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努力追求的理想工作 其实是“一地鸡毛”(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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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




电影《心灵捕手》（1997）剧照。

做学术，在人们惯常的眼光里有着全方位的体面。

他们研究某个学科，经常谈论普通人读不懂的话题，把“读书”这件事从考场延续到案头，贯彻它的终极意义，有着传统认知里备受尊重的刻苦、智慧、奉献这类难得的品格。

不必朝九晚五地服从于打卡制度，“看起来不像一份工作……为某个社会科学项目进行民意调查，或者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挖掘档案”，环境单纯，在学历阶梯的尖端玩着一门智力游戏。“

但这几个小小的场景几乎是大众想象的全部了”，这句话出自《离开学术界：实用指南》一书。它试图为这种文化上的刻板印象祛魅。

该书作者克里斯托弗·卡特林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拿到古典学博士学位却自称“学术难民”，羞耻、焦虑、恐惧的混合情绪几乎要压垮他。但是，从中退出却貌似是一件更困难的事情。

因为，“离开学术界感觉像是在证明你的学术能力不行”。



《离开学术界：实用指南》

[美]克里斯托弗·卡特林著 何啸风 译

薄荷实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9

结束学术生涯，不是你的错

这种下意识的印象背后，其实有一个冷酷规则，叫“非升即走”。

比如克里斯托弗·卡特林的妻子马洛里，如果不在头6年内发表数篇文章，甚至出版一本专著，她就有被解雇的可能。哪怕这个职位名为“终身教席”，脑袋上也随时悬着倒计时的时钟。

卡特林把它称为陷阱，当一个人疯狂地为了续约而找课题、写作并发表，这6年时间就是“无比漫长的”，它包含着混乱的生物钟、繁重的教学任务，以及拒稿信、偏僻住所、心理问题。



电影《超脱》剧照。

从数据上看，日益增长的博士生数量与有限的教席之间，像一组流沙的漏斗，能留下来的人极少。

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所登记的博士在校生有509453人，而10年前这个数字为271261人。几乎翻番的博士生增长速度，显然不是高等教育体系所能覆盖的，更别提“985”“211”级别的高校。

把问题移到卡特林所做的统计里，就更加分明了：

“我不得不用各种关于高等教育的统计研究得出这个数字。今天在美国，只有约1.2%的艺术类和人文类博士项目的学生可以在顶尖院校得到终身教席。即使不限定是顶尖院校，情况也没有好多少。凡是拥有终身教席的人，只占读博人数的2%-7%。”

“从另一个角度看，10名学者中至少有9名没有从事大多数人起初攻读高级学位时希望从事的行业。”



电影《心灵捕手》（1997）剧照。

僧多粥少，这在学术界与非学术界都是铁板钉钉的现实。能否留下，混杂着运气与实力，而不能就此认定“你不行”，更别说具体的数字难以言明各类隐形歧视、纷争、冷酷与缺陷了。

在“她乡电台”某一期对学术圈的讨论中，嘉宾们就提到类似“这个系统不在乎我们”的感受。尤其在高智力环境中，少数族裔、女性、残障人士等都曾面临不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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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耶鲁大学哲学系要求博士生在英语之外，还必须懂德语、法语、希腊语或拉丁语。曾在耶鲁大学哲学系就读的袁源去询问中文能否做第二研究语言时，系里给出的解释是：“中文跟哲学研究没有太相关。”

袁源觉得这句话带有文化等级偏见，“言下之意是中文没有哲学价值？中国哲学几千年，凭什么认为中文跟哲学研究不相关？”她据理力争，最终促使系方改掉了规定。



电影《蒙娜丽莎的微笑》（2003）剧照。

而这类偏见在学术领域并非个例。需要进行漫长的斗争，大脑必须时时做出判断并付诸变革，否则就要被迫处于袁源的一个同学所描述的微妙处境里——“每次下课都要跟在一群很高大的男人后面走路的那种感觉”。它有多么讨厌，只有弱势方能瞬间理解。

被迫从学术界离开，有时是概率问题，有时是不公问题，但是很多人归咎于自己的能力问题。

学术劣币如何驱逐良币？

豆瓣话题#你是如何对学术感到幻灭的？#底下那些焦虑的跟帖，浏览量达258.3万次。

“以学术为志业，否定时却好像把自己的前半生否定了，这种否定能摧毁一个人”；“有的人在极度杰出并且幸运的情况下拿到一个偏远地区的学术工作（还不一定是教职，有可能是临时Post-doc）”；又或者是，虽然雇不起心理咨询师，却常常收到系里发出的防自杀邮件。

课题方向“错误”、论文投稿被拒、遭受学生质疑、基金申请失败、大龄脱产身份等，都有可能将他们推向学术统计数据不乐观的那一侧，直到某天彻底打破波西米亚式生活理想。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连江曾在个人公众号上引用黑格尔的话——赢得他人承认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最大挑战。而在学术界，“赢得其他学者承认尤其困难”，其中一个标准就是发表论文的数量。

“不发表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是萦绕在所有学者头脑中的紧箍咒，翻译得直白一点，则是“不发表就毁灭”。



电影《美丽心灵》（2001）剧照。

水特是海南某大学讲师，他在拿到教职的同时也收到了任务书：“发表多少篇文章，发在什么级别的期刊，一清二楚，如果没有达标就把你退掉或者转岗。我们学校已经算是要求比较低了，有个在双一流大学读博士后的朋友，两年之内达不到副教授的要求就会被清退。”

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忍受学术期刊冷漠的挑错，还要目睹一些经过包装、蹭了热点的学术垃圾得以发表，由此逐渐走向自我怀疑——是我不够聪明？还是我应该装作像其他人一样关心既定的话题？

甚至在投稿反复被拒的情况下，连错在哪了都不知道。就像在读哲学博士生莫古所说：“目前我看到过拒稿的回信都是模板，还没看到过活人回的信。”

学术评价走上了一条单向度的路，篇数、字数、刊物级别等评判标准，像马鞭似的抽打着学术神经，李连江把这种“俱乐部”规则形容为“聪明人刁难聪明人的高级但未必高尚的智力活动”。

莫古认为这会导致异化：“一旦‘发表’而非‘研究’成为目的，那么学者通过某种套路在较好的期刊上发表文章之后，他或她将不断重复这种套路。且不说这会让学者自身的发展受限，谁又能保证权限巨大的编辑与审核本身，不会沦为权力的游戏？”



《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剧照。

于是“被自愿”的内卷开始了，搞比赛、交材料、开大型学术会议、学已有的话语范式，前提是想办法留在这套评判体系里，而后才有空间思考如何做出令学界增加高度的课题。

当大量时间被倾注在某个学科之上，离开学术界便几乎不可能，就像卡特林所担忧的，职场动态与学术常规有天壤之别，而“学院之外几乎没人能将维吉尔之后的罗马诗歌知识，或18世纪法国小说中的性别建构进行变现”。

与此同时，承认“其实你是想离开的”，也变得尤其困难。

相较于学术，生活才是统治力量

马克斯·韦伯于1917年11月7日在慕尼黑大学作了一场题为《以学术为志业》的演讲，当中提到“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很多不被这种遴选制度选中的人，学术才干其实并不差。“

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每一次他们都会回答说：‘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但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

韦伯将学术生涯的外部条件解释得清清楚楚，而后提出：“唯有单纯为事业献身的人，才具备学术领域的‘人格’。”如此便不难理解，豆瓣小组中对学术感到幻灭的人们早已不谈使命。



1917年的马克斯·韦伯。（图/Wikimedia Commons）

有的幻灭来自外在，比如“徒有知识却没有知识分子精神的博导”“外行指导内行的学术评价体系”“冗长而‘必要’的论文包装过程”；有的幻灭来自内在，比如产生抑郁倾向，“人生和学术混在一起，好像人生也完全失败掉了”。

摆在眼前的最大警戒线是年龄。准备申请博士后的小温理了一条大概的线：“学术成熟期一般在40-50岁，往后身体机能下降，状态肯定没30多岁时好，可能很难做出研究成果。50多岁以后就开始偏向于总结性的东西，60岁就退休了。”



在一篇题为《离开田野，离开学术》的帖子里，作者打算花半年时间到贵州一个村子里调查社会变化，撰写一篇民族志报告，却时常感受到“一种无法改变现实的无力感以及道德上的自我谴责”。

最后，这位作者几乎读不进任何海外的中国研究资料了，怀疑那到底是真正的关怀或只是抽象的幻想。“如何让学术界的知识发挥实际作用”，这是他被一个农妇无意间调侃之后持续困惑的问题。



动画电影《艺术学院1994》剧照。

当现实因素一年年地入侵学术道路时，突然在某天，发现志业上的哲学意义崩塌了，有人继续理想主义的钻研，有人则考虑离开学术界，比如卡特林。

作为一个研究冷门罗马诗人的学者，当卡特林发现自己整整10年都只是在试图与全球仅有的50位受众展开学术讨论，以及逼着学生记住拉丁语法的细节时，他最终决定转换一个生活逻辑：“把对于世界的影响，与支撑这种影响的赚钱方式区分开来。”

又或者是像小温一样，把“志业”当职业：“别把自己从事的东西太当回事，我们可能研究的是比较形而上的领域，但它未必就超凡脱俗了，这只是一份现实中做的事情，没有什么超越性或者绝对的崇高性。”

当我们剥离知识对生活的统治之后，事情也许就不用看得那么严重。

退出这一体系，当然不意味着“你不行”；而留在学术界，所谓“不发表”也未必代表着你“就毁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