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退缩，长江环保不能退却

 

——99’长江源环保纪念碑工作侧记

□ 谭作人

长江的源头究竟在哪里？这是一个杨欣式的问题。或者说，这是杨欣作为一个摄影家、探险家和生态学家提出的环境问题，而不是地理学家要面对的地理问题。

从地理学的角度，根据“河源惟远”的国际公理，中国已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宣布了母亲河长江的出生地：正源沱沱河、南源当曲、北源楚玛尔河，三源共组为长江之源。“长江三源”说早已得到学界公认，并无太大的异议争执。

然而，在1986年起20多次上长江源的杨欣看来，这个笼统的地理学定位却反映不出长江源的实际情况。因为，长江源地区的生态退化带来的环境巨变，可能已经使你找不到“长江源”！在杨欣历年江源考察的镜头里，南源当曲水系因沼泽草甸枯竭而日益短缩；北源楚玛尔河因可可西里荒漠化而日渐干枯甚至断流；而长江正源沱沱河却因冰川消融冰舌退缩而向上延伸，源流越来越细越来越长。杨欣曾经多次在长江正源姜古迪如冰川的冰舌处树立长江源标志牌，这些标志却只能成为冰川退缩的见证，而无地理标识意义。二十多年来，姜古迪如冰川已经向上退缩了600多米，平均每年20多米，并已分为南北两支，加速消融。如果按照东经91度1分20秒，北纬33度16分11秒的法定交会点去寻找长江源，你面对的可能不再是融冰化水而成的潺潺溪流或冰碛湖，而是砾石堆积的一片荒漠！

长江源头冰川的短缩、漂移和延伸，也许不会影响长江源地理定位的问题，但是，它所传达的环境信息却不应被我们忽视：长江源头快干了！长江源告急！！！

杨欣认为，长江源生态环境的退化问题，应该得到有关方面的关心。而且，不仅要让中国科学家和环保志愿者知道，还要引起中国政府和民众的重视。尤其在98’长江特大洪水之后，要让全民族都有保护长江，救助长江的民族共识。

1998年，杨欣在持续开展了五年的“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大型活动的基础上，团结了一批环保志愿者，组建了西部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简称绿色江河）。绿色江河正式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由杨欣策划并发起了筹建“长江源环保纪念碑”的倡议。

1999年6月5日，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个世界环境日，这一天，中国的环境保护力量应该有一次出色的整体展示。杨欣在给四川省环保局的请示报告中写道：“在世界著名的大江大河中，长江是唯一的一条已确认源头而无江源标志性设施的江河。”他希望通过设立长江源环保纪念碑，把长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环保宣传教育工作推向新的阶段。他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乃至子孙后代都知道长江源在哪里。他希望通过树立永久性的江源标志碑，记录源头冰川的位置并作为今后环境考察的标志物，作为社会公众关注长江的一个视点。

绿色江河关于筹建长江源环保纪念碑的建议书，很快得到了四川省环保局的同意和支持，并以（98）547号文向国家环保总局作出汇报请示。99年1月8日，国家环保总局以（99）4号文件批复同意了四川省环保局的请示报告，并以（99）12号文商中科院共同参加立碑工作。1月27日，四川省环保局以99（34）号文通知绿色江河，明确了由绿色江河负责长江源碑的设计、制作、运输和安装等工作。3月21日，杨欣为立碑问题第二次上京，向国家环保总局作了专项汇报。3月29日，国家环保总局和中科院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环发（99）73号文件，就立碑问题进行请示汇报，并就请江泽民主席题写碑名提出了建议。4月13日中办秘书局以（99）61号文对立碑报告作了同意批复，并转交了江泽民主席题写的“长江源”碑名。4月17日，江主席题名到达成都，立即制作并刻上了长江源碑。4月23日，国家环保总局召开立碑工作协调会，建立了由国家环保总局，中国科学院、国家测绘总局、青海省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和绿色江河共同组建的领导小组，绿色江河环保促进会会长杨欣为领导小组成员。但是，在这次会上，提出了另一套立碑方案，作出了把长江源碑立在沱沱河沿的决定。

1999年5月22日，在四川省和成都市有关部门的参与下，由绿色江河设计制作的长江源环保纪念碑由成都市府南河音乐广场出发，送往长江源区，绿色江河派出了安装人员随车前往。

1999年6月5日，长江源环保纪念碑在沱沱河沿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立碑仪式，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揭幕式，并首次以长江源（青海）—长江口（上海）—中央电视台（北京）三地联合直播的形式，播出了大型环保宣传节目《绿色家园》，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参加完“长江源环保纪念碑”揭幕式后，杨欣率绿色江河科考队跋涉数百公里，再上长江源头，进行了源头自然与社会本底的专项考察，给源头带去了世界环境日的问候。

从杨欣提出立碑的动议，到完成立碑工作，仅半年多时间，似乎十分顺利、完美。然而，我作为绿色江河副秘书长，协助杨欣参加了立碑的全部工作，对中国NGO在具体项目上首次与政府的全面合作，却感触良多。当年9月，我到可可西里参加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三期工程，来到沱沱河沿。站在长江源碑下，眼望烟雨迷蒙的沱沱河上游，想到三百公里外的长江源头继续在干涸、萎缩，一个疑问浮上心头：眼前这座立在公路边的“环保纪念碑”，究竟在“纪念”什么？

这会不会仅仅是一个“形象工程”呢？

一种“揭幕”是否意味着另一种“落幕”呢？

以后很多年里，对于“长江源碑”我都羞于提起，因为我至今仍在疑惑：在长江源头立碑，标志长江源的现状；或是在长江源地区立碑，对路人进环保宣传教育，谁是我们的本意和初衷，究竟谁更加有利于长江自身？

但有一点我十分肯定，中国NGO和志愿者们所从事的社会性工作，确实需要探索一种机制，才能真实、有效、准确地完成工作。也只有在一种合理的现代合作机制下求同存异，而不是谁必须服从谁，中国NGO才能把好事做好，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当年在长江源碑的碑址问题上、碑型问题上、乃至项目实施的组织工作上，项目发起人杨欣与国家职能部门产生过一些意见分歧，甚至争议。后来，民间组织“绿色江河”服从了代表国家权力的职能部门的意见，放弃了在长江源头的选址主张。事情是办成了，但预期的效果却被改变了——标志长江源变成了宣传长江源。长江源头的冰川仍在年复一年地退缩，这时，谁又会去注意它们呢？没有环境标志的长江源头，会不会因失却了见证和连续的观察而丧失了关注的眼睛？多年以后，长江的长度可能需要重新统计，也许到那时，我们才会明白失去的是什么。

由于宏观的环境改变，包括长江源头在内的一些地区的环境退化已不可逆地在发生发展。人类无权也无力干预大自然的生命周期，但请不要加害于它，不要把人类之力作为破坏之力，不要让人类行为成为环境恶化的“边际效应”。因此，在环境保护的原则立场上，我们仍需要“严防死守”。冰川退缩，保护长江源的工作决不能退却。

1999年9月20日。可可西里。

 

 

在长江源种下绿色梦想

——99’长江源环保纪念碑侧记

□ 谭作人

1999年9月的一天，好天气来了。我走出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沿着楚玛尔河走进可可西里腹地。这时，我的幸运终于降临——我看到了藏羚羊的矫健身影。藏野驴在远处奔跑，野牦牛的粪便冒着热气，几只斑头雁从河边飞起，河滩上印着一只雪豹的清晰的脚印。我轻轻地把手放进雪豹的脚窝里，听到了一种心跳的声音……无数次的梦想终于成真：走进自己的梦境，我感到幸福无比。

那一年，我和杨欣、朱成等朋友一起，在长江源种下了“一棵树”——长江源环保纪念碑。后来，我作为绿色江河志愿者，有幸参加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三期工程的建设。当我依依不舍的离开保护站时，不堪回首的二十世纪已近尾声。100天后，新世纪来临了。我祈愿：新世纪能治愈从二十世纪逃生出来的伤痕累累的可可西里，让它可以健康地活下去。

设问：长江的源头在哪里？

水有源，树有根。长江源碑为环保而立，起源于长江儿女对长江源生态危机的深切关心。

长江源在哪里？这要看你用什么方式去想问题和提出问题。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是一个地理学问题。经过中日科考队联合考察，根据“河源惟远”的国际公理，1978年，中国政府宣布了母亲河长江的出生地：正源沱沱河，南源当曲水系、北源楚玛尔河，三源共组为长江之源。河源区汇流面积广达14万KM2，海拔5400M，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大河源区之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一个中国探险家的问题。从小就在尧茂书头脑中生成的疑问，把这位在岷江之滨长大的摄影家引向长江源头，直到单人独舟漂完河源区，扑进金沙江通伽峡的怀抱里。

尧茂书的英雄壮举，造成了我和长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1985年9月，尧茂书遇难三天后我即整装出发，奔岷江，出三峡，独闯虎跳峡，在尧茂书的遗孀和亲友们的帮助下，用二十多天写出了电视文学剧本《长江第一漂》，并送往四川电视台。《长》剧经SCTV改编录制后成功播出，捧回了该台首座电视“飞天”奖杯。

从此，我和长江续上了前世的情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长江的源头在哪里”成了一个典型的杨欣式的问题。这时杨欣已从1986年的长漂队员，转变成了1996年中国著名的环保人士。因此，这是杨欣作为一个摄影家，探险家和生态学家提出环境问题。并且，杨欣正在努力，要让全国的孩子都知道都看到长江源，所以，这又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环境教育问题。

近二十年来，杨欣二十多次到达长江源区，七上长江源头，目睹长江源生态退化带来的环境巨变。杨欣知道，笼统的地理学定位，并不能完整反映长江源的真实情况。在杨欣的环境考察的镜头里，南源当曲水系因草甸沼泽的枯竭而日益短缩；北源楚玛尔河因沙化和可可西里荒漠化而日渐干枯甚至断流；长江正源沱沱河因姜古迪如冰川快速消融冰舌退缩，源流越来越小越来越长。二十多年来，源头冰川已经向上退缩了600多米，并分为南北两支冰川加快消融。源头初测二十年后，如果现在按照东经91度1分20秒，北纬33度16分11秒的法定交会点去寻找长江源头，你看到的可能不再是融冰化水而成的潺潺溪流或冰碛湖泊，而是砾石堆积的一片荒原。

长江源头冰川的短缩，漂移或延伸，也许并不影响长江源的地理定位，但它所传达的环境信息却不容忽视：长江源快干了！源头告急！！

心急如焚的杨欣在思考，怎样才能有效地把长江源的生态危象传达出去，不仅要让科学家和环保志愿者知道，更应该引起中国政府和民众的重视，给长江源留下一个救治的机会。他想到了在源头看到过自己也曾多次立过的“长江源碑”：探险队带上来的临时性的“碑”。他想在世纪之末，在源头建立一座既有源头标志意义，又有环保警示作用的永久性的长江源环保纪念碑，并拍一部《看长江》电视专题片，以“99’中国长江年”来迎接21世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生态世纪的到来。

1999年6月5日，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个世界环境日。这个环境日的主题是拯救：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未来。广义地说，拯救一棵树就是拯救一条河。

拯救：为了“一棵树”的青春

无论从平面上观察，还是在立面的思考，江河水系都象一棵树，并且形神兼备。或者，河流充满树的哲理。溯流而上，江河形似大树通天；顺流而下，大树生命之魂在江河体内运行。如果说，江河之源象树根，河源区植被或水源地就是根须；支流是树枝，干流是树干，河堤和护岸林带就是树皮；湖泊是树叶，水库是果实，无数农田水网和干支斗毛渠就是绿叶的经脉。造物伟大！

江河的流域，是地球生物共有的一棵生存之树，人类只是生存其间的某种“蚂蚁”。

长江，就是这样一棵通天大树，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最大的一棵“树”。从“江之头”到“江之尾”，长江的“树液”流经树干、树枝和树叶，养育着4亿多中华儿女。

但是，长江病了。在二十世纪未期，正值青春期的长江因大病一场而迅速衰老，向着老年期的黄河靠近……。

54’长江中上游特大洪水围城，91’长江中下游特大洪水漫堤，98’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决堤奔腾毁屋夺命！长江的生态灾难，在二十世纪未叶接踵而至。三次特大洪水的损失，何止万千的生命和4000亿人民的币？

天灾可躲，人祸难防。透过长江滔天的洪水，我们看到了黄河98年累计断流226天的千古生态奇观。看到三年两决口、百年大改道的黄河从1600多次洪水溃堤水多为患，走到了十年八断流（1977年~1999年28年中，断流年份多达22年！）无水可用的绝境。看到长江干支流众多的河流因自然和人为的原因而干涸断流，千年河床现底，万年河槽见天的凄惨场景。条条干涸的河床，尤如地球深深的伤痕，如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后一千年不朽的胡杨林一样，触目惊心！

黄委会的专家明白，黄河退化成为季节河直至内陆河已成定局。黄河短暂的生命史说明：只有昨天就没有今天，只要今天就将失去明天。

98’长江洪水在簰州湾溃堤后，一棵树救了6岁的小江珊的生命（她的5位亲人却葬身水底）。是无数棵树，成为无数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和士兵的救命树。然而，这些救命的树在灾后重建中竟遭受到成排的砍伐！

伦理的崩溃比洪水溃堤更加可怕万分！世纪末，有一代人正在迷失，在贪婪中迷失。这代人改天换地，唯利是图，恩将仇报，崇尚暴力，愚昧无知，自以为是，貌似奉献，绝对索取，自毁家园，逆天而行……千山鸟飞绝，万径“兽”踪灭。不需几年，“不废江河万古流”，也许将废于某些人的“人生一日游”。山已穷，水将尽，人未醒……

世纪末不是世界末日，不应有末世心态，更不该有末路行径。世纪末，“拯救”需要行动，而有些“行动”需要拯救。为后代，为明天。

杨欣是一个拙于言敏于行的人。自从93年在深圳认识他以来，就不停地见到他把想法变成现实，一次又一次地令人惊奇不已。

1998年，杨欣在持续开展了五年的“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大型活动的基础上，团结了一批环保志愿者，组建了西部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简称绿色江河）。绿色江河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由杨欣策划并发起了 “立碑长江源，救助母亲河”的倡议，以及《看长江》电视片的拍摄计划。杨欣在给四川省环保局的请示报告中写道：“在世界著名的大江大河中，长江是唯一的一条已确认源头而无江源标志性设施的江河”。他希望通过设立长江源环保纪念碑，把长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长江环保宣传工作推向新的阶段。他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知道长江源在哪里。他希望通过树立永久性的江源标志碑，记录源头冰川的位置并作为今后环境考察的标志物，作为今后社会公众长期关注长江的一个视点。

作为绿色江河的副秘书长，笔者协助杨欣，参加了长江源环保纪念碑的策划、设计、制作、宣传和组织工作，为长江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通过立碑，我对中国环保事业的复杂性、官场政治的非理性和中国环保NGO的艰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祝愿：但愿不是“华丽的转身”

98年底，绿色江河关于筹建长江源环保纪念碑的项目建议，首先得到了四川省环保局的支持和响应。省环保局以（98）547号文向国家环保总局汇报请示，于99年1月8日得到国家局（99）4号文的批复同意。1月27日，四川省环保局以（99）34号文通知绿色江河，明确了由绿色江河负责长江源碑的设计制作、运输、安装、以及碑文的撰写等工作。2月8日，笔者邀请四川著名公共艺术家朱成先生来家，开始了初步方案设计。

最初的设计构思是建造长江源头的标志碑。为便于运输，碑体采用砌块分体组装方式。碑顶为金字塔式的珠峰形象，以著名的“珠峰脊线”为轮廓线。碑侧显示中国三级台阶的地势特征。碑面有现代冰川的肌理和长江干流的造型，围合着由国家主席江泽民题写的碑名“长江源”。碑的设计风格是大方、朴实、有力，既亲和源头冰川环境，又便于识别，还富于环境教育意义（见附图）。

3月21日，杨欣携初设方案二次上京，就立碑诸事向国家环保总局作了专项汇报。3月29日，国家局以（99）73号文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请示汇报并恳请江总书记题写碑名。4月13日，江总书记题写了碑名，并立即转交在京等候的杨欣。同时，中办秘书局以（99）61号文对立碑作出同意批示。4月17日，我在成都收到杨欣寄来的江主席题字，立即制作成金属字体并镶嵌上长江源碑。

4月22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协调会，建立了由国家环保总局、中国科学院、国家测绘局、青海省环保局、四川省环保局和绿色江河组成的领导小组，杨欣任领导小组成员。会议确定前三个单位和青海省政府为主办单位，在长江源碑落款处留名。四川省政府莫名其妙地“出了局”。（见附件一《长江源碑记》）。正是这次会议，提出“立两个碑”的方案，把主碑立在距长江源头300多公里的沱沱河沿。标志碑由“刘是”公司设计制作，立在沱沱河上游，距源头冰川5km之遥。立碑的意义，由观测和关注长江源的环保行为，渐变成宣传为主的形象工程和政治任务。在会上，就长江源的碑址、碑形乃至目的意义，杨欣与会议主持者产生了意见分歧。但是，杨欣从大局出发，服从了会议的决定。此后，我们为长江源专门设计制作的源头标志碑被弃用了（此碑现陈列于朱成<私人>石刻艺术博物馆）。在国家环保总局官员的督促下，我们赶制了另一座巨型石碑，以便立在沱沱河沿的公路边上供人观瞻，并成为人们关注长江源的见证。5月22日，在四川省政府和成都市有关部门参与下，我们在成都市府南河音乐广场为长江源环保纪念碑送行。杨欣从省政府翁蔚祥秘书长手里接过队旗，率绿色江河科考队和安装工程技术人员，前往沱沱河沿。我们在雨中祝愿：一种“揭幕”，但愿不会变成另一种“落幕”。

1999年6月5日，长江源环保纪念碑在沱沱河沿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揭幕仪式，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揭幕式，并首次以长江源（青海）——长江口（上海）——CCTV演播厅（北京）三地联合直播的形式，播出了大型环保宣传节目《绿色家园》，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参加完长江源环保纪念碑揭幕式后，杨欣率绿色江河科考队跋涉数百公里，再上长江源头，进行源头自然与社会本底的专项考察，给源头带去了世界环境日的专程问候。

奉献：以千河之省的名义

在这里，我要特别记述四川省对长江源碑所作的特别贡献。

长江上游流域面积100万KM2，占全流域55.5%，总人口1.26亿，占全流域1/3强。长江上游最大的省是千河之省四川，是长江主要集水区和水源地，人称天府之国，人杰地灵。85~86年，川人发起首漂长江的活动，涌现出一大批为理想献身的长江壮士，尧茂书、万明、杨前明……当年的长漂队员和记者后来大都成为环保人士和志愿者，其代表包括杨欣、刘建、杨勇、冯春、颜刚、李大放、陈连跃、王烈诗等。94年，川人杨欣发起“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环保活动，在可可西里建起中国民间第一座自然保护站。98年，四川省在全国率先实施天保工程。为了长江的健康和安全，即使是对三峡工程持保守看法的四川科学家，也为三峡工程提供了更为客观翔实的科学数据和技术支持。

四川省作为长江上游主要水源地首先发起了立碑活动，并且始终给予了巨大的支持。省政府在听取省环保局的工作汇报后，立即从省长基金里垫支15万元用作立碑经费，并在省环保局当年行政事业费中列支，长江源碑才得以诞生。四川著名公共艺术家朱成先生表示愿作无偿奉献，后经劝说才象征性地收取了制作成本。四川省环保局始终积极支持，顾全大局，毫无私心地推动各项立碑工作。《华西都市报》拿出大量版面，积极宣传报道，并派记者李灵随队上源头采访。而杨欣和绿色江河的志愿者们，默默无闻地承担了长江源碑的大部分工作，无怨无悔。事后，共有88个单位和个人获得了表彰，其中包括四川省的省环保局等7个单位和个人，也获表彰认可。这一切，长江不会忘记。

7月23日，杨欣率绿色江河科考队李大放、谭作人、曹敏、卢小华等人，与SCTV长江拍摄考察队在宜宾长江口会师，参加了由宜宾市政府主办、SCTV和凤凰卫视台联合直播的万人广场集会《长江，永远的母亲》。这是SCTV建台三十年来首次大规模远程现场直播，川台出动了100多人的专业队伍，与凤凰卫视的合作取得了成功。集会场面十分感人，节目播出后反响强烈。然而遗憾的是，为了一个今天看来很荒谬的原因，北京的电话响起，以中央某单位的“死命令”，把四川电视台的现场直播从中途掐断，令人不知所云。好事突然变成了坏事，在海内外造成了不良影响。

1999年由长江源环保纪念碑引发了全国性的“长江热”和环保高潮，国内各种大型活动此起彼伏，十分壮观。但我的感受却是，保护自然环境固然重要，保护社会环境的和谐和人文生态的平衡同样重要。有时，更加重要。如果体制有病，山河安能无恙？因此，自然环境的保护，应该与社会环境的改善同步进行，否则会得不偿失，甚至南辕北辙。

梦想：在绿色开始的地方

1999年9月，我终于来到思念已久的可可西里，作为绿色江河志愿者参加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三期建设工程。经过二十多天的义务劳动，我和志愿者何国雄一道为保护站铺装了木地板，修建了贮藏室，修理了发电机和损坏的门窗，新建了门前的水泥地坪。当时正在“整编”之中的野牦牛队员丹增扎西，已成编外队员的东珠和江文扎西（野牦牛队之歌作者），以及青海省新能源研究所的工程师们，和我们一起并肩劳动，为完善保护站的功能出了大力。

做完工程，我来到沱沱河沿。站在长江源碑下，眼望烟雨蒙蒙的沱沱河上游，想到三百公里外，长江源头继续在干涸萎缩，一个疑问浮上心头：眼前这座立在青藏公路边的“环保纪念碑”，究竟在“纪念”什么？我至今仍在疑惑。

水是无色的，然而水是生命之源，是绿色开始的地方。“中华水塔”青藏高原，不仅是神州大地哺育万物滋生的生命源泉，也是中华民族大河文明的源泉，是人类文明之梦开始的地方。它允许合理的利用，不容强暴和欺骗，如今，它更需要关注、守护、反哺和救助，而不是毫无节制地索取。

多年前，笔者当过开田改土专业队长，炸过山毁过林；为“防兽保苗”扛过枪，打过老熊猎过野猪；作为生产队副队长，还指挥过毁林开荒“烧火地”。在三十年极左的政治环境下，我们集体犯了罪，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更对不起生我养我的长江水。因此，为长江源立碑的意义，除去标志，感恩和警示外，更应该包含反思和忏悔。如果我们没有这点起码的环境道德认知，我们还将继续犯罪：以“生存”的借口破坏生态；以“发展”的名义透支环境。

80年代初，人们耽心长江会变成第二条黄河，由此启动了长防工程。98’世纪洪水之后，国家痛下决心，终于启动了天保工程。然而，更大的环境灾难也在悄悄临近：一场全国性的“大坝运动”——其规模远远超过上世纪五十年代——正在毫无节制地轰轰烈烈地兴起！水利曾经是农业的命脉，如今“利水”——利用水来获取利益——似乎也成了国家的命脉。当生命之河的动力直接变成了相关部门的利益而“转产转型”，当“水头”取代了“木头”成为追逐目标，当“渠化全国”成为防洪的唯一选择，当“梯式河流”成为发电的必然方式，当七大江河劣质水体高达61.4%，可接触河水不足四成，我们能听到的，只能是中华母亲河们生命末期的一声叹息！

以“过去决定现在”或者“现在决定现在”，还是“将来决定现在”？生存模式的选择事关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不可听之任之。

二十世纪末，我们在白色的长江源种下了绿色的梦想：祝天与地永远和谐，愿河与树永不分离，让人与人相互理解并且明白：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来；我们到哪里去，为什么去。

所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自己——以长江儿女的名义。

 

长江源碑记

摩天滴露，润土发祥。此姜古迪如冰川，乃六千三百八十公里长江之源，海拔五千四百米，壮乎高哉！自西极而东海，不惮曲折，经十一省市，浩浩汤汤；由亘古至长今，不择溪流，会九派云烟，坦坦荡荡。如此大江精神，民之魂也，国之魂也。江河畅，民心顺；湖海清，国运昌。感念母亲河哺育之恩，中华儿女立碑勒石，示警明志：治理长江环境，保护长江生态。玉洁冰清，还诸天地；青山碧水，留以子孙！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中国科学院

青海省人民政府   国家测绘局

一九九九年六月五日  敬立

 

 

注：后经四川省环保局和绿色江河力争，沱沱河沿的长江源碑补刻上了四川省人民政府为立碑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