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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特务王丹曾写几十万字揭发材料给当局 导致多位知名民运人士被捕判刑 attach_img 时政杂谈 聚义厅 2014-10-23 2 4862 聚义厅 2014-10-24 17:19
民运特务王丹在台北搞男男淫乱 中国时报记者追踪报道 attach_img 时政杂谈 聚义厅 2015-6-3 2 4538 聚义厅 2015-6-13 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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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义厅 2015-6-3 20:14
民运特务王丹在台北搞男男淫乱 中国时报记者追踪报道
直击 民运大叔王丹 带金毛嫩男过夜14小时 一直以来，有关「王丹爱嫩男」的爆料，不断在网路上流传。《周刊王》日前接获民眾爆料，指王丹出席座谈会时，有2名年轻男子随侍在侧，其中1位跟王丹同样穿着卡其裤的嫩男，还在活动后跟着王丹回家过夜。 民眾爆料，5月24日晚间7点，王丹现身北市罗斯福路巷内的「半路咖啡」，与旅美作家余杰共同主讲「两岸四地的新公民运动」座谈会。在讨论热烈的咖啡厅里，放眼望去，就属随侍在王丹身边的2位嫩男，最为「吸睛」。其中20多岁的短髮帅哥，是王丹的现任助理，而另一位染着金色头髮、皮肤白皙的瘦高嫩男，则坐在助理旁，整晚惜字如金。 座谈会结束，3人坐上计程车来到北市大同区的酒店式公寓下车，助理目送王丹与嫩男走进大楼才离开。2人共处14个小时，才在隔天上午11点30分左右一起走出公寓，巧的是，穿着均与前一天一样。 事实上，早在2004年12月，《TVBS》周刊就曾报导〈大陆网友爆料：王丹真gay仙〉，质疑王丹的病歷和学歷存偽，并首度披露了王丹乱搞的丑闻。当时，王丹很愤怒，要《TVBS》拿出证据来，并向他道歉。 为此，《TVBS》回应指出，「王丹的性向问题，完全不是作者之空穴来风或引述网路匿名报导。事实上，本刊握有极其可靠的消息来源，他们在社会上亦有一定的名望，定无无的放矢之可能，唯其等不愿公开具名，本刊予以尊重而已。」 《周刊王》记者致电王丹，请问他关于5月24日晚偕同一名年轻男子回家过夜，直到翌日上午才一起走出家门、上咖啡厅、带狗去医院及共进午餐一事，希望能与王丹碰面并提供照片检阅，查证此事，王丹回应说：「这是我个人的事情，按照我一贯的立场，我认为我没有必要回答你。」 《周刊王》採访中心 2015年06月03日07:51 出版编辑：刘浩廷 校正编辑：梁惠明 中时电子报 http://img.chinatimes.com/newsphoto/2015-06-03/656/20150603001693.jpg http://www.chinatimes.com/cn/newspapers/20150603001661-260901
个人分类: 异常民运|2892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 叛徒特务王丹曾写几十万字揭发材料给当局 导致多位知名民运人士被捕判刑
聚义厅 2014-10-23 18:43
叛徒特务王丹曾写几十万字揭发材料给当局 导致多位知名民运人士被捕判刑
王丹需向陈子明等公开道歉 作者：曹长青 陈子明去世了。没有看到王丹就对陈子明的不实指控公开道歉。在《陈子明反思十年改革》一书中，有几段这样提到王丹： “王丹为近五百人作了几十万字的证言，他对于我所作的三个证言恰恰都是记忆有误的”； “大量事实证明王丹的几个证言都是违心之言”； “坚决要求与主要证人王丹当面对质”，“让他自己来洗刷有可能留在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污点”。 陈子明是否像王军涛那样原谅了王丹，那是他们之间的事情。但是，在法律上，如果是一个罪犯的话，即使得到受害者原谅，也绝不等于法庭不再审判。在道德上同样：即使受害者谅解，也抹不掉那道瑕疵；只有公开认错，才可弥补缺陷。 例如，波兰电影导演波兰斯基1977年在洛杉矶涉嫌强暴过一个女孩，多年来一直被美国警方通缉。几年前他拍的《钢琴家》获奥斯卡大奖，他也不敢来美国领奖，怕被逮捕。虽然那个女孩（现已中年）早已发表讲话原谅了他，但法律却是另一回事，否则对一个杀人犯，只要受害者家人原谅，他就可以逃避法律惩罚了。 王丹当然既没杀人也没强暴，他是因指控导致别人受害。对于道德问题，既然受害人谅解，为什么还不够呢？因为，只有公开道歉，才表明你对那种错误做法的否认，才可以像强暴犯受到牢狱惩罚一样，来赎那一笔良心罪。当然，如果是“作伪证”使别人受害，那就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了。 同样被关过秦城监狱的六四学生领袖刘刚写道：“王丹在秦城监狱就写出13万字交待材料，我们这些六四主要人员的判决书中大都使用王丹的证词。我几次力劝王丹在监狱中翻供，王丹的回应居然是：‘如果我说的属实，没必要翻供，如果不实，对其他人不构成伤害。’” 王丹这句话问题太严重了。第一，如果“真实地”向当局出卖了同志，或交待了保护过你的人，当然明摆着是道德问题。王丹认为没必要翻供，说明他不知道德为何物。第二，谁说不属实的交待，就一定不对他人构成伤害呢？王丹说他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切行为都是听王军涛指挥，明显不属实。如果王军涛是因此被重判，追究起来，那不是伪证罪吗？前后两者当然都可能对他人构成伤害。 我批评王丹的文章发表后，接到一些来信。其中有位天安门学生说，他听说王丹出卖过一位曾保护他的军人。于是我上网查，看到署名Cindy于2010年写的这段文字： 王丹在狱中出卖过不少曾掩护过他的人。他事后对这些人不闻不问，也没有任何道歉。他甚至不承认自己曾在狱中出卖过人……。我就知道有两个人是这样被他出卖的：王丹曾逃到南京。他到南京军事学院找他的朋友，刚好他的朋友那天不在南京。他的朋友同宿舍人接待了他。这人是研究生，家是农村的。这人请王到一个个体户小饭馆吃饭。这家饭馆小老板收留王几天后，又帮王安全送出南京。这人是这所大学的重点培养对象，学校认为他非常聪明，前途无量。当学校收到通知，得知王向北京公安局出卖他和那饭馆小老板，学校许多师生十分痛心，当时学校只是停了他的课，限制他出校门，并没有抓他，等上面通知再处理。许多师生担心他会上军事法庭（他是军人，公安无权抓）。他和饭馆小老板对王都是素不相识见义勇为，他们的结局比王惨多了，如今都不知他们是死是活。 上述文字内容，我尚无法核实。如果是编造，请王丹出来澄清。我倾向相信，是根据陈子明的文字，加上已经了解的王丹的其他做法。这是常规的判案推论。 再看这个例子：目前在台湾的中国异议人士孔识仁说，“我几年前安排高瑜来台湾观选，高瑜亲口说六四之后王丹出卖她，连私下讲话也交待给中共。陈子明书中所言不是孤证。”这种“属实”的交待，不是问题吗？ 再一个被王丹交代的是自由派学者张显扬。六四屠杀后，《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方励之张显扬之流早就提出要搞‘动乱’”的批判文章，其中引用了张显扬跟王丹私下谈话的内容。该文说“让我们听听一位名叫张显扬的‘精英’人物，在今年2月15日对后来成为‘高自联’头头王丹讲的一番话吧。”张显杨对王丹的出卖很不满。 王丹后来在自传中解释，是当局从他日记里看到的。但从王丹对其好友王军涛陈子明的出卖问题来看，我对王丹说法表示质疑，因为： 王军涛的律师张思之在其新书《行者思之》写道：有位学运领袖的证词很不光彩，供词一副奴颜，说法骇人听闻：“我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切行为，我在指挥部的一切作为，都受王军涛指挥”，“王军涛是我的教唆犯”。 这类话肯定不可能是日记里写的吧？如果王丹对两个最亲密好友都可（用谎言）轻而易举地出卖的话，对张显杨说过的“真话”不是更可以吗？ 上个月张思之律师到丹麦、德国旅行，朋友让他在手机上读了我的《五错俱全的王丹》。他很肯定地证实，王丹确实很成问题！ 当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北高联”秘书长王有才说，“王丹什么都交代的事情当时住秦城（监狱）的人都知道。管教就拿王丹交代、写材料的事情来教育我们，让我们也交代嘛。” 刘刚也写道：“王丹在秦城监狱时就被共产党树立为改造典型，就是下跪求饶，叛变投敌。被关过秦城监狱的人都看过一个监狱发的材料（王丹那个13万字的反思交待材料）。” 那么这份交代材料中，还有谁，多少人，被王丹出卖或污控？ 张显扬去年过世，陈子明现在也走了。王丹即使想对他们公开道歉，也永远没有机会了。但高瑜还在，那个南京军人和餐馆老板（可能）还在，其他可能被污控过的人还在。即使所有的人都已经不在世，王丹是否需对自己的行为做一个公开道歉？ 面对强权时软弱有两种情形：一是写检查，痛批自己，以获得从轻发落。比如刘晓波的例子。但他没有出卖他人。虽然对英雄来说也是瑕疵，但不是严重问题（在央视作证他在天安门广场没看见杀人是另外的问题）。即使大家都知道他跟当局悔罪了，软弱了，也不能要求他出来公开忏悔，就因为他没有伤害他人。但他做了，写了一本书忏悔，是因他清晰地知道自己错了，要用公开悔过这个形式，否定那个错误，同时挽回自己的形象。 面对强权软弱的第二种情形，则是王丹这种：出卖同志。这种情形，即使没人要求，王丹也应公开忏悔道歉。明摆着，他损害了他人。人们有权要求他公开道歉。 当然，王丹可以永远都不道歉，反正不悔过也不犯任何国家的法。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劝他赶紧入美国籍，别那么麻麻烦烦地每过一阵子就要弄身份证，因为要回国去从政，实在没什么戏。人们对政治人物是绝对有道德要求的。不拿外国籍的“爱国壮举”所赢的分数，恐怕完全无法抵消上述行为所带来的负数。 其次，从海外民运隐退，不再扮演公众人物这个角色。因为如此严重的道德问题，实在难以顶起“六四偶像”的道德光环。再用这个光环代表民运去发声明、募款、高调作秀等等，恐怕会很难摆脱“非议”。 当然，这一切都可改观，如果王丹为他犯过的错误道歉的话。中国人非常聪明，就是有一条完全不开窍，那就是不懂得人心中那股巨大的、特别愿意、特别想宽容别人的错误的能量。但前提是，你一定得认错。不信你回家对丈夫或妻子、父母或孩子，就自己的某项错误（无论多么严重）低下头，真诚地认个错，道个歉。看看会是什么结果。得先准备好手绢！ 曹长青 2014年10月22日于美国
个人分类: 异常民运|1513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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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聚义厅 2014-9-8 20:47
“五错俱全”的王丹 曹长青 大概很多人认为“内讧”导致了海外民运的惨淡。其实“作秀不做事”是毁掉海外民运的重要一环。越是要作秀的人，就越不做事，因为把精力都用在追逐风头上了。问题是，没有成绩的话，秀也是很难做下去的，于是就开始玩假的了。“假”的东西当然不可能“真”的推动民主运动，反而只能败坏民运的名声和形象。 王丹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刚玩完一个“假脑瘤”风波，被批评之后毫不反省，而是玩一个更大的“假争取诺贝尔奖”（详见我的“王丹联名信，作秀造诺奖”）。有位台湾记者说了一句很准确的话∶“王丹用这种不民主的方式，来为香港争取民主，真是大笑话！” 不仅是大笑话，而且背后还有利益链的交换，王丹还要以“海外民运发言人”的姿态继续玩这类假的东西，那就有必要回顾一下王丹的品行到底如何？他有没有资格这麽三天两头地代表海外民运发宣言、发声明。 第一，卖友求饶？ 早在1997年夏天，我一个绝对信得过的朋友，在北京的一个饭局中，见到一个当年审过王丹的法官。他说王丹一点骨气都没有，什麽都交代，简直熊得不行。朋友告诉我，那个法官提到王丹时，满脸的不屑、满口的蔑视。但这件事我从未跟外人提过，一是因为那只是中共法官的一面之词，二是认为在共产党手里的人的软弱还是情有可原的。 后来才知道，其实《中国之春》在1991年就曾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共对王丹的“整个审理过程显得出奇地平淡，好像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一切都在预谋之中。退庭之前，王丹苦笑了一下，轻声对审判员和公诉人说∶我在庭上表演得如何？对方默默地点了一下头。”这可是颇令人皱眉头的一幕。 今年（2014）六月，从媒体对中国知名律师张思之的新书《行者思之》的报导中看到，作为王军涛的辩护律师，张思之对某个学生领袖的表现颇为不满。他没点名，但稍微知情者都知道是王丹。报导说∶“张思之说，有位学运领袖的证词很不光彩。他查阅卷宗，特别留意几个主要的学运领袖给控方提供了什麽东西。没料到，其中有份供词一副奴颜，说法骇人听闻∶‘我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切行为，我在指挥部的一切作为，都受王军涛指挥’，‘王军涛是我的教唆犯’。很长一段时间里，张思之对此人很不谅解，甚至后来有人请张思之为他辩护，张思之毫不犹豫找藉口回绝了。他认为，坐了共产党的牢，顶不住，交代问题，他不但理解，而且会谅解，要允许人性有弱点。关键是不能拉扯别人垫背，更不允许害人，那是背叛，更何况你这是‘恶毒攻击’，自命领袖，统领‘学界’，怎麽还受人‘教唆’？什麽叫教唆犯？官方都给他加不上这个罪名嘛。” 其实早在1992年，跟王军涛一起被判13年的陈子明就在香港出版了《陈子明反思十年改革》（我是最近才得知），明确指出王丹在狱中对六四战友的不实指控。 书中写道∶“王丹为近五百人作了几十万字的证言，他对于我所作的三个证言恰恰都是记忆有误的”、“大量事实证明王丹的几个证言都是违心之言”、“关系到有关证人的名节”、“坚决要求与主要证人王丹当面对质”、“让他自己来洗刷有可能留在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污点”。（见香港《当代月刊》1992年出版的该书中429、431、495页）。 在共产党的监狱中软弱，写自我检讨书之类的，人们一般都可以谅解。但是，在因六四事件被捕的人中，还从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一个人，像王丹这样“大规模地”交待，涉及多达近500人！ 八九民运时的北高联秘书长、曾多次被判刑、现在美国的王有才说，“王丹什麽都交代的事情当时住秦城（监狱）的人都知道。管教就拿王丹交代、写材料的事情来教育我们，让我们也交代嘛。” 从王军涛的律师、陈子明、王有才，还有那个审过王丹的法官的话等都可证实，王丹不仅屈膝交代，甚至污控他人，用张思之的话说，这是“拉扯别人垫背，害人”。仅从披露出来的有限的材料，王丹就对王军涛、陈子明都进行了不实指控，那麽，在牵扯到多达500人的材料中，王丹又对多少人进行了不实指控呢？ 张思之表示，他在书中之所以没点出那位学生领袖的大名，是期待他以后自省。但是，这麽多年过去了，王丹迄今为止有过任何一点的自省吗？ 据六四后被判6年的刘刚早期的文章，他曾苦口婆心劝导王丹“要面对自己的良心去反思”，希望他“推翻所有的供词和交待”。王丹却淡然“说无此必要，他对他所讲过的一切都能负完全的责任。”（民运刊物《小参考》1999年5月30日）。 王丹以为全天下人对他交代的内容都不知情。这和当人们追究他20万美元民运款项到哪里去了，他回答“不需要自证”一样荒唐到不知耻的地步。王丹出狱后，炫耀他是中共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名，出书张扬自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首号政治犯”，以此证明他是八九运动的主导者。既然如此，为什麽在狱中把责任推得一乾二净，全都栽到王军涛头上呢？ 在广场上远没有王丹那麽“风云人物”的王军涛、陈子明都被判了13年，而王丹只判了4年。这和王丹的指控没有关系吗？ 这是由于今天中共要跟世界做生意，在压力下把王军涛给送到了美国。我们设想，这要是在反右、在文革时代，王丹对王军涛、陈子明，还有那500人中的某某某的指控，会带来什麽样的后果呢？而王丹对如此严重的问题，居然理直气壮地不反省。 更令人吃惊的是∶陈子明因患癌症今年初（2014）抵美治疗。王丹居然大言不惭地在脸书发声明，以“大哥”称陈子明，说“政府指控他们指使学生”！明明是他王丹把全部责任都栽赃到王军涛、陈子明身上的，他今天居然可以像没事人似地说“政府指控”，甚至还要用跟陈子明称兄道弟的口吻，说他们怎麽同时做牢，迷惑不知情的读者，抬自己的身价。陈子明在监狱最难的时候，王丹落井下石了。但在陈子明刚抵美被媒体聚光灯投射的瞬间，王丹竟还好意思“借光”闪亮一下自己。人居然是可以这样无耻的。 每个人都可能软弱、犯错（尤其是在特定环境下），但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则更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行。对错误的狡辩、抵赖，比错误本身更十倍、百倍地不可原谅！因为那证明∶第一，他根本就连是非都不知道，不把错当错；第二，老子就这样，你能把我怎麽样！第三，更甚者，把凹变成凸，把道德瑕疵变成道德光芒。 这样一种品行的王丹，今天不仅还能心不颤抖地高调宣称自己是“六四偶像”，而且还要做海外民运发言人。是不是需要说道说道？ 第二，贪腐庸俗的公子哥儿？ 2003年8月11日，台湾《联合报》以这样的标题报导王丹∶《小资气氛上身，时尚王丹曝光！──逛街赶时髦，名牌一箩筐》。该文以歌颂赞美的笔调说，六四时的王丹很土气，“但如今的他，已动近视手术免去戴眼镜之苦，短发用慕丝抓立，身穿a/x上衣、八分裤，脚踏NEW BALANCE球鞋，脖子上有银色星状项，手腕上是银镯子。” 该报导接著这样描述王丹的富贵∶“如今王丹用的东西都叫得出名号∶在美国开的是CORONA房车，戴瑞士DES ARIOS手表，唱歌去好乐迪，喝咖啡去PEETS或STARBUCKS，在加州健身房健身，时尚信息来自《MEN’S JOURNAL》、《GQ》这些杂志。他笑称自己‘非常小资’。” 王丹自己还披露，“喜欢亚曼尼、FRENCH CONNECTION、BANANA REPUBLIC、DIESEL这些牌子，打扮得年轻。”“在美国平常晚上去跳舞就很敢穿了，也敢穿会露点的洞洞装。”他还对记者表示，如果不是顾及他妈扇他耳光，以及公众舆论，他会做“染发跟穿耳洞”这类事。他甚至嘲笑美国总统小布什，“穿得很烂。” 最近从王丹脸书看到，他经常炫耀在什麽馆子、什麽美景下吃喝（大概看到这篇文章之后要开始删帖了），常喝星巴克，还秀出家里的各种酒，当然还有水边景色优美的大房子等。 且不说，一个自称“六四偶像”的人，挂银项链，戴瑞士名表、银手镯、满身名牌，头发喷胶直立，这种让人想到成龙的吸毒儿子、薄熙来的薄瓜瓜之类纨绔子弟的令人恶心的庸俗，更重要的是，王丹哪来的钱享用那些奢华和名牌？他2008年才从哈佛毕业，2003年就可以满身名牌，又去歌厅，又去酒吧。而且，在2000年的夏天，王丹曾去巴黎，刚到就要找pub（酒吧），而且跟朋友炫耀，他已经去过200多次pub了。 请注意这个时间∶2000年夏，王丹刚出国两年（1998年4月抵美），已经去过200多次酒吧了！别说在2000年，即使在今天，又有几个民运人士去过酒吧、知道在酒吧喝一杯酒多少钱？除此之外，王丹还念不念书了？有几个在哈佛念书的外国学生有精力去酒吧作乐？现在他在国外16年多了，大概去过上千次酒吧了吧？ 在海外民运人士中，我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有任何一个人像王丹这般有能力、有精力追逐时尚、吃喝玩乐。王丹创了什麽业？哪来这许多钱？ 已经人所共知的，是台湾国务机要费的20万美元，王丹说支援国内民运人士了。20万美元就是120万人民币。如果支援国内民运人士，一人一万，也得有120人，总不能一个人名也拿不出来吧？曾经手给国内民运人士转款的王有才说，2004年王丹提过有一笔应捐给国内的款项，但后来就再没有下文了。 不知王丹在穿名牌、泡酒吧的时候，想没想起过，或者听没听说过李旺阳┅┅ 曾在2001年参与由天安门一代设立的“中国青年人权奖”的唐柏桥指出，王丹是该基金会的负责人，但却是一笔烂帐。基金会成员曾要求王丹公布基金的开支情况，王丹却拒绝做任何交代，最终导致天安门一代的组织解散，基金会被王丹拿走。他可仍用这项名义对外活动、接受捐款，一副“奈我如何”的姿态。 当年天安门广场的副总指挥封从德最近也指出，他曾跟王丹等建立援助国内难属的“互助基金”，后来发现美台港三地的许多捐款都进了王丹的私人账号。王丹拒绝查账，而且不承认“互助基金”领导人的改选结果。封从德说，王丹怕的是他私设账号里的资金被外人知晓。 其实，上述这几笔账都还是“小钱”。大家都知道，资助个人的款项都是很有限的。对外募捐需要有组织、有基金会。大约在1996-1997年期间，我就得知由两个天安门学生领袖办的一个基金会，已捐到100万美元。而王丹在过去这些年来，则至少有过八个可募捐的民运组织的主席、社长等头衔。被媒体正式报导过的，除了那20万美元到他个人手里之外，王丹任社长的《北京之春》、任主席的《中国宪政协进会》等都前后得到美国和台湾政府的固定资助。 王丹目前担任董事会主席的“华人民主书院（网络）”每年都在台湾举办募款宴会。2012年那次，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前主席游锡堃等都应邀出席募款会，前总统李登辉还捐赠一幅墨宝来义卖（70万卖出）。该书院也在香港等地募款，在网上和王丹的个人脸书也呼吁个人捐款；而且王丹还曾对媒体表示，他的“募款机构遍布欧美港等地”。 如果认真追踪一下王丹这些年的活动，你会发现，他主要就是发声明、发宣言，扩大个人影响力，然后募款；募款的用途就是┅┅再发下次声明┅┅再走发宣言、发声明这个循环。在中港台三地的群众运动中，都有王丹的风头。在这次台湾太阳花学运中，台湾民众的捐款热情一度超过选总统，有多少到了王丹那里呢？ 为民主运动募捐当然可以理直气壮，但问题是他的各种组织、基金会到底捐到多少钱？都用在了哪里？都干了些什麽事情？有多少变成了他身上的名牌行头？ 在所有中国海外民运人士中，王丹是拥有最多头衔、掌控公款数额最高的公众人物之一。他自己曾出来辟谣，说有人指控他“资产上亿”（台币？）。不过除了他自己的说法，我没在任何其它地方见过，连谷歌里都搜不出来他“资产上亿”这回事。真不知王丹义正词严“辟”的是哪里的“谣”，总不至于是为炫富，自己造了一个谣吧？ 共产党做样子也要反贪腐。那麽以中国民运代表性人物姿态到处募捐的人，怎麽就可以一边穿名牌、戴首饰，一边理直气壮地拒绝一切查账？有民运人士跟我说，我们拿王丹一点办法也没有呵，国内人那麽难，可他王丹一点都不肯吐。他还有个利益共享的小团伙，都护局子。他现在的状况其实比共产党的官员还逍遥、还没人管——美港台，谁也管不著他，连“自家人”也不能查账，快成小毛泽东了。 第三，习惯撒谎？ 在被曝出陈水扁总统国务机要费20万美元给了王丹之后。王丹坚称，不知道这20万美元是陈水扁给的，并煞有介事地对媒体表示，“自己从来不过问资金来源。” 这可真是撒谎不眨眼了。事实是∶在一位深绿人士陪同下，王丹面见陈水扁总统，要求他支持中国民运。在他提出这个要求之后，陈水扁才从国务机要费里拨款给他。也就是说，是王丹的要求在先，给钱在后。王丹清清楚楚地知道这笔钱是来自哪里。面对质疑，王丹一贯的做法是∶先装憨，无法躲过去的时候就编谎言抵赖，连谎言也没法编的时候，就把脑袋埋进沙子里——装什麽也看不见。 在最近的“脑瘤”风波中，台湾人民曾认真地讨论应不应该同情他，移民署该不该破例让他返台等。但这些全都不在点子上。真正的问题是，王丹曾离境美国二、三十次，他清楚地知道，不持有效的旅行证件（对王丹来说是回美证），无论台湾怎样开绿灯，他都根本无法通过美国机场的安检，无法离开美国。但他却制造了一个台湾要不要让他破例入境的假议题，害得中华民国移民署、外交部、陆委会等三个部门为此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这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王丹等于欺骗耍弄了全台湾。但事后绝无一字道歉！ 头晕大概是脑瘤、在美国量个血压要1750美元、脑子扫描二、三万美元、人不在美国无法买奥巴马医疗保险、仅持绿卡就可以进出美国，等等，只是在这一次事件中，王丹就一路撒了许多谎。这些都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 对于自己的人生经历，每个人都可能发生各种记忆错误（这是常见现象），或张冠李戴，或时间地点有误，也可能就过去的经历吹点牛皮，没人去指责追究这些。但王丹的一些事情，则超出了上述范围，明显是撒谎。 我没花力气调查，仅随手拈来。例如，据苏晓康的“王丹一代和薄瓜瓜一代”一文，王丹说，他5、6岁就贴过“第一张大字报”、“毛泽东死的时候我笑了”、“12岁就因为组党而被公安部审讯”。与此同时，他又说自己是“少先队中队委员、团支部书记、参加区团代会、参加团中央的恳谈会、1987年‘北京市市级优秀团干部’，以至校党委‘也向我交底，准备发展我入党。’” 毛泽东死的时候他7岁，难道王丹想说自己7岁的时候就是反毛英雄吗？就算是吧，可这个儿童反毛英雄，刚上小学又变成“少先队干部”了，12岁（小学毕业时）又因组党被公安审查，到中学就又成为差点入党的优秀团干部了，再后来呢，刚大学一年级，又变脸成为激进的跟政府作对的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了（据多位当事人回忆，王丹在广场上是最激进者之一，他最早去绝食；出国后摇身一变成为“广场温和派”代表人物）。还用再多说吗？这类人，要麽是谎言家，要麽是投机分子，要麽是人格分裂症患者。 苏晓康还引王丹的话说，他“以全校最高分考进北京大学”。对此说法，我严重质疑。为什麽？常识判断∶任何一个能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的，必定是一个既聪明，又勤奋好学的孩子。而那种勤奋好学到高中那个年龄，已经成为一种习性、一种自律，会长久地持续。或者说，那种人基本上会一生都保持勤奋好学、努力工作的状态。 而王丹呢，他大学一年级就因六四而停学，来美国三个月后没经过考试直接进哈佛念硕士博士了。作为一个英文不是母语、近30岁才来美国的人，一定得拼命刻苦读书，才有可能跟上课程，学到东西。但我们前面看到，王丹进哈佛没几年就著装打扮、追逐时尚品牌，晚上还去跳舞、泡酒吧，哪里看得出他有任何“好学生”的惯性？也许会有人说，那人家不是也把硕士、博士念下来了嘛。 没错，学位是拿到了。但王丹在哈佛的作业，基本上都是一位会说一口流利中文的美国女性Nancy帮的忙。这就是为什麽，王丹（拿著台湾官方以给哈佛捐款方式资助他的十几万美金，根本不必打工）在哈佛念了10年书，虽然博士到手，也无法在英美找到教职。所以才到台湾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王丹自己也多次说过他是懒人。这话好像倒不假，45岁的中年男人，还像青春少年似地，每天5个小时泡在脸书上说些无聊的未成年语言，再加上泡酒吧、去星巴克喝咖啡、请学生吃饭，然后跑郊外到处逛逛（他自己炫耀的）等等，这哪里像个可以高考第一名的、有著良好读书用gong习惯的人？ 所以，我完全有理由质疑他当年以“以全校最高分考进北京大学”一说。这事如果是真的，很容易找出当年的同学、老师证明（没人会因此下狱）。否则，就是弥天大谎又一个！ 我倾向他的“最高分”之说是谎言，还有一个根据∶王丹在哈佛的硕士论文竟是《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理论来源与内容》！在美国拿到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有几万人，能找出第二个用毛这种讲话作论文的吗？毛的讲话有理论吗？这种题目的论文恐怕连亲共的留学生都没脸去作。王丹曾在脸书上说，在哈佛上学时得到东亚系的华裔教授李欧梵的关爱，“他和师母对我尤其关切，像对待家里人一样。”王丹曾在李教授家一起“喝红酒，听马勒，聊文学”。他的硕士论文题目都是和李欧梵一起商量定的，能过关，很难不让人感觉可能有李欧梵对王丹的特殊照顾。 王丹的博士论文是∶《一九五零年代台湾与中国大陆两岸国家暴力对比研究》。他在自传中说，他的博士资格口试，三个美国教授提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如果你在美国的大学教书，教中国史，你第一本要用的教材是什麽？为什麽？”王丹写道，哈佛东亚研究的开山鼻祖就是费正清，我抬出他老人家来，应该会获得认同。所以灵机一动，回答用费正清的《中国新史》，结果三个教授都满意。王丹说，接下来“是各种类似的问题”，然后他的考试就算通过了。看来美国教授们把对天安门受难者的同情心，都打包给了王丹。据王丹自述，他那个博士论文（经Nancy帮忙的）递交之后，都没有经过答辩就通过了。王丹的“博士”就拿到手了。 经这样一个过程从哈佛毕业的人，我不相信当年会是全校“高考第一名”。 但就这样拿到的博士学位，王丹却一点也不谦虚地高调在波士顿和纽约两地都举办了庆祝会 （Youtube上有视频），并对外发了新闻稿，所以很多华文媒体报导。在纽约一家酒店举办的庆祝会，报导说有近百人参加，很多民运人士轮流致词歌颂，还宣读了各种颂文贺电（明显是事先发出通知邀来的），甚至有人献诗、献歌。如此这般自我膨胀的架势，自中国有留美博士的胡适时代以来从没有过！ 我在想，任何一个人被那麽多人在同一时间当面那麽赞美，居然没有如坐针毡的感觉，也真挺是个本事的。他当时还不到40岁，让我想到追悼会。刘宾雁80岁时听那类话，都感觉有些不大好。 全美有数不清的中国留学生，拿到了真枪实弹的学位，或许会和亲朋好友聚会庆贺。但让一群“政治公众人物”来给自己歌gong颂德一番？从未听说过。这种东西只给我一种感觉∶王丹居然如此不自信，需要这种虚荣来给自己添光亮。 在王丹回忆录中，对他的博士口试的过程只用了两页篇幅（那麽容易到手的学位，可能实在没什麽好写的），而对上述那个博士学位庆祝会，却浓笔重墨，各种祝贺信等等，全文照抄。如此自恋，有时会对自己的真假都搞不清也就不奇怪了。 第四，人格分裂症？ 在“从王丹拒入美籍谈爱国主义”一文中，我已经谈了好几点王丹人格不统一的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上网去查。这里再举几例∶ 2000年，王丹参加了陈水扁的总统就职典礼。但典礼一结束，他就由龙应台陪同到一个私人场合跟马英九晤谈。马英九跟王丹说，他烧成灰也是国民党人，谈得很悲壮。当然，王丹刚抵达台湾的时候，则是由深绿的台联立法委员和其他长期从事台独运动的人士等陪同游台湾。 2002年，王丹去台湾，刚拜访完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李应元，随后就去和国民党台北市长马英九会晤。再就是由深绿人士陪同见陈水扁要资助那一幕。然后回到美国，对有人指他“挺扁、有支持台独倾向”，王丹则马上跟媒体严正澄清，说有人“歪曲他‘挺扁’”，他从不支持台独。 前一段王丹还在脸书写道∶“一位中国大陆翻墙出来的同学问我∶你支持林飞帆，但是林飞帆支持台独，所以你支持台独对不对？我回答∶不是林飞帆喜欢的我就一定喜欢，他那件军绿色大衣，我就觉得还好。” 再前一段有人问他“你怎麽看钓鱼岛问题？”王丹回答，“我不会钓鱼呵”。 他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对如此严肃认真的问题，用嘻皮笑脸、玩世不恭的口吻耍弄，大概只有痞子政客才能做到。 我不反对和两边、三边的人都可以做朋友（虽然我对左派骂得最凶，但我有不少左派朋友、大一统的朋友、甚至还有亲共的朋友），因为观点是可以交流的、相互影响的，观点也是可以改变的。浆糊头脑也不可怕，用清晰思想的水龙头给他冲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不断地修正著自己往前走。但是—— 如果一个人多少年来一贯都是，前后左右，一转脸就变颜色——蓝绿红，需要哪种（哪种对自己有利）就往脸上涂哪种的话┅┅谁能看出他那张皮里面，到底是什麽东西呢？ 第五，虚荣的作秀狂？ 记得九十年代末在一本回忆六四的书里（因当时读了十多本，一时记不清到底在哪本里）读到，王丹就是喜欢作秀、追逐风头，开新闻发布会，如果没有外国记者参加，他就拒绝出席。 八九民运时的北高联秘书长王有才说，“王丹那时就很会作秀，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他被排挤掉了。不过他很会跟媒体打交道，这点很多人都搞不过他。” 封从德也曾写道∶“王丹爱作秀，八九年既已如此。事情是别人做的，宣言是别人写的，王丹大言不惭地站在记者面前归为己有，常常如此。因此便被学运组织边缘化，于是他不顾学运组织的一致反对，而发动所谓的‘个人绝食’以至于一发不可收拾。” 爱作秀的人是有惯性的。过去这些年来，记不清多少次见王丹联这个名，发那个声明。就是没见过他们声明中宣称的什麽事情办成了。最典型的可谓“天下围城”了。 从去年（2013）年中开始，也是王丹为首，就在媒体非常高调地发“召集令”，说要搞“天下围城”纪念六四25周年。总发言人又是王丹。雷声喊得震天响，消息撒遍华文媒体。然后就以“纪念六四”名义，为所谓“天下围城”募款，王丹也在他的脸书贴出美国的募款帐号等。结果呢？结果什麽雨点都没有！最后“围城”围哪里去了？除了把王丹等人的名字“喂”给了媒体，任何实事儿也没干。募的款项又都到哪里去了呢？ 当王丹提出这个“天下围城”建议的时候，民运圈里就有人反对，认为这是根本做不到的，这麽高调地喊，太作秀了。但王丹坚持要做。清楚整个发起过程的王有才说，“‘天下围城’这样的秀都敢做，还有什麽不敢呢？” 难怪他们这次又满不在乎地弄了一次“为占中港人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造假作秀行为。它的出笼过程我已经在“王丹联名信，作秀造诺奖”一文中写过。正是王丹等这类“联名专业户”一次又一次的作秀不做事，把海外民运弄成开玩笑，弄得没人当回事儿。 事实上，我在上文中保留的一点是，在那15个“为占中港人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联名者中，约有一半人，都是在一个有利益分成的小团体里面。王丹每次联名总是会有那几个人。作秀，并不是他们的全部目的。通过作秀，通过媒体宣扬，把他们发扬光大成海外民运的代表，谋求背后的利益才是。 王丹参与“集体作秀”还不够，自己的“独角秀”也得持续不断地耍，以保持媒体曝光率和“偶像地位”。例如，今年五月的时候就有一堆媒体报导，说中共造谣，“真王丹早于六四事件时已经死亡，现居于台湾的王丹是假货。”当时我就对媒体报这种明显假消息的东西不以为然。当年中共正式以保外就医名义把王丹送出国，怎麽可能现在造这种儿童玩笑？ 后来在王丹“脑瘤事件”时，因《时报周刊》采访，我去扫了一下王丹脸书才知道，原来这条消息来源是王丹本人，他的根据是“网民爆料”。他还煞有介事地表示，共产党这次“太有创意了啦！共产党有进步。”且不说这“网民爆料”本身就令人质疑，就是真有，怎麽就是中共干的？如此低级的自抬身价也干得出来。 脑瘤事件就不去提它了。可以成为“王丹经典”了。不过扫这一眼他的脸书倒发现，原来他最大的兴趣是自我塑造偶像——在贴几句很浅的政治口号的同时，要用我吃什麽、喝什麽，穿什麽，干什麽之类的，来吸引注意力。正如有位女性读者在我的脸书留言说，王丹在脸书上“用18岁台湾少女口吻写些无聊琐事┅┅恶心得我┅┅”另一位男性读者说，“王丹无聊评论还是脸书上的那些东西┅┅有时候幼稚的让我读起来都脸红。18岁的他写这些东西没什麽，可是这几年他到底在干什麽┅┅”看来对王丹只有18岁还是有共识的。 王丹还时不时贴自己的照片，招呼大家说他长得帅，等不及的时候，就自己说。记得在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里读到，当年吾尔开希喜欢问记者，“香港女孩喜欢我吗？”“美国女孩子对我怎麽看？” 那是25年前，吾尔开希21岁。今天，王丹一个45岁的中年男人，成天学未成年少女说话，什麽什麽耶、什麽什麽喔，成天在网上PO自己的生活琐事、自恋的手机自拍照，时不时提醒、展示一下他长的帅，这就不是“显摆（show off）”了，而是三八。 以前在美国FoxNews看到过一个报导，有个叫Lady Gaga的歌星，在全球人气比被左派媒体吹到宇宙上的奥巴马还高。她是靠唱的好、跳的好吗？当然不是。她是靠脱、靠耍、靠奇装异服，靠鬼怪打扮。王丹好像也要以这个什麽 Gaga的方式做政治明星。 你别说全台湾了，就是全中国，全世界，能不能找出一个教授，每天花5个小时（王丹自己说的）在脸书上这麽无聊？那些“未成年”的举动和语言，能跟“教授”这个词联在一起吗？他是不是实在弄不出什麽学术成就，只有靠“作秀”、靠“自己造新闻”，靠Lady Gaga方式抬人气、自造偶像？ 忽然想起来，这可能也不尽然是三八。在脑瘤事件引来一堆批评之后，王丹把那期间的帖子全删了，唯独留下了说他“帅”的。我有点替台湾的小男孩粉丝们担心了。这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无的放矢—— 据可靠消息来源，王丹在哈佛读书的时候，他的美国邻居就有反映，王丹和太多男孩子交往，如果不当接触未成年男孩的话，是会犯罪的，需要长辈管教管教。在台湾清华大学，人们也意识到他周围总有一堆年轻男孩。学校老师们还以为，王丹是因为安全原因，需要有一帮男孩子保护。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王丹到底是怎麽回事，并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私事，因为他是高调的、在政治领域活跃的公众人物。这就像马英九和金溥聪，大众完全有权利质疑他们的性倾向，因为他俩如果是情侣的话，就不仅是欺骗家人、欺骗社会，更完全有“以情谋私”的可能性。比如金溥聪到底凭什麽能力、什麽成就，在台湾一路得到那麽大的权力？ 王丹的问题，民运圈已经有人不客气地提出，他拒不回答六四战友对他涉嫌贪污多项民运捐款的指控，那麽海外民运有没有“包二奶”问题？不管那情人是男是女，性质一样。 看到我给自己这篇文章做广告，有人提供信息说，王丹推荐他最喜欢的三本书，一本是写男人的性欲∶《灵山》，一本是写女同性恋的情欲∶《蒙马特遗书》，一本是写帝王生活∶《我的帝王生涯》。“这种人在台湾教书？他教什麽？寻欢作乐当皇帝？” 呵——那倒是不至于。王丹还是相当有成就的。起码，他的写作成就超过韩寒。从1998年出国到现在16年，除了念完哈佛的博士，除了每天5个小时泡在脸书上跟孩子们撒娇、做pose，说自己长得帅，在什麽饭店吃，在什麽咖啡馆喝之外，除了泡几百、上千次酒吧之外，除了还得在大学教书之外，王丹还至少出版了27本书。将近每年一本半的速度。整个儿一个超人！ 仅仅是给自己树碑立传的，就有∶《王丹狱中回忆录》、《王丹狱中家书》、《王丹观点》、《王丹回忆录——从六四到流亡》、《我的青春岁月》、《我在哈佛的日子》、《理想主义的年代——我的政治轨迹》。而且，他在脸书的随手涂鸦都出书《王丹的脸书》┅┅ 天哪，他真把自己弄成“伟人”了！我还没见过第二个“民运伟人”（任何伟人），写了这麽多关于“我我我我”的历史，搬了这麽多“自己的名字”作为书的标题。“伟大的”希特勒差点儿征服了整个欧洲，也只不过写了一部《我的奋斗》吧！ 丘吉尔打赢了二战，是当代政治家里文笔最好、著作最丰厚的人物，一生写了40多本书，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和平奖），虽然也有几本写自己经历的书，但居然没有一本是以他自己（那震撼世界）的名字命名！ 可中国的伟大的王丹——是80岁？还是90了？还是打赢了第4次世界大战？ 看到王丹履历上那摞到天上去的一大堆“著作”，我却想到封从德做的“六四档案（64memo.com）”。封从德是低头做“挖地”的工作∶挖掘89.64在那片土地上流淌过的汗水、血水和泪水，寻找和记录人们曾经留下的脚印。而王丹则是在抬头追手里的风筝，看自己的形象能飘多高。 封从德说过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这些东西（64memo.com）一百年以后也能看。”二十多年来，他在认真、细致、默默地做著的，是整理八九民运的历史，是想著为百年以后的人负责。这种人哪有心思和精力去跟王丹这类人争风头。但王丹却（有胆）把自己比作天使，把人家比作魔鬼。多少有点反了天了。所以，哪怕仅仅是为打这种抱不平，我这篇文章也得写。 在我眼里，王丹那种追风者的“作为”，就是在抵消著那些默默耕耘者的努力。但最后在历史的里程碑上刻下的，是静静滴血的“六四档案”，而不是王丹脸书的打情骂俏、整景作秀、宣言声明，加上一堆一堆的—— 《王丹┅》、《王丹┅》、《王丹┅》、《王丹┅》、《王丹┅》、《王丹┅》┅┅ 当然，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天安门运动中，王丹做出了他的贡献，也付出了坐牢的代价。但是，由于他是在刚20岁的年纪，因突发事件而突爆大名，没经过足够的思想和人格成长准备；而来到海外之后，人们又基于对天安门屠杀的愤怒和对六四受难者的巨大同情，给了王丹近乎“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般的厚待。但因为缺乏应有的监督，甚至媒体有捧杀倾向，导致王丹越来越自我膨胀。坦率地说，在“卖友求饶、贪腐庸俗、习惯撒谎、人格分裂、虚荣作秀”这五个方面同时达到王丹水平的，迄今为止，我还真找不出第二个。如果大家都不吱声，任由他这麽代表海外民运一次再次地玩假作秀，最后损害的是无数人用生命和心血努力的民主事业。 曹长青 2014年9月4日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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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义厅 2014-6-17 10:44
徐水良关于中共特线占海外民运75%结论的由来 众所周知，徐水良具有严重的反社会人格，他在论坛上几乎没有朋友，四面树敌，他的大部分时间和帖子都在跟他的敌人论战。一个人如果与百分之七十五的人为敌，我们称他具有反社会人格恐怕没有问题。老路发现，他的反社会人格之形成与他的需要、智力、情绪与意志品质、性格和自我意识有关。老路愿意从心理学角度进行分析。 其一、所谓需要，就是在一定生活条件下，个体和社会所必需的事物在人脑中的反应。需要的产生是由于个体内部生理或心理上存在着某种缺乏或不平衡状态。例如：血液中血糖成分的下降会产生饥饿求食的需求，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会产生安全的需求，孤独会产生交往的需求等。需求可分为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归属感和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等五个方面。需求一旦不能满足，行为人在某种条件下就可能会产生反社会行为甚至犯罪行为。徐水良来美之后，上述五种需求至少有四种得不到满足，生理需求也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因此，他形成反社会人格，有其现实的基础。 其二、徐水良智力的缺陷，也是他反社会人格形成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说，智力包含三个方面的能力，其一、是个体适用环境的能力；其二、个体学习的能力；其三、个体抽象思维的能力。徐水良来美十几年，无法融入美国社会，无法适用周边环境，个体学习能力极差，至今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更不用说英文。这种智力水平影响了他抽象思维的能力，无法对社会现象作出合乎逻辑的评价、推理和判断。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徐水良发表一些明显违背常识的谬论。 其三、气质缺陷也是徐水良反社会人格形成的关键因素。根据徐水良在网络上发表的帖子，他属于胆汁质气质，精力旺盛，脾气急躁，情绪兴奋性高，容易冲动，反应迅速，心境变换剧烈，具有外向性。这种性格使他情绪发生得快而且强烈、多变、易燥、易冲动，有时因为对方的几句话便怒从心起，在情绪爆发时难以自制或改变这种冲动状态。 徐水良的这种气质导致他的性格特征是极度的自尊、自高、私欲炽盛，多疑善嫉，常怀敌意，对任何跟他辩论的网友一律加以攻击，表现出明显的固执和爱钻牛角尖的特征。 最后、徐水良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感觉与事实状况存在巨大距离。徐水良极度自恋、自高、自傲，认为老子天下第一，从来没有看见他佩服任何一个人的理论或者观点。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投射自我。即个人想象中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想象中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以及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徐水良自以为他是民运第一理论家，他在民运中的形象最好，实际上这个自我感觉跟现实存在巨大的距离（有一位民运领袖就认为徐水良最大的问题是人品太差）。 一旦有人揭开这个事实，徐水良就会恼羞成怒，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污蔑和攻击，是中共特工和线人的阴谋。因为不认同徐水良这种自我投射的人实在太多，于是，海外民运中就有了百分之七十五的中共特线。 中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刘路 2014-06-17 09:08:50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308297 徐水良----一个用毕生精力“抓特务”最后精神分裂的特务 赖怡忠：大陆“民运分子”的内部矛盾一直十分尖锐，有时几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彼此攻击的黑函满天飞，总是千方百计封杀对方的“资源”，并把对方诬蔑成“中共特务”。 游盈隆：你说得一点不错。在他们当中，好像已经没有人不曾被其他人指为“特务”的，即使那些在中国坐牢时间很长的（比如徐文立、任畹町），也未能幸免。“中共特务”就是敌人，就得置于死地，就得进行残酷斗争。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颇耐人寻味。 赖怡忠：王丹告诉我，有个叫徐水良的，把“海外民运”里面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说成“中共特务”，还说“特务”在各个组织里都是头面人物，正在“领导民运”和“控制民运”。 游盈隆：我也听说了。所以，我们不能让“民运分子”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否则他们就会来台湾闹。这些中国人很难缠，不光是要钱，还要搞事。林樵清对徐水良很有看法，他认为徐水良是被刘青、薛伟利用来专门攻击其他派系的。“海外民运”实在太复杂了。 赖怡忠：徐水良诽谤“民运大佬”有时候不顾场合，听说他在抗议李鹏访美的集会上，以及在王若望的追悼会上，也喋喋不休地说张三李四是“特务”，结果被鲍戈打耳光。 游盈隆：美国那边的《世界日报》对徐水良没有兴趣，徐水良就说《世界日报》被共产党收买了。这个人很想出名，还自称“民运理论家”；出不了名，就造成心理不平衡。《世界日报》除了报道过徐水良移民去美国的消息，此后就再也没有专门关于他的新闻了。 赖怡忠：“民运分子”个个都自以为是大人物，不知天高地厚。徐水良指责《世界日报》排斥他，却故意捧鲍戈，说它“捧谁，谁就一定有问题；贬谁，谁就是真朋友。” 游盈隆：《世界日报》是大报，被它用第一版来报道过的“民运分子”其实没几个，主要取决于新闻的轰动程度。鲍戈曾好几次上了第一版，比如他绝食抗议日本天皇访华，还有他联络54人发起修宪运动，1997年他劳教释放，以及江泽民访美时他获准到美国，等等。 赖怡忠：最令徐水良不平的是，《世界周刊》还专门刊登了介绍鲍戈的长篇文章。其实，这谈不上捧谁贬谁。凡是主流媒体的热点新闻，都有可能成为《世界日报》的头版要闻。 游盈隆：鲍戈到美国时，纽约“民运分子”没有通知记者，刘青和吴弘达都排斥他，但是仍有上百名外国记者涌进肯尼迪机场等候。飞机航班及到达时间是路透社披露的。鲍戈启程前，法新社和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因为要采访他，而在上海遭拘留，这样事情便搞大了。 赖怡忠：在我的印象中，“民运分子”出名，大多离不开海外的组织为其呼吁和炒作，那才是徐水良所说的“捧”，比如魏京生、刘念春、杨建利、李少民等。不过鲍戈是例外。 游盈隆：徐文立、王有才、彭明都比徐水良出名，可是他们去美国时，《世界日报》就没用第一版位置发消息，《世界周刊》也未报道，主要是新闻性不够强。如果按徐水良的德行，他们也要骂《世界日报》被共产党收买了。徐水良心理不平衡，原因在他本身。 赖怡忠：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个人到死也上不了第一版。除非他敢回国，不怕再次坐牢，才有机会出名。仅仅热衷于在海外参加一些会议，争个“主席”什么的，成不了大新闻。 游盈隆：不过，那还得看海外的组织是否肯为他推波助澜地进行造势。彭明、张林被抓、被判刑，就没成头版新闻。想必徐水良要绝望了。据说现在他不断诽谤王炳章、鲍戈、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任畹町、胡安宁，靠这样来宣泄心中的不平，打发每天的时光。 赖怡忠：当初王炳章、吴方城、唐柏桥、薛伟、刘青拉拢徐水良，只是利用而已，他却以为进了“核心层”。结果人家开会不通知他，不让他坐主席台，不登他的文章，他就记仇。 游盈隆：他没想到王炳章不让他成“正义党”核心，薛伟没让他进《北京之春》，刘青的“中国人权”拒他于门外，唐柏桥不许他碰“公民议政”，《大纪元时报》、“自由亚洲电台”都不请他当评论员，王丹的“宪政协进会”不要他，王军涛不让他参与《新闻自由导报》。 赖怡忠：还是林樵清说话一针见血，“凡是薪水高的、可出名的都没他的份”。人家搞活动时通知他来凑个数，或者引诱他去诽谤某些名人，可是到了分钱的时候，却都背着他。 游盈隆：徐水良只要稍微有一点自知之明，就不会以“民运理论家”、“主流民运”或者“民运核心层”而自诩了。被他称作“朋友”的，没有一个当他是“朋友”；被他诬为“特务”的，也没一个把他当“对手”，嫌他不够级别。他得到的是人家啐他唾沫，扇他耳光。 赖怡忠：民运里边一定有“共特”，但决非徐水良、陈破空、张菁、唐柏桥所诋毁的人。“特务”只会一味讨好他们，他要刺探情报，要搞离间，就得想方设法往各个组织里钻。 游盈隆：这是起码的常识。凡是民运搞活动，“特务”一定不肯轻易错过；凡是有新团体成立，“特务”一定会尽量参加。为了不让大家怀疑他的背景，“特务”总是要表演反共。他赞同台独，支持法轮功，或者奉承你，接近你，目的都在于让你把他当“自己人”看。 赖怡忠：对。相反，那些一贯坚持己见，不肯通融，对看不惯的人绝不交往，不参加立场相背的活动，不自吹反共，从不讨好这一派，转眼又投靠另一派的人，不会是“特务”。 游盈隆：鲍戈就是这样的人。他不认同民进党的政见，就一口拒绝访台，没有通融余地。记得那一次受邀来台参访的有谢万军、陈破空、石磊等。我们没有邀请徐水良，倒不是因为他写文章反对台独，那时候他是迎合洪哲胜、薛伟的。徐水良批台独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赖怡忠：谢万军当时告诉颜万进“鲍戈是反台独的”，但我们还是想请他来台湾了解民意，接触台湾政治人物，可是鲍戈很固执。他如果真是“特务”，岂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游盈隆：我们并不要求“民运分子”公开表态支持“一边一国”，没这个必要，只要他们能够与我们积极合作就行。过去我们对“民运组织”的资助实行“定额补助”，很容易产生弊端，现在改为“逐项审核”，这样就能使他们的活动更符合我们台湾政府的意图。 赖怡忠：我们支持他们，他们也得配合我们。总的来说，现在我们比较重视同年轻一辈的“民运分子”打交道，而对年事已高的那一些，即使知名度较高，也并不寄予多大希望。 游盈隆：在台湾，年轻人当中支持民进党的比例一直高于支持国民党，他们没有历史的包袱。我们转向支持年轻一代的“民运分子”，是基于同样的考虑。说白了，即便徐水良赞同台湾争取独立的主流民意，我们对他也没有兴趣，更何况这些年来徐水良等总是反复无常。 摘自《罕见论坛》 2006年8月6日 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2603770sid=13f77e55a78c18c09adb7afe25d24313 http://a.disquscdn.com/uploads/mediaembed/images/803/1556/original.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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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是专门砸民运招牌的特务组织
聚义厅 2014-4-25 17:49
【“民运内讧”不断，其实并无民运人士参加，打架双方都是特务，分别受两岸情报部门操纵。】 魏京生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六、七号在加拿大成立了一个叫作“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的组织。 最后统计，真正入会的人数只有四十六人。少得可怜。而且几乎没有民运知名人物。不知为什么魏对外声称他一举整合了民运。据说，这是万润南的主意，目的是向台湾、美国要钱。 魏任命了一个五人秘书处。五人中，薛伟（真名叫王元泰）是台湾军事情报局在编特工。齐墨（真名修海涛）不是正式特工，但领取国民党津贴，并与中共有来往。倪育贤（真名）也领取国民党津贴。陈破空（真名陈劲松）领取刘青津贴。联络处成员林樵清（真名林小生）为国民党政工系统人员。另说，他曾被国民党派潜回大陆，被中共逮捕，中共收买其为双料（但这很难证实）。林樵清只参加了第一天会议，知晓核心中没有自己的名字，就撤离会场。他临走，正式向魏宣布不进联络处，以示抗议。可魏硬把他放入，公布了。魏说，造成既成事实，梆住他。林未进核心，是薛伟坚持，因国民党不同派系互不相容。魏同意薛的意见，但魏说，他不怕国民党的人，但讨厌为中共做事的，林樵清不排除为中共做事，所以魏同意把主动向魏投靠的林排除核心以外。 魏在其政治报告中，一字不提国内民主党组党活动，却攻击国内民主党，说：浙江王有才、山东刘连军是宣布组党，但其它地方组党是假的。文告是王希哲编的，名单是王炳章伪造的，是个大骗局。我们不参加这个骗局。而且，王有才已经退出。民主党完全是虚的。 魏说，北京徐文立宣布搞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是中共的阴谋，中共想通过徐了解民主党的底细。徐文立是中共特务，他通过香港卢四清的民运人权信息中心发假消息，造成假象。卢四清肯定是中共特务，有证据。徐搞这个，为什么中共不抓？想想？ 魏在会外有几个秘密会。一次由盛雪主持，魏、万润南、薛伟、齐墨等参加。排斥了倪育贤。有人提出，倪的脑后有反骨，林樵清也有反骨，他已经反了几个主子，要当心。魏说，他心里清楚，但现在要利用。 在另一个核心会外会上，排除了薛伟。有人提出薛伟背景问题，魏说：就是要利用他的台湾特务背景和台湾拉关系。回大陆，再抛弃薛来得及。 万润南的一个亲信说：万总知道，他最大问题是民阵初期几百万美金交不了账。 邦泰 1998年11月11日 莱茵河畔海外群丑上演伪“民运联席会议”闹剧的花絮 台湾情治系统监视控制大陆海外民运、推魏京生为台独代言人的伪“民运联席会议”十二日九日至十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第三届年会。由于海外民运根本不愿与之“合作”，伪“民运联席会议”在数十名台谍、投机商、人蛇、偷渡者、政庇掮客、共特以及蒙独、藏独、疆独组织成员的丑恶表演和肮脏交易之中草草落幕，狐遁鸟散，很快回复了莱茵河畔某酒店狭小客厅里的平静。由于当地报纸都不加理会这场闹剧，所以即使天天从酒店门前走过的行人也全然不知酒店内所发生的一切。所幸《中华评述》主编纪晓峰通过网讯披露了伪“民运联席会议”群丑闹剧的真相，满足了读者探隐揭私的好奇心。笔者现将该网讯以及其它来自波恩的消息整理如下： ●乌合之众各怀鬼胎 据纪晓峰先生现场观察，参加伪“民运联席会议”的人根本代表不了海外民运，其中三分之一是薛伟（真名王元泰，原四川强奸犯）、倪育贤（因向共产党表达“第二种忠诚”而遭“四人帮”拘押数月，后被平反）、杨建利（民联民阵大会合并内斗悍将）、盛雪（“民运最大贪污犯”万润南的姘妇）等几个“老面孔”台湾情治人员；三分之一是齐墨（真名修海涛，驻德台谍）、陈国（偷渡客，混骗政庇未果）等自诩德国“民阵”成员者；三分之一是借“民运”招牌申请政庇谋求居留的偷渡者。这三种人各怀鬼胎，纠集在一起时话不投机，许多人对台面上的夸夸其谈根本不感兴趣，溜回宿舍打牌或结伴逛街，急得主持会议的齐墨不时拼命喊叫：“外边的人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一些人三五成群在过道里窃窃私语，话题无非是会议的费用问题。他们多半抱怨某某人拿着台湾的钱到处跑，上酒馆寻欢作乐，而他们跑来开会还得自掏腰包，似乎被人耍了。还有些人逢人便声明自己是“民运的票友”，对倪育贤、薛伟等人的人格、丑闻大表不满，甚至称魏京生乃初中生闹“民运”，小儿科难成气候。 ●团结假象是为了骗台湾的钱 尽管魏京生、齐墨、王希哲、倪育贤等人这些年来在海外争名夺利内斗不休，贪渎嫖赌无恶不为，这次却异乎寻常地大谈“团结”，究其原因不外乎是为了骗取台湾的“经费”。 齐墨忿然在会上讲：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他同魏京生、盛雪、万润南到台湾拜见李登辉，当面提出要二百万美元的资助，不料有人背地里向陆委会主管人告黑状，揭露“民运”内斗和贪污，而且每笔账都清清楚楚，有据可查，结果导致台湾方面的资源断绝。齐墨恶狠狠地说：“这个人是谁我们知道，他的目的在于破坏我们，所以必定是共产党特务。”（在场人士都明白他指的是徐邦泰、汪岷、林樵清和王涵万） 魏京生的话匣子也打开了：“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从九八年起，美国国会有一笔援助中国民主运动的基金，每年总数约二百万美元，美国人要求民运有一个团结的形象，要求民运为美国政策服务，但那年大家闹不团结，结果谁也没拿到。九九年，王希哲受别人挑动，在美国国会闹事，结果经费又停顿了一年。只有吴弘达，他用劳改基金会显示了一下团结，大概从中拿走了七十万美金。今年，民运两派在WTO和永久最惠国问题上有分歧，美国人认为民运打内战，钱又泡了汤。因此，民运一定要紧密团结，想打架回家打去。” 实际上，从一九九八年以来的每一场内斗都是魏京生等人挑起的，先后被魏京生诬蔑为“特务”的有王军涛、卢四清、徐文立、傅申奇、李洪宽、徐邦泰、石磊、岳武、王希哲、薛明德、叶宁、吴方城、杜智富、伍凡、王丹、王炳章、谢万军、鲍戈、宋书元等，最近又与林樵清、郑源反目成仇。 曾经把魏京生诽谤中国民主党的恶行告上法庭的王希哲这次为了拿台湾的钱而硬着头皮前来捧场，不过他并不承认几番“倒魏”出于争名夺利的丑陋内心，把“摩擦”和“误会”归罪于刘青、萧强、陈破空、张林的“作梗”，以及王炳章、石磊、连胜德、叶宁的“挑拨”。 ●成了台独、藏独、疆独、蒙独的讲台 伪“民运联席会议”在网上发布公报称：会议第一天下午就进入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题目----“中国民主化与民族关系问题”。既然拿了台湾的钱来欧洲一游，总得把台独、藏独、蒙独、疆独作为中心议题吧。 会场的天花板被维吾尔的代表迪里夏提铿锵有力的发言震得嗡嗡作响。起先魏京生还不住地点头听着，可是迪里夏提突然话锋一转，目光向他逼来道：“要想得到维族独立运动的合作与支持，现在就必须表态赞同东土耳其斯坦人民的独立原则，并且保证今后不使用歧视维族人的‘新疆’一词。” 蒙族代表“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说：“独立是人权和尊严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即使是经济问题，我们内蒙的资源可以让我们过得更富裕。中共不让我们独立不是因为我们太穷了，而是太富了。” 民族分裂分子们的讲话还多引用有关“历史渊源”的论据，似乎义正词严，可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魏京生跑到台北说“山东也可以独立”，却让李登辉也听得犯傻。 ●为人蛇、偷渡客开政庇证明 《中华评述》主编纪晓峰先生花了一天的时间，在会场上进行观察，耳闻目睹了两桩难民生意：一个叫傅尧波的不到三十岁的温州人拿着摄相机、照相机东窜西钻，张罗着为场内的数十名偷渡者办理政庇材料，据知请他给写一份“证明信”的价格是二百美金，跟齐墨出价相同。“民阵”在中德的负责人陈国自己的政庇请求被德国法院拒绝了，正在上诉，却操起了人贩子中间商的职业，叫一个穿裙子的从福建长乐偷渡到多特蒙德打黑工的姑娘跑来会场参加拍照，混一份政庇证明材料。姑娘自称为了到德国，已花了十万元给人贩子，陈国为她出庭作证是付钱的。 其实在开会之前卖“证”活动就已经开始了。在驶往波恩的路上，纪晓峰先生得到了一份十一月十日由齐墨以“民主中国阵线”名义亲笔签署的公开出售魏京生签名“证书”的骗钱文件，上面赫然写着：“我今天写此信给大家，是希望大家能提供赞助，或许这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最后的一次赞助。向大家募捐，一是实在出于需要，二是事出有因。凡是个人捐助的，根据捐款者的要求，可以给予由魏京生和我签字的证书一份。捐款不分多少，均很需要，但条件好的朋友，最好每人能在二百马克以上。捐款者可将款项汇入下面帐号：XIU Haitao, Konto-Nr: 251745600, BLZ: 50040000. Commerzbank Frankfurt-H hst.请注明Stichwort: Tagung.” ●“宣传、暴动”新提法、老骗术 伪“民运联席会议”的小丑们一味在海外投机撞骗，却拿不出任何切合实际的促使中国实现“民主转型”的具体建议，为了向台湾主子有所交代，于是只好又唱起“革命”高调来。不过，这一次他们并没有重复在纽约开会时所说的“民运应该拥有核武器”那种令人捧腹大笑口号（因为连台湾自己也没有核武器），而是借那个专门给人蛇、难民提供服务的“莱茵通讯”的编者钱耀君之口提出所谓的“宣传和暴动”的“新方针”。然而谁都明白，那不过是老板骗钱的一招把戏，实际上他们既不敢到中国去向大众“宣传”，更不会拿起武器去流血“暴动”，一旦台币、美钞到手，很快就落入流莺们的腰包里了。 胡安宁 2000年12月14日 http://www.edu.cn/20030127/3076731.shtml 到底谁不要脸? 谁在作秀? ----王希哲致魏京生 恭闻昨日（2月15日）胡平在纽约对你的最高指示的传达及香港报载，知你反对民运人士闯关回国，甚至公然指责王炳章博士“作秀”。我大惑不解。我不知道这些话究竟是刘青的话，还是你自己的话。刘青莫非如此神通，竟将魏京生玩弄于股掌之上？对刘青的缪论，我已在“愤慨和谴责谁”中，给以驳斥。不赘。对你的“作秀”论，我还要斗斗胆说上几句：魏先生，你作的“秀”还少吗？ 一九七九年春，你投机向外国人作秀，以一个民运人士的身分，做了与民运人士身份不相符的事情，对外国记者卖乖，大谈中共对越作战情报。被中共抓住了把柄。这是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一年民主墙运动中全国所有罹难民运人士没有的。但你的这个作秀，却使我们被动，使我们蒙羞！你为中共提供了在任何场合把正派的整体民运描绘成“出卖情报”的刑事犯罪分子的王牌借口。直到一九八九年六四时的北京日报社论和袁木，还以此吓唬学生，使学生无言以对，使我在监狱里咬牙切齿。你作的这个秀，危害太大了！ 你在中共的监狱里养尊处优，吃得白白胖胖，红光满面。却闭着眼睛瞎说中共“喂了激素”，还有什么“酷刑折磨”，骗骗那些没坐过中共牢的海外人和外国人，这是不是作秀？按胡平的逻辑，这个不实的悬念，“欺骗了人们的感情”，要不要发布公告和广征签名，对刘青和你魏京生“愤慨和谴责”？你对极其肉麻的“民主之父”称号，不予坚决否定，却在那里忸怩作态，厚着脸皮半推半就地说：“我做得还不够”。这是不是作秀？ 王希哲 1999年6月1日 http://www.bangtai.us/jt/news/view.asp?id=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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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人权”理事会前主席刘青具备了当特务的最重要条件：唯利是图、卖友求荣
聚义厅 2014-2-23 21:22
“中国人权”理事会前主席刘青是一个唯利是图、卖友求荣之徒，对自己妻子也欺骗... 【编者按：2005年2月，纽约“中国人权”理事会曾经发生过一场号称反贪污反专权的激烈斗争，最后以方励之、王丹、郭罗基、张伟国等人联名宣布辞职，刘青、谭竞嫦、韩东方等人在继续掌管巨额经费而收场，据传是幕后势力“协调”的结果。2010年6月，当年帮助刘青击败对手的唐柏桥，因财务纠纷与刘青妻子韩晓榕发生争执，再度扯出“中国人权”腐败黑幕。唐柏桥的文章证实了茉莉当年的调查结论：刘青确有重大贪污问题，但幕后势力考虑到一旦刘青被法办，“中国人权”理事会就会关门，于是指使那些拿工资的“有利益关系”的人全部使出最大的劲来袒护刘青，使刘蒙混过关。 唐柏桥先生所撰《回应刘青之妻韩晓榕------兼回顾“公民议政”之死”》有两段文字耐人寻味： （一） 尤其是刘青，他曾经有很长时间对我非常信任，可以说到了无话不讲的程度。他经常就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与我讨论，征求我的意见，而且往往全部采纳。他每个月来办公室签支票，几乎也是从来不看一眼数额对不对，用在什么地方。我非常感谢他对我的欣赏和信任，同时，也对他毫无保留地支持。尤其是在“中国人权”面对那场空前的危机的时候，我坚决地站在刘青一边，并和韩东方一起帮助他度过难关。韩东方当时是“中国人权”的理事，在“中国人权”理事会具有一定的势力，否则，刘青恐怕不那么容易战胜包括方励之、刘宾雁、郭罗基、张伟国、苏晓康、王丹、林培瑞、李晓蓉、王渝等在内的十二位民运人权老将的联合进攻。这里有很多不为外人道的细节，如果必要，我可以经过慢慢回忆整理出来。就是这样一些昨天还是最好的朋友、彼此信任的人，仅仅因为我与法轮功走得稍微近了一点，仅仅因为我以“中国和平”组织的名义发表了退党倡议书，或者说仅仅因为我冒犯了当时很有实力的韩东方（主要是能筹到款），就将我视为十恶不赦之人，欲将我置于死地。让我对中共培养出来的“精英”人性之卑劣有了深刻的认识。 （二） 刘青在“中国人权”当时每年年薪八万多，而我不到他的一半。难道我就应该比他少拿一半的工资吗？是论学历还是能力。就算我不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我能力比他差吗？我从事民运近二十年，拿薪水的时间不超过两年，而刘青们拿来快二十年，任你怎么折腾，他们就是照拿不误。比如，“中国人权”成立了调查组，调查刘青掌握的“人道援助款项”的去向，中间是否有不法贪污或挪用行为，最后查来查去就是不能证明他没有贪污。但是，他仍然稳坐钓鱼台，什么原因？因为如果他被查处有贪污行为，他就要被送上法庭。他一被送上法庭，“中国人权”就完了。因此，那些拿工资的有利益关系的人全部使出最大的劲来袒护刘青。刘青意识到这一点后，非常得意，于是变得更加有恃无恐。韩晓蓉在文章中提到一句，刘青不想听到我的名字。我今天告诉韩晓蓉，我太太最不想见的人一个是韩东方，一个是刘青，因为她认为他们俩个是唯利是图、卖友求荣之辈，而他们出卖的又恰恰是我。他们这辈子也别想再踏进我们的家门。关于他们俩人的丑事，我现在暂时不说，但并不等于永远不说。我在这里仅仅暗示韩晓蓉一下，她就知道我可能会说什么了：刘青居然曾要求我帮他骗他太太韩晓蓉，我一直没有答应，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去骗我的朋友韩晓蓉，我的内心会不安。我回来跟我太太讲，我太太说，“连你都觉得骗韩晓蓉不安，刘青怎么就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呢？他怎么堕落成这样的人了呢？”……。唉，能不说还是不说吧。我们何必总是相互伤害呢？】 唐柏桥回应刘青之妻韩晓榕 ------兼回顾“公民议政”之死 我本想将几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一段不堪回事的往事永远烂在肚子里，一个人独自承受所有的痛苦和屈辱。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我们要克制自己的不良情绪不停地往前走，朝着我们既定的目标奋进。但是今天我除了将那段往事公诸于众让读者来分辨是否，已别无选择。我知道首先受到伤害的很可能就是韩晓榕，我无意伤害她，但是，我也没有选择，因为她选择了先伤害我，而我不过是自卫而已。 韩晓蓉所提的找她做担保人，而后发生的那些事情，属于私人事务，本不该在公众场合讨论，双方若有分歧，完全可以到法庭上解决，韩晓蓉若有什么要求我不能满足，比如她认为欠她的钱不还等等，完全可以到小额法庭上去告我，由法官来决定。这样我们就不必耽误公众的宝贵时间了。如果仅仅是这件事，我不会做出任何回应，那怕受点委屈。但是，她提到了公民议政和我跟刘青的关系，这里牵涉到民运公务和公款，我必须认真回应。若伤害到了韩晓蓉，请她谅解。 事情非常复杂，我就试着分几个方面分别加以陈述吧。若记忆有误，请相关当事人等予以纠正和补充。如果事情仍然说不清楚，我们不妨到法庭解决，包括针对对方的不实言论进行诽谤侮辱指控等。 首先，我来谈谈学生贷款的事。 我承认，韩晓榕所说基本属实，尽管有很多细节不够准确，可能属于记忆有误。我也对此一直心存感激和愧疚。我是找过她做我的学生贷款的担保人，但是，这不等于我要骗她，或者要她为我还钱。这是三岁小孩都懂的道理。这样的事情，在美国乃至世界任何角落每天都在发生，即借贷人暂时无力偿还贷款，而贷款公司找到借贷人的担保人头上去。我们绝不能据此说这个借贷人如何如何，从道德上去贬低一番。当然，如果借贷人明明有钱故意不还，而让担保人被迫为他偿还，那就另当别论了。可是，这里韩晓蓉没有任何一句话提到我明明有钱而不还。 本来韩晓蓉曾帮我做担保人，我应该感谢她，而她原本也不需要有什么损失，还捞过顺水人情。因此，这本来是件好事。如今韩晓蓉莫名其妙地大发宏文，对我兴师问罪来了。而我又不得不回应。于是，原本的好事变成了坏事。我对此表示遗憾。 韩晓蓉的文章里只有一个地方让我感到意外和突然，即她提到她今年3月份为我垫付了562.18元美金。如果真是这样，这笔钱我将来是要还给她的，因为这相当于她替经济出现困境的我垫付了。但是，她这样做并不妥当，我不希望她继续这样做。不是说我不理她的情，而是说我们做事得有个规矩，我的欠款什么时候还，应该由我自己来决定，我自有安排。除非她想帮助我，不需要我偿还她的钱，则另当别论。现在韩晓蓉显然不是为了帮助我，而是嫌麻烦。试想一下，如果我正在找一份可以免掉我学生贷款的工作（比如教师，军人等），而韩晓蓉在我找到这份工作前自作主张将我的一万多美元贷款都还了，而过后又来找我要（对外还把我说成欠钱不还的人），那我不是亏大了？因为我本来不需要付那笔贷款，结果却要还韩晓蓉帮我白垫的钱（相当于她把我的钱捐给政府了）。因此，一方面我要谢谢她帮我垫付了这笔贷款，另一方面，我真的希望她不要再这样做，因为我很可能不久后会去一个可以免掉所有学生贷款的非政府机构去工作（如和平队）。 至于韩晓蓉说她家为我拿出或将要拿出约一万九千美 元，我不明白具体所指。莫非她的意思是准备为我支付我剩下的那一万多美元学生贷款? 如果是，我当然会非常感谢她的好意。但是，以我们目前这样的关系，一来她是绝对不可能帮我付清所有的学生贷款的，哪怕是垫付；二来是即便她愿意帮助，我也不会接受。这个道理很简单，我只接受我的朋友对我的帮助，而不会接受攻击我的人对我的帮助。而她现在正在用很不恰当地方式攻击于我。既然她不会为我支付那笔学生贷款，为什么又要如此说呢？这样做是否有点故意误导读者之嫌。至于她在文章中提到的给税务局补交税款的那两笔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刘青直接开给封从德了。如果她认为我撒谎，请她将支票的复印件公布在网上，看看是开给谁的。所以说，韩晓蓉过去几年来总共为我垫付了562.18美元，我从来没有表示不还------我是刚才才知道的。过去我不下十次因延期支付贷款而向她表示抱歉，结果因为这五百来美元，她竟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写出如此长篇攻击我的文章。我不严厉回应她就说不过去了。 我当年找韩晓蓉做我的担保人，是因为那时我和刘青关系非常好，而我又认为韩晓蓉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我不知道原来刘青是不想让韩晓蓉给我做担保人的。总之，我是将他们视为我最近的朋友之一，才去找他们。而他们也信任我，为我做了担保。这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我曾在租房子的时候也找过人担保，担保人司马晋除了签过一回名字外，什么也没有做过。但是，到今天我还感念他对我的信任和帮助。因此，本来这是一件好事。可我万万没想到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会偿还不了学生贷款。你说给外面的人听，都很少有人会相信。可是，事情就发生在了我身上。我也不愿意见到这种情况。因此，韩晓蓉那些指责我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能还但后来又不能还的话，其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据此攻击一个人的人品，就不靠谱了。这就像你曾向银行贷款开公司，你当然尽量要说服对方贷款给你。但是，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公司无法偿还贷款，甚至宣布倒闭，我们不能据此说这个人人品有问题。如果这样，地产大亨川普的人品最有问题，他的公司曾多次破产，但人们仍然认为他是地产界乃至整个商业界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所以，韩晓蓉因为受我拖累而对我的人品进行诋毁，把本来的朋友关系变成敌人关系，极为不妥。如果有一天她家出现变故，一时无法偿还信用卡欠款，房屋贷款等，难道我就可以据此说她人品有问题吗？显然不能。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我最近几年的处境。 自从2005年10月公民议政被刘青、韩东方等人强行宣布终止后，我就失去了工作。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我的教授、原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斯泰潘曾极力游说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虽年事已高，已处于半退休状况，但表示愿意带我这个学生。他是唯一给了我A+ 的教授，而且他说他总共只给了他的一百多个学生中四个人A+，而他的学生中一半以上是博士生。我当时就表示，读博士是我最后一个选择，而首选则是找到一份能从事自己理想事业的工作（也即民运，我曾向韩东方说过这个想法）。后来韩东方向我表示，希望我毕业后到他的中国劳工通讯工作。我虽然知道收入极为低微（大约2000美元左右一个月，相对于我们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生第一年80000多美元的平均年薪，确实低得可怜），但我想只要能维持基本生活，再加上我太太是律师，收入较高，韩东方当时又是我最好的朋友，而我过去没有一分钱收入照干民运，因此就很高兴地答应了。可是我后来发现，我的想法有些天真，我在上学时借了将近八万美元学生贷款，就算十五年还清，每个月也要偿还800美元左右。这一来，我的那点收入就完全不够用了，而我太太也一直在还她的法学院学生贷款（十二万美元左右）。因此，我们经常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我和我太太只能不断地裁减开支，房子越住越小，地段越来越差。有段时间我们实在无法支付所有的开支和账单，因此就申请延期偿还学生贷款。这在美国是很正常的，如果你失业或付不起，可以反复申请延期付款。这根本就谈不上失信。美国每年有百分十左右的人申请破产，破产人不需要偿还所有的欠款（除学生贷款外）。没人会歧视他们，更不会有人谴责他们不讲信誉。韩晓榕认为我无法偿还学生贷款或延期偿还就是没有信誉，就是人品问题，是她不懂美国法律和文化的表现。我不怪她。 那么，我为什么会经常不按时支付学生贷款呢？我有必要对韩晓蓉做出清楚的说明。2004年，刚成立不久的公民议政申请到了美国国家基金会的资助，一年八万美元。于是，我应大家的要求离开中国劳工通讯，来到公民议政主持工作。我当时担任公民议政的执行主任，而韩晓榕的丈夫刘青则兼任主席（他还担任中国人权主席）。我是公民议政的唯一全职人员，另有一名兼职工作人员。我的年薪大约35000美元，这是执委会集体作出的决定。虽然比在中国劳工通讯要高出不少（在离开劳工通讯前曾加过一次工资，韩东方当时其实是希望我继续留在劳工通讯工作的），但与同行业同资历同学历的人比，还是很低。比如，当时公民议政的刘青在中国人权的年薪是八万多美元，还有其他分红和医疗补助之类，而我即没有任何分红也没有医疗补助；韩东方在自由亚洲电台做劳工热线节目，年薪十五万左右美元（他亲口说的），还有其他的收入；周封锁在某金融公司，年薪估计至少也有二十万美元，就连最穷的北京之春的胡平，他一个月也有3000多美元收入，而且每星期只需在北京之春上班一天（指当时），还兼人与人权编辑，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员等，加起来恐怕也不会比我少。因此，我们的生活仍然比较拮据。我太太原本是生活条件十分优越的人，后来跟我好了后，她家里就不再在经济上支持她。她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其中辛酸苦辣难为外人道。虽然如此，我们的基本生活还没有问题。公民议政也发展得不错，大家估计情况会越来越好。 不料，2004年底有一天我在与办公室的另一名工作人员聊天时，提出九评发表后应该有后续动作。我建议开展一场退党运动，号召中共党员退出中共。她是法轮功的负责人之一，她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交流后，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我最初的设想是由公民议政来发起。于是，我到楼上中国人权去与刘青商量（我们公民议政的办公室与中国人权同在帝国大厦。刘青当时刚因中国人权的内哄而被逼辞去公民议政主席一职，但仍是执委）。刘青表示完全同意，在我临走时，他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你跟东方也商量一下，看看他的意见”。当晚我就致电刚担任主席不久的韩东方，与他商量此事。他表示反对，理由是会影响到他们劳工通讯与国内人士的合作。我试着说服他未果。第二天，我的法轮功同事催问我情况怎么样，我说遇到了一点麻烦。我再三考虑，决定用我主持的另一个民运组织“中国和平”的名义发出退党倡议。于是，我们很快找人起草了退党倡议书，并以中国和平的名义正式发表。这一下就不得了。我原本想我不用公民议政去做这件事，大概韩东方和其他公民议政的成员就不会反对了吧。没想到，韩东方仍然大为不悦。他的理由是我是公民议政的执行主任，又是中国和平的主席，中国和平做的事就等于公民议政做的事。我不同意他的这样看法。我举例说，中国人权或北京之春搞什么活动，并不等于公民议政搞的活动，而公民议政也无权干涉中国人权和北京之春做的事（我没有举劳工通讯做例子，是想给他留点面子。他们劳工通讯做任何事，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而他是当时的公民议政主席）。韩东方还说，“我现在根本不在乎公民议政怎么样，我在乎的是你的工资。如果你这样下去，可能就没有工资了”。我当时有点不高兴，就直截了当地说：“请你以后不要再提我的工资问题，我不是为了工资来从事民运的。如果你要我违背我的原则，我宁愿不要工资”。我和韩东方就僵在了那里，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做出让步（我至今仍认为我是对的，各位可以自行判断）。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的人，也是我把他们拉到一起的人，却突然因为这件事在背地里策划，让我走路，而我完全蒙在鼓里，一如既往地对他们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尤其是曾经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想法的刘青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转而支持韩东方，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原则。有一天，韩东方突然给大家发出一个电邮，表示接受我的辞职，建议由杜智富担任执行主任（这显然是不顾大局的表现，因为杜智富人在加拿大，而我们拿的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钱，我们也是在美国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办公室也是在美国）。我当时的确感到一种屈辱，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而且是被最好的朋友出卖（韩东方当时是我最好的朋友，在那一刻之前，我仍视他为最好的朋友）。按照封从德的说法是，“韩东方开着火车要与你这架火车相撞了”。于是，我决定自卫反击。我立即发出一封回复电邮，表达了不满，并将了他一军。我说我也同意韩东方辞职。因为他在上次的电话会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反对我与法轮功走得太近，退出退党运动等），用辞职要挟大家，我极力挽留。为了显示我的诚意，我说如果他执意要辞职，我也辞职。结果他收回了辞呈，我当然也就自动收回了辞呈。我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我对他没有任何提防，没想到他突然向我发难，而且手段非常不光彩。他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唐柏桥，你被开除了”，然后拉几个人表决一下就行了。可他不这么做，偏要来个软刀子杀人。可我天生就是不吃这一套的人。你跟我讲规矩，我比谁都讲规矩，你不跟我讲规矩，我比谁都不讲规矩。于是，公民议政从此无法运转，执行主任还是执行主任，主席还是主席。韩东方眼看这样下去对自己不利（因为注册人是我），于是向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告状，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对我们的资助（不用等到年度预算结束，相当于让他们将资助拿回去。不可谓不狠心）。而我一夜间失去了所有的收入，甚至连失业金都领不了（因为我们没有缴纳公司所得税，原因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款项里没有这笔钱，我无法挪用其他费用来缴纳税款。我们原计划等获得更多的捐款后再补上）。我遭到的打击绝非仅仅是我突然失去了收入，而是我用心培育、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公民议政一夜间就垮了，我所有的心血都是白费，而刘青和韩东方都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们绝不离开公民议政，刘青说他会最后一个离开。结果他是最早表示要退出公民议政的。我不得不承认，我过去高看了他们。我认为他们都是一言九鼎的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料想当他们面对一点小小的挫折和打击，就说走就走，说变就变。当然，这些年来这类牛逼哄哄，一遇到麻木就跑得比谁都快的人，我见得太多了。因此，现在我听谁一开吹，自己将来会如何如何，我立马让他打住，因为这些话太煞风景了，还不如不说。 自从公民议政停止运作后，我不仅没有了任何收入，而且跟韩晓蓉一样，麻烦不断。先是税务局要求我替公民议政补税，因为我是注册人。他们找不到别人，就找到我头上来了。我于是要求公民议政的成员一起来承担这份责任，也算是有始有终。结果大家好歹又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大家同意自己掏钱来补交税款（并非如韩晓蓉所说，是由韩东方和刘青两人平摊。也许刘青没跟韩晓蓉说清楚，也许刘青根本就是故意不说清楚或说成这样。具体每人捐款多少，因时间久远，记不清了。我需要花时间去查）。他们很清楚，如果这笔税款不补交，公民议政就无法解散，而将来迟早税务局会追到我们每一个理事（我们称执委）头上。因为这个组织（其实就是有限公司）不是我一个人所有，而是所有理事所有。我当时没有收入，而他们每个人都有收入，而且不菲。如果税务局找到他们头上或他们工作的单位，会不太好看。这笔钱他们按会议决定，交给了封从德（他们犯的另一个错误就是没有直接将钱交给我，否则我早就将税款补交了。因为我是直接受害人，当然最急于将问题解决）。之后发生的事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在这里不想谈太多刘青和韩东方以外的人和事，但不等于永远不谈）。总之，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税款一直没有按原来说好的补齐。其直接后果就是：一，我和我太太的银行共用账户被冻结（我太太后来另外开了账户），我无法开银行户口，我和我太太的帐务从此分开，她不再给我支付任何家庭开支以为的开销，包括偿还贷款等；二，我在自由亚洲电台做评论的收入被税务局要求直接寄给他们；三，我们的每年退税被税务局用来补交这笔税款（当然，我们只要填写一份“injured spouse”表，还是能将我太太的那部分退税要回来，只是相当麻烦）；四，跟韩晓蓉一样，我不仅从银行贷款几乎不可能，连开信用卡都困难。 公民议政解散后，我有一年多处于非常消沉的状态。因为这个打击对我太大了。可以这么说，它是我一手抚养大的孩子。从最初我和刘青、胡平（以前还有徐水良、胡安宁，后先后退出）三人开始谋划，到我先后介绍韩东方、封从德、周封锁、蔡崇国（通过韩东方介绍进来）、田耕（化名）、杜智富、唐元隽等加入进来。可以说，这个组织就是我一手发展起来的。在2004年前，我们一分钱也没有，但也做了很多事，包括支持国内维权，给国内民运朋友提供援助，发行电子报等（我们后来又另外成立了中国平等教育基金会，我担任秘书长，刘青担任理事长，其他大部分公民议政的执委都在里面担任理事）。而这些事情，大多数是我做的，比如平等教育基金会，日常工作基本上是我负责，但我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报酬（基金会的帐目还在，需要的时候我会公布。到时候又会有不少人感慨“唐柏桥做了不少事情，我们原来不知道”）。因此，当公民议政正逐步走向正轨和开始全面发展的关键时刻，韩东方“开着火车”朝我这架火车撞过来，结果差不多同归于尽（他“开火车”撞我，到底是意气用事还是别有他因，我至今无法下结论。不过，他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声音，不与任何民运人士来往，也不参加任何民运活动倒是千真万确）。而他又是我最好的朋友。更令人感到人心叵测、世态炎凉的是，有些被我发展进来、平时对我好话说尽、内心对法轮功的态度与我基本一致的人，也纷纷倒向韩东方一边。尤其是刘青，他曾经有很长时间对我非常信任，可以说到了无话不讲的程度。他经常就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与我讨论，征求我的意见，而且往往全部采纳。他每个月来办公室签支票，几乎也是从来不看一眼数额对不对，用在什么地方。我非常感谢他对我的欣赏和信任，同时，也对他毫无保留地支持。尤其是在中国人权面对那场空前的危机的时候，我坚决地站在刘青一边，并和韩东方一起帮助他度过难关。韩东方当时是中国人权的理事，在中国人权理事会具有一定的势力，否则，刘青恐怕不那么容易战胜包括方励之、刘宾雁、郭罗基、张伟国、苏晓康、王丹、林培瑞、李晓蓉、王渝等在内的十二位民运人权老将的联合进攻。这里有很多不为外人道的细节，如果必要，我可以经过慢慢回忆整理出来。就是这样一些昨天还是最好的朋友、彼此信任的人，仅仅因为我与法轮功走得稍微近了一点，仅仅因为我以中国和平组织的名义发表了退党倡议书，或者说仅仅因为我冒犯了当时很有实力的韩东方（主要是能筹到款），就将我视为十恶不赦之人，欲将我置于死地。让我对中共培养出来的“精英”人性之卑劣有了深刻的认识。 2005年至2007年底，我陆陆续续地从事了一些商业行为，最多只能说是刚够生活。2008年初，中国过渡政府成立，我在一些朋友的再三邀请下，担任付议长兼发言人。我们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民运活动，其中多数是在国内秘密进行。比如在国内成立地方过渡政府，散发各种宣传单，帮助弱势群体维权抗暴，发表大量指导国内民众如何抗暴的文告文章等。在海外，我们每个星期举行网络新闻发布会并整理成文字，举办维权培训班，开办网络大学，组织网络游击战等，工作量非常大。而我参与过渡政府的工作，从来分文不取。我们过渡政府所有工作人员全部是义工，包括我和伍凡、袁红冰等。我偶尔靠写点东西赚点稿费，进行短线投资获得一点小利养家煳口。大多数时候处于负资产。所以，我先后好几次要求延期偿还贷款。但是，只要条件允许，我就会将每个月的最低金额给付了。 去年10月，我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终于与美国一家很有名的出版社正式签署了出版我的英文自传的合约，从此后我就专注于写作和整理资料，几乎放下了手头的所有工作，包括谋生的工作。因为这本书对我非常重要，不仅能让西方国家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民运，也可以改善我目前的处境。我在过去曾尝试从事一些商业活动，以解决生计问题，但后来我发现，中共的影子无处不在。我唐柏桥似乎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对我的不满和仇恨似乎超过了作为政府应该有的程度。关于这一点，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也曾经想过，要不干脆重新回到学校，去读博士，靠奖学金至少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但是，我也最后放弃了，因为我不愿意象有些人那样，等到五十岁的时候才从校园里走出来“搞革命”，我怕我到时候就没有激情了（开玩笑）。我左思右想，还是认为暂时咬咬牙，哪怕每天吃方便面，啃馒头，也要先将这本书写完，然后再做其他打算。因此，我自从去年10月后停止了支付学生贷款。我当时也跟韩晓蓉解释过，我这段时间没有收入，恐难进行支付学生贷款，并向她表示抱歉。为免她被贷款公司骚扰，我建议她屏蔽掉（BLACK）他们的电话，这样拖几个月等我的书出版后，我相信偿还这点贷款应该没有任何问题。我当时反复表示对她遭到电话骚扰深表歉意，希望她能谅解。我从来就没有过一丝一毫的让韩晓蓉帮我付账的念头，否则，我怎么会一有宽裕的钱就还呢？我想她可能误以为我要让她帮我付账，才如此恼怒。我在此再次声明，我的学生贷款我将来会付，或通过某种方式免除。请韩晓蓉不要再付一分钱。 可是，就在这种紧要关头，我一向尊敬的韩晓蓉突然莫名其妙地发出这篇讨伐和侮辱我的文章，还居然说我不顾自己的信誉等等。更糟糕的是，她全然不顾他人受法律保护的隐私权，将一些属于个人隐私的内容发在网上，伤害到我和我太太。这是明显违法的不智之举。不过，考虑到她可能不了解有关法律，属于无意的违法行为，我不会将她诉至法庭。但是，我非常希望这是她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谈我们之间的私事的文章。否则，如果因为她的干扰使我的出书进展受阻，那事情就大了。我不仅不能及时拿到版税，反而会因没有按时交稿而被罚款。到时候不要说她无法很快要回帮我垫付的那500多美元，甚至还要帮我垫付更多，因为我没有钱，而她又不想被电话骚扰。所以，我在此恳请你不要再利用公开空间来讨论这样私人性质的问题，使我不得不抽出时间来反驳和澄清。就算你口水战打赢了，人们也不会对你怎么样，更不会对我怎么样。因为你至少犯了不该将这种私人事务拿到网络上来谈的错误，而且当人们知道我的确是因为长期从事民运等特殊原因而暂时没有能力偿还学生贷款（太正常不过了，你太大惊小怪了），而你却如此狠心地去攻击羞辱于人，人们会说你太缺乏同情心了；相反，对美国社会了解、对中国民运同情的人，看到你写的东西，反而会产生对我的一份尊敬和同情。至少我要是读到一篇这样的东西，我会对文章中所提到的人表示敬佩和同情，敬佩他为了民运，放弃舒适富裕的生活，同情的是一分钱居然难倒英雄汉。 我过去一直再困难也不说，是因为我担心我妈妈会知道。我跟我的妈妈总是说，我在美国很好，一切都很好。如今，既然韩晓蓉如此不近人情，逼我回应。我就只能让大家看看，到底是唐柏桥在真心为民运奉献，还是她家刘青之流在奉献。刘青在中国人权当时每年年薪八万多，而我不到他的一半。难道我就应该比他少拿一半的工资吗？是论学历还是能力。就算我不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我能力比他差吗？我从事民运近二十年，拿薪水的时间不超过两年，而刘青们拿来快二十年，任你怎么折腾，他们就是照拿不误。比如，中国人权成立了调查组，调查刘青掌握的人道援助款项的去向，中间是否有不法贪污或挪用行为，最后查来查去就是不能证明他没有贪污。但是，他仍然稳坐钓鱼台，什么原因？因为如果他被查处有贪污行为，他就要被送上法庭。他一被送上法庭，中国人权就完了。因此，那些拿工资的有利益关系的人全部使出最大的劲来袒护刘青。刘青意识到这一点后，非常得意，于是变得更加有恃无恐。韩晓蓉在文章中提到一句，刘青不想听到我的名字。我今天告诉韩晓蓉，我太太最不想见的人一个是韩东方，一个是刘青，因为她认为他们俩个是唯利是图、卖友求荣之辈，而他们出卖的又恰恰是我。他们这辈子也别想再踏进我们的家门。关于他们俩人的丑事，我现在暂时不说，但并不等于永远不说。我在这里仅仅暗示韩晓蓉一下，她就知道我可能会说什么了：刘青居然曾要求我帮他骗他太太韩晓蓉，我一直没有答应，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去骗我的朋友韩晓蓉，我的内心会不安。我回来跟我太太讲，我太太说，“连你都觉得骗韩晓蓉不安，刘青怎么就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呢？他怎么堕落成这样的人了呢？”……。唉，能不说还是不说吧。我们何必总是相互伤害呢？ 最后，我也因为你写出这篇攻击我的文章而回敬你一句我太太一直希望我对你说的话：“不要再来骚扰我们，你丈夫刘青和韩东方串通一气，做出那种伤害朋友的事来，让我失去了工作和收入、而他们把自己荷包装得满满的。你找他去要吧。”当然，这只是气话。我知道你听了后肯定会很不舒服，正如我看到你的这篇狠毒的文字感到不舒服一样。这就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望你三思。 补充说明： 一， 韩晓蓉显然不太清楚有关公民议政的变故的细节，可能从刘青那里听来了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然后加以演义而成。这样很不严肃。我会将公民议政的来龙去脉用专文加以介绍。这是一段未了的公桉，既然刘青的妻子韩晓蓉提出来了。我正好借此机会将它公诸于众，让天下人来明断。 二， 关于公民议政与法轮功的关系，韩晓蓉所述偏离事实甚远。韩晓蓉说：“公民议政理事会曾经通过决议，为了落实公民议政的初衷，即进入大陆并设法开展政党政治，公民议政不与法轮功合作，更不可以让公民议政变成一个支持协助法轮功的办公室。”事实真相是，公民议政曾在最初做出决定，将法轮功作为友好合作团体对待。公民议政在中国人权办公室召开的首次全会的记录我还保留在桉。否则就无法解释身为主席的刘青和执行主任的我曾多次参加九评研讨会和法轮功集会，更不能解释我们办公室唯一对外聘请的工作人员就是法轮功学员，而且是重要负责人之一。她在我们办公室工作了很长时间，没有人排挤过她。只是到我提出退党倡议后，先是蔡崇国发难，给我列了几大罪状，其中之一就是我跟法轮功走得太近，然后是韩东方说我不应该参与退党活动，刘青则说退党运动是在骗人，不可能有那么多人退党等等。有人提出我们应该与法轮功保持距离，而不是不合作。因此，直到那次会议，一些执委才在韩东方的唆使下一步一步地向我逼宫。才将法轮功问题作为整治我的手段（因为他们知道我与法轮功关系密切，我不可能背弃他们）。我们从来没有将公民议政变成一个支持协助法轮功的办公室，因此又何来如此荒唐的决议呢？尽管韩晓蓉文中错误甚多，但是，公民议政之死与我们和法轮功 的关系有直接关系，这是千真万确的。而我们每一个公民议政的成员将来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即我们当年做出不能与法轮功太近，反对我与法轮功太近，反对我参与 和发起退党运动，是否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正确决定？ 三， 韩晓蓉跟我算了一笔很“清楚”的账，连小数点后两位都算进去了。结果算出她家将要为我拿出和将要拿出一万九千多美元。那么，我也来跟她算笔账：一，因为公民议政欠交美国政府税款而被冻结银行户口，损失两千多美元，二，2006、2007、2008年个人退税都被扣补交所欠税款，具体数字待查，三，2007自由亚洲电台做节目的收入被强行寄往税务局抵那笔欠款，大约1000多美元，后来我就主动不干了，如果不是这个原因，我还在做评论，此损失无法估量，四，因为公民议政没有缴纳税款，因此作为雇员，我无法领取失业金，因此损失大约15000美元……。本来还想算，实在觉得没意思了。这些损失都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在道德上讲，谁应该负这个责任呢？当时我始终只是执行主任，而真正的公民议政的老板先是刘青，后是韩东方！话又说回来，搞民运是我自愿的，吃了亏找别人有什么用，还不如自己把它扛起来。 四， 为什么正当我参与推动中国民主党在海外召开一代的时候，这样那样的针对我而来的东西都出来了。而且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纯属捏造的东西。看来看去都觉得有点象搅浑水。这些问题都早就存在，他（她）们为什么早不写，晚不写呢？各位是否想过这个问题。因此，我真的希望这是我的最后篇针对这类东西而写的文字了。 唐柏桥 2010年6月2日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162 唐柏桥： 我是第一次上网，也是最后一次。 昨天我在此地登出这篇文章。五月二十九号，我给你打了一个电话没人接，紧接着你回了电话，我拿起电话刚一说话，你就挂断了。我再打回去你根本不接。我除了电话以外，没有你的任何通讯信息。你说我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写出如此长篇攻击你的文章。你都不接我的电话，我如何预警？我的电话显示你来电时间5/29/2010, 1:29pm。 我相信你的电话上也有我的来电记录。 学生贷款之事你早已明确的告诉我，你不会还了。我三月还钱之事你昨天才知道，显然，你不但不接银行电话，你连银行账单都不看了。 我为你还贷，因为我需要贷款，银行同意贷款的前提就是替你还贷。 这事不是今天发生，我从来就没有想拿到这里来理论，既无聊又无趣。真是你在这里写篇文章，扯出刘青表白你。 小事看大。我认为什么着名人士，什么宏图大业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把人做好。我先管好自己。 韩晓榕 2010-06-0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304 天才！第一次上网，就知道怎么注册来这个地方发文章。 我第一次上网，连翻页都不会。好崇拜哦！ 史静静 2010-06-0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308 真没想到，民运中还有年薪15-20万美金的人？我以前以为8万就算最多的了。想起国内那些为了民运坐牢的人出来后，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哎...... 邓韫璧 2010-06-0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275 刘青没有在中国人权每年年薪八万多。他只拿过一年，而且是理事会再三要他接受的。 王艾 （刘青盟友胡平的妻子） 2010-06-0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252 为甚么找不到工作？ 除了在民运里拿钱没有别的本事？甚么哥论比亚大学？ 毕业生除了在民运里拿钱之外就没工作了？ 可见这种“学位”也是诈骗。每月还一百多，就是刷碗工也还得起。那些欠钱的刷碗工怎么还账的？ 看这通篇根本就没有还钱的诚意。不是计划还钱，而是计划免还。借款的时候就起意免还，现在又故意不还，就是存心诈骗。 “你跟我讲规矩，我比谁都讲规矩，你不跟我讲规矩，我比谁都不讲规矩”----唐柏桥这句话是流氓自白。凡是会耍流氓的必定是流氓。 yoke 2010-06-0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215 总而言之，无诚无信；言而总之，泼皮无赖。 乌鸦嘴 2010-06-0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162 哈哈，穿草鞋的不怕皮鞋的“总统”。伍凡小心了！ 汪海峰 2010-06-0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162 因此文忽然想起陈军同志“请我”代付一千刀罚单的往事...... 郑义送了陈军一台小车----车况不好，我亲见陈与吴学灿俩端脸盆往冒着熊熊大火小车上泼水的惊险。 陈军来找我，说是因某些困难，要借我驾照登记一下。我正忙着，就随手把驾照递给他了...... 不料，过了一段时间，我竟收到了一千多美元的汽车罚单，一大迭，而且“与时俱进”！ 我大吃一惊，赶紧去找陈军同志，求他把借我驾照登记汽车的所有信息换成他自己驾照的。 陈军说啦，叫我别理睬那些罚单......又说他不想要这辆车了......最后说这辆车不知道停哪里了...... 我真的傻了。但最后陈军总算有了转圆的余地，说是这样罢，你把这辆车要了罢...... 我为了不使罚单“与日俱进”，觉得这是我这样的蠢货最好的下场了，便赶紧一口答应就付三百刀......陈军劝我说，这辆车其实还很好啦，应值五百刀......这次我聪明起来，没听他的。 ...... 我本已有二辆车，这下再吃进一台“火车”，表说罚单，保险费就惊人。所以我又化千把元修两台车，一台送唐柏桥，一台送傅申奇，总算把汽保降下来了... 这里面好像有道德问题在？ 从此我感觉，“民运人士”是万万不可交往的。 我心如死灰...... 谁叫你为“民运人士”作担保？活该！ 胡安宁 2010-06-0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198 后记：协陈救火车的吴学灿，后来步我后尘，被骗二千五。倪育贤说：“ 学灿见人就说：唉，我真傻......变成了祥林嫂！” 胡安宁 2010-06-0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256 是你违法在先。 你让别人拿你的驾照冒名注册，这本身就是非法的，你还敢在这裡表功么？ 这车要不是着火车，郑义某肯送给陈军么？让你代交罚单还是轻的，车子撞了人你又该负甚么责任？ 民运里没有好东西。 yoke 2010-06-0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289 在美国，还得按这里的常规办事。不管是不是民运人士，如对其为人没有长期深入的了解，就不应替他担保。一旦借钱者赖账或无法还钱，放贷者就要找担保人要钱。唐柏桥居然叫韩晓榕不接放贷公司的电话，他难道不知道这会破坏韩晓榕的信用记录吗？ 凯源 2010-06-0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227 有手有脚的唐柏桥，为什么不去打工挣钱？ 真以为自己是渡过政府的重要官员了，可以拿年薪10万美金？ 做人没有诚，就算18头了都不能让人信服。 汪海峰 2010-06-0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192 好不容易看完了。感觉是：主要还是法轮功的功效发挥了作用。怎么这么复杂。 石磊 2010-06-0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185 没什么复杂的，民运内斗只有两个原因：一是特务，二是钱。 而且，所有的党派团体都存在这两个内斗因素，共产党也是这样，项英的命就丢在钱上，还能把权势利益之争都美化成“路线斗争”。 博讯螺杆 2010-06-0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191 貌似唐柏桥和韩晓榕的文章都比较可信，而刘青有欺骗、掩蔽、误导他的妻子嫌疑。还有不清楚的是为什么“组织‘中国和平’的名义发出退党倡议”就遭到了如此严厉的打击？为什么“公民议政”领导层的关系这么脆弱？ 幻城 2010-06-0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177 欠钱还钱，千古的道理！！！ 有些人用这样那样的借口说没有钱......当初没钱时，你也是计算好了的想赖对方吗？我真煳九条！ 汪海峰 2010-06-0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197 千古的道理是欠钱还不出就去当奴隶，不到百年前在英国可坐牢。千古的道理再就行不通了。 石磊 2010-06-0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216 “如果我正在找一份可以免掉我学生贷款的工作（比如教师，军人等）” （唐柏桥语） 这种事后来圆慌话的假设请九头唐少来，你怎么不再假设你明天中五亿美元的乐透？？？ 汪海峰 2010-06-0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206 “我的欠款什么时候还，应该由我自己来决定，我自有安排。” （唐柏桥语） 这简直是流氓说出的话。 汪海峰 2010-06-0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208 敬告唐什么桥，我真为你感到你不配做一个男人。 先不谈革命和什么主张......当初你去找别人当保时，你有没有思想准备和财务的规划？到头来你说你没了工作，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吗？ 流亡海外几百人如果都像你一样，东家骗西家敲......哎，你真的丢大脸了。 我还是那句老话，没有诚性，什么都别言。连自己都不能养活自己的人，将来还能去治理国家吗？ 我的第一反映，你是个诈骗犯。 汪海峰 2010-06-0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212 有点象是用搞政治的手段来讨债。冷静想想，这事还真不该在本坛出现。 石磊 2010-06-02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224 我与唐柏桥的交道 / 韩晓榕 有朋友打电话告诉我，唐柏桥在网上发的一篇题为《唐柏桥正告刘建安》文章，扯上我丈夫刘青。我上网查找，其中提到刘青的一段是：“你说我从刘青处拿过多少钱，你这更是血口喷人。我和刘青现在没有任何来往，我们自公民议政解散后形同陌路，你可以去问他，我唐柏桥从他那里拿过多少钱。如果我唐柏桥个人从他那里拿过一分钱，我也从此离开民运。刘青现在不可能袒护我，我也相信刘青是个诚实的人，不会象你一样造谣污蔑他人”我告诉了我刘青这段内容，刘青说他不想再看到这个名字。但是我却有些话想说，既然唐先生选择了网络公开的方式，那么我也将与他有关的交道公开一下。 唐柏桥说没有从刘青那里拿过一分钱，此话十分含煳不知所指为何。我想最大的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因为民运的事情而拿钱，一个是私人之间的拿钱。对于民运之间涉及钱的事情，我从来不参与民运，刘青也不会告诉我。但是如果唐的话涉及私人的钱财，下面二段我的遭遇，使我家为唐柏桥拿出或将要拿出约一万九千美元，算不算唐拿了刘青和我的钱，请读者看完文章后自行判断。 一 2002年的一天，唐柏桥和他太太找到我，说唐要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申办学生贷款需要担保人。唐的太太说自己尚有学生贷款未还清，所以不能为唐作经济担保人，请我千万帮他们一个忙。唐并且对我说是刘青让他找我的，那意思似乎刘青同意只看我的了。我后来才从刘青那里知道，唐在找我之前已经找过刘青，请刘青帮助他做经济担保人。但是刘青以家里经济的事情他不做主, 婉转将这件事情推开了。刘青认为这件事情他已经处理了，所以也没有告诉我唐请我们经济担保之事。听到唐柏桥夫妇提出这样的要求，我感到十分突然和为难，因为事前没有一点精神准备，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和说什么。 当面拒绝他们这一帮忙的请求，我感到会让他们和自己都难堪，情面上有些抹不开，但情面抹不开就答应我知道是不妥的。这时唐柏桥夫妇再三以人格向我保证，他们无论如何是有经济能力偿还学生贷款的，他们处事和作人的原则绝不会不偿还学生贷款，他们绝不会因为我的担保而让我惹上任何一点麻烦。他们一再和至少当时很诚恳的保证，还有我情面上抹不开难以说不，使我有些不情愿但还是答应为唐柏桥做了学生贷款经济担保人。 这真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唐柏桥在我名下的学生贷款是从2003年元月开始,贷款银行 Sallie Mae ,贷款总额一万八千一百零八元美金。2009年10月16号是唐最后一次付款。到此唐为他在我名下的贷款偿还了$3201.92美元,欠款$14906.08美元。 从唐柏桥开始偿还贷款不久，就偶然有过唐不按时还款，银行就会将交款月单寄到我的名下。我向刘青抱怨并要他告诉唐，得到不同的解释，包括忘记了和银行搞错了等等，但是唐还是说他会很快处理好，不会再有麻烦了一类的话。确实会有一段时间相安无事，但是短者数月长不过一年，相同的情况又会再次出现了。后来刘青因为公民议政出现问题并解散（此事涉及另一件与唐有关的经济问题，具体情况谈下件事再交代），不再与唐有任何来往，银行再来唐没有按期还贷款的通知，全都是我不得不直接打电话给唐。 2009年上半年开始，唐柏桥连续出现不按时还款，一次我在电话中要求唐按时付款，唐告知他经济状况出现变化，不能还款 ，以前是唐太太付款，现在他和太太的帐户已分开。当我提到一个月一百多美金，请尽量自己想法解决时，唐才恍然大悟说到，每月一百多还可以想想办法，六百多是绝对还不起了。至此，我才知道唐先生居然不知在我名下每月还款额度，唐还有另一笔每月六百多美金的欠款不知在谁名下。我真不知是该气愤还是庆幸了。去年七月，我不得已又给唐电话，唐先生说出事了，报上都登了。处理完事后会付款的。见报后才知唐先生夜晚在卡拉OK被不明身份人士殴打。此后，我查银行月单，2009年10月16号唐先生还款$141.08 美金。从此，他再也不付所欠银行贷款了。我最后一次与唐先生通上话，唐先生明确的说，他没有能力还钱了，他不在意他的信誉。还告诉我像他对付银行一样的对付银行吧，别接银行的电话，别理他们就是了。唐先生连自己的信誉都不要了，怎还会在乎我的信誉？最终唐先生也像对付银行一样的对付我，不接我的电话，不理我了。 这么多年，我在唐先生欠款问题上通过不上十个电话，自感不得已对他形成骚扰。然而我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每天有至少二个以上银行电话。我上夜班十二年，长期昼夜颠倒的生活令我困扰，我还要应对银行无休止的电话和留言。我面对的是一个当初誓言保证不会给我惹上麻烦，现在却是决心不还欠款的人，从而将我推入无休无止的经济纠葛之中。我存在三个难以逾越的问题：第一是我不还唐的贷款就是拒绝承担法定的责任，经济担保的法定责任就是贷款人不还担保人要还，我不遵守便是违背法律和美国社会赖以运转的信誉规则。第二是我不还唐的贷款必将付出沉重代价，美国社会许多必要的经济行为都是建立在信誉之上的，信誉被败坏我就无法再向银行申请我自己所需要的银行贷款。第三是我无法像唐一样让银行找不到自己，因此我将面对神经难以承受的银行无休无止的催讨。今年三月二十四号，我第一次为唐支付欠款562.18元美金。这些钱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毫无疑义是被唐拿走了。 半个小时前银行的电话又来找我，要我还钱。因为又有二个月的欠款外加迟付罚款。这就是我轻信唐先生留下的后果。 二 2006年的一天刘青对我说，他需要三、肆仟块钱将公民议政的事情了解掉。我很不理解为什么动不动就要拿钱出来，刘青说公民议政被税务局催着缴税和罚款，因为公民议政至今还没有申请非政府组织的免税帐号。而免税帐号问题在公民议政多次理事会提出，并在一年多以前的理事会上形成决议，责成公民议政执行主任唐柏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申请，为此公民议政的其他日常工作，都可以放一放完成免税申请后再做。刘青说这件事情是必须由唐去做的，因为他是公民议政唯一拿薪全职工作的理事，而申请免税帐号是办公室责无旁贷的工作。刘青说事实上其他理事还是对此事提供了帮助，例如韩东方请一个与他关系密切的律师帮助唐申请，但是一年多过去直到要结束公民议政时，公民议政的免税帐号的申请都还没有进行。没有免税帐号的组织的经营就必须缴税，超过一年之后税务局还会增加罚款，所以要依法关闭公民议政就必须付清税务局的这些钱。在公民议政最后的理事会上，主席韩东方和刘青表示承担这件办公室失职所造成的后果，公民议政所欠税款和罚款韩东方和刘青每人承担一半，交由封从德来处理公民议政的关闭问题。 而为什么坚决要关闭公民议政呢，刘青说公民议政实际上被唐柏桥劫持了。公民议政理事会形成决议要做的事情，唐作为执行主任往往一拖再拖不了了之；公民议政理事会通过决议禁止的事情，唐可以完全无视动用公民议政资源照做不误。这一点最集中体现在与法轮功的事情上，公民议政理事会曾经通过决议，为了落实公民议政的初衷，即进入大陆并设法开展政党政治，公民议政不与法轮功合作，更不可以让公民议政变成一个支持协助法轮功的办公室。刘青说并不赞同完全不能与法轮功合作，但是一旦通过理事会形成决议，办公室就不可以公然反其道而行之。由于唐完全不理会公民议政理事会的决议，以及公民议政本身的工作根本无法开展，所以公民议政主席韩东方提议，免除唐柏桥的公民议政执行主任一职，并在公民议政内部协商新的执行主任。唐柏桥回敬韩东方的手段是，他通知韩东方并告知其他理事，他不再挽留韩东方担任公民议政的主席。这就是说公民议政章程规定的最高领导人，被他提议的行政官员罢免并勒令走人。唐何以做下如此荒唐悖理之事，刘青估计当初决定由唐在纽约注册公民议政，注册中可能就有了能够最终决定组织的地位。不论真实情况究竟怎样，刘青和除唐柏桥以外的其他理事都同意支持韩东方结束公民议政的提议。 2006年9月15号，我在极不情缘，抱怨中为此开出了第一张支票，金额$3,400元美金，支票号码1579，支票左下角用中文注有“公民议政补税”。几天后刘青说还需追加$1,000美金。我又按刘青与韩东方共同承担约定，开出$500元美金支票。支票日期2006年9月24号，支票号码1582，支票左下角注有“公民议政补税”。这张支票是封从德到我家，我亲手交给他的。 以上就是我和我家与唐柏桥曾有过的二段交道。也是一个提醒，与人交往，千万不要听他说什么，而要看他做了什么。以我为鉴！ 韩晓榕 5/31/2010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030 韩东方误信某“基金会”会撒钱资助 徐水良为争利作祟搞垮“公民议政” 凡向我借钱的，我都当支助了----除了唐柏桥，为什么？因为唐一面款款与我合作“共同撑刘青”，一面在徐水良策动下，由韩东方出面对我暗中下刀子。刘青是守分际的，一直默不作声，致使议政电刊无法出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胡平最后猜到了一点，暗示我：“搞好同徐水良的个人关系......”，这我才对事变的各色人物有了大致的估摸。 （其实在徐是蓄意要搞垮公民议政，在唐则主要是经济因素： 韩东方错会某基金会意，误传圣旨称一年有多少资助。开会时刘青便提桉叫我来操办，月发工薪三千刀。我当场表示自己有画画的一摊收入，我可以以一千雇人看店，多二千给更需要的人，徐水良拿2/3，胡平拿1/3......刘青当场回话“哪有这种道理？！”，胡平低首含笑，徐水良则勃然大怒！回去地铁上，当着韩东方，唐忽然向我发问：“你一向反对‘贵族民运’今天怎么改变初衷，竟肯收钱了？！”后来怪事就频出，其实基金会根本没说定，最后还是黄了。但作为我，认定刘青知遇。关于大清对刘、江之看法，是我在会上内部通气的，不料麦卡徐后来以揭发为名公诸网上，一箭三凋。公民议政头次被迫解散，就是徐在作怪） 明白唐在后作怪，我便按约定向唐索还借贷----这是我海外唯一的一次，连对傅申奇/高光俊也未如此----我能忍不能容，因为我预计徐必发难，而我不必再有唐般口蜜腹剑的“朋友”----唐后来把搜集的攻刘青黑材料发给了曹长青，希望曹长青能像韩东方一样...... 唐曾问我对他印像，我说：眯细眼从眼角偷窥对方...... 胡安宁 2010-06-01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 唐伯桥袁红冰坑蒙拐骗无恶不作，法轮会是其避难所。 澳洲有个袁红兵，到处“借钱”，最后说债主们都是特务。墨尔本的高健先生说：这种流氓，见一次揍一次！ 美洲有个唐伯桥也是如此？纽约也该有人见一次揍一次。 为了反抗共匪流氓集团，就有义务接受袁唐流氓集团的“领导”？ 草虾 2010-06-01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070 我错了。我还以为他们（刘青、胡平等）早就发大财了呢，看来“捐款人”（台湾军情局白手套）够小气的，富士康一类的。不是赌场输光了，还是值得同情的。 石磊 2010-06-01 问题是，刘太（刘青老婆韩晓榕）算得这么精细的钱，是公款还是私款？五角换六洋的，好的时候穿一条裤子，一翻脸就恨不得吃了对方。“民运大佬”也不过尔尔。 博讯螺杆 2010-06-01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074 其实，就当刘青在赌场多输了个零头，也就不生气了。只不过是个零头。 石磊 2010-06-01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063 螺杆兄的局限是唯轮是拥 螺杆兄的学识渊博履历丰富，正义感强烈，是我历来敬佩的。但他鼓吹判断真伪民运的标准要看是否拥护法轮会，可见其局限，以为天下就是共产党与法轮会二个阵营。 博讯螺杆的问题是，刘太算得这么精细的钱，是公款还是私款？ 那么，公款还是私款就应该算得不精细？ 唐伯桥以上学的名义诈骗友人的家财，这种民主斗士、抱轮模范就符合螺杆的口味？为了“反共大业”就必须纵容这种角色？ 草虾 2010-06-01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073 如果唐真的如刘太说的那样，确实也不咋着，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根据经验，经济上的小账，我看很难说的清，特别是朋友之间，你欠我的我欠你的，前三百年后三百年，各有各的理。不过我以前听说刘青先生手里掌管着一大笔各方捐助的民运经费，反正谁管钱谁就说不清，咱是个局外人，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博讯螺杆 2010-06-01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072 胡哥（胡平），这点钱我们给解决了，条件应该不算苛刻。如果刘青肯写一封有诚意、深刻向王炳章道歉的公开信，亲自念一遍拍成视频上网，你胡哥在视频中也表个态，这点钱，正义党给解决。 石磊 2010-06-01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065 唐柏桥原来这么穷啊，有点感动。还是同情唐柏桥多一点。 仕别千日，还是无法刮目相看，唉！还是该怪徐水良不争气，当初要是把中国民主党整个地整过去，唐柏桥那能还过这种日子啊！ 刘青呢？有什么好说的，操办死人的事情也要动足脑子不让王炳章发个言，王炳章都被中共判无期徒刑了，他还要阻止美国国会通过一个营救王炳章的决议桉，要说王炳章不是政治良心犯，是“罪犯”。这是替谁卖命啊？替谁卖命，吃了亏就找谁去吧。 石磊 2010-06-01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69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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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义厅 2014-2-21 12:52
徐水良：台湾、美国支持“民运”的经费，基本都落到中共地下势力手中，变成特线经费！
【美国“万人杰新闻奖”因发现十五年来一直颁错奖给林保华、曹长青、陈破空、阮铭等伪装激进台独的中共特务而宣布取消】 美国万人杰新闻文化基金会 为什么会在成立十五年之后突然宣佈解散结束？ 作者：李勇 这个问题从０七年七月七日第十五届颁奖典礼结束宣布解散，即引起世界各地关心基金会的朋友注意，纷纷来信电话查问，为了让公众对此事有一个确切的认知，因此基金会同意把真相公开，以免出现「以讹传讹」的不同说法。 坦白说，基金会成立十五年间，曾经颁发奖金及奖牌给四十四位追求自由民主，反对共产暴政的新闻文化人，在基金会同仁心目中，他们都是当前国际精英，大部份是我们民族的嵴樑，但是，当我们回顾审视，却发现四十四位得奖的华洋人士中有多位得奖者与基金会颁发的新闻文化奖精神不符，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表现与基金会同仁的期待相反，更重要的是，他们违背了我们纪念的名作家万人杰的立场。 万人杰先生生前不但挺身而出反对危害中国的国际共产政权，对以毛周为首的各级共干军头挞伐不遗馀力，他拥护中华民国，认同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因此，他遗留下來逾千万的文字言论中，处处显示他反共爱国，反对分裂族群，製造省籍矛盾的台独恶行。 但是，我们审视所有得奖人中，有两名败类，打着反共的旗号潜去台湾，表面上是支持民进党的台独立场，其实是破坏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合法地位，他们积极把中共当作中国，把共产党人当作中国人，在他们发表的文章中，高调声称中共为中国，把所有反台独的人打成为中国人讽骂，目的除了加深台湾的省籍矛盾，制造族群对立之外，还为中共正名。这种打着反共旗号而亲共的言论，令海内外洞悉中共诡计的人深感愤怒。他们质问：他们是不是中共派去台湾卧花的「共特」？ 在这些可疑人物中，两名万人杰新闻文化奖得奖者凌峰（化名林保华）、曹长青表现最值得重视。他们不但投靠民进党成为台独基本教义派的文化打手，而且迎合中共处心积虑否定中华民国的企图。他们不但自己提笔上阵，而且影响大陆的反共作家余杰和焦国标（也是基金会审定的得奖者），并唆使他们否定中华民国，攻击抗日，剿共护台有功的民族英雄蒋中正先生，甚至把台湾光复后一批入了日籍，不甘日本投降的浪人借二二八暴动屠杀外省人的暴行形容为「国民党屠杀台湾人」、「外省人蹧蹋台湾人」，并以中共六四屠城來对比二二八的平乱，这不但否定中华民国政府护台、治台的努力，而且替中共苛暴屠城开脱。 中共方面很清楚，二二八事件是他们潜伏在台湾的土共（如谢雪红等人）利用省族矛盾所掀起的暴动，为中共「解放」台湾铺路。当年大陸上各地发生的种种暴动相似。因此，过去六十年来，中共一直宣称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响应中共的「解放革命」的起义。因此形容那是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腐败统治，向往共产革命的「义举」。 上世纪七０年代，中共借着此一「义举」大量诱使有台独倾向的台湾政治人物去中国大陆。早期有郭雨新、许信良，后来有陈水扁、呂秀莲，这些台独份子不但去大陆寻根，返回祖家祭祖，而且与中共各级共干「进行了亲切的会谈」, 甚至接受中共恐怖行动的训练，留下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照片。 那些年月，中共与台独组织的共同语言是「推翻中华民国政府」、「瓦解国民党」，把一切反共表现形容是国共斗争的延续，被中共杀害饿死的逾亿中国人大都是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残余，他们死有余辜。人心大快，党心大快，台独各级头目也随之大快﹗ 令人想不到的是，国民党虽下台，却成为台湾最大在野党。中华民国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成为更民主自由的国家。台独份子当权者基于传统及过半人民的认同，不敢不向中华民国国旗宣誓，不敢不用中华民国年号作为纪元，此种种表现令中共方面意外，而且十分反感，因此，他们表面反对台独，真实原因是对中华民国的存在既嫉又恨，誓要消灭而后快。 中共各级头目很清楚，对付台独易如反掌，他们只消挑起民族情感，高叫国土不可分裂，就可煽动海内外爱国的中国人奋身与台独对抗，尤其是在中国大陆被中共洗脑洗得愚昧闭塞的大多中国人，更是在反对台独口号中蠢血上升，不惜捨命维护中共所高叫的「国土完整」。 中共深知这种情形不可硬來，只有採取挑拨离间，分化颠覆的统战行动，才可以在短期内不战而屈人之兵顺利而迅速的「解放」台湾。正如众所週知，台湾社会中是存在省籍与族群矛盾，台独份子为了在竞选中取胜，经常利用这些矛盾，中共知道，要「解放」台湾也得利用这些矛盾。于是，他们以明暗两种方式展开行动，希望迅速达到目的。 明的方式是占领舆论阵地，这与国际共产集团所高叫的「凡推翻一个政权必需先要制造舆论」的政策相符。首先，他们以各种方法直接间接控制中国大陆。换句话说，他们把国民党时代的中华民国形容为白色恐怖，民不聊生。把民进党时代的中华民国形容为「台独祸患，分裂国土」总之，中华民国一无是处，只有等待中共「解放」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才有生机。 暗的方式是中共派遣他们的特务渗透台湾，并以名利诱使台湾贪名好利之人供他们驱策，中共特务渗透台湾的方式与他们渗透民运组织的方式相似，首先他们命派出來的特务伪装积极反共的民运人士去台湾，中共政权很清楚，自从国民党下台后，台独成为他们主要的敌人。而台独份子因中共对他们的敌视，渐渐从媚共变成拒共非共。潜入台湾的中共特务于是与台独份子接近，并在台独刊物上发表一些批共并主张台独的文字，争取台独份子信心，然后夸大国民党时代的种种禁止台独活动的表现。进而扩大描述外省人如何欺负台湾人，外省人站多数的国民党如何压迫台湾人，强迫台湾人说国语，不准台湾人说闽南话，客家话与其他话。又说国民党的军官骑在人民头上，老百姓衣食不周，而军人则有类似大陆的「特供」，军眷则丰衣足食，民间则衣不蔽体，食不裹腹，惨不堪言。 更恶毒的谰言是「国府治台期间禁止台湾年轻人攻读政治，法律科系，迫使台湾人只好选择商科和医科，这就是台湾人做医生和经商者占多数的原因。他们把日治时代日本人对台湾人歧视禁制的手段转移到国府身上。栽植到蒋氏国民党人身上。 更令人诧异的是，他们把台湾人成立的国语推行委员会，（会长是台湾人洪炎秋）推动国语的努力形容是国民党的暴政，因为国民小学校有禁令，在学校说台湾话罚五角台币，这种强迫台湾人说国语的做法，是明显的欺负台湾人，是国民党统治台湾的恶行。 从台湾出來的人，不论本省或外省人都很清楚他们所说的暴政，全是谎言，目的是向台独基本教义派输诚，让他们可以领到有台独倾向刊物的丰厚稿酬。还可以完成中共在台湾制造社会动乱，族群敌视，省籍冲突，政府分裂的阴谋。 在海外从事民运活动和对民运活动有深刻认识的人都知道，中共在六四屠城导致大批年轻人逃来美国，求庇护之际，也派遣特务混在他们之间来美国。这些特务反共的表现比民运人士积极，叫起自由民主的口号比民运人士响亮，因此，他们很快得到美国移民局给他们的政治庇护，也赢得了真正民运人士的信任，有些甚至令台湾來反共立场坚定的人欣赏。于是他们开始在民运阵营中制造谣言，令民运人士彼此对立仇视，在蓄意挑拨离间下，民运阵营四分五裂，几个民运领导人因此互相攻击丑化对方，几年下來，民运力量消弱，民运组织瓦解，并导致台湾方面的援助中断，甚至敌视他们。就连同情或资助民运组织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因此袖手，中共只消派几个特务，就已为他们除去心头大患。何况对付台湾这样一个有人有钱而不肯归顺的地区。他们岂有不派人潜去破坏之理。近几年來，台湾不少蓝营人士转而把当年的共匪称为中国，甚至高调要「联共制台独」，甚至有人认为，中共已经改变，因此反共立场应该调整，至于少数人继续反共，是受了冷战思维影响或者是受了掌政的台独人士利用，是非颠倒至此，岂非潜去台湾的文化特务的功劳？ 有一个最显着的例子是，当前蓝营人士纷纷投共之际，只有马英九还坚守立场，于是台湾的共特就集中火力从文字言论上攻打马英九，表面上是为台独倾向的民进党扬声助选，其实是效忠中共的统战，把马英九「逼上红山」，促使他放弃反共拥护中华民国的立场，令马英九变成与连战，宋楚瑜，郁慕明一样,也去中国大陆与共干军头握手言欢。 好在马英九不上这个当，他为选举反对台独倾向的民进党，为台湾生存坚决反对海峡对岸那个残暴赤色的敌人，因此他展开「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公投运动」，使台独份子和中共政权两皆愤怒，于是为中共去台湾卧底的共特奉中共之命加强对马英九的攻击，因此我们在此呼吁马英九及马营人士不要中计，也希望台独组织中人不要被「卧底共特」离间，让台湾二千三百万人好好的按照民主程序选出他们所属意的下届中华民国总统，然后在政府主导下，团结一致对付中共这个庞大的外侮，保障民主台湾二千三百万人的安全。 万人杰基金会是纽约传统侨社一个新闻文化组织，参与者对当前中国局势都有深刻了解。对海峡两岸的极权与民主对立也有很多的认识，因此经过长期观察, 断定当年审查颁奖的工作有瑕疵，误把共特当作与万人杰先生立场一致的反共斗士，不但公开颁奖表扬，还分别给他们三千美元奖金。基金会同仁为工作疏忽所造成的错误痛心疾首，因此，除了致函给有「共特」之嫌的两名得奖者索回奖金与奖牌外，并负疚向传统侨社团体道歉，同时决定停办万人杰基金会颁奖事宜，宣布解散基金会，经万人杰夫人陈智明女士同意，第十五届颁奖典礼结束后万人杰基金会停止运作，并把万人杰夫人交由基金会保存的资金系数退还，万人杰基金会从此走入历史﹗也许这也是共特处心积虑想达到的目标。但也是我们对侨社负责的决定，希望海外华人谅解。 ◇ 李勇 2013年9月25日 中华民国九十七年六月十日 （摘自《大纽约地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盟讯第五期） 编委会地址﹕39 Bowery, #503, New York, N.Y. U.S.A http://ncmtv.us/content/李勇萬人傑新聞文化基金會結束的真相 徐水良在“共舞台”论坛对李勇文章评论如下： 表个态，我的长期研究，倾向李永意见。 只是，实际情况的复杂程度和中共的渗透，都比一般人能够设想的复杂得多。万人杰的上当，比一般人设想的还要严重得多。台湾美国支持民运的经费，基本上落到中共地下势力手中，变成特线经费。 包括中共对台湾对侨界的渗透，也远超许多人想象。有朋友到台湾常住仔细研究以后得出结论，套用中共习惯的口气说：“台湾情报机构在我党控制之下。” 徐水良 2014年2月11日 http://gongwt.com/shows.php?BD=0ID=173329 台湾闹“文革” 总统亲自接见“绿卫兵” 据调查发现，“民运人士”多为善变的“多面人”，他们之中许多人当年在国内为了获得提拔晋升、保送上大学、公费出国的机会，都曾向党组织表示“要把青春献给祖国”，还不惜出卖身边的朋友、同事、恩师甚至亲属，揭发他们如何对党不忠。而当这些“民运人士”到了海外之后，却又摇身一变，争先恐后地投靠外国反华机构及台独势力，整天鹦鹉学舌般地叫嚷“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要求美国通过法案制裁中国，要求美国法院审判胡锦涛，要求台湾拒绝与大陆实现统一，甚至跑到李登辉跟前说“山东也可以独立”，跑到陈水扁跟前说“要把晚年献给台湾”等等。凡是有名利可图，“民运人士”什么都做得出，什么都说得出。以下仅以不久前某些“民运人士”受陈水扁接见时的丑恶表演为例，向公众展现他们见风使舵、见缝就钻的投机嘴脸。 2006年4月20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华盛顿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台湾当局为了干扰国际舆论对这次中、美两国首脑峰会的关注，蓄意煽动岛内的反华情绪，推行“去中国化”政策，于是特意安排“中国民运人士”抵达台湾，接受陈水扁的召见，并授意台湾媒体进行现场采访。 据悉，这次被陈水扁钦点召见的“中国民运人士”有阮铭、林保华（化名凌锋）、杨月清、曹长青、胡平、王策等人，长期以来他们在海外都致力于反华、台独、藏独以及监视和控制海外民运的间谍活动，深得台湾当局的宠幸。 尽管陈水扁向记者介绍说，访宾都是“伟大的异议分子”，也是他所崇敬的“政治良心犯”，但是，其中只有王策一人真正有过在中国被判刑和囚禁的经历，勉强称得上“政治良心犯”。1998年西班牙公民王策受台湾情报机关派遣潜入浙江省，企图控制大陆异议人士所组建的“中国民主党”，结果被判刑五年，后提前释放。 “伟大的异议分子”、“中国民运人士”林保华因受到“总统”亲自召见而激动万分，热泪盈眶地向记者表示，对他而言，世界上“任何自由民主的地方”都可以是他的“祖国”，所以他准备“把自己的晚年献给台湾，希望能为台湾做一些事”。林保华还呼吁“总统”带领“执政团队”（即民进党）明快地解决目前台湾政局的纷扰（即肃清岛内反独呼声），并指出只有坚持“台湾的主权地位”，才能坚持“台湾的民主自由”。 另一位“伟大的异议分子”、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的阮铭则向“总统”提议，台湾应制定一部“政治庇护法”，收留从大陆投奔来台的“中国民运人士”。阮铭还强调，台湾应联合全世界的“自由力量”，“不让专制的中国来吞并台湾”。 颇有口才的“中国民运人士”曹长青则向“总统”提出三点看法：第一，“中国不可信”；第二，“中国不可躲”；第三，“中国不可怕”。他指出，中国目前正采取“以经促政”的统战策略，想把台湾纳入其“独裁政体”，因此，他支持陈水扁严控两岸的经贸往来，以免让中国“掏空台湾的经济”。 隶属台湾“军情局”的《北京之春》杂志社主编胡平则向“总统”汇报了自己的观察和忧虑。他说，未来中国要么政治连同经济一起崩溃，要么就会发展成为“更为庞大的怪兽”，这样“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恐是一大危机”。其言外之意是，为了不让中国成为“人类文明”的“危机”，就必须得让“庞大的怪兽”中国彻底崩溃。 坐在一旁的“中国民运人士”王策这时也赶紧表示，他非常赞同“总统”日前向《费加洛日报》提出的五点主张，包括“中国不再打压台湾”、“中国公开宣示放弃对台动武的企图和准备”、“中国撤除对台所部署的全部飞弹”、“中国取消反分裂法”、“只要中国一日不实现民主，两岸就没有谈判的空间”等等。 最后，“总统”陈水扁做了总结性的发言，他指出，“昨日的苏联”或许就是“明日的中国”。鉴于苏联已经解体，中国难免也将步其后尘。陈水扁不失时机地大声强调说，从“公投”到“终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民主”，也就是要让台湾不能只有“终极统一”的唯一选项。再一次暴露了台湾当局以“民主”作幌子，妄图实现“终极分裂”的梦想。 许多身居海外的大陆民运人士从台湾电视节目中看到这幕丑剧之后，都感到非常气愤，纷纷指出林保华、曹长青、胡平、阮铭、王策、杨月清根本不能代表“中国民运人士”，他们其实是台湾间谍，是恶棍和文痞。还有一些民运人士指出，上述几个人这次去台湾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配合陈水扁打所谓的“民主牌”，从而向他们的主子讨赏钱，发一笔横财。 有民运人士指出，王策当年赠给浙江民运人士王有才的一千美元根本就是“作秀”，非但帮不了国内民运什么忙，还给大陆当局全面镇压“中国民主党”提供了借口。还有民运人士指出，胡平、阮铭等人诋毁王炳章，挑起海外民运内斗，他们是民运的罪人。“文革”造反派出身的阮铭一贯多变，不是极左就是极右，如今又变成“急独”。阮铭的个人品行也十分卑劣，曾猥亵“六四”学生领袖柴玲，强奸未遂，还撰文诽谤公开反对台独的民运人士鲍戈，充当民进党当局的打手。 另外一些民运人士还指出，林保华的老婆杨月清平日里仗势欺人，骄横跋扈，对海外民运骂个不休，还逼迫民运人士赵品潞为其提供性服务，把“猛男”身子弄垮了。民运人士魏京生指出，曹长青、林保华在民运人士面前向来自称“不是民运人士”，还动辄“谴责”民运人士，但是当他们每次去台湾时，却大吹自己是“中国民运人士”，以谋取台湾当局资助“海外民运”的巨额经费，真是恬不知耻。 此外，同性恋者王丹3月15日跑到台湾协助陈水扁宣传“中国威胁论”的做法，也受到许多海外民运人士的批评。据台湾媒体报道，王丹在“国策研究院”公布“台海两岸及台湾对外关系”报告时表示，“如果十年后美国牵制中国的因素不存在了，中国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必然大增，台湾未来的前途恐非由两千三百万人决定。”王丹还说：“不管大象是不是要踩死兔子，台湾也无法改变就是兔子的现实。” 徐水良 2006年4月25日 http://a.disquscdn.com/uploads/mediaembed/images/833/9297/original.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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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义厅 2014-2-12 22:30
民联主席抹黑民主运动：我一生遇到的坏人80%以上是民运人士，比社会上的坏人更坏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徐水良夜以继日在网上造谣诽谤民主运动代表人物，持续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直至罹患胰腺癌也不罢休，其执著程度堪称中外罕见。2009年5月24日，徐水良更在网上发表他对民运群体的结论：“我碰到的坏人，80%以上，是民运人士。而且，其中最坏的人，全部是在民运圈中碰到的。与民运圈的坏人相比，社会上的坏人，简直不算坏人。”此言一出，引起公愤，徐水良立即沦为过街老鼠，遭所有民运人士鄙视。当然，也有人会赞赏徐水良骂得痛快骂得好----那一定是民主运动的敌人。 徐水良的原话如下： “我这辈子，接触过、打过交道的人，成千成万、成千成万。而与民运人士打交道，因为历史长，大概算是打交道比较多的一个人，但我算算，打过交道的，也不过是二百来人。可是，我粗粗估算了一下，我这辈子遇到的坏人，如果不算在坏人集中的看守所、监狱和劳改队中碰到的坏人，那么，我碰到的坏人，80%以上，是民运人士。而且，其中最坏的人，全部是在民运圈中碰到的。与民运圈的坏人相比，社会上的坏人，简直不算坏人。即使劳改队监狱中的坏人，也没有坏到这种程度。我经历过很多很多，回忆起来，心酸不已，不说它了。这个狭义民运圈几乎已经变成了花瓶民运圈，已经变成一个沦陷区。” （摘自徐水良文章《花瓶民运可以休矣！》） 花瓶民运可以休矣！ 现在的国内，老百姓铺天盖地反共，不仅网路上，而且家里，街头巷议，菜市场老头儿老太太见面议论，全都在骂共产党，赞杨佳，赞邓玉姣，赞他们拿起匕首、修脚刀，对付共产党，赞他们杀贪官或共产党走卒。 但是，花瓶民运对老百姓关心的事情，却不关心。他们在那里自顾自做与老百姓没有关系的走路秀、讨论秀、白衣秀，自顾自出风头，骗老外的资助。自顾自赞扬89民运的缺点，把64纪念重点集中到“89民运不反共”等方面。他们还站到民众对立面，大反“民粹”，恶毒咒骂杨佳，甚至把杨佳称作纳粹法西斯。他们反对革命，反对民众和杨佳的暴力，搞08宪章，要和解合作。他们努力扑灭铺天盖地冲天而起的反共怒火，努力转移大方向，把大家注意力转移到没有多大意义的事情上去。 花瓶民运站到远不足5%，与民众对立的势力一边，置95%以上的民众于不顾。 他们不关心民众，民众也不会关心他们那种与民众没有关系走路秀、讨论秀、白衣秀。 花瓶民运，可以休矣！ 我这辈子，接触过、打过交道的人，成千成万、成千成万。而与民运人士打交道，因为历史长，大概算是打交道比较多的一个人，但我算算，打过交道的，也不过是二百来人。 可是，我粗粗估算了一下，我这辈子遇到的坏人，如果不算坏人集中的看守所、监狱和劳改队中碰到的坏人，那么，我碰到的坏人，80%以上，是民运人士。而且，其中最坏的人，全部是在民运圈中碰到的。 与民运圈的坏人相比，社会上的坏人，简直不算坏人。即使劳改队监狱中的坏人，也没有坏到这种程度。 我经历过很多很多，回忆起来，心酸不已，不说它了。 这个狭义民运圈几乎已经变成了花瓶民运圈，已经变成一个沦陷区。 这个沦陷区，纯是一个是非之地。即使你是天使，他们也能众口一词，把你抹黑成魔鬼；相反，即使是魔鬼，特务线人们也能把他打扮成天使。 这个沦陷区，不是人待的地方。 多年以前，我就开始努力撤离这个沦陷区，并且争取这个圈子中尽可能多的真民运朋友一起撤离。然而，我们这一辈子，为民主事业、民主运动奋斗，为民主运动担杀头坐牢风险，我个人，为民主运动坐牢十几年，为民主运动付出了我最好的年华，付出了三十六七年来自己的几乎全部人生精力。我们与民主运动，生死相依。我们与狭义民运圈的联系，形形色色，千丝万缕。要撤离，比进入还要难。撤离工作相当艰难。 自从2004年我卸任民联主席，坚辞民联总部委员职务，退出公民议政，以后，我不再有民运职务，事实上已经不把自己看作这个圈子的人了。去年声明退出民联，我就不再是任何民运组织的成员。但是，因为历史原因，往往藕断丝连。 今后，应该与这个圈子离的更远点。除了某些私人关系必须保留，这个圈子的公开活动，除了某些特殊场合，像与达赖喇嘛见面之类，其他纯这个圈子的活动，应该尽可能不去参与。 没有办法，是我们发起了民主运动，连民主运动这个名字，也是由我在1979年取的。从那以后，我就被自己和社会盖上民运人士的印记。虽然从民主墙开始，我就颇不悉于同狭义民运圈中许多人为伍。 但是，我们既然发起了民主运动，走上了民运道路，我们不会离开这条道路，不会脱离民主运动，我们永远是民运人士。 只是，我们不再是狭义民运圈沦陷区的民运人士。我们将是狭义民运圈沦陷区之外的民运人士，也许将是未来或许会形成的第二民运圈的民运人士。 民运圈是政治圈，事关社会和国家的未来。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关注和批评狭义民运圈沦陷区这个圈子，但是，今后，我们不再以这个圈子成员的身份来批评这个圈子。 《网路文摘》主编徐水良　 2009年5月24日 http://blog.boxun.com/hero/200905/xushuiliang/11_1.shtml 海外民运就是一窝即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狗屎 今年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各种人士在各地有很多纪念活动，也有人在反思“六四”后海外民运的高潮和失落。从1978年西单民主开始的当代 中国民主运动，其主要参加者基本上都来到了海外。这其中还包括客死异域的刘宾雁、王若望等老一代自由化分子。所以，海外民运是中国最近三十年来的民运力量 的汇聚之所在。 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断言：中国海外民运已经遭遇了历史性失败，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失败”。“历史的失败”可以再卷土重来，而“历史性的失败”，则是被历史淘汰，此路不通，必须放弃。 民运组织分裂瘫痪 在 1989年“六四”事件后的几个月里，中国海外民运的参加者的人数一度超过了5000人，真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现在，算上那些为获得难民身份而滥 竽充数的人，所谓的“海外民运人士”多说也才200来人。但是，各种不同名目的民运团体竟多达五、六十个。很多组织仅有一个人，带领一些难民摇旗呐喊，虚 张声势。这就像那些在大街上叫卖的小贩，做一些骗人的生意。 1982年在美国纽约兴起的“中国之春运动”和随后在第二年成立的“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联) ，是当代中国海外民运的开端。而民联从一开始就是被台湾特务情治机构一手控制的组织。台湾当局当年将反攻大陆的一些经费，比如飘流天空和海上的宣传品，拿 出一部分，给民联作为经费。而台湾全部的资助最初仅在王炳章一人的掌握中。 王炳章是海外民运第一个大“贪污”者。有人估算过，在他担任民联主席期间，有三十万捐款被他中饱私囊。他为了长期贪污这些经费，在民联的第二任主席胡 平上台后，他抓住财权死死不放，让胡平作一个傀儡主席。王炳章当时在民联中有一批铁杆追随者，他试图当民联的太上皇。但是，后来胡平等人，联合丁楚(真名 房志远)、薛伟(真名王元泰，曾因强奸罪在四川服刑十年) 、伍凡、吴方城等人，将王炳章开除出民联组织，这就是海外民运历史上著名的“罢王风波”。 在民联罢王风波愈演愈烈的时候，正是当年八九民运如火如荼的时刻。所以，民联的人没有去支持国内的民运，而是将全部的人力和物力用于了内斗。两派不断在报刊上刊登广告，互相辱骂。继之又诉讼到法院，势同水火。 王炳章率领一些追随者离开了民联，另外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但不久之后也不了了之。后来，王炳章又试图控制在“六四”后美国成立的自由民主党，而再 次被留美的中国学生所抛弃。到后来他堕落到在美国做所谓的“蛇头”生意，将偷渡客非法运到美国申请政治避难赚钱，被美国警方当场抓获。经历了几次这样的丑 闻后，他在美国的民运圈子里已经是臭不可闻，人见人躲。他不得不再次用冒险来展示自己的存在，先后两次用假证件进入中国大陆，被捕后至今在监狱坐牢。这就 是一个海外民运的开拓者的堕落和覆灭之路。 “罢王”之后，民联元气大伤，已经进入衰退之途。而罢王的内斗，则为海外民运首开先例，成为日后无数的内斗的先河。 1993年1月，民联和后来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民阵) 在美国华盛顿举办合并大会。当时刚刚出国不久的王若望被四分五裂的民运人士推举为“共主”，出面整合海外民运。他率领被人称为“民运中的江青”的夫人羊 子，周游列国。但是没有想到，最初力推他出面担任主席的徐邦泰、朱嘉明、杨建利等人，大搞黑箱操作，调动很多假代表到会，最终“图穷匕见”，将王若望抛弃 出局，徐邦泰自己突然从背后出击，当选为所谓的“中国民主联合阵线”(民联阵)主席。 当时出席此次会议的很多民阵和民联代表，不承认大会的合法性和新成立的民联阵，并表示要继续保持民阵与民联的称呼和组织。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民联 阵的人，与继续坚持保留民阵和民联组织的人之间，展开了全球大战。攻击谩骂、造谣威胁、法律诉讼、肢体冲突，无所不用其极。直到1993年年底，民阵和民 联在澳洲再次召集会议，恢复了这两个组织的运作。 民联阵成立后，围绕摇钱树《中国之春》，徐邦泰、朱嘉明与胡平、于大海、薛伟等人，展开了拼死争夺。除了相互攻讦和控告外，还试图对个人的财产加以侵 夺。他们都明白，谁占据了这个杂志，谁就有了台湾的资助，当然，也就成为台湾情报机构的附属。原民联的“联委会”主任徐邦泰后来当上了《中国之春》的社 长，这给他提供了贪污的好机会。而薛伟、胡平等人则另外创建了《北京之春》杂志，成为台湾在民运中的另外一个情报据点。 这位据说是秘密国民党员的徐邦泰为人下作到了极点。他一方面对给杂志投稿的人说，杂志的经费紧张，不能支付稿费，但另一方面，他将家里的各种开销，包 括宠物猫的食物购买发票，也用来报销。几年下来，他也贪污了30多万美金。在这些民运蛀虫的贪腐之下，《中国之春》最终不得不于2000年彻底停刊。 1998年秋天，当时的民联主席吴方城坚决反对魏京生出面组织的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再次导致了民联的分裂。吴方城作民联主席四年，但却不想退位，表面上他道貌 岸然，其实是心怀鬼胎。在1998年民联在加拿大举行大会前夕，他操纵修改章程，试图再次控制民联。而在他退下后，又推出徐水良来担任主席。至此，民联已 经基本上没有人了，开会全球代表大会时也就是几个人参加。 民阵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不久，在巴黎成立的。当时主要的组成人员是“六四”的流亡者、海外留学生和华侨。在民阵筹备期间，筹备小组的组长陈 一谘原来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他到处打着赵紫阳的旗帜招摇撞骗。此人官僚习气浓厚，开会时经常信口开河，还在流亡中就给一些人封官许愿，让他们 未来到中国担任省长、市长之类。由于陈一谘的表现很令人讨厌，所以，他没有当选民阵的第一任主席，而仅仅担任理事。从此，陈一谘就心怀不满，时刻想夺回民 阵控制权。 他与担任民阵秘书长的万润南展开了激烈较量，被称之为“万陈之争”。万润南原是四通公司的总裁，算是有钱的人。在民运中他负责筹款。他主管民阵中的大 陆工作，支付费用是秘密的，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和猜疑。后来到处传说他贪污民阵的捐款，有150万美金的账目不清楚。而陈一谘攻击万润南最严厉的一点就是 财务账目不清。在民阵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两人就反目成仇，互相在媒体发表文章攻击。而民阵内外一些反对万润南的势力，也在香港的一些杂志上不断刊出攻 击万润南的文章。 陈一谘本来很想在1990年秋天的民阵二大上竞选主席，但是，他在民阵中的影响力远不如万润南。万润南担任秘书长，控制了财务和人事权，在各地培植了 一批追随者。所以，陈一谘就想找人来压倒万润南，让万润南不能出来竞选主席。当时正好方励之从美国驻华使馆里流亡海外，来到英国的剑桥。民阵主席严家其、 秘书长万润南、理事陈一谘等人，就到剑桥游说方励之出任民阵主席，被方励之断然拒绝。而后来还找到刘宾雁出来参选，也被刘拒绝了。 就这样，万润南在看到有必胜的把握下，出面竞选民阵的第二任主席并当选。而陈一谘推出一个朱嘉明与万润南竞争，朱嘉明因为在民阵中没有根基而败北。他失败后一心想报一箭之仇，处心积虑要打倒万润南。为了打倒万润南，他甚至不惜将民阵打乱和打烂。 民阵的万陈之争就像民联的罢王风波一样，是民阵由盛到衰的转折点。陈一谘在民阵二大后彻底脱离了民阵的活动，据说在海外还分别向美国和台湾的情报机构出卖过他原来知道的一些秘密情报，以换取金钱。 在民阵成立初期还有个插曲。陈一谘等流亡者好色成性，经常要想方设法追逐女人。有一个女孩先是与陈一谘同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投到阮铭的怀中。而阮铭 原在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室工作，因为在文革中参加造反和有男女作风问题，被中共开除党籍和公职。他来到海外后，多次打出胡耀邦智囊的称号，以获得人们的重 视。就因为这个女人，陈一谘与阮铭闹翻了。而据说这个女人还与不少民运圈子的人有染。后来在美国，这些民运人士还在纠缠该女人，她就用了一计来整治他们。 她将全部的旧情人分别约会到一个店里在同一时间吃早餐，她却没有露面，让那些好色民运人士个个面面相觑，尴尬不已。 说起民运人士的男女关系之混乱，有很多笑话。朱嘉明当年攻击万润南时说过一句话：万这个人政治野心太大，为了在政治上获得成功，连女人都不喜欢了。但 万润南何尝是柳下惠。他从巴黎到纽约后，就与原来四通公司的一位蔡姓女士同居在一起了，而他的太太当时在北京。这位女士对于万润南与其他女人交往非常在 意，醋意很浓。后来，万润南与她分手后，该女士还将万润南当时的一些生意伙伴的资料拿去了。而万润南从纽约到美国的旧金山湾区后，又试图与一位李姓的原民 阵总部女秘书搭上关系。这位原来在澳洲的女士，先是与自己的丈夫离婚而与民阵总部的一位副秘书长同居，后来又到美国嫁人。不仅这位李姓的女士不愿意与万润 南亲近，她当时的丈夫知道了万润南的意图后，大为愤怒，当面让他保证不再骚扰自己的太太。 民阵在1993年1月的华盛顿大会上也遭受重创。后来再次打出民阵旗号的人，也基本上是民阵中原来的非主流人士。到去年夏天，民阵还公开分裂为两个， 分别被称为“费良勇民阵”和“王国兴民阵”。反对费良勇一派的说词是，费投靠台独势力，倾向民进党，在民阵内部排斥异己。而指责王国兴的人则说，他们在魏 京生的支持和怂恿下反对费良勇，但因为在民阵内部没有多数的支持，就分裂出去，另立山头。本来就没有几个人了，再分裂为两派，就更是孤家寡人了。 不仅民联和民阵屡次纷争，而最终分崩离析，就是在美国成立的自由民主党，也几次分裂，形成所谓的“王炳章自民党”和“倪育贤自民党”。倪育贤从八九年 贪污美国华人给民运的捐款开始，时时有丑闻传出，不是贩卖人口，发难民财，就是嫖娼，最终还被一位难民告上法院，说他对未成年的女孩实施性犯罪。所以这两 个党魁在腐败堕落上，真有一比。 民联阵成立后，也是风波不断，丑闻连连。内部因为分赃不均，就有人到台湾向给钱的机构揭发控告。1997年，民联阵本来要与“王炳章自民党”合并。此 刻，王炳章已经因为失去了台湾的信任而被他的部下抛弃了，王策是主席。但王策刚刚当选为民联阵-自民党主席后，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就不予承认，自己重 新宣布恢复民联阵的组织。 1998年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中国民主党的组党活动。这个组党活动失败后，在海外出现了七个民主党组织，相互攻击，否认对方是民主党，指责他人是“中共 特务”。张宏堡的中功组织和后来的中国影子政府、彭明的中国联邦发展委员会、刘国凯的中国社会民主党，都无一例外地发生了严重的不间断的内斗和分裂。甚至 在不是民运组织的“中国人权”和中国独立笔会里，也因为人事纠纷和资金分配不均，以及贪污私吞捐款等等丑闻，闹得沸沸扬扬。可以说，没有一个民运组织或者 民运的外围组织不发生贪污丑闻和内斗的。 今天，海外民运组织全部是名存实亡。没有正常的运作，没有会费，没有会员，更没有新人加入。王丹自己在台湾说，海外民运已经彻底失败。民运的人数越来越少，而组织越来越多。这岂非怪事？ 其实也不怪。海外民运组织的内斗和分裂基本上有两个原因。一是争夺钱财。有一个山头就可以印刷名片，到处化缘讨钱。特别是向台湾要钱。而掌握了这个山 头，就能吃上民运饭。二是做难民生意。开始在一些国家，比如澳洲，当局只是给民运组织中的负责以政治避难的身份。所以，很多人为了避难留在澳洲，就要争当 民运组织的头头。如果在选举中失利不能当选，就自己另外拉起一个山头来当大王。而后来，一些所谓的民运组织，特别在美国出现的像倪育贤的自民党和很多民主 党组织，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做难民生意而成立的。他们招揽一些偷渡到美国的华人，让他们出钱，给他们伪造文件和证件，参加各种示威游行活动，为获得政治避难 创造条件。为了抢夺难民的生意，各个民运团体之间也要大打出手。 民运领袖名声扫地 与民运组织的分裂瘫痪相对应的是：民运领袖的名声扫地，臭不可闻。徐水良在宣布退出民联时说，他一生中遇到的坏人，百分之八十是民运人士。而这些所谓的“民运人士”，如将这块遮丑布去掉了，就显示出他们真面貌：人渣。这么多人间的败类集中到民运中来，绝非巧合。 中国古人讲做人要有“三立”：立德、立言和立功。道德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在观察这些民运人士时候，可以暂时不管他们的政治见解如何，而看看他们为人处事的做法。观察一个男人，从他对待朋友和女人的态度上，可以判定其道德水准的高低。 我们先来看看魏京生。他在中国大陆时期，人们知道的有过三个女人。第一个是平妮。平妮的父亲是藏族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叫平措，后来在中国国家民族委 员会担任过领导职务，但是因为民族主义的问题被中共关押起来。在文革时，平妮的母亲也在1966年因为无法忍受凌辱而自杀身亡。平妮年轻时是藏族中少有的 美女。现在，平妮生活在德国，嫁给了一位德国汉学家。在1996年前后，平妮不断地给人打电话，发传真，揭发魏京生强暴她的罪行。当时魏京生被提名为诺贝 尔和平奖候选人。平妮的资料，有中文的，英文和德文，她还寄给了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揭发魏京生的暴力手段和对她的强奸霸占。按照她的说法，文 革开始时，魏京生与弟弟魏晓涛是红卫兵组织“联动”成员，经常去她家打抢，也强暴了她。 另外一位是法国女人玛丽（Marie Holzman），她的中文名字叫侯芷明。1979年，当年还是年轻女大学生的玛丽与法国外交官白天祥结婚来到北京，她经历了北京民主墙的民主运动。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她对中国的魏京生等人非常崇拜，那时就与魏京生好上了。 他们的关系也充满着风风雨雨。此后白天祥和玛丽离婚，玛丽一个人回到巴黎。在魏京生入狱以后，她撰写过300多篇文章，介绍魏京生的事迹。将魏京生变 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民运之父”。就是这样一位为魏京生奉献了多年时间的法国女性，在魏京生来到海外后，也经常和魏京生发生激烈的冲突。魏京生指责玛 丽企图控制他，利用他的资源，利用他来出名和赚钱。或许真正的原因是玛丽已经年老色衰，魏京生有了更多的女人，就将她抛在了一边。 魏京生与童屹女士的关系演变，也令人心寒。童屹在八九民运时担任对话团的秘书。“六四”以后她中断了学业，也曾经被拘留审查过。从1993年11月开 始，童屹给魏京生担任秘书。1994年4月魏京生和童屹同时被捕，后来童屹被判处劳动教养2年半，给她加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 当时在北京的人就说，童屹和魏京生不仅是秘书和老板的关系，他们还住在一起，是同居关系。后来童屹离开劳动教养的农场，在1997年来到美国。童屹到 海外后，在很多场合高度评价魏京生，也到处呼吁释放魏京生，俨然就是魏京生的代言人。魏京生也在几个月后来到美国。通常人们认为，他们这对患难情侣，还会 再继续好下去。但当童屹抱着鲜花到机场去欢迎魏京生的时候，魏京生并没有理会她。魏京生彻底冷落和忘记了童屹，他身边有了其他的女人。一些女人被魏京生的 “民运之父”光环所诱惑，投怀送抱，而魏京生也是来者不拒。而据说魏京生认为童屹不够漂亮而离开了她。 出国后，魏京生在玩弄女性方面，毫无隐讳和羞耻。他长期与有夫之妇黄慈萍在华盛顿同居，众所周知。而黄慈萍还担任他的秘书。黄慈萍算是才女，也比魏京 生年轻很多。就是这样，魏京生在各地也不断传出勾引女孩的丑闻。还有的女孩利用魏京生办理去美国的手续，他就要女孩陪他上床。在找不到女孩的时候，他还让 人找妓女给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他又托人购买伟哥，时常带在身边。在外出开车时，他很愿意携带一为女士同住。 一位香港的戴萍女士，2007年发表了一部小说《好吗兄弟》，小说文本写的是魏峻明、魏小文兄弟，书中的魏峻明是“中国最著名的民运领袖”，“被传媒 称为‘ 中国民运之父'”，读者都会联想到是魏京生、魏晓涛兄弟。在魏京生第二次被判刑的时候，戴萍来到北京，见到了魏京生的弟弟魏晓涛，发展出一段恋情。魏京生 去了华盛顿之后，戴萍又从香港到华盛顿，跟随魏京生同居生活过一段时间。而此刻，黄慈萍也在魏京生身边。所以，魏京生算是有“齐人之福” ，但却让黄慈萍痛苦不堪。而这位戴萍也算是寡廉鲜耻的女人，为了写书出名，不惜与魏家两兄弟上床，还要将黄慈萍也牵涉进来作三角游戏。书中有很多令人恶心 的描写。 一位评论者在读了小说后写道：“在书中，除了从小魏对大哥的崇拜敬仰，我们没有从大魏身上看到一点亲情的影子，就像是他的整个狱后生活都是在研究女 人，与他那可悲的生理缺陷作着斗争，与最崇拜他的弟弟进行着电影上最流行的争风吃醋活动。每当看到对他生活细节的描写，我就不禁暗自庆幸，人，还是本分些 好，民运这淌浑水，还是不要搅合了！” 对待民运的朋友，魏京生表现得很残酷而无情义。徐文立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徐文立因为与魏京生的看法不同，而且他的资历也比魏京生高，所以，魏京生反复 造谣攻击徐文立。在徐文立1998年被捕判刑入狱后，魏京生在海外多次宣布说，徐文立是中共特务，中共为了培养一个能与他齐名的民运领袖，特意将徐文立下 狱，增加其声望和资历。他还说徐文立根本不在监狱里，而是在宾馆里享受。他甚至还告诉美国国务院，让美国方面不要办理徐文立到美国来保外就医，试图让徐文 立困死在中国。 刘青是中国人权主席，当年他为了救援魏京生而坐牢10年。但是，来到美国后，魏京生不断攻击刘青，说刘青掌握了美国给中国民运的捐款，没有请魏京生来 主持中国人权的事务。后来他要求美国方面给中国海外民运的捐款，全部通过他来分配，不给刘青。结果刘青这位他当年的“恩人”，不得不与他公开决裂，由朋友 成为手。 目前在海外还有一位很活跃的人物是杨建利。他参加过很多民运团体，比如：民阵、自民党、民联阵等，还有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和现在的“公民力量”。 杨建利在海外民运中一贯擅长投机和黑箱操作，野心勃勃而诡计多端。本来杨建利以其资历来说，在海外民运中算是晚辈。1979年民主墙时代的人，基本上 都在海外了。而当时也有不少留学生的精英曾经加入过民运的队伍。杨建利善于组建自己的小舰队，有一个死党的圈子。利用这个圈子，他设计了很多打击其他民运 人士的计谋。他知道，只有将别人打压下去搞臭之后，他才能在民运中出人头地。 在民阵成立大会上，当时还没有人认识的杨建利就出面竞选民阵的主席。他明知不会当选，但是他企图通过竞选给自己大大提升知名度。果然，他不久后成为民 阵美国分部的主席。他利用这个分部，发展了自己势力，形成了“杨建利小舰队”。他们策划最先是通过组织选举运作，将杨建利的同年龄同背景(如留学生) 的人排挤出去，让杨建利成为胜利者。此外更为恶毒是，他们将不断来到海外的大陆民运领袖的缺陷收集起来，匿名加以攻击，使得他们身败名裂，丧失了作民运领 袖的条件，而突出杨建利的地位。试想，所有的民运领袖都不行了，那不久是杨建利的天下了？ 杨建利最丑陋的表演是在1993年1月的华盛顿大会上。他利用筹办会议的机会，将很多假代表塞进了大会中，以确保他的当选。而他又对可能反对他的人加 以威胁，表示要不给这些人报销路费。甚至在安排会议的住宿方面也用心计算，将每一个反对他的人的房间里，加入一个他们自己的人予以监视。 在会上，他带领铁票部队，黑箱操作，将王若望排斥出去，推选了民运中的大贪污分子徐邦泰成为主席，而他自己担任副主席。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排斥了王 若望、万润南、胡平等人，而又将他自己一派的徐邦泰和朱嘉明等人放在火炉上烤。因为后来在媒体上指责舞弊违规人，多半将矛头指向了民联阵的主席徐邦泰和理 事长朱嘉明。这样，杨建利一箭双雕，让两方面的人相争，他则坐收渔利。果然，他在当选民联阵副主席没多久，就退出了民联阵的运作，而另外进入了二十一世纪 基金会当主席，为自己开辟道路去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基本上是台湾背景的一个机构。 很多人都知道，杨建利为了投靠台湾当局，加入了国民党。而除了在民运中打压他人抬高自己外，他还需要包装。按照台湾方面的计划，杨建利需要高学历，也 就是博士学位，并且要在名校如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而他需要钱，台湾方面将赞助变为奖学金给了学校。这样，杨建利就能在没有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读书。杨建 利在获得了加州分校的数学博士学位后，又在哈佛大学读了政治学博士学位。没有台湾方面的特定支持和按照计划加以培养，他不会这样一直读书下去。 另外一个包装是坐牢的经历。按照台湾民进党的经验，没有做过牢的民运人士，将来比人矮了一截。坐牢，也是民运人士必需的一个经历。但是，在选择坐牢的 时机上，他和他背后的支持者也煞费苦心。2002年4月18日，杨建利用别人的证件进入北京，名义上是去考察沈阳、辽阳、大庆、抚顺等地工人运动的情况。 而4 月27日他在离开昆明票时被查到使用假证件而被扣，并被带到昆明的机场观光酒店。但奇怪的是有一段时间没有人看守他，他还离开酒店来到外面，但后来再次回 到酒店，等待警察来抓他。 有人分析，杨建利在云南被警方扣留，是有人“特意”举报他。但是杨建利被警法扣住以后，警方还不知道他的身份。他离开酒店后应该与派遣他的方面通话 了，得到的指令是回到酒店等待被捕。而在海外，有一位据说与很多民运人士均有暧昧关系的来自加拿大的何姓女士，她与杨建利也有亲密接触，最先到处宣布了杨 建利被捕的消息。而当时杨建利的妻子还不知道他发生的事情。与台湾当局关系密切、得到陈水扁接见过的政论作家凌峰最先在报纸上公布了杨建利在中国大陆的行 踪。 当时，正是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的前夕。这是作为中共未来接班人的胡锦涛第一次访美，美国方面想借机了解胡锦涛，因而很关注此次访问。而杨建 利坐牢，就选择在这个时间。其实，台湾方面也很想试探一下胡锦涛的态度，将杨建利送给中国，看看中共的如何处置。对台湾方面来说，这也是一举两得：一方面 给杨建利增加了坐牢的经历，另一方面也测试了胡锦涛的态度。 杨建利回国被捕后，王希哲在美国发表了一封致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公开信，信中说：“旅居美国的中国国民党党员杨建利博士，返祖国大陆考察东北工运，被中 共逮捕至今。想必贵党中央与连战主席早已知悉。窃以为建利先生是中国国民党在中国海外留学生中所发展的最优秀的党员；即以国民党全党来说，其为贵党最优秀 党员之一亦绝非过誉。”王希哲此举，不仅再次暴露他的浑浑噩噩和思维错乱，也为杨建利加入国民党提供了证据。 在 “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到来之际，王丹也异常活跃起来。王丹和王军涛，是民进党特别支持的民运人士。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基本上断绝了对海外民运的资助，只是 支持一些特定的人。对于海外民运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民进党希望利用海外民运而开拓外交空间。比如：在民运的会议上邀请一些西方国家的议员和政客参加，而 台湾的官员也乘机出席会议，进行接触。像费良勇领导的民阵，这几年在澳洲、柏林和布鲁塞尔举办的几次会议，均邀请一些外国议员与会，而台湾的民主基金会也 提供赞助，并特别要求他们一定要请到外国政客。民进党对大陆民运本身没有兴趣，只是利用而已。 王丹是1998年来美国保外就医的。王丹来到海外后，就埋头写作赚钱，有人估计，王丹给不同报刊和电台撰稿、接受采访，已经有了几十万美金的收入。有 经商发财的，也有读书发财的，而王丹搞民运发财，也是一例。而在陈水扁贪污机要费一案暴光后，其中就有给王丹的活动费用20万美金。很多人，包括王希哲也 在报刊上公开要求王丹出面说明，是否拿了陈水扁的钱，而这些钱又用到哪里去了？王丹没有回答。 这正像台湾的报刊报道王丹是同性恋的事件一样。很多人询问他是否是同性恋者，但王丹既不否认，也不承认，而是以“私人事情”回避过去。其实，王丹都 40岁了，没有女朋友，也不结婚，当然早就有人知道他是同性恋者了。尽管同性恋在西方也不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但在中国还是被视为异类，很难在政坛上有 所发展。所以，为了其政治野心，王丹就不得不将自己的同性恋的倾向隐蔽起来。 走到绝路无力回天 我们在上面分析了海外民运的组织和成员中的问题。现在我们必须跳出民运的圈子，从历史的和国际的眼光来观察海外民运失败的必然趋势。 中国海外民运其实在理论上没有创新。按照西方新黑格尔主义的看法，历史早已经“终结”了，也就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启蒙思想家有关民主自由 人权得思想获得了实践时。西方的这些民主思想在清末传到中国，引发了中国的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这种自由民主的价值，不仅仅在西方得到肯定，在中国也被各 种政治力量所接受，包括中国共产党。可以预计，中国未来也会走上民主之路，但绝不是现在海外民运人士所计划的道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共获得执政的地位，在政治上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在经济上则采用了计划经济。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经验教训之后，中共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并且把经济建设确立为全部工作的重心，从此开启了中国的改革时代。 也就在这个时期内，中国的民主运动再次在1979年和1989年发生了。从世界历史来看，18世纪当时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波及了整 个欧洲和北美地区，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波民主化思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中国以及欧洲很多国家，包括日本，开始发生了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这是世界 上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在战胜了希特勒的法西斯纳粹政权以后，也曾经有过一波民主化浪潮。但当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 对立，有一个长达30多年的冷战时期。20世纪的80年代末，世界上又发生了最近的一波民主化浪潮。在这一波浪潮的冲击下，苏联解体、东欧变色，中国也发 生了 1989年的民主运动。 当年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这种事情也很快会在中国发生。“六四”之后，一些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甚至断定在2年到4年之内，中国将发生重大 的改革，海外流亡人士会返回中国，中国会开始一个民主化的运动。这个运动首先是对毛泽东的重新的评价，平反“六四”，实现多党制和开放言论自由等等。但是 2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中国依然在快速的发展，经济以平均每年大约10%的速度增长，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甚至被认为这是一种现代化进展的 “中国模式”，中国民众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尽管在中国还有环境污染、官员腐败等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中国毕竟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 经济实体，甚至已经成为世界上出口冠军。而与此相反的是，实行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比如美国，最先爆发了金融危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而西方国家受到的伤害 最严重，中国成为挽救经济危机的救星。 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首先是全球范围的反对恐怖主义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美国处于领导地位，也是 恐怖分子最先发动的包括“9・11”袭击事件在内的大规模恐怖行动的国家。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反恐中离不开中国的合作。而与此相反，一些海外流 亡的民运人士，如彭明和王炳章，均主张不惜使用武力爆炸手段来从事民运活动。而流亡的东突分子，也策划了中国新疆境内的多起爆炸杀人事件。 再一个例子是环保问题。全球正面临着温室效应的灾难。为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防止人类进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全球各国需要团结合作。而中国作为世界 强国，成为西方国家在环保方面不可缺少的合作伙伴。从这两个例子来看，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出现混乱，不愿意支持毫无势力的海外民运。没有中国的支持， 反恐和减排就不可能成功。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以及东欧的共产党有很大的不同。中共不仅接受了西方的马列主义，但更加灵活地加入了中国的传统因素。马列主义讲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 要取消私有制。而中共今天提出的政纲是“和谐社会”，主张和平崛起，用宪法来保护私人的财产。正是由于中共在内部政治结构上有一种适用环境和形势的灵活变 化的机制，它成功的度过了1989年之后的政治危机，将中国推向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中共并不否认人权和民主的普世价值，也在稳 健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和法制的发展。 海外民运不仅在西方国家失去了空间，而在港台地区也失去了市场。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后，已经使得海外民运人士利用香港作为反对大陆政权的意图失败了。 香港的繁荣与大陆已经息息相关。没有来自大陆的源源不断的各种经济上的支持，香港的经济就会衰落下去。这样，海外民运失去了原来最接近中国大陆的海外据 点。 在台湾，从2000年民进党执政的八年时间里，陈水扁大力推行台独路线和“去中国化”政策，处处强调以台湾为中心，对大陆民运不感兴趣。除了利用海外民运来为台独助威外，民进党与大陆海外民运没有合作的切入点。 2008年，国民党的马英九赢得大选，大力推动两岸的和解和交往，在短短一年内，实现了三通，签订了9项协议和1个声明。大陆观光客蜂拥而来，采购团也络绎不绝。 在这种压力之下，民进党的高雄市长陈菊，也在近日到大陆做破冰之旅，而随后民进党也将调整政策，很多民进党的政客也会争先恐后地访问大陆。在这种情况下， 过去对海外民运经济上支持最多的台湾，已经失去支持海外民运的兴趣。王丹最近到台湾试图求见马英九总统而遭到了婉言谢绝，就是一个明证。台湾方面唯恐海外 民运会危及两岸的友好关系。毕竟，随著大陆游客大量进入台湾，陆资进入台湾经济和股市，台湾的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经济上的依赖越来越大。 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迅速进入国际社会的同时，海外民运就日趋势微。形势比人强。在这种国际环境之下，海外民运的空间必将越来越窄。 一种政治运动要取得成功，必须有吸引人的的口号和纲领。历史上的民主运动能持久发展并取得成功，绝不是仅仅因为民主和人权的理念，而是现实的利益。民 主、自由、人权这些理念不能当饭吃，对老百姓没有诱惑力。当年中共在中国大陆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动员了农民。中国近代的辛亥革命中，孙中山提出的 纲领是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是利用民族矛盾来推动民运的例子。 现在海外民运没有能调动中国民众的口号和纲领。首先，中共领导者现在并不反对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这就让民运高举的民主旗帜，失去了唯一标识的作用。在中国，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反对民主与人权。那么，民运的目标并不是特有的，民运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也有人提出要以反腐败作为推动民运的口号。其实，民运中的腐败还少吗？他们这些人今天还没有执政，就已经如此腐败和腐化，如果他们当权了，还会比中共目前的官员清廉吗？通常是人有了权力才会腐败，而现在民运人士是没有权力就开始腐败了。 “六四”事件20年后的今天：没有人：老的越来越少，年轻的不加入，清流退出，劣币驱逐良币；没有钱，没有道德优势，海外民运走到了尽头。 《网路文摘》主编徐水良 2009年6月2日 http://www.chinasmile.net/forums/archive/index.php/t-576875.html 徐水良是中国公安机关破坏海外民运的“战略特务” 赫塔·米勒写道：“因为我不肯做探子而被看成探子，我不肯盯梢的、想保护的人反过来诬陷我，这比拉我入伙、威胁要弄死我更加糟糕。” 有许多民运人士，对此深有感触。可惜徐水良就不同了！不但被中共收买成功，而且替公安出气，恶搞大多数拒绝被公安收买的民运人士。 中共要破坏民运，肯定会安插它的人员；包括收买为优先。但这样并不解决问题，要彻底搞乱民运；让民运不成气候，不是单单靠收买几个线人，能完全做到的，而是靠收买最高级别的线人，搞彻底的大破坏，才能成功。徐水良就是中共选中的高级线人。因为徐为民运坐过牢，在民运圈长期混过，而且能出手文章，并且有知名度；将其重金收买，才能有七八分把握，可以把民运彻底搞臭搞烂，使其分化瓦解，难以形成气候，让国内外华人，对之丧失信心和希望。徐水良为中共的战略特务工作，成功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人人皆知的三大嫌疑中，来发人深思一下吧。 一、1993年，徐突然来上海炒股，它刚刚出狱，就财大气粗，冲入上海股市；而且天天坐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中的大户室里。当时若它没有三到五万现金投入，它是不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它炒股住在王雍罡家，它也亲自跟傅申奇、傅申平和王雍罡等人说，他带了三万。其实，它进入股市，达五万左右。之后与之一起炒股的上海秦林山，为此可以见证。不管这钱，是三万，还是五万，如此大的巨款；在当时的它，是如何有的？其次，当时它炒股，还有二个人，和它在一起；好像是股友，但又不是；那么是谁？莫非是给它炒股的东家，所派出的监督人？但绝对不可能是民间的资本家，因为他们害怕政治反革命；再次，徐水良也没有这福气，能认识这些人。 其二、它的出国，在中美的二大机场，非常可疑。不但在上海机场，走特别通道；而且到了美国，当时接与送它的朋友，都亲眼目睹，有一个高个子，在神秘地护送它。以及它去美国申请的担保，不是海外民运朋友；而是其他海外华人，并且他也根本不认识；那么为它担保的神秘人，究竟是哪路神仙？其次，中共对政治犯的报复性很强，一般会对出国的人百般阻挠，最起码会给它种种的刁难；但它却没有，而且非常顺利，很快就出国来美。 据说，申请来美的外国人，一旦被批准，最多只能带上自己的配偶，但不能带上十八岁以上的成年子女；若要入境，将另外特别申请，但不能直接跟父母一起，同时移民美国入境。那么徐却能做到，成功举家移民，凭的是什么？ 关键是它的第三要点。 即它出国时，已经五十多岁了，其经历过文革、经革，以及坐过牢，等风风雨雨；而且满腹文章，满脑经验，应该是个“知天命”的纯熟老人，有修养，有礼貌，有耐心，有风度。可它刚下飞机，就突然变来一个人，如同二十多岁的愤青，兴令轰隆，到处表现，不但要出风头，四处露面，并主动积极申请，加入王炳章的正义党，狂妄自大，什么都不怕；今天批吴宏达等人，明天要批刘青等人，最后批初来驾到的魏京生。 然后突然放弃对他们的批判，莫名其妙地转向自己的同党，恶搞王炳章，之后恶搞傅申奇；再后恶搞王希哲；然后大骂辛灏年。最后把正义党的所有人，都骂成是特务，将这个组织彻底搞翻。 它来美国，连电脑打字都不会，那么它当时怎么会天天有这么多的文章，被网上到处张贴呢；而且很多写作手法，与之平时的性格不一样。这些事情，大家至今记忆犹新。 然后，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接下来的十二年，它始终天天如一日，在网上到处乱反乱骂，以及马不停蹄，到处乱抓特务；同时又大骂共产党，以此来做烟幕弹，从而巧妙地保护了它。始终让人怀疑它是吃醋的需要，而不是中共战略特务的高明需要。 这就是共产党的攻心战，在民运中的成功。即让所有反共第一线的人，通过它的恶搞，个个成为所谓的特务而被严重丑化；使得民运的最大资源，即反共人士，一个个被其清理出民运圈子。剩下的在今天，就是这么几个人。而且形成各种“互相猜疑对方是特务”的小组织。民运气候，荡然无存！ 让海外的反共人士，可以骂共产党，这是因为中共无能为力----管不着；但中共决不容许海外的反共人士，互相抱团合作，更不能让那些长期走在反共第一线的人，有好名声。那怎么办？就让被收买的徐水良，一个中共需要的战略特务，出来装疯卖傻的极左，通过乱抓特务，而一个个地搞臭他们。 要知道，凭徐水良的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如此大的非理性；凭徐水良等人，经历过文革和经革；不可能如此大的缺乏修养；凭徐水良的经历和阅历，人到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顺耳的年龄，不可能越活越愤青！更不可能在它五十，六十的年龄时，反而充充足足地表现它自己，是个一个政治愤青，还故意模仿人人憎恨的康生，到处肆无忌惮地恶搞所有人。这是相当严重的反常！ 凡事跟他早期接触过的人，都知道它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和四十多岁的时候，与人相处，是非常谦卑的，人也柔和，而且很有修养；有造反派干部的风范。因此，它在我们中间，大家都对它十分尊敬。可是它出了海外，就一下子变了；而且变得莫名其妙的可怕。即哪里有它，哪有就有是非；而且是非得相当严重。根本不是五十知天命、六十顺耳的老民运，该有的作风。也根本不符合它的原本心态，和其原本为人修养的处世行为。这是它最大的致命暴露。 还有一个重要补充：即王雍罡交代，在1983年6月，其厂首次集体旅游，去无锡和南京二日游。为此在旅游结束前，王告假离队，去看徐水良。徐亲自接待了王。徐家住在底楼，房子不大。当晚徐与王一起，住在它邻居家，因邻居家出门。它俩谈了很晚。第二天，一大早，徐去上班，王起身离开，从南京回沪。 还有，上海金鹿琪，曾经去过它家二次，最后一次，在82年初，即春节。还有上海袁辉，也去过它家，据说在81年秋天。所以，徐水良说，它在1981年5月逮捕，这根本是一个大谎言！ 另外它的老同事，吕建中，都证明它是83年入狱的。但其厂里的侯某，（离职下海）在89年做生意时，就在杭州，亲自看到过它。这不知道是真假；因为吕建中本人，是厂长干部的共产党人。但徐水良编出81年入狱，肯定不是事实。 但有一个事实，是人人所知道的，即人家宣传暴力革命，它就极力批判和反对。人家宣传非暴力革命，它极力批判和反对；即人家宣传什么，他就唱反调骂什么。现在人家不说什么革命，只是帮助国内维权而已，它却天天鼓吹“起义”；它在诱惑谁上当呢？ 它仇恨中华民国，又为什么要反台独？它仇恨孙中山和蒋介石，理由是什么？无非是对他俩的嘲笑和丑化；跟中共御用文人的反孙蒋，有什么二样？它反对儒教、佛教、基督教；反对民运中的一切理论，难道是它有多大高明？无非在误导别人思考。尤其它把这么多的民运老大，骂成特务；最后他们一个个被中共诱捕、或逮捕，或害死。可它依旧不摆手，还要对之长期不停的丑化；难道真的是因妒忌成疯？徐水良支持藏独，疆独，更应该支持台独，但它却拼命反对台独；前提是反中华民国；这一连串无理性的极大反常，仅仅属于可笑？还是属于可疑？国内有这么多人，在痛苦坐牢，却被他公开一个个骂为特务。 必须看清，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功破坏民运，是因为成功利用被收买的徐水良，让它成为中共的战略特务，使之长期久经不息地捣乱而所至！但徐水良的工作，已泡沫，已暴露，应该收场了！ 李芳 2010-03-20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3post=1052672 http://a.disquscdn.com/uploads/mediaembed/images/803/1556/original.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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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 1 聚义厅 2014-2-11 10:47
“民运人士”在海外表演反华、台独，并非诓骗台湾经费，而是给大陆情报机构当卧底线人
台湾闹“文革” 总统亲自接见“绿卫兵” 据调查发现，“民运人士”多为善变的“多面人”，他们之中许多人当年在国内为了获得提拔晋升、保送上大学、公费出国的机会，都曾向党组织表示“要把青春献给祖国”，还不惜出卖身边的朋友、同事、恩师甚至亲属，揭发他们如何对党不忠。而当这些“民运人士”到了海外之后，却又摇身一变，争先恐后地投靠外国反华机构及台独势力，整天鹦鹉学舌般地叫嚷“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要求美国通过法案制裁中国，要求美国法院审判胡锦涛，要求台湾拒绝与大陆实现统一，甚至跑到李登辉跟前说“山东也可以独立”，跑到陈水扁跟前说“要把晚年献给台湾”等等。凡是有名利可图，“民运人士”什么都做得出，什么都说得出。以下仅以不久前某些“民运人士”受陈水扁接见时的丑恶表演为例，向公众展现他们见风使舵、见缝就钻的投机嘴脸。 2006年4月20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华盛顿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台湾当局为了干扰国际舆论对这次中、美两国首脑峰会的关注，蓄意煽动岛内的反华情绪，推行“去中国化”政策，于是特意安排“中国民运人士”抵达台湾，接受陈水扁的召见，并授意台湾媒体进行现场采访。 据悉，这次被陈水扁钦点召见的“中国民运人士”有阮铭、林保华（化名凌锋）、杨月清、曹长青、胡平、王策等人，长期以来他们在海外都致力于反华、台独、藏独以及监视和控制海外民运的间谍活动，深得台湾当局的宠幸。 尽管陈水扁向记者介绍说，访宾都是“伟大的异议分子”，也是他所崇敬的“政治良心犯”，但是，其中只有王策一人真正有过在中国被判刑和囚禁的经历，勉强称得上“政治良心犯”。1998年西班牙公民王策受台湾情报机关派遣潜入浙江省，企图控制大陆异议人士所组建的“中国民主党”，结果被判刑五年，后提前释放。 “伟大的异议分子”、“中国民运人士”林保华因受到“总统”亲自召见而激动万分，热泪盈眶地向记者表示，对他而言，世界上“任何自由民主的地方”都可以是他的“祖国”，所以他准备“把自己的晚年献给台湾，希望能为台湾做一些事”。林保华还呼吁“总统”带领“执政团队”（即民进党）明快地解决目前台湾政局的纷扰（即肃清岛内反独呼声），并指出只有坚持“台湾的主权地位”，才能坚持“台湾的民主自由”。 另一位“伟大的异议分子”、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的阮铭则向“总统”提议，台湾应制定一部“政治庇护法”，收留从大陆投奔来台的“中国民运人士”。阮铭还强调，台湾应联合全世界的“自由力量”，“不让专制的中国来吞并台湾”。 颇有口才的“中国民运人士”曹长青则向“总统”提出三点看法：第一，“中国不可信”；第二，“中国不可躲”；第三，“中国不可怕”。他指出，中国目前正采取“以经促政”的统战策略，想把台湾纳入其“独裁政体”，因此，他支持陈水扁严控两岸的经贸往来，以免让中国“掏空台湾的经济”。 隶属台湾“军情局”的《北京之春》杂志社主编胡平则向“总统”汇报了自己的观察和忧虑。他说，未来中国要么政治连同经济一起崩溃，要么就会发展成为“更为庞大的怪兽”，这样“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恐是一大危机”。其言外之意是，为了不让中国成为“人类文明”的“危机”，就必须得让“庞大的怪兽”中国彻底崩溃。 坐在一旁的“中国民运人士”王策这时也赶紧表示，他非常赞同“总统”日前向《费加洛日报》提出的五点主张，包括“中国不再打压台湾”、“中国公开宣示放弃对台动武的企图和准备”、“中国撤除对台所部署的全部飞弹”、“中国取消反分裂法”、“只要中国一日不实现民主，两岸就没有谈判的空间”等等。 最后，“总统”陈水扁做了总结性的发言，他指出，“昨日的苏联”或许就是“明日的中国”。鉴于苏联已经解体，中国难免也将步其后尘。陈水扁不失时机地大声强调说，从“公投”到“终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民主”，也就是要让台湾不能只有“终极统一”的唯一选项。再一次暴露了台湾当局以“民主”作幌子，妄图实现“终极分裂”的梦想。 许多身居海外的大陆民运人士从台湾电视节目中看到这幕丑剧之后，都感到非常气愤，纷纷指出林保华、曹长青、胡平、阮铭、王策、杨月清根本不能代表“中国民运人士”，他们其实是台湾间谍，是恶棍和文痞。还有一些民运人士指出，上述几个人这次去台湾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配合陈水扁打所谓的“民主牌”，从而向他们的主子讨赏钱，发一笔横财。 有民运人士指出，王策当年赠给浙江民运人士王有才的一千美元根本就是“作秀”，非但帮不了国内民运什么忙，还给大陆当局全面镇压“中国民主党”提供了借口。还有民运人士指出，胡平、阮铭等人诋毁王炳章，挑起海外民运内斗，他们是民运的罪人。“文革”造反派出身的阮铭一贯多变，不是极左就是极右，如今又变成“急独”。阮铭的个人品行也十分卑劣，曾猥亵“六四”学生领袖柴玲，强奸未遂，还撰文诽谤公开反对台独的民运人士鲍戈，充当民进党当局的打手。 另外一些民运人士还指出，林保华的老婆杨月清平日里仗势欺人，骄横跋扈，对海外民运骂个不休，还逼迫民运人士赵品潞为其提供性服务，把“猛男”身子弄垮了。民运人士魏京生指出，曹长青、林保华在民运人士面前向来自称“不是民运人士”，还动辄“谴责”民运人士，但是当他们每次去台湾时，却大吹自己是“中国民运人士”，以谋取台湾当局资助“海外民运”的巨额经费，真是恬不知耻。 此外，同性恋者王丹3月15日跑到台湾协助陈水扁宣传“中国威胁论”的做法，也受到许多海外民运人士的批评。据台湾媒体报道，王丹在“国策研究院”公布“台海两岸及台湾对外关系”报告时表示，“如果十年后美国牵制中国的因素不存在了，中国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必然大增，台湾未来的前途恐非由两千三百万人决定。”王丹还说：“不管大象是不是要踩死兔子，台湾也无法改变就是兔子的现实。” 徐水良 2006年4月25日 【美国“万人杰新闻奖”因发现十五年来一直颁错奖给林保华、曹长青、陈破空、阮铭等伪装激进台独的中共特务而宣布取消】 美国万人杰新闻文化基金会为什么会在成立十五年之后突然宣佈解散结束？ 作者：李勇 这个问题从０七年七月七日第十五届颁奖典礼结束宣布解散，即引起世界各地关心基金会的朋友注意，纷纷来信电话查问，为了让公众对此事有一个确切的认知，因此基金会同意把真相公开，以免出现「以讹传讹」的不同说法。 坦白说，基金会成立十五年间，曾经颁发奖金及奖牌给四十四位追求自由民主，反对共产暴政的新闻文化人，在基金会同仁心目中，他们都是当前国际精英，大部份是我们民族的嵴樑，但是，当我们回顾审视，却发现四十四位得奖的华洋人士中有多位得奖者与基金会颁发的新闻文化奖精神不符，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表现与基金会同仁的期待相反，更重要的是，他们违背了我们纪念的名作家万人杰的立场。 万人杰先生生前不但挺身而出反对危害中国的国际共产政权，对以毛周为首的各级共干军头挞伐不遗馀力，他拥护中华民国，认同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因此，他遗留下來逾千万的文字言论中，处处显示他反共爱国，反对分裂族群，製造省籍矛盾的台独恶行。 但是，我们审视所有得奖人中，有两名败类，打着反共的旗号潜去台湾，表面上是支持民进党的台独立场，其实是破坏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合法地位，他们积极把中共当作中国，把共产党人当作中国人，在他们发表的文章中，高调声称中共为中国，把所有反台独的人打成为中国人讽骂，目的除了加深台湾的省籍矛盾，制造族群对立之外，还为中共正名。这种打着反共旗号而亲共的言论，令海内外洞悉中共诡计的人深感愤怒。他们质问：他们是不是中共派去台湾卧花的「共特」？ 在这些可疑人物中，两名万人杰新闻文化奖得奖者凌峰（化名林保华）、曹长青表现最值得重视。他们不但投靠民进党成为台独基本教义派的文化打手，而且迎合中共处心积虑否定中华民国的企图。他们不但自己提笔上阵，而且影响大陆的反共作家余杰和焦国标（也是基金会审定的得奖者），并唆使他们否定中华民国，攻击抗日，剿共护台有功的民族英雄蒋中正先生，甚至把台湾光复后一批入了日籍，不甘日本投降的浪人借二二八暴动屠杀外省人的暴行形容为「国民党屠杀台湾人」、「外省人蹧蹋台湾人」，并以中共六四屠城來对比二二八的平乱，这不但否定中华民国政府护台、治台的努力，而且替中共苛暴屠城开脱。 中共方面很清楚，二二八事件是他们潜伏在台湾的土共（如谢雪红等人）利用省族矛盾所掀起的暴动，为中共「解放」台湾铺路。当年大陸上各地发生的种种暴动相似。因此，过去六十年来，中共一直宣称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响应中共的「解放革命」的起义。因此形容那是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腐败统治，向往共产革命的「义举」。 上世纪七０年代，中共借着此一「义举」大量诱使有台独倾向的台湾政治人物去中国大陆。早期有郭雨新、许信良，后来有陈水扁、呂秀莲，这些台独份子不但去大陆寻根，返回祖家祭祖，而且与中共各级共干「进行了亲切的会谈」, 甚至接受中共恐怖行动的训练，留下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照片。 那些年月，中共与台独组织的共同语言是「推翻中华民国政府」、「瓦解国民党」，把一切反共表现形容是国共斗争的延续，被中共杀害饿死的逾亿中国人大都是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残余，他们死有余辜。人心大快，党心大快，台独各级头目也随之大快﹗ 令人想不到的是，国民党虽下台，却成为台湾最大在野党。中华民国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成为更民主自由的国家。台独份子当权者基于传统及过半人民的认同，不敢不向中华民国国旗宣誓，不敢不用中华民国年号作为纪元，此种种表现令中共方面意外，而且十分反感，因此，他们表面反对台独，真实原因是对中华民国的存在既嫉又恨，誓要消灭而后快。 中共各级头目很清楚，对付台独易如反掌，他们只消挑起民族情感，高叫国土不可分裂，就可煽动海内外爱国的中国人奋身与台独对抗，尤其是在中国大陆被中共洗脑洗得愚昧闭塞的大多中国人，更是在反对台独口号中蠢血上升，不惜捨命维护中共所高叫的「国土完整」。 中共深知这种情形不可硬來，只有採取挑拨离间，分化颠覆的统战行动，才可以在短期内不战而屈人之兵顺利而迅速的「解放」台湾。正如众所週知，台湾社会中是存在省籍与族群矛盾，台独份子为了在竞选中取胜，经常利用这些矛盾，中共知道，要「解放」台湾也得利用这些矛盾。于是，他们以明暗两种方式展开行动，希望迅速达到目的。 明的方式是占领舆论阵地，这与国际共产集团所高叫的「凡推翻一个政权必需先要制造舆论」的政策相符。首先，他们以各种方法直接间接控制中国大陆。换句话说，他们把国民党时代的中华民国形容为白色恐怖，民不聊生。把民进党时代的中华民国形容为「台独祸患，分裂国土」总之，中华民国一无是处，只有等待中共「解放」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才有生机。 暗的方式是中共派遣他们的特务渗透台湾，并以名利诱使台湾贪名好利之人供他们驱策，中共特务渗透台湾的方式与他们渗透民运组织的方式相似，首先他们命派出來的特务伪装积极反共的民运人士去台湾，中共政权很清楚，自从国民党下台后，台独成为他们主要的敌人。而台独份子因中共对他们的敌视，渐渐从媚共变成拒共非共。潜入台湾的中共特务于是与台独份子接近，并在台独刊物上发表一些批共并主张台独的文字，争取台独份子信心，然后夸大国民党时代的种种禁止台独活动的表现。进而扩大描述外省人如何欺负台湾人，外省人站多数的国民党如何压迫台湾人，强迫台湾人说国语，不准台湾人说闽南话，客家话与其他话。又说国民党的军官骑在人民头上，老百姓衣食不周，而军人则有类似大陆的「特供」，军眷则丰衣足食，民间则衣不蔽体，食不裹腹，惨不堪言。 更恶毒的谰言是「国府治台期间禁止台湾年轻人攻读政治，法律科系，迫使台湾人只好选择商科和医科，这就是台湾人做医生和经商者占多数的原因。他们把日治时代日本人对台湾人歧视禁制的手段转移到国府身上。栽植到蒋氏国民党人身上。 更令人诧异的是，他们把台湾人成立的国语推行委员会，（会长是台湾人洪炎秋）推动国语的努力形容是国民党的暴政，因为国民小学校有禁令，在学校说台湾话罚五角台币，这种强迫台湾人说国语的做法，是明显的欺负台湾人，是国民党统治台湾的恶行。 从台湾出來的人，不论本省或外省人都很清楚他们所说的暴政，全是谎言，目的是向台独基本教义派输诚，让他们可以领到有台独倾向刊物的丰厚稿酬。还可以完成中共在台湾制造社会动乱，族群敌视，省籍冲突，政府分裂的阴谋。 在海外从事民运活动和对民运活动有深刻认识的人都知道，中共在六四屠城导致大批年轻人逃来美国，求庇护之际，也派遣特务混在他们之间来美国。这些特务反共的表现比民运人士积极，叫起自由民主的口号比民运人士响亮，因此，他们很快得到美国移民局给他们的政治庇护，也赢得了真正民运人士的信任，有些甚至令台湾來反共立场坚定的人欣赏。于是他们开始在民运阵营中制造谣言，令民运人士彼此对立仇视，在蓄意挑拨离间下，民运阵营四分五裂，几个民运领导人因此互相攻击丑化对方，几年下來，民运力量消弱，民运组织瓦解，并导致台湾方面的援助中断，甚至敌视他们。就连同情或资助民运组织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因此袖手，中共只消派几个特务，就已为他们除去心头大患。何况对付台湾这样一个有人有钱而不肯归顺的地区。他们岂有不派人潜去破坏之理。近几年來，台湾不少蓝营人士转而把当年的共匪称为中国，甚至高调要「联共制台独」，甚至有人认为，中共已经改变，因此反共立场应该调整，至于少数人继续反共，是受了冷战思维影响或者是受了掌政的台独人士利用，是非颠倒至此，岂非潜去台湾的文化特务的功劳？ 有一个最显着的例子是，当前蓝营人士纷纷投共之际，只有马英九还坚守立场，于是台湾的共特就集中火力从文字言论上攻打马英九，表面上是为台独倾向的民进党扬声助选，其实是效忠中共的统战，把马英九「逼上红山」，促使他放弃反共拥护中华民国的立场，令马英九变成与连战，宋楚瑜，郁慕明一样,也去中国大陆与共干军头握手言欢。 好在马英九不上这个当，他为选举反对台独倾向的民进党，为台湾生存坚决反对海峡对岸那个残暴赤色的敌人，因此他展开「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公投运动」，使台独份子和中共政权两皆愤怒，于是为中共去台湾卧底的共特奉中共之命加强对马英九的攻击，因此我们在此呼吁马英九及马营人士不要中计，也希望台独组织中人不要被「卧底共特」离间，让台湾二千三百万人好好的按照民主程序选出他们所属意的下届中华民国总统，然后在政府主导下，团结一致对付中共这个庞大的外侮，保障民主台湾二千三百万人的安全。 万人杰基金会是纽约传统侨社一个新闻文化组织，参与者对当前中国局势都有深刻了解。对海峡两岸的极权与民主对立也有很多的认识，因此经过长期观察, 断定当年审查颁奖的工作有瑕疵，误把共特当作与万人杰先生立场一致的反共斗士，不但公开颁奖表扬，还分别给他们三千美元奖金。基金会同仁为工作疏忽所造成的错误痛心疾首，因此，除了致函给有「共特」之嫌的两名得奖者索回奖金与奖牌外，并负疚向传统侨社团体道歉，同时决定停办万人杰基金会颁奖事宜，宣布解散基金会，经万人杰夫人陈智明女士同意，第十五届颁奖典礼结束后万人杰基金会停止运作，并把万人杰夫人交由基金会保存的资金系数退还，万人杰基金会从此走入历史﹗也许这也是共特处心积虑想达到的目标。但也是我们对侨社负责的决定，希望海外华人谅解。 ◇ 李勇 2013年9月25日 中华民国九十七年六月十日 （摘自《大纽约地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盟讯第五期） 编委会地址﹕39 Bowery, #503, New York, N.Y. U.S.A http://ncmtv.us/content/李勇萬人傑新聞文化基金會結束的真相 徐水良在“共舞台”论坛对李勇文章评论如下： 表个态，我的长期研究，倾向李永意见。 只是，实际情况的复杂程度和中共的渗透，都比一般人能够设想的复杂得多。万人杰的上当，比一般人设想的还要严重得多。台湾美国支持民运的经费，基本上落到中共地下势力手中，变成特线经费。 包括中共对台湾对侨界的渗透，也远超许多人想象。有朋友到台湾常住仔细研究以后得出结论，套用中共习惯的口气说：“台湾情报机构在我党控制之下。” 徐水良 2014年2月11日 http://gongwt.com/shows.php?BD=0ID=173329 http://a.disquscdn.com/uploads/mediaembed/images/833/9297/original.jpg?w=6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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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义厅 2014-1-23 22:25
王有才被徐水良的群发信吓晕，就象被毒蝎子螫了一下，遭抹黑却有口难辩...
【图片说明：王有才（图左）和徐文立（图右）均遭徐水良恶意诋毁】 徐水良致王有才的公开信（群发）： 你出来后一直参与特线活动，怎么劝你都不听。为什么？我一直搞不清楚。现在我终于大致有个认识了。 你现在在美国，没必要去听命和参与亲共势力。而且，即使你投靠他们，你也不过是个外围摆设，不可能取得信任。如果过去你有什么问题，也应该痛下决心不受他们牵制和挟制。包括中共通过你的电脑入侵美国国防机密那样的事情，如果有什么内情，还是如实交代清楚摆脱它为好。 徐水良在“独立评论”论坛上写道： 王有才为他参与民主党全委会一事，几乎天天与我长时间通话，时间长达好多个月。我自始至终，一直坚决反对他进全委会去，争论好多个月。我认为中共一直在努力组建这个组织，强迫我们的民主党朋友加入这个组织，有的朋友顶住了，坚决不加入；有的朋友坦诚没有办法，压力太大，顶不住，只好加入全委会。因此，进到这个中共策划组织的特务组织去，只能被利用，败坏自己名声，毫无意义。 而王有才虽然也认为全委会由中共情报机构组建，但认为我们现在实在没有办法组织自己的力量，他想学波兰经验，钻进这种组织去，组织自己的力量。 http://blog.boxun.com/hero/200803/pic/pic20080327111211.jpg 我被自己的朋友和老乡徐水良抓成“特务”了 作者: 王有才 共产党的特务确实很多。但是海外民运中抓“特务”也太夸张。所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都几次被我的老乡和朋友徐水良抓成“特务”了。我经常想，像我这样不吃民运饭，还要为民运捐款，并且几次坐牢，也要被人抓成“特务”，民运还能搞吗？ 由于我自己被我的朋友和老乡徐水良抓成“特务”，所以我知道被抓成“特务”的许多人是冤枉的。但是共产党特务又特别多。所以也没有办法。共产党当然不希望民运成功，所以一方面派很多特务进民运，一方面，也希望民运相互之间抓“特务”、五毛。搞得人人自危，民运更加没有办法做下去。特务确实要抓，但是现在除了一些公开的特务外，怎么抓特务真的不容易。如果自己不是特务，而又不抓别人特务，就不要管他了，或者拿一条板凳看戏。如果被冤枉抓成“特务”，真的也是件头痛的事。对于恶意抓“特务”的，即使知道这个抓特务的人不是特务，也应该予以痛击回应。 民运中也有一些人与中共勾勾搭搭，想几边捞好处，这些人（例如胡平、王艾、王军涛、李林、刘青、吕京花、易改等）其实是民运的真的祸害。 自从习近平上台后，他一直在集权，对国内各种维权运动、公民运动打压得非常厉害。言论空间进一步压制。包括新疆和西藏的高压政策进一步加码，国内的反对运动可能在2014年迎来一个低潮。习近平中共这样的做法，虽然使得中国民主运动在国内一时没有空间，但最终对他本人以及对中国有可能不会是好事，对习近平本人应该是危险的。 我相信，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是不能长久下去的。我们一定能看到它的倒台。我们也一定会继续为中共的倒台，为中国的宪政民主变革做出努力。 王有才 2014-01-28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290628 徐水良是中国公安机关破坏海外民运的“战略特务” 赫塔·米勒写道：“因为我不肯做探子而被看成探子，我不肯盯梢的、想保护的人反过来诬陷我，这比拉我入伙、威胁要弄死我更加糟糕。” 有许多民运人士，对此深有感触。可惜徐水良就不同了！不但被中共收买成功，而且替公安出气，恶搞大多数拒绝被公安收买的民运人士。 中共要破坏民运，肯定会安插它的人员；包括收买为优先。但这样并不解决问题，要彻底搞乱民运；让民运不成气候，不是单单靠收买几个线人，能完全做到的，而是靠收买最高级别的线人，搞彻底的大破坏，才能成功。徐水良就是中共选中的高级线人。因为徐为民运坐过牢，在民运圈长期混过，而且能出手文章，并且有知名度；将其重金收买，才能有七八分把握，可以把民运彻底搞臭搞烂，使其分化瓦解，难以形成气候，让国内外华人，对之丧失信心和希望。徐水良为中共的战略特务工作，成功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人人皆知的三大嫌疑中，来发人深思一下吧。 一、1993年，徐突然来上海炒股，它刚刚出狱，就财大气粗，冲入上海股市；而且天天坐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中的大户室里。当时若它没有三到五万现金投入，它是不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它炒股住在王雍罡家，它也亲自跟傅申奇、傅申平和王雍罡等人说，他带了三万。其实，它进入股市，达五万左右。之后与之一起炒股的上海秦林山，为此可以见证。不管这钱，是三万，还是五万，如此大的巨款；在当时的它，是如何有的？其次，当时它炒股，还有二个人，和它在一起；好像是股友，但又不是；那么是谁？莫非是给它炒股的东家，所派出的监督人？但绝对不可能是民间的资本家，因为他们害怕政治反革命；再次，徐水良也没有这福气，能认识这些人。 其二、它的出国，在中美的二大机场，非常可疑。不但在上海机场，走特别通道；而且到了美国，当时接与送它的朋友，都亲眼目睹，有一个高个子，在神秘地护送它。以及它去美国申请的担保，不是海外民运朋友；而是其他海外华人，并且他也根本不认识；那么为它担保的神秘人，究竟是哪路神仙？其次，中共对政治犯的报复性很强，一般会对出国的人百般阻挠，最起码会给它种种的刁难；但它却没有，而且非常顺利，很快就出国来美。 据说，申请来美的外国人，一旦被批准，最多只能带上自己的配偶，但不能带上十八岁以上的成年子女；若要入境，将另外特别申请，但不能直接跟父母一起，同时移民美国入境。那么徐却能做到，成功举家移民，凭的是什么？ 关键是它的第三要点。 即它出国时，已经五十多岁了，其经历过文革、经革，以及坐过牢，等风风雨雨；而且满腹文章，满脑经验，应该是个“知天命”的纯熟老人，有修养，有礼貌，有耐心，有风度。可它刚下飞机，就突然变来一个人，如同二十多岁的愤青，兴令轰隆，到处表现，不但要出风头，四处露面，并主动积极申请，加入王炳章的正义党，狂妄自大，什么都不怕；今天批吴宏达等人，明天要批刘青等人，最后批初来驾到的魏京生。 然后突然放弃对他们的批判，莫名其妙地转向自己的同党，恶搞王炳章，之后恶搞傅申奇；再后恶搞王希哲；然后大骂辛灏年。最后把正义党的所有人，都骂成是特务，将这个组织彻底搞翻。 它来美国，连电脑打字都不会，那么它当时怎么会天天有这么多的文章，被网上到处张贴呢；而且很多写作手法，与之平时的性格不一样。这些事情，大家至今记忆犹新。 然后，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接下来的十二年，它始终天天如一日，在网上到处乱反乱骂，以及马不停蹄，到处乱抓特务；同时又大骂共产党，以此来做烟幕弹，从而巧妙地保护了它。始终让人怀疑它是吃醋的需要，而不是中共战略特务的高明需要。 这就是共产党的攻心战，在民运中的成功。即让所有反共第一线的人，通过它的恶搞，个个成为所谓的特务而被严重丑化；使得民运的最大资源，即反共人士，一个个被其清理出民运圈子。剩下的在今天，就是这么几个人。而且形成各种“互相猜疑对方是特务”的小组织。民运气候，荡然无存！ 让海外的反共人士，可以骂共产党，这是因为中共无能为力----管不着；但中共决不容许海外的反共人士，互相抱团合作，更不能让那些长期走在反共第一线的人，有好名声。那怎么办？就让被收买的徐水良，一个中共需要的战略特务，出来装疯卖傻的极左，通过乱抓特务，而一个个地搞臭他们。 要知道，凭徐水良的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如此大的非理性；凭徐水良等人，经历过文革和经革；不可能如此大的缺乏修养；凭徐水良的经历和阅历，人到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顺耳的年龄，不可能越活越愤青！更不可能在它五十，六十的年龄时，反而充充足足地表现它自己，是个一个政治愤青，还故意模仿人人憎恨的康生，到处肆无忌惮地恶搞所有人。这是相当严重的反常！ 凡事跟他早期接触过的人，都知道它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和四十多岁的时候，与人相处，是非常谦卑的，人也柔和，而且很有修养；有造反派干部的风范。因此，它在我们中间，大家都对它十分尊敬。可是它出了海外，就一下子变了；而且变得莫名其妙的可怕。即哪里有它，哪有就有是非；而且是非得相当严重。根本不是五十知天命、六十顺耳的老民运，该有的作风。也根本不符合它的原本心态，和其原本为人修养的处世行为。这是它最大的致命暴露。 还有一个重要补充：即王雍罡交代，在1983年6月，其厂首次集体旅游，去无锡和南京二日游。为此在旅游结束前，王告假离队，去看徐水良。徐亲自接待了王。徐家住在底楼，房子不大。当晚徐与王一起，住在它邻居家，因邻居家出门。它俩谈了很晚。第二天，一大早，徐去上班，王起身离开，从南京回沪。 还有，上海金鹿琪，曾经去过它家二次，最后一次，在82年初，即春节。还有上海袁辉，也去过它家，据说在81年秋天。所以，徐水良说，它在1981年5月逮捕，这根本是一个大谎言！ 另外它的老同事，吕建中，都证明它是83年入狱的。但其厂里的侯某，（离职下海）在89年做生意时，就在杭州，亲自看到过它。这不知道是真假；因为吕建中本人，是厂长干部的共产党人。但徐水良编出81年入狱，肯定不是事实。 但有一个事实，是人人所知道的，即人家宣传暴力革命，它就极力批判和反对。人家宣传非暴力革命，它极力批判和反对；即人家宣传什么，他就唱反调骂什么。现在人家不说什么革命，只是帮助国内维权而已，它却天天鼓吹“起义”；它在诱惑谁上当呢？ 它仇恨中华民国，又为什么要反台独？它仇恨孙中山和蒋介石，理由是什么？无非是对他俩的嘲笑和丑化；跟中共御用文人的反孙蒋，有什么二样？它反对儒教、佛教、基督教；反对民运中的一切理论，难道是它有多大高明？无非在误导别人思考。尤其它把这么多的民运老大，骂成特务；最后他们一个个被中共诱捕、或逮捕，或害死。可它依旧不摆手，还要对之长期不停的丑化；难道真的是因妒忌成疯？徐水良支持藏独，疆独，更应该支持台独，但它却拼命反对台独；前提是反中华民国；这一连串无理性的极大反常，仅仅属于可笑？还是属于可疑？国内有这么多人，在痛苦坐牢，却被他公开一个个骂为特务。 必须看清，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功破坏民运，是因为成功利用被收买的徐水良，让它成为中共的战略特务，使之长期久经不息地捣乱而所至！但徐水良的工作，已泡沫，已暴露，应该收场了！ 李芳 2010-03-20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3post=105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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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徐水良是中国公安机关破坏海外民运的“战略特务” 倪育贤是“战术特务”
聚义厅 2014-1-20 17:48
徐水良是中国公安机关破坏海外民运的“战略特务” 倪育贤是“战术特务”
演好倒王派，移民不愁钱。相视抿嘴笑，养老靠公安。 ----赠公安线人倪育贤、徐水良 图左：倪育贤（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运动世界代表大会主席） 图右：徐水良（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发言人、中国民主正义党秘书长助理） 徐水良是中共破坏民运的战略特务 赫塔·米勒写道：“因为我不肯做探子而被看成探子，我不肯盯梢的、想保护的人反过来诬陷我，这比拉我入伙、威胁要弄死我更加糟糕。” 有许多民运人士，对此深有感触。可惜徐水良就不同了！不但被中共收买成功，而且替公安出气，恶搞大多数拒绝被公安收买的民运人士。 中共要破坏民运，肯定会安插它的人员；包括收买为优先。但这样并不解决问题，要彻底搞乱民运；让民运不成气候，不是单单靠收买几个线人，能完全做到的，而是靠收买最高级别的线人，搞彻底的大破坏，才能成功。徐水良就是中共选中的高级线人。因为徐为民运坐过牢，在民运圈长期混过，而且能出手文章，并且有知名度；将其重金收买，才能有七八分把握，可以把民运彻底搞臭搞烂，使其分化瓦解，难以形成气候，让国内外华人，对之丧失信心和希望。徐水良为中共的战略特务工作，成功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人人皆知的三大嫌疑中，来发人深思一下吧。 一、1993年，徐突然来上海炒股，它刚刚出狱，就财大气粗，冲入上海股市；而且天天坐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中的大户室里。当时若它没有三到五万现金投入，它是不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它炒股住在王雍罡家，它也亲自跟傅申奇、傅申平和王雍罡等人说，他带了三万。其实，它进入股市，达五万左右。之后与之一起炒股的上海秦林山，为此可以见证。不管这钱，是三万，还是五万，如此大的巨款；在当时的它，是如何有的？其次，当时它炒股，还有二个人，和它在一起；好像是股友，但又不是；那么是谁？莫非是给它炒股的东家，所派出的监督人？但绝对不可能是民间的资本家，因为他们害怕政治反革命；再次，徐水良也没有这福气，能认识这些人。 其二、它的出国，在中美的二大机场，非常可疑。不但在上海机场，走特别通道；而且到了美国，当时接与送它的朋友，都亲眼目睹，有一个高个子，在神秘地护送它。以及它去美国申请的担保，不是海外民运朋友；而是其他海外华人，并且他也根本不认识；那么为它担保的神秘人，究竟是哪路神仙？其次，中共对政治犯的报复性很强，一般会对出国的人百般阻挠，最起码会给它种种的刁难；但它却没有，而且非常顺利，很快就出国来美。 据说，申请来美的外国人，一旦被批准，最多只能带上自己的配偶，但不能带上十八岁以上的成年子女；若要入境，将另外特别申请，但不能直接跟父母一起，同时移民美国入境。那么徐却能做到，成功举家移民，凭的是什么？ 关键是它的第三要点。 即它出国时，已经五十多岁了，其经历过文革、经革，以及坐过牢，等风风雨雨；而且满腹文章，满脑经验，应该是个“知天命”的纯熟老人，有修养，有礼貌，有耐心，有风度。可它刚下飞机，就突然变来一个人，如同二十多岁的愤青，兴令轰隆，到处表现，不但要出风头，四处露面，并主动积极申请，加入王炳章的正义党，狂妄自大，什么都不怕；今天批吴宏达等人，明天要批刘青等人，最后批初来驾到的魏京生。 然后突然放弃对他们的批判，莫名其妙地转向自己的同党，恶搞王炳章，之后恶搞傅申奇；再后恶搞王希哲；然后大骂辛灏年。最后把正义党的所有人，都骂成是特务，将这个组织彻底搞翻。 它来美国，连电脑打字都不会，那么它当时怎么会天天有这么多的文章，被网上到处张贴呢；而且很多写作手法，与之平时的性格不一样。这些事情，大家至今记忆犹新。 然后，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接下来的十二年，它始终天天如一日，在网上到处乱反乱骂，以及马不停蹄，到处乱抓特务；同时又大骂共产党，以此来做烟幕弹，从而巧妙地保护了它。始终让人怀疑它是吃醋的需要，而不是中共战略特务的高明需要。 这就是共产党的攻心战，在民运中的成功。即让所有反共第一线的人，通过它的恶搞，个个成为所谓的特务而被严重丑化；使得民运的最大资源，即反共人士，一个个被其清理出民运圈子。剩下的在今天，就是这么几个人。而且形成各种“互相猜疑对方是特务”的小组织。民运气候，荡然无存！ 让海外的反共人士，可以骂共产党，这是因为中共无能为力----管不着；但中共决不容许海外的反共人士，互相抱团合作，更不能让那些长期走在反共第一线的人，有好名声。那怎么办？就让被收买的徐水良，一个中共需要的战略特务，出来装疯卖傻的极左，通过乱抓特务，而一个个地搞臭他们。 要知道，凭徐水良的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如此大的非理性；凭徐水良等人，经历过文革和经革；不可能如此大的缺乏修养；凭徐水良的经历和阅历，人到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顺耳的年龄，不可能越活越愤青！更不可能在它五十，六十的年龄时，反而充充足足地表现它自己，是个一个政治愤青，还故意模仿人人憎恨的康生，到处肆无忌惮地恶搞所有人。这是相当严重的反常！ 凡事跟他早期接触过的人，都知道它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和四十多岁的时候，与人相处，是非常谦卑的，人也柔和，而且很有修养；有造反派干部的风范。因此，它在我们中间，大家都对它十分尊敬。可是它出了海外，就一下子变了；而且变得莫名其妙的可怕。即哪里有它，哪有就有是非；而且是非得相当严重。根本不是五十知天命、六十顺耳的老民运，该有的作风。也根本不符合它的原本心态，和其原本为人修养的处世行为。这是它最大的致命暴露。 还有一个重要补充：即王雍罡交代，在1983年6月，其厂首次集体旅游，去无锡和南京二日游。为此在旅游结束前，王告假离队，去看徐水良。徐亲自接待了王。徐家住在底楼，房子不大。当晚徐与王一起，住在它邻居家，因邻居家出门。它俩谈了很晚。第二天，一大早，徐去上班，王起身离开，从南京回沪。 还有，上海金鹿琪，曾经去过它家二次，最后一次，在82年初，即春节。还有上海袁辉，也去过它家，据说在81年秋天。所以，徐水良说，它在1981年5月逮捕，这根本是一个大谎言！ 另外它的老同事，吕建中，都证明它是83年入狱的。但其厂里的侯某，（离职下海）在89年做生意时，就在杭州，亲自看到过它。这不知道是真假；因为吕建中本人，是厂长干部的共产党人。但徐水良编出81年入狱，肯定不是事实。 但有一个事实，是人人所知道的，即人家宣传暴力革命，它就极力批判和反对。人家宣传非暴力革命，它极力批判和反对；即人家宣传什么，他就唱反调骂什么。现在人家不说什么革命，只是帮助国内维权而已，它却天天鼓吹“起义”；它在诱惑谁上当呢？ 它仇恨中华民国，又为什么要反台独？它仇恨孙中山和蒋介石，理由是什么？无非是对他俩的嘲笑和丑化；跟中共御用文人的反孙蒋，有什么二样？它反对儒教、佛教、基督教；反对民运中的一切理论，难道是它有多大高明？无非在误导别人思考。尤其它把这么多的民运老大，骂成特务；最后他们一个个被中共诱捕、或逮捕，或害死。可它依旧不摆手，还要对之长期不停的丑化；难道真的是因妒忌成疯？徐水良支持藏独，疆独，更应该支持台独，但它却拼命反对台独；前提是反中华民国；这一连串无理性的极大反常，仅仅属于可笑？还是属于可疑？国内有这么多人，在痛苦坐牢，却被他公开一个个骂为特务。 必须看清，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功破坏民运，是因为成功利用被收买的徐水良，让它成为中共的战略特务，使之长期久经不息地捣乱而所至！但徐水良的工作，已泡沫，已暴露，应该收场了！ 李芳 2010-03-20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3post=1052672 “中国民主党”党员政治庇护案风云突变 证人倪育贤向移民法庭招供隐瞒回国事实 美国一些华人移民公司在招徕政治庇护生意时，经常向客户说，凡是参加“中国民主党”者回国一定会被抓，所以申请政治庇护很容易成功。于是，一张制作成本不到一美元的“党员证”，有时侯竟然以五百美元的高价出售。然而，这个谎言日前却被新泽西移民法庭轻而易举地戳穿了。六月上旬，“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倪育贤在法庭上突然承认自己隐瞒曾多次回国的事实，消息传来，顿时令设在纽约法拉盛的移民公司“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乱作一团。 据悉，倪育贤此次出现在新泽西移民法庭上，是根据其雇主刘东星的要求，为一名申请政治庇护的“中国民主党党员”作证。 倪育贤滔滔不绝地陈述，那名庇护申请者是何年何月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党”的，并拿出一叠党员合影的照片交给法官，然后，提高嗓门说道：“中国民主党在国内的党员大多被关在监狱中，而海外的党员一旦回国，一定会被抓！” 这时法官Dogin插话，抛出一个致命的问题，问倪育贤本人到底有没有回过中国。倪说没有。法官再问一遍，倪又说没有。话音刚落，检察官突然要求法庭工作人员取出摄像器材，把倪育贤进行作证时的镜头拍下来。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令倪开始感到不安。 倪起初还想抵赖，但很快觉察出检查官似乎有备而来，根据以往自己在长岛刑事法庭当被告的经验，他明白一旦被拍下向法庭撒谎的实况，将面临又一场牢狱之灾，于是只好承认----曾于去年十一月和今年二月两次回过上海。 法官Dogin示意法庭工作人员当场播放一段录像，内容是关于倪育贤早先在接受联邦调查局约谈时，曾承认自己回过国，没有受迫害。法官问他，为何现在要来这里撒谎。倪育贤的额头冒出冷汗，不敢应声。 检察官要他抬起头来，指着投影机里播放的倪育贤入关回国时的镜头，问他：“这是哪一次？”倪看后大惊失色，沉默了片刻，承认说“这是另外的一次”。法官Dogin严厉地问倪育贤：“你到底有几本护照？到底有几个名字？你知不知道间谍罪在美国的刑期是多少？” 以上一幕，如果让台湾的情报官员们亲眼看见，一定会跌破眼镜。为了便于他们查询，特在此公布法官Henry S. Dogin的电话和地址：1-973-6453524，970 Broad Street，Room 1135，Newark，NJ 07102。倪育贤虽名义上是台湾情报人员，却一直暗中为上海的国家安全局工作，至此，又一宗“双面谍”疑案浮上台面。 据Anne F . Thurston所撰的《A Chinese Odyssey》一书披露，倪育贤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刘宾雁当年发现自己上了当，深感内疚。一向以“大陆反共义士”自诩的倪育贤，其实在国内从未从事过反对共产党的活动，相反一直积极向党表现“忠诚”。正因为如此，尽管倪育贤生活腐化，在“严打”期间还偷自行车，结果都被其所在单位上海海运学院保了下来，未移交司法机关法办。而且，倪育贤在出国前还分到了一套房子（详见该书的第378页至381页）。在当时那个很保守和极“左”的年代，通常搞同性恋被公安机关抓获，判劳动教养三年五载是轻的，然而倪育贤在上海强奸一名男子，遭受害者报案，居然未被追究法办，也算网开一面了（详见该书的第332页）。 根据倪育贤自一九八七年出国到美国之后，对海外民运所进行的种种破坏活动来看，FBI完全有理由怀疑他是身负特殊使命的。海外民运彻底失去广大侨胞支持的四大主因----贪污捐款、内斗分裂、反华叛国、坑蒙拐骗， 倪育贤桩桩有份，而且是罪魁祸首，多次被当地报纸爆料丑闻，让民运饱受公众谴责。当倪育贤在主席台上高喊“打倒中共”、“两国论万岁”、“支持西藏独立建国”之类的口号时，发誓要批倒批臭民运的著名人物王炳章、鲍戈、徐文立、王有才时，又有几个人知道他暗地里做了些什么。 倪育贤，他到底有几本护照？有几个名字？有几重身份？-----这一切，迟早会真相大白。 张胜太 2007-7-14 倪育贤强奸案 受害者得到什么教训 “什么事情只要跟‘民运分子’沾上关系，就说不清楚了。”一位华侨深有感触地说。他告诫周围人，尤其是女性，尽量不要与海外的“民运分子”打交道，以免有理说不清，吃哑巴亏。 “民运分子”借钱不还，不履行合约，或者强暴你（或奸污你的妻女）……总之，一旦发生什么纠葛，你都声张不得，否则，他们会抨击你“破坏民主事业”，故意“帮共产党的忙”。他们甚至会向移民局、联邦调查局写密函，诬称你是“中共特务”，要求取消你的居留、工作、上学、开业或入籍的申请资格，查封你的银行存款，监视你的行踪，窃听你的电话，并尽早遣送回国。这绝非危言耸听！ 以轰动一时的倪育贤案为例，华人同胞当引以为诫。 年逾花甲的“海外民运工作会议”主持人之一、“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倪育贤，因为涉嫌对两名华裔少女进行“强暴”、“性侵犯”、“强迫触摸”等罪行，遭到纽约警察局的拘捕和检察院的起诉，引起社会公愤。然而，倪育贤却抛出所谓的“阴谋论”，欲将自己的刑事案件作“政治化”处理，来转移舆论关注的焦点，同时伺机对受害人和举报者进行抹黑和报复，其手段极其卑劣。 倪育贤在接受“多维新闻社”记者吕贤修的采访时，一再声称自己是被“诬陷”的，并说“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幕后有黑手”。至于背后的“黑手”是谁？他则强调说是“共产党的同谋”。（详见《多维时报》2005年9月30日《涉嫌性侵犯两名华裔少女 倪育贤：我是被诬陷的》） 倪育贤在接受《明报》驻纽约记者的采访时，却又声称自己因领导“独立民运”，不耻于台独势力的“贵族民运”为伍，所以受到多方压制。接着又吹嘘自己“为民主事业奋斗四十多年，多次面临失去生命自由的威胁。也因积极从事民运，被中共视为眼中钉。”（详见《明报》纽约版2005年9月30日《倪育贤：杨国君为钱乱咬》） 倪育贤究竟是什么人？他是共产党的“眼中钉”吗？ 七十年代末，倪育贤曾经因为在上海张贴过反对“四人帮”极左路线及发泄对社会不满情绪的大字报，以表达对共产党的“第二种忠诚”，而被当局关押在看守所里达数月，后来宣布“平反”。此外，他在中国没有参加过其他任何“民主运动”。1986年倪育贤移民到美国定居，获“政治庇护”。1989年他参加王炳章、林樵清等人组建的“中国自由民主党”，不久便在党内搞分裂破坏活动，退党后又另行成立“中国自由民主党”，自任“主席”，被人讥笑为“一人党”。倪育贤利用海外华人对于“六四事件”的同情，抱着“募捐箱”四处骗钱，并将十多万美元捐款盗为己有，偷偷在纽约长岛购置豪宅。事件被《世界日报》曝光后舆论哗然，从此海外华人不再向“民运分子”捐款。此后，倪育贤热衷于在“民运”内部挑动内斗，诋毁众多“民运领袖”。为了讨好台湾李登辉当局，他还大肆鼓吹“两国论”，叫嚣要破除“一个中国”的神话。 倪育贤在美国没有正当职业，从来不打工，台湾情报机关拨发的“活动津贴”是他固定的收入来源。此外，他还把一些偷渡者拉入“中国自由民主党”，为他们出具申请“政治庇护”的证明材料，以此索取五千至八千美元的报酬。如果那些偷渡者请他到移民法庭作证，每次需付给他五百至一千美元。倪育贤经常把他的那些“政治庇护”客户带到“海外民运”的集会中，安排发言和拍照，作为向移民法庭提供的备案材料，每次收取客户三百至五百美元。此外，嫖娼是倪育贤的一大嗜好。虽然他已有妻室，却嫌妻子长相差，不愿与之同床，结婚至今未有儿女。他与薛伟的姘妇张菁一向关系暧昧，并与魏泉宝的妻子金雪珍通奸。 如此看来，倪育贤是一个品行恶劣、寡廉鲜耻、信口雌黄的小人，十足的社会渣滓。在任何国家里，这种人都该呆在监狱里，以免危害社会。他们丑恶的政治表演，实际上已成为一部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两名遭受倪育贤性侵犯的华裔少女的父亲杨国君，原是倪育贤的“政治庇护”客户之一，经营小本买卖和长途贩运货物，被倪育贤拉入“中国自由民主党”。杨国君向《明报》指出，倪育贤是个“政治流氓加生活流氓”。据悉，杨国君与倪育贤交往五年来，被骗钱财逾三万美元，最后连自己的两个未成年女儿也被倪育贤糟蹋了，所以他决定诉诸公堂，将这头色狼绳之以法。 许多海外华人偷渡或移居国外之后，困于无法获得当地的合法居留身份，无奈之下只好改寻“政治庇护”途径，结果不慎落入一些“民运分子”设下的骗局和陷阱之中，有的人象杨国君那样，落得人财两空。据悉，有些非法滞留外国的华裔女子为了获得“政治庇护”待遇，而不幸被“民运分子”奸污。美国新泽西州一名女性保险经纪人透露，她就曾遭遇这样可拍的经历，在为“民运分子”当打字员期间遭到性侵犯。她说：“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敢报案，因为我知道自己可能会因此被移民局遣送回国，而且，‘民运分子’还会反过来诬蔑我是‘中共特务’。现在我总算熬出头了，自从有了‘政治庇护’身份，我便完全摆脱了他们，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和丈夫、女儿愉快地生活。”她还算幸运的。 “民运分子”经常会向你吹嘘自己如何了不得，是什么“主席”、“会长”、“社长”、“未来中国领袖”等等，其实这些罩在他们身上的“光环”全都是假的，一文不值，经不起刨根问底。实际上他们什么都不是。“领袖”没有随从，还“领袖”个屁。他们不上学、不考试、也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建树，光写一些谩骂中国的短文，而且都是抄来抄去，也算“博士”、“访问学者”、“研究员”？如果台湾不花钱，他们靠什么活？凭什么混？有谁听他们、信他们？他们年年都说中国“三年后大乱”、“五年后崩溃”，可是，“三年”、“五年”早过了，咋不见中国垮台完蛋，反而越来越强大？ 有些“民运分子”实际上过去在中国跟政治沾不上边，坐牢是因为刑事犯罪。比如，《北京之春》的经理薛伟，以前因为犯强奸罪，在四川判刑十年；“劳改基金会”主席吴弘达，曾经因为猥亵女生、盗窃、偷渡，两次被收容劳动教养，后“留场就业”。他们出国后却都谎称自己因为“反共”，被打成“反革命”，摇身一变给台湾当间谍，忽然又成了“民运分子”了。同这样的人打交道，尤其是女性同胞，是多么的危险！多么可怕！ 其实，通过参加“海外民运”活动，由“民运分子”出具“证明材料”，而获得“政治庇护”的成功机率如今已经非常小，移民局官员对爱说谎的“民运分子”都十分厌烦。相反，那些因违反“一胎化”政策或因参加“家庭教会”及法轮功的申请人，现在更容易获得“政治庇护”。倘若当初杨国君以“计划生育”受害者身份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而不去找倪育贤“帮忙”，或许早就拿到绿卡了，而且也不会使自己的两个女儿白白被“民运分子”奸污糟蹋了。 何永馀 Oct.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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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路从美国东部飞赴美国西部，慷慨撒钱挤进“支持薄熙来”网站内斗风波，惹急了高寒.. ...
刘路是李建强的化名（见图中） http://www.peacehall.com/news/images/2009/03/200903180720intl6.jpg 特殊任务工作者高寒（原名郭志）警告特殊任务工作者刘路（原名李建强） 作者: 沙舟 理解你偷了东岸（即美国纽约）又偷西岸（即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的特务小组被打败后的哀鸣。你攻陷了笔会（即“独立中文笔会”），现在又被派出来攻陷某党（即“中国社会民主党”）----开始想打入某功（即“法论功”），被识破后，则趁某党危机，收进篮子就是菜之机，成功地打入了东岸。其手段，无非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肉麻地吹捧、卖力地献殷勤！ 你现在的任务是：正全力以赴攻下西岸，然后实现让王希哲在前台当傀儡，你在后面牵线、掌舵把子的某党（即大陆“中共”）“大统一”。 当年攻笔会时，你肉麻地吹捧刘晓波是你心中的红太阳，现在攻某党时，你又卖力地吹捧王希哲是你心中的红太阳。 你岂止脸厚、而且无耻、肮脏，下贱！你明明知道民运人士均无人不晓你的身份，但还是死皮赖脸地在民运中厮混，包打听，猛撒钱。你也就只能操控那些成天就巴望着嚼嗟来之食、吃讨口饭的可怜巴巴的如王希哲这类民运“大佬”、“名人”和“领袖”了。 你成天不打一天工，你哪来那么多漫天撒的银两？！ 这次你以为能利用连线（即支持薄熙来的“民主社会主义连线”网站）的分裂，又会像你去年趁机打入东岸那样打入本网站。那边还在向王希哲大献殷勤，为其分裂出去推波助澜；这边又立即让人给俺转私信、妄图打入本站（即支持薄熙来的“民主社会主义连线”网站）----你若胆敢否认，本人马上公布你的私信！ 你这种下贱货，给我离远一点！本人软硬不吃！你那些个可以对某些人上下其手、无不灵验的臭钱，对本人丝毫不管用！ 你今后再胆敢为你那边的某策反对象大献殷勤攻击本人，本人将对你这特殊任务工作者严惩不贷，毕竟这是美国，手段多的是。直到将你这下贱货打服收手为止，勿谓言之不预！ 沙舟 （即“高寒”，原名郭志） 2013-07-21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271681 http://www.peacehall.com/news/images/2009/03/200903180720intl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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