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派大佬江春泽亲江泽民 批以言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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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逆转: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回顾与思考——专访江春泽研究员                   吴昂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5月28日           09          版）
                  

《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江春泽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第一版，39.00元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家更好地发挥作用。“现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深化了。但回眸历史，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以市场作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个命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求解到科学的答案。”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江春泽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时，历数了前苏联和中国在求解过程中的艰辛、曲折和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江春泽新近出版的《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以下简称《猜想与求证》)一书，翔实地记录了作者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思考的求索历程。在这本书中，最受读者关注的无疑是，由江春泽撰写的研究报告《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争论的历史背景与当代实践》(以下简称“90年报告”)1990年由国家体改委以“绝密件”上报国家高层前后的故事。在江春泽看来，“90年报告”破除了“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理论误区，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兼容，其观点为中央主要领导人接受，对于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做了很好的信息和理论铺垫。而《猜想与求证》是“90年报告”的系统深化与扩展。就此，读书报专访了江春泽。
    扫除“市场经济恐惧症”
    读书报:江老师，您的新著《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与1990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体改委”)作为“绝密件”上报的您撰写的研究报告《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争论的历史背景与当代实践》有何关联?江春泽:《猜想与求证》是“90年报告”的系统深化与扩展。“90年报告”是奉命完成的交办任务。当时国家体改委新任领导陈锦华为了要抓住改革的“纲”，认为“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是绕不过的“坎”，要了解有关争论的情况，请时任秘书长的洪虎找人写材料，洪虎找了我。
    我当时感到，改革虽已进展了十多年，有如在计划经济的大坝上已有多条市场因素的涓涓细流在缓缓地流淌，但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总闸门没有打开。而要打开总闸门，必须扫除“市场经济恐惧症”的障碍，这可是风险很大啊!“市场经济恐惧症”源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理论误解，而这个被误解了的理论却被社会主义者们(包括执政官员与主流经济学家，也包括长久以来的我自己)奉为经典。我有个自我思想解放的过程(见《猜想与求证》的前言与后记)，在写“90年报告”时，我已下决心要在破除这个长期奉为“经典”的理论误解上下些功夫。我经过考虑，采取的方法不是“讲道理”，而是“摆事实”。我并未在报告中明确建议要搞市场经济(当时对此仍是“方向”、“道路”性的禁忌)，而只是用事实把这个20世纪禁锢社会主义者们头脑的政治性争论“软化”、“轻化”，还原为只不过是一个关于“资源配置方式”的学术争论。目的是使敢于务实的改革领导人能够更加理直气壮地领导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而不至于被高叫“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计划经济”的调门所吓倒。所幸，那篇报告“通了天”，得到首肯。随后，小平同志一系列内部讲话都是反复告诫领导人不要把计划与市场问题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性质搅浑，直到两年后在南巡讲话中公开明确宣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就打开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总闸门。从此，中国的经济改革才有了明确的目标模式，才开始了市场经济的制度化建设。《猜想与求证》是我近些年来反复思考、欲罢不能的一件事。其动因，一是我感到“90年报告”限于当时任务的性质要求，没有展开，言犹未尽;二是我感到现实生活中“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特别是感到近乎一个世纪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是非并没有梳理清楚，相当多的人思想上有困惑:有些人简单地摒弃以往，不知所以然，以致缺乏信仰;有些人迷恋以往，不满现实，不知道现实中存在问题的根源，从而落在时代进步潮流的后面，无奈地哀叹。我感到，我有义务把我已经占有的史料和我已经反复思考的心得系统梳理清楚，既自我教育，也供读者大众参考、探讨。
    实践证明“帕累托猜想”不可行
    读书报:您的新著《猜想与求证》的内容有何特色?江春泽:特色有以下几点:第一，从“帕累托猜想”切入就是独特的，这个角度在本主题此前的研究成果中是没有的。我选择这个角度的考虑:一是继续把这个主题的讨论置于学术领域。以往苏联、东欧和中国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讨论没有人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的;二是把帕累托提出的命题作为“经济学领域的猜想”是我提出的。我从数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受到启示，自然科学界把没有经过证明的理论命题称作为“猜想”，所以，1992年，人民日报(内刊)曾刊载过一篇短文“经济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三是本书提出“帕累托猜想”也是有根据的。因为，1，帕累托是国际知名的新古典大师级经济学与社会学家;2，帕累托在1902-1903年公开出版了他的《社会主义制度》两卷集;3，他在该著作中假设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由它实行经济计划，并在理论上达到恰好与市场均衡力量所导致的完全一样的结果，他认为，这个假设是会得到证明的。4，他这个假设在西方学术界曾引起广泛的讨论，支持者与反对者行列中不乏各学派的领军人物，并由此形成过20世纪西方经济学界的大论战。当这些讨论波及到苏联东欧时，形成了被批判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学派;5，中国从改革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以邓小平为代表，于1992年得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的论断，恰恰是对世纪初1902年“帕累托猜想”的反证，而这是经过了社会主义国家70年的反复曲折的求证过程。第二，与以往苏联、东欧及中国关于计划与市场卷跌浩繁的研究成果不同，《猜想与求证》抛开了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概念之争，也不再探讨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的种种模式(如布鲁斯、奥塔锡克等人的专著)，本书是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居领导地位的决策思想进行系统梳理，总体反思。因此，这本书的特色主要是通过对大量史实的实证分析来证明“帕累托猜想”是不可行的，证明7年的“误配置”的消极后果。史料以作者亲读、亲睹、亲历、亲为作基础，但却不是史料堆积，每一篇(每一历史阶段)都有“小结与评论”，既有述也有评。评论是作者现在的个人认识，不论对错深浅，基本上不讲“套话”，表达了作者的心声，讲出了作者的心里话。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作者做了一点独立的研究。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体系
    读书报:《猜想与求证》现在出版有何现实意义?江春泽:我个人认为，《猜想与求证》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决定作用”的论断，可以起历史信息铺垫与理论支撑的作用。对于理解与市场经济兼容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探索之艰辛可以有更深的体会。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不能选择的，现在是可以把握的，未来是可以创造的。我们知道，“继往”方能“开来”。要“继往”，首先要“知往”，“知往”必须是全面的，既知正面的经验，又知反面的教训。既知中国的过去，也知外国的过去。本书“后记”中实录了作者20世纪80年代赴欧美实地观察与思考的点滴心得，反映了作者从封闭到开放那瞬间的实感。近30年过去，中国和世界都有了巨变，那些实感难免有些肤浅，但我还不时地感到它有现实意义。当1992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广大干部和群众关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思想理论准备是不充足的，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了解也是不完整的。我随便举几个例子:第一，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公权力是受到制约、不能滥用的，而我们干部队伍中由于存在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和惯性作风，就使得原来手中握有的配置资源的权力转换成“近水楼台”而先从市场上得“月”了，于是，权钱交易通行，“求租、设租、寻租”普遍，贪腐弥漫成灾;第二，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公平交易”是要以“诚信”为基础的，以法律为准绳的，个人的信用卡和企业的品牌都要以“守法”、“诚信”的记录作为正常生活、就业、社会交往的必备条件，而我们社会似乎不了解这一点，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消极现象泛滥;第三，现代市场经济中以累进税等税制和以公益基金会为依托的捐助文化使得社会财富进入良性循环，有益于促进社会长远发展和遏制两极分化，而我们社会里到处能见到暴发户、土豪及腐败官员的奢靡之风;第四，现代市场经济中以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安全阀”，而不致于从体制中产生积贫积弱的群体;第五，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是公共服务型的，公务员没有特权，他也就没有“特权思想”。而我们社会中公共权力曾经不受监督和制约，公务员有特权，他就有“特权思想”，以致一些弱势群体不仅“仇富”，而且“仇官”;第六，现代市场经济是法制下的竞争体系，在人人守法的前提下保障公平竞争。美国家庭的父母不为子子孙孙谋私人福利，而只培养后代的自立精神和竞争能力，因而不存在我们社会中存在的“我的爸爸是李刚”的现象。凡此种种，本书后记中散记的那些心得，对我们现实生活还是有鞭笞作用，对进一步深化改革也是有启示的。
   沉重代价换来的几点启示
    读书报:你完成全书后，总起来看，有些什么体会?江春泽:我简单谈几点体会，与大家分享:第一，我们对社会发展的远景可以有憧憬，有远大理想。但是，不能把理想当作现实的行动纲领，更不能作为裁决现实是非的政治标准。以往的历史教训深刻，用未经证明的“产品经济”形态来判决现实行为中的“方向”、“道路”是非，扣政治帽子，伤害了许多人，使社会走了许多弯路。第二，不能“泛意识形态化”，不能用意识形态去干预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有自身的客观规律，只能遵循客观规律，才能循序前进。从本书的史料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教训也太多了，这里就不一一列举。第三，不能“以言定罪”，要允许不同意见充分讨论，用实践来检验，而不能搞“一言堂”，把不同意见都从政治上压倒甚至判罪。这不仅伤害了被压制者的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如苏联的布哈林、中国的顾准、邓子恢、彭德怀等，还严重影响到社会走了弯路。中国政治改革路径不管怎么走，不能“以言定罪”是肯定的。第四，本书内容表明，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世纪探索过程之艰辛，代价之昂贵。我们要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探索成果。我的结论是:与市场经济兼容了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的论断，才使社会主义从天国来到了人间，在经济领域里真正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今后的任务就是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律，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踏踏实实地来复兴伟大中华民族的实事，成就文明、和谐的现代富强国家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