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三区革命”的真相

Frank

    1944～1945在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山地区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分离主义运动，分离主义分子甚至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由于这次分离主义运动动摇了国民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基础，在客观上支持了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因此被共产党認定爲“三区革命”。事实上，所谓的“三区革命”是在苏联的全面扶持下发生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推翻盛世才控制的新疆省政权，代之以由苏联控制的傀儡政府。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插手新疆，妄图将其“外蒙古化”，建立一个脱离中国的、为苏联控制的独立地区，或者一个象外蒙古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在1933年，苏联就在北疆的阿山地区策划了一次反新疆金树仁政府的暴动，由阿山地区哈萨克族头人沙里福汗策划宣布独立。但是被新疆主席金树仁及时派兵镇压下去。同年接受苏联资助和培训的和田人伊敏。布格拉成立了“和田埃米尔国”，自任“和田埃米尔”。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多次试图吞并新疆地区，将其改为“东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为此扶植了很多新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最有影响的是阿不杜力克木·阿巴索夫的“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1944年的“三区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分离主义分子、苏联代理人、后任全國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的包尔汉曾自供道：“苏联方面大力援助了这个革命运动，使伊犁革命形势不断发展，一直扩大到塔城专区、阿山专区，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也称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就是所谓‘三区革命’。它的影响还扩展到了南疆和西藏。其实，我们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这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所作所为，就知道它与所谓的革命不沾边。
                    
     1944年11月12日在伊宁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是苏联乌兹别克人，一个泛突厥主义者。在苏联农业集体化年代他从乌兹别克跑到新疆布道，在布道时他大肆鼓吹新疆实行彻底“独立”的泛突厥主义思想，被盛世才逮捕，从1937～1942年一直被关在伊宁的监狱。“三区革命”起来之后，在苏联的支持下，他夺得领导权，使他不仅是泛伊斯兰主义者和泛突厥主义者的精神领袖，而且还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军政事务的最高主宰者。
                    
     1945年1月5日，该临时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九项宣言。在宣言中宣布：“永远消灭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上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共和国”。除此之外，分离主义分子还大肆屠杀汉人。1945年1月伊宁被攻克后，大批极端维吾尔族民族主义者手持木棒大刀，四处残杀汉族人。到事态被制止时，已经有大批汉人被杀，其中东北汉人几乎无一幸免，连伊宁救济院的残废汉人及汉人小学生都被拖到河边用木棒打死。“三区革命”中被杀害的汉族平民数量至今没有准确的统计，一般的估计是在二万至七万之间。1944年9月，蒋介石将盛世才调到南京，派吴忠信任新疆省长，并把各厅厅长都换成国民党方面的人。蒋介石还命令马步芳派一个军的骑兵驻扎在新疆各地，对东突厥斯坦分离运动进行镇压。1945年期间，经南京政府与苏联交涉，双方同意派代表进行谈判。南京方面派出了张治中，三区派出了热黑木江（团长）、阿不都哈依尔。吐烈、阿合买提江三人代表团。苏联派出一位代表。经过八个月谈判后，制定了11条和平条款，取消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名称，恢复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的建制。
                    
     此后苏联仍试图控制新疆地区，国民党军队与“三区”军队隔玛纳斯河而武装对峙。包尔汉称：“以后尽管国民党不断破坏和平条款，企图派国民党军占领三区，但是由于苏联的支持和各族人民的坚决斗争，这一企图始终没有得逞，直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整个新疆才完全统一，三区军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阿合提买江和阿巴索夫等人由伊宁经苏联领空飞往北平，参与中共政治协商会议，在伊尔库茨克附近失事。有分析家认为，这次事故可能是人为的。
                    
     所谓的“三区革命”一开始就是在苏联人操纵下的分离主义运动，运动中数万无辜的汉人平民被大肆屠杀。但是中共却对“三区革命”给予很高的评价，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写信给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说：“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1949年12月 20日，曾经屠杀数万汉人的三区民族军被改编为中共解放军第五军。
                    
                  
     资料：新疆民族军：
                  
     提及新疆的和平解放，无法回避新疆三区革命，而提及三区革命。就不能回避新疆民族军。所谓新疆民族军就是新疆三区革命的武装。部队的渊源很多，内中成分复杂，其中主要组成部分有：

                     
     1、乌斯满、达力克汗（1949年任新疆民族军高级将领，在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由于飞机失事去世）的阿山哈萨克族武装。这个武装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一手扶植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乌斯满和达力克汗都是新疆阿山地区哈萨克人，乌斯满早在30年代就组织武装反抗盛世才，在当地很有影响力，三区革命胜利后被三区临时政府任命为阿山地区专员，1947年投靠国民党政府，新疆和平解放后沦落成新疆最猖獗的土匪。1951年2月在青海柴达木被解放军剿匪部队活捉，两个月后在迪化经公审后枪决。

                     
     2、新疆伊犁解放组织。该组织成分十分复杂，有大土耳其分子（东突分子）、泛伊斯兰分子、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在苏联学习归来的苏共在伊犁地下组织成员、进步青年和伊犁民族起义人员（如巩哈暴动人员）。人员众多、装备精良，是新疆民族军的主力。

                     
     3、在南疆蒲犁（今天塔什库尔干）的蒲犁游击队。该游击队主要由柯尔克孜和塔吉克人组成，领导者是从苏联伏龙芝军校学习归来的伊斯哈克伯克（后来成为新疆民族军高级将领，1949年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由于飞机失事去世）。该部队在三区革命时期曾经数次进攻喀什，后来经过和谈，大部经苏联进入伊犁地区。

                     
     4、在苏联驻塔城领事馆帮助下建立的塔城战斗小组，领导人是司马义也夫。司马义也夫后来成为新疆民族军的主力骑兵团团长，在新疆平叛战斗中战功卓著。

                     
     1944年伊犁革命的起源是乌拉斯台各民族人民的起义，起义导火索是盛世才的“献马运动”，实际上三区革命的爆发有着更为深层的复杂原因，最直接的因素是苏联的态度。新疆与苏联有着密切关系，近现代新疆诸大事无一不和苏联（俄国）有关，尤其是盛世才的上台，更与苏联大有干系，苏联为了支持盛世才独霸新疆，甚至还出动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直接帮助盛世才打败马仲英。苏联如此明目张胆地支持盛世才，目的不外乎要在新疆扶植一个极端亲苏的政权，以确立自己在新疆的势力范围，同时也为自己建立一个有效的战略缓冲地带。因此二战后期盛世才突然从亲苏转向亲蒋后，自然引起苏联的不安，尤其是盛世才的412事件后，公开关押驱逐共产党人，更让斯大林大为光火。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在伊犁巩哈暴动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批人员迅速赶往阿拉木图，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部长）贝里亚亲自坐镇指挥，许多在苏联成长、学习的少数民族共产党人被派进新疆，如在盛世才时期返回苏联的前白俄鲍里诺夫、列斯肯，流亡苏联的伊犁地区宗教人士艾里汗·吐里等，进入苏联接受先进思想的进步青年阿巴索夫和阿合买提江、受苏联训练的军事指挥人员伊斯哈克伯克、达力克汗等。伊犁革命组织就是这时候由苏联驻伊犁领事馆牵线，联系当地民族宗教势力和进步人士建立起来的。
                    
     巩哈暴动初始，游击队利用国民党势力在伊犁河谷空虚的契机，陆续取得了一系列战斗胜利，曾经一度占领尼勒克。国民党当局派遣接替盛世才担任新疆临时主席的朱绍良匆匆调集大批军队前往镇压，当巩哈暴动吸引国民党军主力东进的时候，伊犁解放组织秘密得到苏联军火、人员的援助，1944年11月7日夜（这天也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突然在伊宁发动起义。从苏联派遣回来的原二台公路养路段段长列斯肯（俄罗斯族）带领一个经过精心训练的游击队在果子沟切断了进入伊犁的唯一公路——迪（迪化，今天的乌鲁木齐）伊（伊犁）公路（这条公路也是目前通向伊犁的咽喉要道，60年代，为了保证战争时期需要，我国在新疆天山腹地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了天山公路，就是为了保证一旦312国道被敌人占领，我们还有一个备用公路而修建的）。当天，伊犁解放组织领导人阿巴索夫（三区革命领导人，也是三区革命的核心人物，1946年代表三区参加了国民党的国大会议，与周恩来、董必武进行过接触，1949年坚决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同年在接受毛主席邀请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因为飞机失事去世，年仅28岁）和苏联军事顾问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率领60人的武装（根据一些在伊宁的国民党官员事后回忆，这批人员还身着苏军制服，佩带苏军军衔）从霍城越界潜入伊犁市区。他们首先切断了伊犁河大桥的交通，国民党伊宁当局派遣一个排的兵力试图重新夺回大桥，未出城即遭武装人员伏击。入夜，巩哈游击队主力绕道赶到伊宁城，开始四处进攻国民党守军，起义很快取得了胜利，大批汉族人和国民党军队被迫撤退到惠远老城和艾林巴克（飞机场），起义部队（内中包括有从苏联赶来的身穿军装的苏联正规军和数十架苏军飞机以及大批从苏联运来的火炮）在苏联军事总顾问科兹洛夫的统一指挥下，到12月31日终于将这里的国民党守军歼灭，守将陈伯良、高炜在惠远城破时互相射击自杀身亡。伊犁郊县汉族官民纷纷逃亡，巩留、新源、特克斯等地数百人向焉耆撤退，至玉尔都斯山被追及，生抵焉耆者只余三十多人；昭苏官民企图翻越冰达坂退往阿克苏，正值寒冬，最后抵达者只有十余人。整个伊犁地区只有艾林巴克孤军死守。
                    
     艾林巴克，在维语中为“脏园子”，位于伊宁东北，是全城最高处，北为飞机场，南是乱坟岗，原来是沙俄军队营房，当时是国民党中央航空分校教导总队。伊宁起义后，城内军民退守此地约8000人。从1944年11月9日，起义部队开始围攻艾林巴克，久攻不克。1945年元月10日，国民党第45师和预备第7师援兵试图救援艾林巴克，其中第45师一个团冒严寒跨越天山抵达伊宁东郊，遭到大批装备精良、受过正规训练的起义部队围歼。艾林巴克守军见救援不成，遂决定冒险突围，突围后残余2000军民又被起义人员骑兵追击，绝望中守将杜德孚（预备第7师副师长）、曹日灵（预备第7师参谋长）自杀，最后这批死守艾林巴克的军民仅有800多人被俘（而被俘者也只有500多人，包括34名妇女被关押进监狱，其余人皆“失踪”。伊宁被起义军攻克后，大批极端民族主义者手持大刀木棒，四处搜杀汉人和华侨，到事态被临时政府制止的时候，已经有大批汉人被杀，其中东北籍汉人几乎无一人幸免，伊宁救济院的残废汉人都被拖到河边用木棒击毙。几十年后，还有一些极端分子威胁与之发生冲突的汉族人：“难道你忘记伊犁河水的颜色了吗？”这里说的伊犁河的颜色就是指当时虐杀俘虏和汉人将河水都染红了。），伊犁全境得以解放。

                     
     伊犁全境尚未完全解放时，伊犁解放组织在1944年11月12日匆匆忙忙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艾力汗·吐烈成为临时政府主席，阿奇木伯克为副主席。这时期把持政权的是伊斯兰教上层宗教人士和地主、旧封建统治时期的上层人士。所以临时政府规定的国旗是绿地、中间是黄色星月标志的带有明显伊斯兰教标志的旗帜。

                     
    临时政府成立后，将各游击队统一起来，成立了游击队总司令部，总司令是阿列克山德洛夫，1945年1月中旬，国民党军队援军赶来救援艾林巴克守军，在果子沟和游击队发生激战，同时国民党军队谢义锋一部在付出极大代价后翻越雪山抵达伊犁外郊。阿列克山德洛夫惊慌失措企图从霍城逃回苏联，结果被伊犁临时政府撤去职务，代之以鲍里诺夫，同时苏联红军正规军一个骑兵团和部分炮兵也迅速入境投入战斗，终于将国民党援军击溃。

                     
    1945年2月，伊犁临时政府决定将游击队总司令部改组为民族军总指挥部。发布兵役法，规定20—22岁“公民”要应征入伍，服役三年，在目前总动员时期，23—44岁“公民”也要入伍。1945年4月8日，在伊宁市西公园（后来的斯大林公园，好像现在叫人民公园）广场上，隆重举行民族军成立大会，这标志民族军的正式成立。在大会上，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发表了带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内容的煽动性讲话，并给民族军各部队授予标有伊斯兰星月徽、写有“为东突厥斯坦的独立前进”文字的军旗和写有经文的白色伊斯兰教教旗。授旗后还进行了阅兵式。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内取得决战性胜利，1949年3月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就与王震谈到了进军新疆的问题。6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进行谈判，谈判期间，苏联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加速进军新疆，并主动提出可以利用三区革命力量。中共中央随即决定，派遣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力群同志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负责与三区政府联系。

                     
     1949年8月14日，邓力群带领3名工作人员和一部电台取道阿拉木图到达伊宁，经过苏联领事的安排与三区领导人会晤，并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电台联系，这就是在新疆和平解放期间著名的“力群台”。通过力群台，中共中央了解了有关三区的详细情况。事实上这并非三区领导人和中共的第一次接触，早在1946年，阿巴索夫和阿合买提江作为新疆国大代表去南京参加国民大会的时候，就在积极寻找中国共产党。1946年12月5日深夜，25岁的阿巴索夫独自一人秘密前往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见到了董必武，阿巴索夫转交了新疆共产主义同盟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提出：“请中国共产党把人民革命党接受为自己的下属组织，请中央派干部来领导工作，请派技术干部携带电台到新疆工作”，董必武当晚即电告中央，电报说：“新疆国大代表阿巴索夫，系新疆省府委员兼副秘书长，原伊宁起义首领之一，来会我，称在新疆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在新疆解放区公开，在迪化和其他地点还是秘密的。现有15000人。领导同盟的共11人，曾要求加入联共。联共以苏联外交关系，未允。”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董必武的来电，第二天周恩来亲自起草复电刘少奇签发。复电说：“甲、望向阿同志询问：1、新疆整个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情况及其发展。2、新共同盟之具体主张。3、阿同志可否带工作人员一道回新，并建立与延安电台联络。乙、……并向阿同志声明下列各点：1、中共愿与新共联盟第一步建立友谊关系；2、派去之代表，其任务只是联络与观察；3、新共同盟11人入党事，原则上欢迎，但具体解决须联络代表到后经电报决定；4、新疆工作，应以新共同盟为领导中心……”。
     12月11日晚，阿巴索夫再次去梅园新村会见董必武，董必武安装中央指示答复了阿巴索夫，并派遣彭国安（在新疆化名王南迪）带电台一部随同阿巴索夫回新疆。1月4日，阿巴索夫、阿合买提江和彭国安携带中共中央七大文件和毛泽东、刘少奇的著作返回迪化，彭国安住在阿巴索夫的家中，但是因为彭带去的电台功率太小未能和延安建立直接联系，但是这个电台在彭来到伊宁后，经常抄收新华社的消息在三区进行公布和宣传。

                     
     邓力群的到来标志着三区革命正式接受中共的直接领导。8月17日，邓力群会见了阿合买提江和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担任翻译，邓力群将中共中央的希冀和意见向三区党政军领导做了通报。8月18日，毛主席以政协筹备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向阿合买提江发来正式邀请信，邀请三区派遣代表参加在北平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8月20日，阿合买提江回电中共中央，接受邀请，即刻赴京。8月22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伊斯哈克伯克、达列力汗、罗志澄人从伊宁出发，取道苏联前往北平，8月27日，他们所乘坐的苏联飞机在伊尔库茨克外贝加尔湖地区撞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提起来让人痛心，阿合买提江当时才38岁，而阿巴索夫仅28岁，这两位就是三区的首脑，而伊斯哈克伯克和达列力汗都是三区民族军的军事最高指挥人员，同机遇难，等于三区突然丧失了全部的党政军一把手）。三区政府又派遣了以赛福鼎为首的代表团前去北平参加会议，在会议期间，毛主席亲自批准了赛福鼎的入党申请，并决定新共同盟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直接转入中国共产党，“可以不要预备期”。

                     
     新疆和平解放时期，三区民族军派遣部队开赴新疆各地迎接西北野战军的到来。1949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任命列斯肯为军长，马尔果夫为副军长兼任参谋长，顿星云为政委、曹达诺夫为副政委，下辖两个步兵师和两个独立骑兵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序列：
                   军长列斯肯，政委顿星云
                   第13师：师长叶蔑诺夫·买买提明，政委马洪山。驻扎喀什
                   37团驻扎阿克苏，团长巴依扎阔夫·阿曼托尔，政委王刚真
                   38团驻扎喀什，团长马木托夫·库尔班
                   39团驻扎和田，团长艾波德列依木·沙木沙克，政委黄威。
                   第14师：师长依不拉依木·巴依，政委胡真。
                   40团驻扎乌鲁木齐，团长约瑟夫·马克苏提江，政委董善生。
                   41团驻扎防城，团长艾列克桑克，政委张师峰。
                   42团驻扎伊宁，团长乌斯曼·拉玛桑。
                   第43骑兵团，原民族军承化骑兵团，又称承化骑兵第一团，团长巴达里汗·苏古尔巴耶夫。
                   第44骑兵团，又称果子沟骑兵第二团，团长苏发宏，政委崔宝成。

    这些部队在后来新疆剿匪战斗中都立下赫赫战功，其中司马义也夫指挥的原三区民族军骑兵东出伊吾，成功解救伊吾之围，功劳最为显著。根据1950年9月五军副军长兼参谋长马尔果夫的一个统计资料，当时五军全军中哈萨克族人6866人，维吾尔族人5567人，柯尔克孜族人206人，回族229人，汉族人92人，塔塔尔族人185人，俄罗斯族人487人，蒙古族人731人，达斡尔族人21人，锡伯族人159人，塔吉克族人8人，乌兹别克族人183人，共计14840人。50年代，第5军除13师38团和14师40团保留外，其他部队就地转业。被保留的两个团1969年还在北疆地区野战部队序列负责北疆防务 ，经过解放军的大规模精简，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

    三区民族军到此终于成为历史的一个名词，但是民族军留下的影响极其深远，一些民族军将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其中马尔果夫后来成为伊犁军分区司令，曹达诺夫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苏联对三区的影响十分深远，用邓力群的话说就是没有苏联的帮助，三区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彭国安则说的更为直接：“三区就是苏联打出来的”，三区革命与苏联的联系如此紧密，可以想像三区民族军众多官兵与苏联的关系，有未经证实的资料说在新疆和谈成功之前，三区民族军排以上干部均为苏军派遣来的正规军官。民族军中也有大批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根据锡伯族骑兵连成员在90年代的回忆录中提到，新疆和谈成功后，有正式的命令收回部队中所有带有俄文字符标示的武器，代以缴获的国民党武器。至于三区政府和苏联的关系自不必说，张治中回忆录中讲，就在和谈协议签字仪式上，苏联领事馆领事俨然一个太上皇，当着张治中的面直接修改和谈协议条款，从此可见一斑。大批三区民族军将领在三区革命成功后陆续返回苏联，如原民族军总指挥鲍里若夫在新疆和谈即将成功前返回；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5军军长的列斯肯在50年代初5军番号被取消前返回，到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策动三区边民叛逃，原三区民族军个别将领也随之进入苏联，如马尔果夫和祖龙·太也夫，祖龙·太也夫后来移居土耳其，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当然这都是话题外的话了。
                   　
      附注：1955年授衔的来自新疆民族军的将领
                    
                   赛福鼎·艾则孜，新疆阿图什县人，维吾尔族人，在三区革命中任三区军事法庭秘书、临时政府教育厅厅长，三区革命联合政府委员，新疆人民民主同盟《前进报》总编辑，人民民主同盟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曾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具有中国、苏联双重国籍，1962年出走苏联。
                    
                   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新疆伊宁人，维吾尔族人，在三区革命中任排长、民族军指挥部科长、副参谋长、骑兵团长。建国后任解放军师长兼南疆军区副司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祖龙·太也夫。曾任民族军副司令、新疆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具有中国、苏联双重国籍，1962年出走苏联。
                    
                   曹达诺夫·扎依尔，新疆伊犁人，维吾尔族人，三区革命中任骑兵营参谋长、步兵第四团参谋长、民族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解放军第5军副政委，新疆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新疆军区副政委，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