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并打破“阶层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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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风青杨
微信公号“人民日报政文” 4月12日发表题为《“阶级固化”的论调不能成立》的文章指出，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阶级固化”的国家。论家庭条件、教育程度、社会资源，王宝强算是最差那一档的，但他照样成功了。越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就越要自强不息，越要坚信：一分付出，一分收获。(4月13日观察者网)
一篇公众号文章引发如此大的关注，无数人围观并热议。坦率的说，检验“阶层固化”的标的应该是大学生群体而不是王宝强。这个道理就好比千军万马中有一个人过了独木桥，过桥的是少数，而没过桥的才是大多数，但大数人才是标准。试问，与王宝强当初一样做群众演员的人有多少？现在还在坚持或者成功的又有几人？再比如，电视报纸上动不动报道谁谁谁中了五百万，但没中的才是大多数不是吗？如果全都中了，谁还敢去卖彩票？
而大学生代表了更广大的泛围，更有代表性。所以，“知识能否改变命运”的论题，比“阶层是否固化”来的更直接。
大学生现今的状态如何呢？这让我想起《中国青年报》曾经有篇报道，说的是9年前，陕西农民韩培印的儿子考上大学，这个儿子简直成了他最大的骄傲。为了凑学费生活费，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又到西安打工。当儿子大学毕业之后，老韩却发现，他的工资尚不如中学毕业出外打工的姐姐，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自己。儿子进城读大学后给农民老韩带来的，只有难以偿还的债务和村里人嘲笑的目光。这让老韩彻底改变了以往“我儿子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的骄傲，取而代之的是“我看读书是没用”的悲观失望。
许多家庭长期举债，供养孩子上高中、上大学，最后换来的却是“透心凉”，多年投资血本无归。让学生和家长感觉“教育本来是改变命运的最好通道，可现在却似乎成了返贫的催化剂。”近年来，以大学扩招为主要标志的教育产业化所催生的高学费和低就业，像两只无形的大手，夹击着原已出路狭窄的农民。他们不仅要背负沉重的学费，更“可怕”的是，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原先想象中“只要孩子们大学毕业日子就能好起来”的愿望也瞬间破灭。
那些经历了十二年“寒窗”苦读的一批莘莘学子揣梦想走进大学殿堂，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也明白，梦想与现实的天堑不是用十多年的苦读就能勾连的，人脉和社会地位往往是通往“成功之路”的桥梁。当下真正能够改变人们命运的选拔机制，比如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录用和国营企业招聘等等，都分散在社会各个领域，处于一种不完全透明的状态。这直接导致了更多人认同“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如今，一个农民的孩子也许能考上大学，但毕业后找工作却需要靠关系，这堵墙无疑把他们中的不少人挡在了门外。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不少“爸爸”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给子女轻松的安排一个好工作。如银行、电信、电力等系统，相当一部分职工都是原职工的子女还有家属，“近亲繁殖”现象普遍存在。职业的“世袭制”，让很多出身“寒门”，不具备“领导干部遗传基因”。“龙生龙，凤生凤”这个中国的古训，对他们来说似乎更像是一个魔咒。
现如今“市长的女儿当了副市长，副县长的儿子还是副县长”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闻，甚至那些老公老婆在一个局的，叔侄在一个处的，姐弟在一个科的已屡见不鲜，由此产生了：父子室，夫妻科，侄子打水叔伯喝，孙子开车爷爷坐，兄妹办公桌对桌。亲戚班子附马团，小三秘书打字员，王孙公子汽车队，七姑八姨管妇联，亲家表亲配同班，外甥小舅管财权。对此有网友调侃：“生存有风险，投胎需慎重，这年头，投胎是门技术。”生下来就成“公家人”、“关系网”式就业，其本质是权力式就业。
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两千多年前陈胜吴广就提出了这个质问，难道今天的人们还需要为这个问题而再次质问？如果一个国家，他们的大多数年轻人勤劳却不富有，他们有理想却没机会，他们渴望认同却屡屡碰壁，他们没有向善的动力，也没有上进的欲望，因为他们不论如何努力依然摆脱不了贫穷，那将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200多年前，龚自珍就大声疾呼：“万马齐喑究可哀”。我们盼望着有一天，我们的体制外的有为年轻人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就像在美国，比尔·盖茨可以出身平凡；奥巴马即使是一个黑人，也能当上总统；前国务卿赖斯也是黑人；再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是来自东欧的移民。在那里权势人士的子女未必权势，里根总统的儿子失业只能排队领救济金。
俗话，穷不过三代，富也不过三代。很显然，没有人愿意贫穷，但是社会制度的篱笆，对“穷二代”来说，从户籍制度到财富分配机制，从行业潜规则，到升学就业买房，到处都有看不见的“天花板”横亘在他们面前。一代穷世代穷，穷人努力无门，富人天生不用跳，便是跃过龙门的鲤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