的日子不会太远。在此时刻，政治上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与经济上追求充分自由市场的人士必须携起手来，遏制垄断经济坐大之势，向当局施加压力，要求把市场的还给市场，把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完善下去。
　　除此以外，敦促官员财产公开，废除二元制户籍制度，养老制度并轨，预算法修正，教育平权，环境保护，工会独立，都是我们努力争取的目标。这些运动如果成功，则可以限制公权力，逐步逼近民主自由；就算失败也可以在这些运动中起到联系民众，启蒙民众，团结民众，训练民众的目的。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自由世界。     
　　六 结束语
　　现在用几句话简单回顾一下本文宗主旨。如何打破专制的桎梏，踏上通往自由之路？捍卫言论非罪底线，争取言论自由，网上网下同步启蒙大众；争取司法独立，鼓励、引导、训练民众捍卫民权以限制公权；呼吁打破垄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以瓦解专制的经济基础，壮大自由民主力量；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实质诉求相结合，广泛参与民众维权、官员财产公开、二元制户籍制度改革、养老制度并轨、预算法修正、教育平权、环境保护、工会独立等等一系列活动中来，在各种活动中启蒙民众，教育民众、引导民众，团结民众，组织民众。如果当局能正视民众诉求，出现如戈氏、蒋经国、胡安•卡洛斯式的明君伟人，响应民众诉求，主动改革平稳转型，当然是最理想的结果；如果当局始终抱着炸弹玩击鼓传花，那么等待某件刺激多数人神经的事件发生时，我们将带领已经醒来不再观望不再沉默不再忍耐的千万民众勇敢地走上街头，要求他们下课，结束专制，这就是通往自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