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角度读朱学勤的〈这一千年的革命〉

顾晓军

从社会学角度读朱学勤的〈这一千年的革命〉

　

　　　　——社会学·五千零六十七

　

　　早就知道朱学勤了，只是没去读他的著作。后来闹出朱学勤被指论文涉嫌抄袭，也没太关注。

　　今，读到朱学勤的〈这一千年的革命〉，以为标题不够准确；文章主要在梳理人类社会史中的变革，我想叫「梳理人类社会史中的变革」是否更好。

　　再，文章提到「革命确实起源于压迫，却往往是在弹簧刚开始放松而不是压得最紧的那一刹那发生」、「革命之过程……通常走到一半的时候，总会听到许愿……」、「热月现象」、「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与法兰西有相似之处」、「凡是在造反中上台的英雄，没有一个不渴望着行登基大礼」、「以后的历史就是在英美模式与法俄模式的暗中较劲中度过了」等等，令我颇有感触。

　　就总体而言，朱学勤在此篇之中，确实梳理得非常不错，既有宏观的驾驭，又有微观的细致入微，且还大气磅礴。

　　唯，朱学勤的「凡是在造反中上台的英雄，没有一个不渴望着行登基大礼」之推理，我实在不敢苟同。

　　朱学勤是学者，是教授历史的，理当通过梳理史实而推出观点；然，「凡是在造反中上台的英雄，没有一个不渴望着行登基大礼」，则是他通过「彼人也，予人也，予可取而代之」推导出的结论。这就不合适了。因，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有它当时的语境、背景；也就是说，思想都是局限在历史之中的。

　　在天授皇权的年代里，「彼人也，予人也，予可取而代之」是种进步；而在没有民主思想的岁月里，造反上台的英雄行登基大礼，亦是一种必然。

　　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朱学勤文中的「凡是在造反中上台的英雄，没有一个不渴望着行登基大礼」，是有局限性的错误推论。

　　别的不说，就蒋经国而言，就没有渴望着行登基大礼之类。或许，有人会说，蒋经国属承袭，已不属于革命了。我以为，中国近现代革命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始，国共不过是分道扬镳；而台湾的一支，更当是继承了孙中山的衣钵。15岁就参加革命，后留苏；回国后加入了其父的一支，自然是依旧在革命，或曰造反。

　　最终，蒋经国将台湾推向了民主，是因为世界已有了民主思想。如若蒋经国处在秦末，不也只能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政治家，不可能都同时又是思想家。

　　即便蒋经国这例牵强，那么，戈尔巴乔夫呢？谁也别说他之前不是革命家，共产党人可是不会答应的。当然，前苏联走向民主后又如何，则是另一回事。这也恰好可以说明——好的经书，并不等于任何和尚都能念好。

　　朱学勤的〈这一千年的革命〉（2022-05-22）及其文中的「革命之过程……通常走到一半的时候，总会听到许愿……」，我在〈均富与竞争的矛盾〉（2008-9-13。详见《九月随想》，2018年6月出版）的一开篇，曾有表述，「纵观古今中外——/任何一次革命，都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与发展的动力。/而形成一次次革命的真正原因，是当时社会日益突出的分配不公。/领导一次次革命的政治家们的办法，无非两种：/一种，是许愿：答应让大家过得更好。/另一种是：给出均富的愿景……」

　　显然，我的说法，既比朱学勤的早，也更好。

　　此外，于朱学勤的「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与法兰西有相似之处」及「以后的历史就是在英美模式与法俄模式的暗中较劲中度过了」，前者似曾相识（或许，此就出于朱学勤，他在其他文中表达过，被他人转述了），后者则是我也有过同样的思考。

　　另，于朱学勤的「革命确实起源于压迫，却往往是在弹簧刚开始放松而不是压得最紧的那一刹那发生」，我则不认同，尤后半句，然，眼下无力反驳。

　　本篇、从社会学角度读朱学勤的〈这一千年的革命〉，或略显吹毛求疵，然，本文真的旨在推荐这篇好文章，尤其行文之磅礴气势。

　　文附于后，愿读者朋友们皆能有所收获。

　

　　　　　　　　　　　　　　顾晓军 2024-4-6

　

朱学勤：这一千年的革命

　

　　最近一千年里，要找出人类最惊惧而中国最熟悉的一个共同词汇，也许只有“革命”。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能使历史沸腾，革命是摧枯拉朽的风暴，凡是革命的正面作用，和其魅力长存的精神遗产，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也都对。但是人们往往遗忘了革命遗留的代价，并且由于遗忘而轻信了许多神话。

　　革命确实起源于压迫，却往往是在弹簧刚开始放松而不是压得最紧的那一刹那发生。革命中推翻的君主，通常是在父君孽债深重而自己又倾向于开明的时候，大地突然晃动起来。说革命是势利鬼欺软怕硬，也许不太合适，但父债子还确实是革命初起时常见的景象。

　　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最近一千年最为著名的那场革命——１７８９年的法兰西革命。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承认，路易十六远比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开明。此外，将近一百年前的俄国革命，还有中国的辛亥革命，多少也有这一成分。

　　大多数革命的参与者包括那些在革命中突然开屏的文学孔雀，是在弹簧松动的时候，忽然向前一跃。而在此之前，那些真正掉入地底之人，那些亲眼见蛇发恶魔之人，不是不归，就是从此哑然无言。

　　革命之过程，与人们所说的也有距离。通常走到一半的时候，总会听到许愿说，现在的强制，有诸多不得已，只要跟着我再走过另一半，“面包会有的，自由也会有的”。而就在这一过渡阶段，革命中途转向，成为一片燃烧的迷津。这是因为乌托邦主义者“即使怀着最美好的愿望在世上建立天国，也只能造出一个人间地狱来——一个只有人才会为其同类准备的地狱。”（卡尔—波普）

　　革命的终点，因为以暴易暴，往往会出现军事强人，或称僭主。法国的拿破仑、中国的袁世凯，都是如此。

　　只有在经历反复拉锯、革命本身也精疲力尽之后，人们才稍稍有机会喘一口长气。法国革命后期的热月现象，其实是革命史的通例：群众终于厌弃广场生涯，重新回到厨房去精心雕琢她气锅里的火鸡。而 “热月”，就是人们从广场溜回厨房的暗道。

　　只要回想一下在本世纪７０年代“继续革命”的中国，城市里的居民是如何折向私人生活，男人在秘密讨论半导体收音机的“电路”，交头接耳；女人在悄悄交换编织毛衣的“线路”，乐不可支；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居然被置换为另一种“线路”分歧，你就会知道我们也经历过 “热月”，而正是这样的“热月”悄悄融化了×革的社会基础。

　　在最近一千年里，以法语和汉语呼喊的革命最为频繁。

　　法国是革命的地震多发地带，时不时山呼海啸。从１７９３年罗伯斯比尔说“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断头台疯狂起落；到１９６８年学生在街头狂欢，“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一想到革命，我就想做爱”，避孕套成为后现代造反的另一种断头台，迎风招展。

　　我曾经给这个热爱革命的文学帝国偷偷算过一笔：１７８９年以来，平均每一代人不是搞一场宪法危机，就是亲历一场起义。

　　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与法兰西有相似之处，这一点本世纪初陈寅恪就曾哀叹：“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美人则与吾国人相去最远，境势历史使然也。”

　　中国人最早的革命概念，起源于三千年前的周公制礼。他面临着一道Ｘ和Ｙ纠缠在一起的难题：既要解释商能克夏，又能解释商何以又被周人所克，还要吓唬商殷后人必须认命，不再作乱。他终于想出了“天命”与“革命”这一双面符：“敬天命”与“克天命”。

　　在《大诰》《康诰》《少诰》这样的皇家训令中，周公说：“惟命不于常”，“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此后，商殷腐化，“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再以后，才有了“成汤革命，顺乎天，应乎人”。皇恩大词飞流直下，一口气贯注了三千年。

　　到最近两千年即将开始的时候，奴隶们也学会了这些疙里疙瘩的皇家用语。陈胜有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吴广则玩起了鱼腹丹书、夜篝狐鸣的新式把戏。乘乱而起者，刘邦胜项羽，从此开启中国历史流氓得天下之先河。此后如有”天下“，那不过是马蹄下夺来掷去之私物，敬天命与革天命，如川剧变脸，说变就变。

　　最近一千年最好的直白是林彪，以湖广腔一语道破天机：”政权者，乃镇压之权“，此为敬天命；”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此为克天命。这就给”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留下了最好注脚。

　　他们反抗的并不是当时政治结构的不公正，而只是反抗这种结构关系中的某一方，”彼人也，予人也，予可取而代之“。由此也就理解，凡是在造反中上台的英雄，没有一个不渴望着行登基大礼。近如鲁迅笔下的阿Ｑ，要到”秀才娘子的绣花床上去滚一滚“；远如拿破仑，打得旧大陆一顶顶皇冠落地，但在教皇捧出１８１２年法兰西帝国皇冠的最后一刹那，也会急吼吼劈手夺过自己戴上。

　　中国人印象中的革命，是要与刀光剑影联系在一起，似乎没有暴力冲突，就不是革命。其实还有一种革命，也可以在不经意中发生。这种革命，可以说是从一个人的一次从容赴死开始。

　　苏格拉底以死成全了城邦政治，但也正是苏格拉底之死，从更深一个层次揭示了古代直接民主制的内在危机。如果没有苏格拉底那样的死法，就没有柏拉图对古代民主制的强烈敌视；又由于柏拉图走得太远，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才开辟了另一条政治学的路径。这一对师生的分歧，以萌芽形式包含了两种社会发展的路径，以至后来两千年政治史几乎是这一对师生分歧的漫长注脚。

　　一条是先验理性，从天上俯瞰人间，倾盆大雨兜头浇注，结果是“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另一条是经验理性，不声不响地贴着地面步行，得寸进尺，螺旋爬坡，走了好长一段，才发现“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罗马以前，整个古代世界都有一个视觉盲区，不知道“私人”的存在。即使希腊人的公民资格，也只是从城邦分享什么，而不是在城邦之外拥有什么。后来罗马人由于面对商品经济中私人交往的过于活跃，不得已，第一次将整个法律体系区别为“公法”与“私法”。这却开启古代世界最有价值的一场革命，当时谁也没有在意；

　　基督教又提出了一个古代世界闻所未闻的问题，即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的革命性含义，大概只有到近代人们想到社会与国家也有类似关系，才逐渐有所意识。但当时提出时，只以为是教俗相争，并没有惊天动地；

　　到了１６４９年英国革命，两次内战确实乏善可陈，最有意思的章节是在１６８８年，赶走了一个国王，却迎回了这个国王的女儿、女婿，洛克也随之跟进。此后才有内阁制、分权制，还有托利帮与辉格党在议会里互詈，一个是“爱尔兰歹徒”，一个是“苏格兰强盗”，但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开创了权力不流血更迭的惯例；

　　至１７７５年北美开始独立革命，中国人爱说八年抗战赶走英国人统治多么不容易，后面的１７８７年费城会议制定宪法，反而是粗枝大叶，三言两语打发。而美国人自己却认为，如此处理美国历史，是不理解者强作解人，“腰斩了北美革命”。１７７５年至１７８５年动枪动炮是革命，但是１７８７年宪法制定以及伴随宪法在全民投票中发生的政治辩论，则更是革命，而且是更重要的革命。

　　以后的历史就是在英美模式与法俄模式的暗中较劲中度过了。自从基督降生以来，到今日，两千年天旋地转。事后看这两千年的方方面面，移步换景，光怪陆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都不会有一个整齐的年代划分，遂人心愿。除非碰巧从上述两种模式竞赛的角度看去，１７８９至１９８９，两百年自成段落，头尾干净，少一年没有，多一年不行！

　　托克维尔那时说，英国与法国的竞赛，“这两大民族好似在阴暗处摸索，在微光下相觑，仿佛是无意中的巧合”。二百年后，世界历史突然把这一暗部推向前台，灯亮处，长墙轰然倾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这才找到一个万籁齐响的地方。这就恰好证明恩格斯一百年前的天才预言：“世界史是最伟大的诗人”，最后的文学家原来是在这里！

　　剩下的篇幅，应该按照中国人的良好习惯，谈谈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了。

　　年青时我也曾迷恋过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后来才知道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写得更好。克雷孟梭所言不虚：“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三十岁以后继续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

　　里德后来困陷红都，历经折磨而不得归，有一部得奥斯卡金奖的电影《红帮》（Ｒｅｄｓ），重点就是描写里德后期那段经历。有幸能看到《红帮》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只要耐心读一遍《旧制度与大革命》，也已经足够。

　　今天，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既不能天真告别，也不能随意鼓噪。但凡是还能螺旋爬坡的地方，当然是慎言革命，尽韦伯所言之责任伦理，而不是意图伦理。不过，革命一旦在改良的后面加快了步伐，改良一定要走得更快。在革命与改良之间，还有一个没有翻译过来的新词：revolution+reform= refolution。

　　如何将refolution译成汉语？严复已逝，但也可以用老词将就，暂称它为“快速改革”或“慢速革命”。革命之所以不能避免，除了革命者的急性子，还有另一方的慢性子，这两者往往是天生一对，而且总是同时出现，革命成了双方的共同作品。

　　满清从１８９８年镇压戊戌变法以后，就面临着革命与改良赛跑的十年。清末新政已经在执行戊戌变法的遗嘱，但它还是不够快，没有及时将revolution提速为refolution，终于被revolution从后面扑倒。

　　说到底，革命是淤塞之后的溃决。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得很直白：改革也是革命；不改革，死路一条。一千年的历史，证明了这是一个朴素的真理。

　　　　2022-05-22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