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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社会之基本矛盾与中国之未来

已有 138 次阅读2017-6-11 00:32 | 中国, 社会矛盾

序:
关于中国之前途是一个令人着迷和困惑的话题。有两件个事件与这个话题其实有着紧密的关系。一个是持续达十年之久的林张之争,一个是自干五现象。中国之前途这个命题其实与如何看待当今中国、如何看待一个政权的生命周期有直接的关系。
从正统官媒来看,本文所讲的很多是大逆不道的,但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再看本文,也许会说:这种东西很平常嘛,有什么可看的?如果这种事发生了,说明中国进步了。

一、中国能够超越历史规律吗?
中国人总是太聪明,他们试图超越历史规律。
在中国的历史上,由于想超越历史规律而搞的“超常规”,近代以来至少就有四次:一次是清朝的洋务运动,因高层变法的停止而失败;第二次是上世纪初马列主义引进中国,将中国的民主制度中止;第三次则是毛政权三十余年的瞎折腾;最近三十多年则可以算得上另一个超常规阶段。抚今追昔,中国一百余年,“超常规”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基本上没有停止过。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谢幕期间,全世界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从政治改革开始告别了社会主义,唯有中国不是。中国人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政治上不争论,不动大刀子。结果,经济改革巨大的初始边际效应带来了令人耳目眩晕的效果:中国从一个经济贫儿,二十多年一下子窜升到了世界第二的地位。这个成就令中国的执政党乐开了花,他们管这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他们在炫耀自己在经济上的富裕的同时,也毫无掩饰地嘲笑当年的老大哥俄罗斯的落伍。
中国二十多年在经济上巨大的成就,让无数理论家们不解。从基本逻辑上来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撕裂只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但中国的情况似乎打破了这种逻辑。社会持续稳定的发展必须建立政治制度和生产关系协调的基础之上,这好比一座房子,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其基础,基础打好了,房子才能向上一层一层建上去。但是,中国的做法属于基础不打便向上建房子,并且似乎成功了。这又好比两部汽车,当年的中国和俄罗斯,都是一部破车。俄罗斯是先修车,再跑路;中国是继续跑路,一溜烟跑得老远,但这部车更破了。最终,谁会跑在前头?又好比两座城市,俄罗斯是老老实实从基础做起,先做好城市的下水道及各种管网、道路,而中国则是先盖大楼。若干年后,中国这座城猛一看光鲜亮丽,而俄罗斯这座城却还只是一片施工工地。那么,最终,哪座城市会建设得更好?从理论上来说,俄罗斯这部修好的车最终将跑得更快更远,俄罗斯这座打好了基础的城市最终会更繁荣有序。但是现实情况似乎相反,这是令无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困惑不解的主要原因。
俄罗斯,一开始他们就打造了私有制,然后搞市场经济,是通常的、合乎常理的做法。中国则刻意回避了政治制度的改革,只搞微观方面的市场经济,绝不提私有化。但是,两者的结局出乎理论家们的预料:基础打得很好的俄罗斯在经济上被超常规的中国远远地甩在后面。从2008年开始,中国在北京举办了空前盛大、华丽的奥运会、其后便是上海世博会;中国经济保持了十余年高达两位数惊人增长率,经济总量一举先后将德国、日本甩在身后,直逼世界老大美国。这种势头让国际上的经济学者做出了不出二十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预测,也让中国的执政党信心暴棚,提出了中国梦的口号。总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本世纪头个十年,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发展,似乎打破了历史的轨迹和惯性,颠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历史的规律果真不再发挥其作用了吗?
对于中国未来前景的判断,与如何看待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成就有关,与如何看待现实中国存在的问题有关。

二、如何看待最近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发展
中国三十多年来在经济上取得了古今中外少有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增长率接近两位数!中国从一个经济小国弱国,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仅次于美国。并且,2013年后,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保持了7%的年增长率,为世界第一,按这个速度,超过美国几成定局。有学者预测在2025年前中国一定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有的学者更将此时间提前到2018年。而就在前不久,有人根据货币的实际购买力计算,声称中国实际已于2014年10月份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经济的高速发展当然是事实,这个事实便成了一切赞同和维护现有政治体制者最强劲的理由,尤其是坚持一党制者最有力的论据。于是,宇宙真理论出笼。一切坚持和赞同现行政治体制的共同论调便是,实践证明(也就是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西方民主宪政并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即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不必改弦更张了。
对于同一个结果,关于原因的认识并非没有争议。我们知道某一只鸡是某一只蛋孵出来的,它们之间具有唯一的因果关系。但是,中国的经济三十余年高速增长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是不是因果关系,却不能简单地下结论。中国经济这个函数是多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果对N个因素,有的因素与它正相关,有的因素却是负相关。
要看清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经济之间的相关性,有一个比较好的时段,即1949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所谓前三十年,那时是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如当今的朝鲜。一个因,一个果,没有其它变量。所以,关于经济发展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结论其实相当清楚,即社会主义带不来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带来的只能是经济的负增长和生产力的破坏。支持这个论点不仅有中国和朝鲜的证据,更有数十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史的证据,铁证如山。
显然,中国最近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动力来自社会主义制度之外的因素。这个事实明摆在那儿,每一个亲身经历过这三十多年的中国人都心知肚明。一句话,如果没有对传统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中国目前与北韩并无两样。
总结起来,促成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成就的,有以下九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政治改革破冰,抛弃了纯粹的公有制体制,在微观层面培育了私有制成分。这一因素是主导的和决定性的,也是内因,解决了发展的基本动力。一个近八亿国民的国度(后来是13亿国民),一旦将国民的创造财富的内在动力激发起来了,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经济体制颠复性的改革,抛弃了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二元化的经济,即国有加上私有的混合型经济体制。这是第一个因素指导下的对于国家经济制度性安排。它也是内因,也是起主导与决定作用的因素。这个二元化经济体制,不但承认了资本利得合法性,而且承认了私有资本利得的合法性,将劳动力、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与资金一道纳入了生产要素市场,成为可自由流动的商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经济体制的构架已经是市场经济,只不过其中仍然存在着非市场的成分。
第三,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一因素的形成是在上述第二个因素基础上的。一个市场经济体不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是不可想象的,而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的条件是要求参与者遵循市场经济规则。通过贸易与资本流动,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出来,中国长期对外贸易保持了巨大的顺差,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直至全球第一。中国的价值洼地接纳了全球巨大的资本,自然也会生产巨大的收益。中国的对外开放标志性事件就是加入世贸,后来直接加入WTO组织。
第四,技术进步,指的是全球的技术进步,不仅仅是中国的技术进步。作为一个起步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化经济循环,可以直接享用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成果,将其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这也是许多经济学家,例如林毅夫所说的后发优势。中国从一个比较原始的农业经济国家,直接进入了电子工业时代,然后进入了网络化经济时代,三十多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程。这种跨越式的发展并不是中国的专利,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在这一段时期加入到全球经济大循环之中,它都得这么走。你可以到非洲某些国家看一看,它们从原始的部落社会直接进入了网络时代,电子商务一样风行。
第五,自然资源的储备。这个因素是自然条件因素。正是由于前三十多年中国长期保持了农业国家性质,大量的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强度低,保有储备量大,为最近三十多年提供了资源保障。可以说,这三十多年中国不仅吃光了祖宗的遗产,也吃光了子孙的存粮。
第六、人口红利和农业人口转型。中国七十年代之前计划生育之前的高出生率,一对夫妇平均生育在四口以上,自八十年代开始,至本世纪头十年是中国人口红利时代。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口结构中,中青年劳动力占有历史上最高的比例。另一个人口因素便是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六亿多的农业人口迅速转化为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人口,这些农民工所得到工资极低,使得中国的商品能够具备全球最低的成本,为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创造了主要的条件。
第七、国家战略转变,符合国际形势的发展客观实际。中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将国际形势确定为和平发展主题,抛弃了战争思维,大量裁减军队,军用转民用,这样一进一出,对于国家经济的增长确起到了助力的作用。
第八、全球最饥渴的消费需求大国。一个八亿人(当今是13亿),处于全球最末端的生活水平,人均财富几乎为全球倒数第一,其潜在的消费需求当然是无可比拟的。这个因素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最核心推动力:生产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消费,而且也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条件:因为基数小,容易实现高速增长。
第九、双轨制。这个双轨制不是指政治专制与市场经济,而是指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制度并存。一方面,微观层面是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不断加强,政府决定了资源的基本配置,有如计划经济一般。对于这个双轨制,绝大多数人都持负面态度,不予认可。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发展,确与这个双轨制有很大的关系,而且是正相关的关系,至少这三十多年,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是如此。如果前面八大因素可以造就中国经济正常快速增长的话,那么这一因素就是造成中国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个因素所发挥作用的另一种通俗的说法便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因素所起的作用无处不在,比如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时期的产业投资过剩、大规模的造城运动、高速公路的急剧扩张、高铁的迅速扩张。双轨制推动经济超速增长的另一个秘密就是:工程越大,官员的不法收越高!因此,这一因素也是造成中国社会乱相的主要根源。
从上面九个方面因素,我们可以明白,造成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第一至八个因素没有一条与社会主义性质有关,恰恰是对社会主义因素限制的结果。而唯一与传统社会主义因素有关的只有第九条因素,即双轨制。这也是中国官方所津津乐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核心构架。

三、如何看待中国乱相
有人专门对中国社会三十多年来的乱相做过一个归纳,主要有二十五个方面的乱相,这些乱相已不限于人的行为,更显现于人的是非判断和价值取向。
乱相之一,官员腐败,全民也腐败
官员的腐败自不待言,要说的是全民的腐败。因为无论是谁,手中多多少少都握有点权力。现在就连临时工都知道搞点腐败,比如协警或者联防队员,或者城管临时工什么的。
乱相之二,权力主导资源配置,市场经济体制做成了一锅夹生饭
政府数成千上万种项目审批,加上各种监管,本质上就是权力配置资源,与真正的市场经济风马牛不相及。执政党不肯放权(江山意识根深蒂固),它把国家视为党国,国家资产视为党产,是权力配置资源的理论依据及内在原因。
乱相之三,政府主体错位,直接沦为经营实体,唯GDP 论主导政府行为取向
比权力配置资源更为离谱的是,政府主体错位,它忘了或者是故意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政府的职能从提供公共产品、保证公平竞争转化为直接从事生产经营。这样一来,政府不但主导了资源的配置,它还将资源配置给了自己。每一级政府,其实都变成了它辖区的总公司。政府成为经济经营主体的实现形式便是各级国企。除原有国企之外,各级政府还可以设立所谓的投资公司或投资金融机构,垄断利润率高的行业产业。政府同时充当裁判员和运动员两种角色,完全失去了公正和客观,导致民营经济举步维艰,而国有企业坐拥高额垄断利润。可悲的是,这种乱相反过来成了专制体制可以也应当做强做大的有力证据:你看,公有制就是比私有制具有优越性。
政府主体错位的根源,也在于“江山意识”,与权力配置资源如出一辙。
乱相之四,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权贵资本主义,红二代完成了从政治世袭向政治加经济世袭的全方位转化。
中国高层的红二代红三代的发展方向基本是两个,一个是从政(包括从军),一个是从商。但是,他们从商与一般人下海从商不同,他们从商是直接进入国企,直升飞机般地窜升到高层,成为商官。成为国企负责人后,便可以貌似合法地用各种手段将国企变成个人的提款机。
省部级官员以上的二代三代执掌了央企,省部级以下官员的二代三代则盘据于省属国企市属国企。中国官二代(红二代)不但在政治地位可以世袭,经济地位上也同样可以世袭。现在一般民众对于官员经济贪腐痛恨无比,其实,这些不法贪腐的收入,与权贵资本的收入相比算不上什么。贪腐的收入明显是犯罪,但是权贵资本将国有资产大搬家却让人抓不住把柄。多数国有资本的乾坤大挪移不但不犯法,还赚得了一个积极响应中央改革号召的名声,成了改革先行先试英雄,资本向权贵大规模转移,权贵资本主义脱胎成形。事实上,截止到今天,红二代与官二代们最乐意保持这种双轨制,他们既害怕回到文革,也害怕政治体治深化改革,进入到完全的市场经济与民主社会。这两种状况下,他们的既得利益都要损失,所作所为均会受到清算。
这种乱相的根源可以用两个词概括:公有+专制,两者缺一不可。马克思本人痛恨资本的剥削,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所主张的主义实际上是培育权贵资本的温床。要说资本具有剥削的本性,那么权贵资本才是真正的剥削,因为这种资本所有人对于社会没有丝毫的价值创造,它只是对价值偷窃。
乱相之五,公共产品变成牟利产业,低收入群体苦不堪言(教育、医疗产业化的误区)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在公民的教育、医疗产业基本上是以政府投资为主体,辅之以私营,公共教育、公共医疗以提供基本保障为目的;在教育及医疗费用方面实行的是向贫弱者倾斜的扶助政策。两个方面的政策措施结合,保障了公民的基本福利。自称社会主义的中国,近三十年来却在这些领域大搞产业化,将政府的责任推向了社会,教育和医疗行业成了暴利行业,而公民的社会、医疗保障却实行劫富济贫的制度,造成收入者上不起学、看不起病。
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由政府向公民提供廉价的教育和医疗产品,而中国却借机向公民横征暴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权观的不同。西方国家视教育、健康为公民的基本人权,生而平等。因此,这一部分产品必须由政府从纳税人的税收中生产出来,平等地供给公民。
乱相之六,社会诚信度全面崩溃,假冒伪劣品横行
没有哪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骗子无处不在,欺诈无处不在。
这什么会到让一个民族全体蒙羞的地步。是原因也是结果,其实是互为因果。一个社会如果依靠诚实劳动带不来财富,贪污腐化、偷鸡摸狗、强迫交易、制假贩假个个钱包鼓鼓的风风光光招摇过市,是狗也知道必须去骗了。当一张选票都是假的时候,这个国家最终便与真实无缘,与诚信无缘。
乱相之七,急功近利,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浮燥、浮夸
急功近利、短期行为、浮燥等具有共同的特点,便是违反科学和脱离实际。从国家到企业,这种现象比比皆是。某个领导虚荣心一膨胀,什么离普的命令都能够下得出来;动不动就是超常规,动不动就是中国第一、亚洲第一、世界第一;动不动就是向什么什么献礼,为了这个礼,可以超越一切规程规范,可以特事特办。整个中国都惶惶不可终日,似乎明天地球就会爆炸。
权力崇拜盛行、科学精神的缺失,是造成此类乱相的直接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独裁政治。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聪明的人知道只有依附于权力才能活得更好,在此价值准则指引下的行为便是如此。
乱相之八,国家法制有名无实,社会公正没有保障
关于中国的法制,慕容雪村有一段精辟的描述:这个国家制定了无数法律,然后又制定了无数的实施细则,最后,这些法律和细则实行不实行,如何实行,由长官说了算。
没有法治导致的后果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底层民众没有守法的观念,另一个方面是上层阶层对于下层肆意妄为地欺压。进而导致一个结果,即全社会都践踏法治精神,丛林法则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规则。

乱相之九,道德滑坡,是非颠倒,恶性暴力案件频发,人类道德底线不断突破。
近几年来灭门案发生的频率在加快,见死不救、助人反被诬的事件频发。一件件一桩桩突破道德底线、挑战人类良知的事件,将中国人的热血一遍遍地浇凉下来,最终将中国人变成了全世界最为冷血的动物。即使是动物群落,遇上外部的威胁时,同类相救也是其本能。这种本能其实是根植于其遗传密码之中,是为了保护种群延续的一种应急反应。中华民族如果连这种本能都退化了,这个民族恐怕将走向灭亡。
此类乱相的根源,在于官方对基本人权的长期排斥和妖魔化,最终导致的不仅是权力机构对于基本人权的践踏,也造成了国民个体对于他人基本人权的漠视!从暴力强拆,到七月流产,到见死不救,再到灭门频发,其实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
乱相之十,官民对立加剧,是官必反、必批、必不信任成为一种潮流
当今中国,官方的话语空间其实越来越小,除了官方机关报刊杂志和央视等传统媒体外,剩下的媒体空间里,官方的影响力在式微。尤其是对于国民影响力越来越大的网络媒体,凡官方的言论必遭围剿、必遭反对、必被质疑已是客观的事实。在民间存在这样一种说法:“受党教育几十年,上网只需十几天”。政府公信力丧失、官民对立的社会,其破坏性肯定大于建设性。
造成这种乱相的原因之一是长期的愚民政策。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门打开后,国人看世界实际上是有一个过程,最初看到的是器物层面的繁华,今天开始审视到了价值观层面,才发现自己数十年被人骗了还在帮着数钱。原因之二,是长期以来,政府政策朝令夕改,一些政府人员胡乱作为、暴力执法、漠视人权、视民众为弱智随意糊弄。
乱相之十一,社会价值观混乱,没有主流价值观统领社会,三教九流八仙过海丑态百出
一个正常社会并不意味着单一的价值观,但也不意味着价值观的混乱。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多元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其实都有共同的基础,这个基础便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在中国,过去的那种阶级斗争为核心的价值观违反了人性,注定无法充当社会主导价值观,另一方面,由于官方意识形态机构顽固拒绝普世价值,造成了中国社会缺乏主流价值观及价值观混乱的局面。但是,官方媒体仍然在自欺欺人粉饰太平,热衷于景观改造。
归纳起来,当今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体系或流派有以下几种:
宇宙真理派,这一派便是官方极左派,以捍卫共产主义制度为标志。事实上就是独裁政治派。这一派的大本营是社科院,主要骨干基本上是五O年前后出生,在毛时代世界观成型的那一些御用文人。
经济改革派,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主,侧重于市场经济的推行,对于政治制度采取了不正面交锋的态度。其中又可分为激进改革派与渐进改革派。前者强烈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后者主张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可以滞后。后者是目前官方在经济管理方面的主要智库。
普世价值派,推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强烈反对宇宙真理派,是目前官方最害怕的流派。这一派的代表人士被毛左们列入汉奸名单口诛笔伐。
社宪派,建议在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依宪治国、依法治国。
红色江山派,基本上由官二代、红二代三代组成。在他们的价值观:打江山者坐江山天经地义,红二代三代不坐江山就是变天复辟。
毛左文革派(也叫毛粉),这一派是主体是一部分文革三种人,年纪大都超过60余岁,外围则是一部分底层民众,但当年风光过一时,还有就是部分年轻人。这一派的价值观代表了中国人人性中最阴暗的部分,将自己的幸福完全建立在他人的倒霉的基础上,是中国社会最负面的力量,对于中国社会前途完全是负面因素。
和稀泥派,也可称两个不能否定派,或政左经右派。
对现实不满派,也可称为愤青派,对于现实基本上持排斥态度,凡是官方的都反对。这一部分人占有相当的比例,涵盖了中国中下层公民的很大一部分。他们虽然对于现实不满,但是对于未来却缺乏系统的思考,一旦说到民主,他们的认识基本上来自于央视过滤过的消息,觉得那东西遥不可及,与之毫不相干,甚至想当然地一句话:那非乱套不可。
既得利益派,这一派的主体是政坛各界的官员组成,它们在内心有各种思想,但是在保持现有政治格局方面保持了相当一致的立场:不思进取,维持既定格局。他们其实有的相当有想法,但永远也不言于表,乐得渔翁得利,物质丰裕且社会地位高人一等。
乱相之十二,迷信愚昧风行,伪科学盛行,大师大仙层出不穷
中国的迷信景观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普通民间的各类迷信,历史相当悠久,基础深厚。因中国历来是天人合一,地上有什么人,天上就是什么鬼神,地下便有什么鬼;地上有什么物,天上就有什么仙,而地下便有什么鬼。这种情况可称为泛神论。第二个层面便是官僚和资本家阶层,迷信风水和吉祥运道,取个名、建个大门、摆个办公桌都有风水可讲,更迷信某某大师,相信超自然的力量。第三个阶层则是学界,风行特异功能,认为存在一种力量是目前科学所无法解释。数十年来,一个又一个“大师”出现了,追随者不乏高级官员、学界才子、社会名流雅士。各种神功轮流登场,呼风唤雨、乌烟瘴气。
乱相之十三,官方意识形态界拒绝普世价值,虚无缥缈远离尘世,固步自封死不认错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步。
全世界百多个国家都赞同的普世价值,唯独在中国的官方视为洪水猛兽,全世界都认同的民主宪政在中国被视为歪理邪说。官方数十年来千方百计拒绝普世价值,可谓绞尽脑汁。
乱相之十四,外行管理内行,形式主义登峰造极
各级政府却热衷于直接指挥企业生产经营,大量的行政法规对于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提出了过细的规定,政府职能部门简直成了企业的生产技术部门。但是,由于并不内行,制定的规定严重脱离实际,企业只好搞形式主义甚至造假,以应付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刀切的规定。
乱相之十五,文革意识、个人崇拜、两个凡是思维重新抬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思想解放被全面扼杀,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浓重的崇毛和为文革翻案的思潮,上世纪八十年代国人所认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准则似乎被国民淡忘,两个凡是的思维重新抬头。
乱相之十六,权力主导决策,专家变成了砖家
科学成了权力的奴仆是中国近几十年来比较突出的乱相,专家不能坚守职业原则,不能坚持科学真理,成了权力的应声虫,官员主导了项目可行性研究结论,求真务实的最一个堡垒沦陷。
乱相之十七,政府专权,部门林立,投资审批程序繁锁,权力寻租等潜规则盛行
大到重大投资项目的落地,小到上一次户口,政府各部门争权夺利,导致审批程序繁锁。比如,开办一个煤矿竟然要获得五本证照,要盖上百多个各级部门的公章,耗时可达3—5年之久。由此产生了权力寻租、潜规则盛行。
乱相之十十八,艺术庸俗化、低俗化泛滥
艺术低俗化、庸俗化泛滥,电视媒体热衷于迎合人的偷窥、探隐私病态心理。空洞无聊地打闹作秀、肉体暴露、交友拉皮条诸如此类节目大行其道,为了收视率不惜冲击社会公德良俗;抗战剧如同儿戏,中国人个个武功盖世,杀日本人如同砍瓜切菜般不费吹灰之力;严肃的政治题材被列入禁区,恶搞历史的题材充斥荧屏。
乱相之十九,色情泛滥,家庭解体
色情交易在中国为法不容,但事实上却可以领取特殊营业执照公然营业,各种等级的桑拿场所实质上是性交易场是世人皆知的事实,中国的性工作者被冠以卖淫的恶名,人数高达千万级之众。这一行业数十年来成了法律的灰色地带,成了公检法及军队武警等执法权力机关合法获取各种罚没收入的提款机,同时也是培养腐败的温床。
色情的泛滥带来的社会问题便是对于传统家庭关系的侵蚀和破坏,由于第三者导致的家庭解体增速惊人。据民政部门透露,某些城市,结婚登记数量与离婚登记的比例高达3:1。
乱相之二十,政治运动取代正常的社会管理
用政治运动代替正常的管理是新中国六十余年的常态。有一句经典的说法就是这一乱相最有力的写照:要从政治的高度来看待某一件事。在中国,万事高不过政治,实质上便是万事高不过权力。政治的高度是什么,就是指某位领导意志的高度。一个社会,有政治方面的事物,也有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的事物,这几个方面本不存在谁高过谁的关系。但是,在中国,政治高于一切,才有“从政治的高度”这种吓死人的说法。因此,做什么事,只要认为是很重要的,就往政治上靠,非政治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如果违背了某个领导的意图,那就立马上纲上线,变成了政治错误,是要被专政的。要做个什么事,不搞运动就不知道如何动作。搞个建设,要大干三百天;搞个安全,要大干五百天无事故;搞个遵守交通,也要发动群众搞一个什么遵守交规宣传月;搞个扫黄,也要搞个严打一百天;搞个文明城市,也是发动群众上街大扫三个月。运动过后,那些个法规章程似乎都变成了草纸,连擦屁股都没有人要了。
最近的一次用政治运动代替法治的事件,就是一年多来兴师动众的那场群众路线教育。
乱相之二十一,冤错案和权力不作为成为常态,行政纠错取代法律判决,国家维稳不堪重负,官民矛盾对立成为新常态。
既然权大于法,官员的违法便可以规避法律的制裁,于是官员对于一般民众的侵权便成了必然。而受害者无法首先通过法律救济的途径解决,上访成了主要的渠道,部分不上访或者上访无果者便将怨恨转向社会私了。官方竟然将信访办改成了维稳办,将公民视同暴民。据有关资料,全国每年用于维稳的开支竟然超过了军费!
乱相之二十二,唯GDP论造成环境的深度破坏,矿产资源耗尽,为了眼前利益可以行断子绝孙之事
掠夺,中国的经济发展到近十多年来,已从恢复性的经济建设转向为对于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掠夺,比的是谁下手快、谁下手狠、谁下手绝。在一个名义上国有财富全民所有的制度下,你不下手人家下手,最优的选择就是下手快、下手狠、下手绝。至于子孙后代的资源、至于环境,那就顾不了那么多了。由于迅速从一个农业社会进入到重工业化阶段,中国的资源效率只有发达国家的30%左右,相同的经济产出,消耗了人家三倍的资源,自然也带来了三倍的污染。无怪乎世人惊呼,如果中国人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地球都要毁灭!这种现状和趋势,令人想起一个不算古老的词汇:黄祸!
乱相之二十三,唯证书论大行其道,证书经济红火
为什么要证书,因为发证是一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财富。证书经济,从书籍、培训、考试、领证、注册,每个环节都是交费的理由,再加上作弊、代考、作弊神器,假证制做、证书的买卖,中国的GDP中少不了证书经济的贡献!
乱相之二十四,假信仰与假民主支撑着官方价值体系,塑造着畸形的民主性格
一个正常国家,执政党的信仰与民众的信仰是一致的,否则怎么让民众相信你,怎么获得选票?西方国家无论是执政党还是一般民众,都信仰上帝,秉持人生而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一脉相承。但是,在中国不是这么一回事,官方信仰高不可及、遥不可及,而民众的信仰则是现实利益、实实在在。官方口头上的价值观与民众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冲突的。官方的信仰与自由民主不搭界,搞的是专政制度,价值观是阶级斗争,但是又深知民主这东西终究是不能公开反对的,所以也声称民主,只好搞假民主,或者将民主的概念给换掉。比如那位复旦大学的教授,直接就将中国式的假民主上升为第三代民主,以区别西方国家的民主,说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不过是第二代民主。一年到头,从上到下,中国人竟然可以庄严肃穆投假选票、开假的民主生活会、讲假话。在如此之滑稽搞笑的过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会忍俊不住!“认认真真地走过场,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绝妙的哲理呀。数十年如一日,从上幼儿园开始,到成人后,人不讲假话、虚话、套话、废话都不习惯了。
乱相之二十五,党政不分、党军不分、党企不分,党治代替政治、党治代替军治、党治代替企业管理的现象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逾演逾烈。遏制党治,本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方向,即改变党天下的局面,还中国正常的政治生态。但目前,执政党超越其应有的地位,成了绝对的、不可质疑和怀疑的权威。所谓党要管党实在是一个伪命题,党要管党指得是党组织的自我约束和修炼。但是,执政党要被管得好,是必须由党之外的因素来管的。没有外在的限制和约束,圣人都管不好自己。本来,一国之内,任何一个党,不外乎是一群具有共同政治主张者的集合,各个党之间从法律意义上是平等的,它们都须在法律的框架约束下存在和发展,没有任何一个党可以超越法律,包括执政党。一党成为执政党,相当于这个党得到公民的授权,可以由它组阁形成一个管理团队来管理国家。这只意味着这个组阁后管理团队拥有了法律规定的一系列管理国家的权力,并不等于执政党便有了同样的权力,甚至有什么特权。执政党本身是需要与政府权力机构严格划清界限的,不能党政不分,更不能以党代政。
种种乱相说明,政治制度的不配套带来的恶果已如汹涌的岩浆随时将喷发出来。中国真正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但是,能够主导中国未来走向的力量却令人失望,中国各方面的思想意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愚昧落后的价值观充斥民间,具有正确价值观的思想意识被淹没其中。

四、中国社会乱相之根源

极权政治,民主制度缺乏是乱相之源。

具体而言,当权者利用权力追求自身的利益,没有任何制度性的约束是中国乱相的本质所在。这就造成了中国社会两大崇败:权力崇败,金钱崇败。而能够导致这两大崇败盛行,能够化为具体的潜规则,最后上升为普通的社会意识,实在是因为某种权力在作恶,即不可质疑、不可动摇、不可取代、必须加以坚定捍卫和歌颂的那一个权力。批判的矛头不得不直指盘距在中国大地上长达近百年之久的专制制度。上世纪四十年代,今天的执政党针对当时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一针见血喊出那句历史名言:一党专制,遍地是灾!这句名言,今天没有过时。

我们理解当今圣上,他看到了权力作恶实则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所以他要治理中国最高的权力主体即执政党;但是,目前这种不断强化执政党权力的做法是在继续培育一个更大的不可动摇的垄断权力主体。这种依靠领袖个人理想和人格的治理能够维持多久,实在值得怀疑。随着这个领袖人物的离开政坛,权力的作恶岂不是要变本加厉。并且,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领袖自己的权力如何得到约束?想想当年毛太祖的人生轨迹吧,一个开国领袖当初并非不想做一番事业的,但是他更爱权力和江山,当国家和事业与他的权力江山产生矛盾的时候,他可以不惜毁了事业来维护其权力的。现在的年青人对于文革这场浩劫打破脑袋也不相信,想不通其理由。从毛的角度来说,文革就是一场为了其江山和权力牺牲国家和国民利益的壮举。


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正常的发展道路其实没有什么奥秘,其实做法很简单,就是建立在普通人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民主制度,就是通过民主制度实现对于权力的约束,根本不需要什么伟光正的东西,更不需要什么宇宙真理。民主决策肯定是阳光决策,个别狂人的思想将被大多数人的独立思想所排斥,因而最贴近理性,因而民主制度下的公民行为、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及社会运转都是理性的、经济的、环保的、可持续的,最终也是高效的。这一点便是当代中国与世界上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之间在操作层面上的最大差别。

五、什么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无论是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还是中国社会乱相重重,对其发挥关键作用的,还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发现社会的基本矛盾,对于理解社会现象有解决社会问题是不可或缺的。
官方对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如此表述的: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浮尘先生认为这种表述似乎很正确,但很含混,不得要领。这个表述换一种说法,就是欲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那么,这个表述可以说放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任何民族都是适合的。但是,它不得要领,它没有说明白,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落后的生产力。这一方面,还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表述更为切中要害,即人类社会的矛盾始终都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矛盾。具体到某个社会阶段,这些矛盾的各个方面具有不同的内含。所以,浮尘先生认为,要搞清楚中国社会过去及现在其基本矛盾是什么,就必须明白到底是什么限制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什么不适应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什么背离的中国社会客观现实。
自从毛太祖死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非毫无所为。废除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国策、废除了家庭成份的划分而实行了居民身份证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亮点。除此之外,承认私有资本和外来资本的合法性,推行公司制,颁布和实施《公司法》,颁布和实施《物权法》等,既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些改革为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但是无论怎么改,邓公设立了一个框框,即所谓肆项原则,一百年不能变。肆项原则,一个是党的领导、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马列毛思想、一个是人民民主专政,四位一体。
经济上要搞市场经济,政治上却坚持肆项原则,这便是三十多年来,以及未来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搞的市场经济是有限度的,是不彻底的。
市场经济与肆项原则之间的冲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经济要求全体公民是平等主体,具备契约自由的权利,但人民民主专政奉行阶级斗争哲学,将公民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一部分阶级统治另一部分阶级,公民之间的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第二,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财产的私有,参与市场交换的各个主体对于自己的财产具有完全的、排他性的支配权,能够独立自主地对自己的财产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而社会主义性质是建立在消灭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与财产的私有制是不相容的。
第三,市场经济制度要求市场保持自由竞争,要求社会资源由市场配置。但是,为了保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必须公有制为主导,保持国有资本的主导和统治地位。可是,资本是牟利的,它并不会自动地识别你是公有制的实体还是私有制的实体。因此,为了保持公有资本的主导地位,便不得运用政府权力人为地配置资源,将主要的资源向国有制经济配置。这就是所谓的双轨制:微观领域的市场经济与宏观层面的计划经济并存。在各级政府手中掌握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权力,权力寻租和腐败应运而生。
第四,市场经济要求经济主体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以法治国是天经地义的。法治的基础,当然只有民主政治,不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任何社会团体和组织,这与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不相匹配的。
第五,市场经济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市场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与此相对应的是政治上的自由竞争,即实行民主政治,反对权力的垄断,与一党独裁是不相容的。
第六,市场经济强调纳税人的观念,强调纳税人的主导意识,政府受纳税人的委托行使社会管理职能。因此,执政者由纳税人自由选择,也就是由纳税人民主选举产生,受纳税人委托,为纳税人服务。这一点也反民主的极权政治也是不相容的。
第七,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本质上就是阶级斗争哲学,自然与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
由此可见,要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邓小平所强调的肆项原则是根本无法相匹配的。在改革之初,从计划经济向初级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这种冲突尚可取得某种程度的缓和和迂回,但是,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市场经济与肆项原则之间尖锐冲突便无法回避。当年在理论上无法解决市场与肆项原则的冲突,总设计师提出了不争论的观点,接着又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实质上是回避了这种矛盾,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
这就是中国的基本现实,如果一定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说,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肆项原则与深化改革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中国社会发展对于民主宪政的客观需求与肆项原则之间的矛盾,简单地说就是“政左”与“经右”之间的矛盾。从国家总体范围内来看,就是思想与行为之间的矛盾、价值观与和行为之间的矛盾、目标与过程之间的矛盾。如果将整个民族类比为一个人,她的精神与行为是矛盾的,所做并非所思,那么这个人就是精神病人。
一个国家、民族长期处于这种精神与行为矛盾的状态,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除了前文所述的种种乱相,最大的恶果就是政府政策与社会民众思想意识之间的巨大落差:政府的政策还在四个圈圈(肆项原则)中打转转,但大部分民众思想早已认同民主、法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凡官方的言论必遭围剿、必遭反对、必被质疑,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其次,这个矛盾加剧民众在思想观念上分化,一部分民众留恋文革,另一部分民众向往民主政治,似水火不容,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后,即便在官员阶层,也存在民主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严重分化,导致“政令不出中南海”、高层的改革举措阻力重重举步维艰。此凡种种,官民分裂、族群分裂日益严重,各种矛盾激化,社会戾气严重,公共道德滑坡,恶性案件频发,整个国家注定无法形成合力。
中国形形色色乱相的总根子,就在这里。

六、决定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主要因素的彼消此长
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提出猫论,提出不争论论。但是,发展难道仅仅是经济发展?甚至仅仅是GDP的增长?我们在发展上漏掉了什么要命的东西没有?政治体制没有发展难道也叫发展。不争论只是暂时压制了争论,分歧依然,条件成熟时的会更加剧烈暴发出来。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储就是好猫。我们在经济方面是贯彻了猫论,但是在政治领域恰恰相反,坚持的是反猫论:不管你这猫再会抓老储,只要不是我要的猫就不是好猫。
原来认为先搞经济改革,倒逼政治改革。想法似有理,但是,协调配套的改革与倒逼式的改革,最终会达到相同的目标吗?建立在不同经济基础上的政治制度会可能一样吗?如果是这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便是狗屁。当中国三十多年一条腿走路,已经将一个畸形的权贵资本主义怪物养大的时候,你再想改革,再想改回原来设想的样子,那就不是你能说了算了。因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你想倒逼它,它也会倒逼你。
传统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脚踏实地地探索国家治理,将国家治理好是这些国家政治家的唯一企图,也是国民的唯一企图,没有那么多堂而皇之却心怀鬼胎的企图。所以,在发现资本的牟利本性可能带来对于公共利益的侵害后,这些国家想出了各种有效的办法平衡了这种力量。为什么人家能够做到而中国没能做到,唯一的原因便是这些国家有民主制度作为保障。民主就意味着全员的诉求表达和决策的阳光,民主制度保证了方方面面不允许少数人不当获利;在民主制度下建立的司法体系独立于任何党派和利益集团,保证了全社会法治环境,反过来这种司法体系又保证了民主制度的神圣性和稳定性。归纳起来:西方民主国家采用了私有制激发了财富创造的动力问题,为社会的富利创造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用民主制度解决了权力约束和公共福利、二次分配问题,保证了相对的社会公平和和谐。但是在中国,三十多年来只做了一件事,即引入了私有经济的因素,激发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动力,至于如何扼制资本的贪欲无度、如何解决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如何约束权力这些至关重要的方面,却无所作为。结果便成功地孕育了经右政左,这种畸形的双轨制怪胎(另一种双轨制,不同于前述的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这种被官方一再歌颂、坚持、誓死捍卫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导致中国社会种种乱相的根本原因。
一国之社会系统是一个典型的耗散结构。耗散结构理论告诉我们,系统的有序性维持需要系统吸收的能量超过其消耗的能量,当系统的能量吸收小于其消耗时,这个体系就进入到了熵增大(系统有序性减少)的进程之中,实质就是进入消亡的阶段。而决定一个耗散结构熵值的,必定是其体系内部的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至今天,决定中国社会熵值的各种因素彼消此长,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小岗村承包土地开始,至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直到本世纪初,共有近十八年时间里,私有制因素创造的有序性强于其它不利因素,中国社会的熵值是下降的,社会有序性是增加的。进入本世纪后,权贵资本占据了上峰,双轨制的恶果全面显现,经济改革停滞不前,国进民退,政府的权力不断加强,中国社会的熵值其实已开始上升,社会的无序性开始增大。从此,尽管中国表面上还在继续繁荣,其实骨子里,衰退已不是预想,而成了现实。至2012年习大大上任之前,中国社会已达到了最大熵值,民怨沸腾,人心浮动。经过两年多的强力反腐,中央高层有效地减少了熵值,中国社会的有序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直到今天为止,导致中国社会无序的内在因素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熵值增加的大趋势并没有改变,中央两年来所做的诸如反腐动作仍然是治标不治本,甚至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明显的左倾化趋势。
当前,决定中国社会有序性的各个因素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令人无法乐观。具体分析如下。
因素一,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甚至倒退;
因素二,经济体制改革因素,根本性的改革已经结束,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经济体制改革只能是修修补补,市场经济难成正果,口头上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化全面化发展,但受限于社会性质的顾忌,一进三退;
因素三,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这个因素仍然在起着正面的作用,但价值洼地已不甚明显,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基数以及人工成本的迅速上升,对外贸易的顺差幅度在逐年缩小,对外资的吸引力开始下降;
因素四,技术进步
这一因素的作用在增加,国民素质的提高、技术基础加强,中国的技术进步已进入到加速阶段,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这个趋势不可逆转;
因素五,自然资源
这个因素相当不乐观,成为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因素六、人口红利
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已经消失。
因素七、国家战略及国际环境
这个因素没有改变
因素八、内需消费
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如过去那么巨大和强烈,但是作用仍然相当可观,刚性消费和消费升级两个方面均有相当的潜力。但是,房地产行业的需求下降很快。
因素九、双轨制
双轨制对于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超速增长起到过作用,但同时带来的诸多负面因素,也是中国乱相的主要根源。这个因素在下一阶段仍然存在,存在的时间及规模取决于政治体治改革的力度,但前景不可乐观。
因素十、自然环境因素
自然环境的红利被过去三十年消耗怠尽,未来是一个压力因素。
因素十一、国民意识和价值观
与前三十年前、甚至十五年前完全不同,当今中国社会的国民意识与价值观多元化和混乱化程度之高是空前的。三十年前,批判两个凡是,对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将国人的意识与价值观空前地统一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上,将全社会的精力统一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合力,取得了近二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进入本世纪后,由于政治改革滞后导致的各种社会乱相丛生,国民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开始出现巨大的分化和尖锐的对立。令人欣慰的是,民主和法治观念增强和公民意识的觉醒趋势开始形成。这个因素加上技术进步因素,也许是中国社会未来唯一的希望所在。
与三十多年前启动改革相比,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十一个因素中,经济体制改革、政治环境(政治体制改革)、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人口红利、对外开放六大因素明显恶化,而双轨制则是新增的不利因素,内需消费、国际环境两个因素变化不大,唯有技术进步与国民意识得到改善。总体来说,有利因素减少,不利因素增加了。

七、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因为肆项原则成为导致当今中国社会各种乱相的根源,因此,如果要真正实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改的就是肆项原则。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思想意识形态抛弃以阶级斗争为核心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接纳基本人权至上的普世价值观;开放党禁,培育多党竞争的民主土壤,还给公民真正的选票;保护私权,真正改革政府权力体系,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将资源配置权力真正交给市场;抛弃名存实亡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实施依法治国,保证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由此可知,政治体制的深入改革到了革执政党自己的命的时候。这种改革,才真正是烈士断腕,置死地而后生,考验着执政党的智慧、胸襟、胆识和终极追求。改革如果能够彻底,对于当今的执政党也是脱胎换骨的转变: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一个执政党、从一个专政党转变为民主党、从一个依靠枪杆子上台的党转变为一个靠公民选票上台的党。但同时也意味着,它有可能从一个执政党变成了一个在野党。
当今的执政党一再声称除了人民的利益,它没有自己的利益。能不能抛弃江山意识,为中华民族引领政治改革,是检验其承诺的试金石。
显然,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要实现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唯一的条件恐怕是需要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伟人出现。
但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人物的影子。铁腕治党的当今党首能够强力反腐,但他无力也不想撼动肆项原则,相反,他在加强党对于这个社会的控制力,他坚信依靠肆项原则也能够实现中国社会的继续进步与发展,甚至他相信这种发展将超越从前的任何阶段。因此他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之梦战略。
那么,中国之路,将沿着不实施实质性的政治改革,继续维持肆项原则,对经济体制小修小改这种方式的道路走下去,继续保持着“政左经右”的中国特色。
历史规律能否超越,将留给时间来证明。但是,留给当今圣上实现其中国梦的时间并不充裕。

八、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后果
不改变肆项原则,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会有怎样的结局?
第一种可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光环下继续伟光正,乱相继续存在甚至创新,最终社会矛盾不可调和,底层民众揭竿而起,暴力革命再次暴发。底层民众暴力革命若失败,中国将陷入更严重的强权政治,甚至军人执政;若革命成功,中国将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由贫农与流氓无产者执政的时代,新的毛太祖应运而生。
另一种可能,反腐获得显著成效,从严治党和政府职能转变有所作为,社会矛盾明显缓解,中国出现短暂的和平和繁荣景象。但是,习之后一切可能回到原点。这种情况下,不过是将中国的暴力革命向后推延了一段时间而已。
第三种可能,在外部因素的支持下中国暴发所谓颜色革命,最理想的结果是届时出现一支足够权威的民主力量引领中国实现宪政民主体制。否则,就凭中国社会价值观迥异、种群分裂的现实,社会动荡不安或许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九、结语
能够引领中国社会实现平稳进步的民主力量一定是来自大部分公民,这些公民具有坚定的民主意识。浮尘先生寄希望于公民社会的养成,寄希望于普世价值。唯有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才能创造一个民主与法制社会,才能由公民主导政治权力,弥合社会裂痕,减少社会熵值,增强有序性,推动社会进步。但是,实现这一目标并非一日之功,普世价值、民主意识需要启蒙和渗透,中国尤其如此。这也是浮尘先生著此文的目的。   苍天一浮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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