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威尔逊让美国加入国联、领导世界的抱负遭到孤立主义者的坚决反对。孤立主义者的代表是联邦国会内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参议员,这些人构成国联辩论中的“不妥协分子”,其领袖人物是来自爱达荷州的参议员威廉·博拉。他们相信欧洲是一个滋生腐败、阴谋和专制主义的地方,一直对欧洲抱有深深的警惕,决心恪守华盛顿关于美国不要卷入欧洲政治的准则,担心国联那样的国际组织会成为欧洲和美国东部亲英的金融资本家的工具。博拉强烈反对美国加入国联那样的国际组织,认为组建国联是将美国置于“欧洲政治风暴中心”的阴谋。加入国联就是“把自己卷入欧洲所有利害关系之中”,“成为欧洲动乱和冲突中的一员”。在博拉看来,美国恰当的国际角色是充当“自由的灯塔”,而不是介入外国的纷争。他坚持认为乔治·华盛顿的对外政策仍然是美国“国家计划、目标和使命中至关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要素,放弃它就是对美国人民的背叛”。 “不妥协分子”也反对威尔逊促进民主的目标,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詹姆斯·里德(James A. Reed)称“让世界民主化是从人嘴里说出来的最没有意义的事情”。实际上,博拉等“不妥协分子”为美国规定的角色是继续远离国际政治舞台,仅仅充当世界的道德榜样,而不是“世界领袖”。国联大辩论中的另一位著名人物、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卡伯特·洛奇虽然并不反对美国参与国际(欧洲)政治,但坚决反对美国承担起国联盟约第十条规定的“保证国联会员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义务,称“美国人民还没有准备来履行这一任务”,实际上也反对威尔逊追求的通过国联领导世界的目标。国联大辩论的结果是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拒绝加入国联,实际上也就是拒绝扮演世界领袖的角色。
(国联盟约的遭遇)
在20年代,美国拥有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实力,“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感受到美元的力量,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在重要关头可以把美国排除在考虑之外”,它实际上“赢得了英国在滑铁卢战役至1914年间以及法国在此前一个世纪时间里所拥有的那种相对地位”。但是,在整个20年代,共和党政府奉行有限的国际主义政策,拒绝充当领导世界的角色。沃伦·哈定总统在1921年3月的就职演说中指出,美国“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彪炳史册的进步,这本身便表明,我们历来奉行不介入旧世界事务的政策确属明智之举”;美国“渴望在对文明进行道义领导方面获得崇高的地位”,但是美国不会承担确保其他国家安全的集体安全义务,美国不会“加入任何永久性的军事联盟”,“不能做出任何政治承诺”,美国“对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充满信心”,但“并不谋求左右旧世界的命运”。在哈定看来,美国恰当的国际角色是充当国际社会的道义领袖而不是政治领袖,作为“代议制民主的殿堂”,“为全人类的自由和文明树立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哈定称,他也“认识到随着进步带来的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世界出现了新秩序”,但是新秩序不是集体安全,不是类似国联那样的“世界超级政府”( world supergovernment),而是裁军、国际仲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国际法院。哈定后来更是公开宣布其政府“明确地、决定性地抛弃一切加入国联的想法,……无论是从边门、后门还是地下室的门”。哈定的就职演说实际上确立了整个20年代美国共和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基调。接替哈定的柯立芝总统在1925年3月4日的就职演说中称,尽管美国会参与一系列维护和平的措施,但美国将继续“保持政治上的超然和独立”,“不会与旧世界的任何利益有牵连”
在政治和安全领域,面对极权主义的兴起和日、德、意等国对国际体系的挑战,罗斯福政府在第一个任期内与胡佛政府一样继续采取鸵鸟政策,拒绝捍卫战后国际和平机制和干预德、意、日的扩张行为。在中日冲突问题上,罗斯福表示赞同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延续了胡佛政府的政策和立场,尽量不触怒日本,避免外交上的麻烦影响其国内改革计划。当1933年5月日本开始蚕食华北、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请求美国调停中日冲突时,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斯坦利·亨培克(Stanley K. Hornbeck)提出这一角色应该由国联或英法而不是美国来扮演。在欧洲,面对逐渐恶化的局势和战争危险,国会于1935―1937年通过一系列的《中立法》,规定美国对一切交战国实施武器和军需品的强制性禁运,禁止美国船只向交战国运送任何物资,禁止美国人搭乘交战国船只旅行,禁止向交战国贷款。《中立法》的目的是通过限制美国的国际商业与金融活动来减少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危险。
二战的爆发极大地警醒了美国,也使罗斯福决心带领美国走上国际主义的道路。但是罗斯福政府提出的援助英国和苏联的政策倡议遭到以“美国第一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为代表的孤立主义势力的坚决反对。从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国际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围绕美国是否应该援助英国和苏联、干预欧洲的战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孤立主义者仍然相信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保障其安全,欧洲战争不涉及道义问题,美国没有必要进行干预,援助英国和苏联只会把美国拖入战争。日本偷袭珍珠港宣布了孤立主义的破产,威尔逊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获得了主导美国对外政策的“第二次机会”。到战争后期,美国领导世界重建国际秩序的主张开始为美国民众广泛接受。1943年3月,“全美基督教会联邦理事会”(Federal Councilof Churches of Christ in America)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又到了选择其国际角色的关键时刻,“如果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将比以前更是全人类的不幸”。而新的国际角色就是“世界领袖”。声明称:“只有美国承担起领导责任,新的国际秩序才能建立起来,因为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有能力对世界局势的塑造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要想让未来不重演过去,美国必须承担责任,采取与其实力和机会相一致的建设性行动。”1945年12月19日,杜鲁门在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明确提出美国要充当世界领袖:“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我们赢得的胜利已经把领导世界的持续重担放到了美国人民身上。世界未来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表现出真正有决心继续在国家间发挥领导作用。”《生活》杂志一位普通读者的来信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
首先,二战改变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新的安全观要求美国必须通过参与国际事务以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来保障美国的安全。在二战前,美国用“国防”(national defense),而不是“国家安全”来指称安全问题,其含义是保卫美国本土、海外属地和西半球免遭外国的军事进攻。而二战后,“安全”的含义不再仅仅是军事意义上的免遭进攻,还包括保卫美国制度与生活方式的完整以及国际贸易、金融和能源体系的稳定,因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二战的爆发即源于大危机、经济区域主义和国际金融与贸易体系的崩溃。同时,安全的地理范围也扩大为全球性的,世界任何地区发生的事件都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因为美国卷入二战这场全球性冲突本身已经使美国的利益“全球化”了。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在战时曾言,“过去我们满足于西半球防御作为我们安全的基础,现在再持有这种想法似乎就行不通了,我们现在关心整个世界的和平。”在这种安全观指导下,使用美国军队的地理界限不存在了。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James V. Forrestal)在1945年众议院作证时说,美国决心使用美国的“力量”去应对“世界任何地方出现侵略”。美国实际上“是用一个无限的、意识形态化的和去领土化的美国安全定义来代替一个基于国际体系权力分配之上更加传统的安全概念”。当二战把美国的安全从单纯的国土安全扩展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时候,它就不能仅仅通过国土防御和避开国际事务来实现,而需要美国动员其全部的资源参与国际事务,影响海外事态的发展,并建立一个有利于美国制度生存与繁荣的国际环境,而改变和塑造国际环境当然需要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