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5周年：80后90后如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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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过去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了，生于1980年代的人相继步入而立之年，1990年代出生的也成为“奔三”大军。 当年这些尚年幼、甚至未出生的他们是否知道六四，又如何看待六四事件呢？

BBC中文网最近采访了一批曾经或正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年轻人； 听他们从不同角度表述，以期勾勒出上述问题答案的轮廓。

在接受采访的80后和90后中，既有人认为事件太遥远，难以激起好奇与兴趣， 也有人羡慕当年学生的热情，希望更多了解真相，还有人认为应从更多层面回顾历史事件……

“离我们的生活很远” — 生于六四前夕的英国毕业生小宇

小宇出生在1989年5月末的杭州，18岁时来到英国读书，硕士毕业之后回到中国工作。她认为六四是太遥远的事情。

“我妈妈在学校工作，她告诉我，89年5月下旬临产住院，医院毗邻游行示威经过的主要街道，能听到学生的声音，家人也打电话让她不要参与—毕竟是孕妇，也无法参与”，她回忆。

尽管小宇一直知道有一部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纪录片，但她对六四的了解基本上是在出国之后，因为那之前在国内接触不到这方面资料。来英国之后，她上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看了天安门纪录片。

“我在英国上本科时的中国同学基本上都不知道六四，估计我的同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英国这边媒体有相关报道，我当时的同学都不太知道，我想跟他们说一说，也无人有兴趣听”，她说。

小宇认为，这件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不会有太多人关注。她回到中国工作之后，身边的同事、朋友完全不会谈起六四，“离我们的生活很远”。

“没兴趣深入了解” — 香港籍的小黎曾在美国、英国读书

小黎生于1980年代中期的中国南方某市，上中学时随父母移民香港，其后曾留学美国和英国。他记不清具体什么时候听说六四，但肯定是懂事之后的事情了—到香港之后会经常看到媒体的报道，也目睹过相关游行活动。

“我本人对很政治的事情没什么兴趣，但是我有兴趣从人性的角度看这件事情；之前我在美国留学过，有朋友说网上可以找到天安门纪录片，当时我也想看，但是最终没有付诸行动；如果哪天有空上网搜索，我愿意不带任何观点地去了解，毕竟这是一件很富有戏剧性的真实事件”，他说。

小黎前不久在伦敦看了描写六四事件相关话剧Chimerica，但看之前并不了解它的主题，而是单纯被它奇特的名字所吸引。看了之后他觉得，这个戏给人带来的看法与西方主流舆论的看法是一致的。

“我现在基本上对六四还是没有观点，但我觉得，如果我看到血腥的画面，可能就会有观点。因为无论怎样听别人说、看相关艺术作品，我本人没有经历过，也没有看过视频资料；或者可能也是由于听到太多相关事情，好奇心已经没有了，就觉得没有多少兴趣去深入了解了”，他告诉记者。

“没有屠杀证据” — 伦敦大学学院（UCL）90后本科生小波

我是十三、四岁的时候来英国读书的，直到18岁左右才知道六四事件，最早应该是在youtube上看到。但真正让我感兴趣，让我想说点是什么的机缘是去年还是前年伦敦的话剧 Chimerica。

坐在剧场里看着几个洋腔洋调的假中国人“演”着中国的事儿，让我民族热情蓬发，想试着自己把事儿整明白，然后才做了一些调查。

我不会盲目歌颂毛时代的辉煌，也不会盲目批判邓小平时期的过错。我觉得作为知识分子，更不应该听风就是雨，挖掘分析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六四对中国的影响，一个词，惨重。激进派和保守派之争，以保守派的完胜告终。有目共睹，学生运动是保守派的帮凶。从八九年到现在，经过了那么多位领导人，党内的改革力量始终没有恢复。

放在三十年的时间背景上这是恐怖的，尤其当中国经济“日进万斗金”的发展，而法制体系政治体系一直不健全，缺少限制，制约。在我看来，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目前唯利是图，无孔不入的奇怪社会现象。

如果89年人们想要民主，想要反官倒，对共产党失去一些信心，我觉得他们是有一定根据。但现在的还提倡这种口号，我实在是不明白了。权衡一下现实，中国，从六七十年代的政治黑暗期到现在，腾飞成了世界上最有实力的国家之一，这是现实。

关于现在人最关心的是否要平反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中国信息已经很透明了。而且透明的得体。是，我们发个关于六四的微薄就会被屏蔽，是，我们查不到关于六四的资料。

我在北京学习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朋友，接受全世界的资源共享。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完全可以搜集任何关于六四的信息。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能够汲取资料，做系统的分析。

我的观点就是，（作为理科学生）证据，推理。开枪并且“屠杀”的这个事情，确实没有证据（死人了当然还是有确凿证据的，但侯德健这个亲历人在纪录片也说到了他是最后离场的，确实没有看到任何“屠杀”）。对死者，我当然怀有莫大的敬意。但是领导人需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权衡。

“愿逝者安息” —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90后本科生小黄

刚来英国的时候在校园的草地上看到一个雕塑，下方刻着Peking June 1989，我当时心里乐着，觉着咱们首都真不愧是国际大都市，出了国都能看见印有北京的雕塑。后来查阅了资料才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愧。

没错，这座雕塑就是为了祭奠在国际上赫赫有名而在内地浑然不知的“六四事件”。作为理科生，我对政治并不了解，至今对这件事也只是大致了解。众人云云，观点不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看法。

学校里学习国际关系的亚裔同学曾问过我对这场悲剧结尾的事件有什么想法，我说对此保留意见，毕竟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

同学又追问如果发生在现在，你会去参与吗？我笑，回避了这个问题“只能说很幸运生在一个和平年代吧。”“你们中国人太谨慎了，这里可是英国，言论自由，人人平等。”是啊，自由，平等。

二十五年前那些勇敢的大学生为了这四个字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二十五年后相对“和平”与“幸福”的中国大陆，还会有那么多热血的自由斗士为了平等而洒热血吗？愿逝者安息。

“没有理由杀害学生” — 皇家艺术学院（RCA）设计类专业硕士生“土 ”

我是89年3月生的，听妈妈说出生不久时，她抱着我在阳台上看学生游行。她同事的孩子当时在北京念书，还有的刚好在北京玩，六四运动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了，也没消息，家里也对这事不再提。

“我读书时同学之间的消息可能更少，但是大家普遍觉得印象中就是个非常晦涩的时间和事情，知道死了很多学生，也听说是抗议政治官员的腐败现象。我没有做过太多研究，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都是没有理由杀害无辜学生的。”

“前不久台湾发生反服贸游行，在英国的台湾同学都对政府对待学生的态度很气愤，而且他们的朋友也都在反服贸的队伍当中。无论大家观点如何，看得出台湾学生对于政治的关注和参与感很强，对于保护台湾的热情很强烈，很尊敬他们的态度。”

“而且起码台湾的媒体对这件事也是公开的，当时的五四运动到现在还是很少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如果反服贸运动现在在大陆发生，会不会还有这么团结的年轻力量团结起来表示自己的态度。”

“应该公开真相” — 英国硕士毕业生方方

方方来自重庆，生于1980年代末，在家乡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听说六四，如今已经从英国硕士毕业。“每年六四的时候，党委老师们会禁止学生在那天组织活动，有点掩耳盗铃的意味，反而是因为这种反应我才真正知道六四”，她回忆。

方方说：“我奶奶和姑姑家在北京，离天安门步行约15分钟的距离，他们每天晚饭后都会出去散步。后来我听奶奶和姑父说，六四事件当晚，姑父正好也在天安门附近散步，看到混乱的情况”。

“但由于他们是没有参加游行的路人，也不很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就看到坦克开过，有军人向广场上的人开枪扫射；他们当时就趴在地上，当天晚上被困在广场无法回家，第二天才回去，很受惊吓，因为身边有人差点中弹。”

她的姑姑第二天仍然骑自行车上班，被持枪警卫拦住，就回家了。据了解，后来单位领导打电话让他们在未来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内不要上班。

听到这些的时候小方已经在上大学，最开始不太敢相信，毕竟有家人亲身经历，有点后怕。“我从来没有很刻意地去查有关六四的资料，由于身边人的经历，国内媒体的说法我肯定不会相信的；六四很残忍，民主很有必要，希望再也不要发生类似事件；

方方认为政府应该公开真相，毕竟是不可能瞒得住的事情，希望得到教训。如果有机会，她愿意去香港的六四纪念馆看看。

“羡慕文革、六四” — 外企职员王义

王义（化名）生于1980年代初的黑龙江省某市。六四发生的时候他的家乡也出现了游行。当时他正与母亲在家里，父亲出去参与了，但是属于偶然行为。

“后来我十几岁的时候母亲又提到这件事，我才意识到有记忆，但我们毕竟是地方，我父亲没有基本上受到什么影响；我记得杜宪播新闻时很激愤，后来受到处分，对这件事印象深刻”，他回忆。

王义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在官方媒体实习过一段时间，有一位老师上大学期间参与过六四的活动，受到影响而不得志，自己觉得才华被埋没。他在大学期间同学之间也会聊到六四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现在流传的批判官方的资料中很多是不真实的，比如绝食，我父亲曾经对我说，真正绝食的人很少，都晕过去了，据说大部分人都偷着吃过东西。”

王义目前在北京的一家外企工作，周围有同事偶尔也会谈到六四，但常常是从文革谈起，再联系到六四。“有人会说自己参与过游行之类，好像外围参与的人喜欢拿它炫耀，真正受到影响的人反而不会说那么多”，他说。

王义认为六四之后，中国学生或者年轻人越来越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和理想的途径：“我其实挺羡慕文革、六四的时期，毕竟那个时候还能够说话，能够游行，参与政治，而现在大家被控制的根本做不了这些，影响中国的民主进程，让群众无法表达观点；老百姓对政治也越来越默然，只要有饭吃，有工作做就满足”。

“希望中国有更多言论自由” — 媒体工作者小刘

小刘生于1988年，来自中国南方某省，在中国大学毕业之后来到英国攻读一年制传媒硕士。她目前已经毕业回到中国，在一家媒体工作。

她在出国之前知道“八九风波”这件事，主要按官方说法，而且很朦胧，不清楚具体前因后果。

“在中国国内网上也查不到什么资料，离我们的生活也挺远的，就没有很在意；南方本来可能对政治没有那么热衷，除非关系到自身的事情，否则不会去谈，所以我小时候都没有听父母家人朋友说起过”，她说。

小刘来英国学传媒之后，有时上课会说到中国的政治问题，外国同学会提起六四这个话题：“别人说到六四相关的事情，我们也不知应该如何回答，就上网查相关资料，加之在课堂上你来我往，大家讨论，就增进了我对这件事情的了解”。

她了解多了之后并没有很惊讶，觉得既然这件事情是被中国网络屏蔽掉的，那它一定有很多内幕是不为人知的。令她震撼的是一些血腥的图片，没想到这事件这么大，但也是外国记者躲在宾馆中拍摄的。

“毕竟我知道这些的时候已经20多岁，不会像十几岁的时候那么冲动，非要争个是非对错；造成这件事情的发生一定有各方面的原因，我不同意国外说完全因为中国当局的镇压；我觉得大学生处在青春期的末端，比较容易冲动，可能受到鼓舞和影响，容易群情激愤。”

尽管如此，小刘完全不清楚“天安门母亲”等死难者家属的境遇。目前在一家中国媒体工作的小刘说，周围同事也不会讨论六四。“每年都有很多事件每天都在发生，比如腐败官员下马，百姓关心的民生社会的事情太多，六四距离大家生活太远了，会更关心急需解决的事情”，她强调。

小刘在英国学传媒之后回到中国工作，会觉得限制挺多，希望中国有更多的言论自由。“我们常常被要求一些新闻不能报道，本来觉得没什么敏感，但是领导会命令说不能报道，如果报了无法交待之类；我们会定期收到不能报道的事件的名单。”


“肯定有平反一天” — 网站员工小张

北京小伙子小张是1990年生人，目前在一家中国网站工作。 “大学之后，听爸爸说，六四第二天带我奶奶骑自行车出去遛弯，在街头看到坦克和一些烧焦的尸体。当时也不了解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但也没遇到危险”，他说。

他上中学和大学时老师从未提到过六四，同学偶尔会提到，尤其快到纪念日的时期，但是他没听到过六四死难者家属的境遇。他工作之后，周围同事极少会谈到六四相关话题。

小张认为，关于六四众说纷纭，很难有一个确定的说法。“对学生开枪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听说学运组织混乱，态度不够明确，还占据广场很长时间”，他表示。

在他眼中，80后、90后中，北京人对政治了解得可能还多一些，其它地方的同学可能更不了解六四。动画片《辛普森》（The Simpsons）中也有过六四相关话题，他也通过这个动画片了解到西方人对六四的看法。

小张觉得，六四虽然到现在还没有官方认错，中国政治肯定会越来越公开、透明。“我认为六四肯定有平反的一天，而且不会太晚，可能未来十年、二十年之内，他说。


期望走出罗生门 — 英国华威大学硕士生图羽

我在社会学中得到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对历史事件的态度要审慎，历史问题的影响力与对其评价的审慎程度应该是成正比的。如同六四这般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事件，至少需要以世纪为尺度去衡量才有望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的。所以仅在25年后的今日，我对六四的一切看法也只能是伪客观的。

在我看来，六四是在偶然条件下触发的一场必然的政治情感宣泄式的学生运动。它既是80年代政治热潮的最终产物，同时也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中释压阀失灵的结果。

长期来看，六四加速了共产党内部改革派的衰落，中国政治改革从此陷入僵局，并且奠定了之后领导人维稳为主，厉行审查的执政基调；但另一侧面看来，80年代政治热潮的终结也变相推动了90年代经济热潮的兴起，并且六四事件滞延了之后20多年经济起飞所伴随的矛盾冲突，为了潜在的政治改革提供了更好的时机。

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六四还是困在“竹林中”，只能期望在之后四分之三世纪，六四能够走出“罗生门”。

（撰稿：高志强，责编：晧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