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朵：美国不是人间天堂 一位中年博士移民的伤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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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湘的七维空间


我为什么逃离：一曲自由主义者的悲歌

　　题记：写完了“《看不见的沟壑》——农村女孩成长之路”后，我很不满意，尤其是“（三）中年·伊萨卡·抑郁症以及逃离”，写得虎头蛇尾，原因很多，主要是不想碰触红线。但看留言，有人问，“山区本来是美景所在，为什么逃离？”为什么逃离？我也经常问自己。细想来，我的逃离不是励志故事而是一曲自由主义者的悲歌。

　　美国不是天堂。中年体制内既得利益者除非有万千家产否则不要轻易移民，逃离、融入、蜕变是痛苦的，没有绝地重生、一切从头再来的勇气难以在万恶的美帝立足、存活。



作者女儿

　　昨晚一梦。

　　梦里大学同学群的群主义正言辞地呵斥我：

　　“一个堂堂大学教授跑到美国擦屁股，你不嫌丢人我们却以你为耻。”

　　“看看咱们同学，不是商界精英就是银行翘楚，最不济也是教育行业的名师。本以为你读了博士、当了教授，算是没给母校丢脸，没想到你竟然跑去美帝擦屁股。”

　　梦境如此真实，群主咄咄逼人，醒来后无比忧伤。

　　是啊，从站在高校讲台上慷慨激昂到穿梭在各个临终病人之间，从身着套装、足踏高跟鞋参加学术会议到身穿护士服为一个个临终老人送药，其间的失落与差距显而易见，别说群主嫌我给母校丢人，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在同学群里说话。

　　养老院临终关怀中心的注册护士，主要给临终病人提供吗啡类药物减轻痛苦，然后送走一个个老人，这就是我目前的职业，典型的有执照的蓝领。临终关怀中心24小时要人值班，我的工作时间是8或12个小时轮岗，与在国内做教授、写报告的工作天壤之别。

　　来美国纯属各种变故下的机缘巧合。

　　（一）裸跑弟

　　2011年从康奈尔大学回国后，正值女儿上小学。

　　作为草根中的草根，尽管我在高校教书，却没有能力让女儿进入知名小学。

　　南京市一流小学有拉萨路小学、琅琊路小学、力学小学以及北京东路小学。前三所小学如果家长有经济实力购买学区房基本能够入学，北京东路小学则不仅需要学区房还要有一定的权力。我的一个师弟募集夫妻两家老人的赞助购买学区房，最后将女儿送进了拉萨路小学；一个师兄则因为岳父是研究所所长，女儿得以入读北京东路小学。

　　我既没有家庭做后盾买学区房，女儿也没有显赫的爷爷辈，最后只能花1.5万元择校费将女儿送入了一所还过得去的小学。这所小学周边高校林立，其中女儿所在的班级以高校教师子弟为主，是全校的明星班。

　　变故出现在孩子小学三年级。

　　女儿聪慧、调皮、天真、善良，三年级时候做了中队长。戴着两道杠，她骄傲得像凯旋的将军。可惜这个中队长一周后就被罢免了，理由是她上课讲话。

　　“我只是跟同桌嘀咕为什么‘裸跑弟’可以在课堂上到处乱跑而鲍可仁不可以”。小小丫哭得抽抽噎噎，

　　“再说，‘裸跑弟’也没什么了不起，为什么老师偏袒他，允许他课堂上胡闹，却把鲍可仁放到教室的角落，还不允许我们跟鲍可仁说话。”小小女儿不明白成人的世界，我更难以给她解释发生在小学三年级教室中的孤立。

　　“裸跑弟”是当年南京市乃至全国的网红，起因是穿着尿不湿的小宝宝在纽约曼哈顿冒着大雪蹒跚跑步，孩子的视频被做生意的父亲肆意包装，同时将不到四岁的孩子送到了三年级的班上。然后就是各路媒体的跟踪报道，“裸跑弟”被包装成珠心算天才、天生的文学大师，四岁就开始签名售书，一时间“裸跑弟”开飞机、“裸跑弟”出书等在2013年前后的江苏及全国媒体上赚足了眼球。



　　两只傻狗  作者提供

　　为了配合宣传，“裸跑弟”的父亲还给教室里捐赠了空气净化器，那时候孩子学校的校长、孩子的班主任以及任课老师等都在媒体前风光了一把，在这些攻势下，“裸跑弟”当然有在教室乱跑的特权，毕竟没有哪个四岁的孩子能安静地坐上45分钟。

　　鲍可仁是班上一个调皮的小男孩，我并不了解他的背景，他的家长从来没有参加过家委会的活动（我是孩子班上家委会主要成员）。小男孩其实非常可爱，只是调皮爱动，结果班主任为了维持纪律，将鲍可仁单独置于教室一角，不允许有同桌，而且还不允许同学们跟他说话。鲍可仁唯一能刷存在感的机会是学校运动会，他总是能在田径赛上拿第一。

　　“你可以下课时候跟鲍可仁玩，也可以画卡片给他，鲍可仁跟你一样可爱。也许他像火星（Firestar）一样，是拯救世界的英雄呢！”我只能这样鼓励女儿。

　　“你确实不该上课说话，破坏了纪律就要承担后果，罢免了中队长也是公平的，别难过了。”我安慰着小小人儿。

　　那时候小小丫正迷恋童书《猫武士》，我们天天一起读童书，听我提到她最喜欢的角色，小家伙马上忘了被罢免中队长的悲伤，高高兴兴地沉浸在了她的“猫武士”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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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学而思与钢琴

　　孩子的成长不仅仅是小学，接下来中学才是关键。对我这样的草根家庭而言，知名的南外及南师附中遥不可及，我给孩子选择的中学目标是金陵中学或者树人中学。要进这样的学校，小学六年级之前必须获得全市奥数竞赛五星，这就要求最迟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进行奥数训练。

　　于是，我这个妈妈每周六周日下午都坐在学而思教室的最后一排认真听课、专心记笔记，为的是能无障碍地辅导孩子的奥数作业。

　　其实我自己很爱奥数，上初中的时候攒钱买了一本奥数合集，天天乐此不疲地解题，一旦解决了难题，那种兴奋无以言表。但那是我自发的喜欢，是内在动力的驱动，解奥数题纯粹是为了兴趣，跟孩子要冲刺全市竞赛、拿星、进中学完全不同。而且孩子似乎完全遗传了我，阅读能力很强，可是数学开窍晚（我自己小学三年级之前一直都算不清8+7，以至于老师跟我妈妈说我可能智力有问题），因此奥数学得哭哭啼啼。看着一直解不出火车过桥、环形相遇和追击等问题的小小孩，我充满无尽的焦虑，尤其是想到要是拿不到五星，连树人中学都进不了，因此，尽管知道女儿天资不错，我还是忍不住发火，活脱脱一个焦虑的母亲。

　　跟其他进城的妈妈一样，我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孩子四岁开始学钢琴。她的钢琴老师是前线歌舞团的名师，学费不菲，要求也严。孩子还算争气，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已经在准备考钢琴十级了。然而，孩子的小手根本无法弹奏十级练习曲中的八度音阶，偏偏考级的曲目又需要一遍遍翻来覆去地机械练习。



　　傻狗之一  作者提供

　　渐渐地，孩子失去了练琴的乐趣，并逐渐生出了抵制情绪，但我这个妈妈却不愿放弃，钢琴老师也说要是不一鼓作气考完十级，前面的付出就白费了。

　　于是，练琴、做奥数成了我跟孩子之间的战争，尽管我拼命管理情绪，没有达到河东狮吼的程度，很多时候依然气得要爆炸，以至于孩子最后说我是狰狞的“虎尾”（《猫武士》中的大反派）。

　　（三）精准扶贫·色林错

　　康奈尔大学应用经济系跟我所在的农经专业有着深远的渊源。国民政府时期，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John Lossing Buck （卜凯）成了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后来又做了农经系主任，而他的前妻则是著名的赛珍珠（Pearl S. Buck），以其小说《大地》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我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期间师从世界粮食奖获得者 Per Pinstrup Andersen，因此刚回国的时候很受器重。

　　2013年国内知名农经学家带我去贵州黔东南自治州晴隆县考察。知名学者就是不一样，那时候“精准扶贫”还没有形成文件，但学者就嗅到了风向，以晴隆县为案例写专著，而我居然有幸被学者选中为合作者。

　　然而，我却没有抓着机会。我生自农村，对动物们有着天生的辨认敏锐度。晴隆县跟其他地方一样，申报的100只扶贫羊可能事实上只有十只，为了应付考核和验收，羊们会在各个乡镇之间转借。我们自然地，也遇到了这样的凑数羊。

　　同时，作为学者团队，在调研中走访哪一家、问哪些问题都是被安排好的，包括参观200万美元引进的屠宰场等（那个屠宰场第一根本不值200万美元，同时也根本没有足够的牛羊可以屠宰）。

　　尽管我在康奈尔只学习了一年，但我非常尊重卜凯前辈，更遵从奶奶和母亲的教导，不说假话。知名学者自然也是知道这些事实，但学者告诫我，我们的作用是要找出积极的一面。

　　“即使100只扶贫羊实际上只有十只，也强过于无，你要看到积极的一面。”学者对冥顽不化的我循循教导，可我却写不下去。不是不会写，而是我实在无法写成他们喜欢的、洋溢着赞赏的报告，最后只好拒绝了这最佳的机会。

　　我不写，自然有无数人抢着要写。学者不会给我这个晚辈计较，只是我再也没有机会进入到他的圈子。绝好的机会被我丢掉，从此在院里坐上了冷板凳。

　　读博士期间导师团队提出的“西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理念得到了温总理的批示。新的领导又提出 “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恰逢西藏生态建设十周年，接过导师衣钵的师兄聘我去考察、评估西藏生态建设成果，目的地之一是色林错自然保护区。

　　色林错是藏北高原上接近无人区的明珠，也是藏羚羊们的繁衍地。只是藏羚羊胆小敏锐，从不轻易进入人们的视野。然而，我却看到了数百只被围困在色林错周边的可怜的藏羚羊。这些为了展示生态建设成果从不同地区抓来的藏羚羊们面对着呼啸而来的汽车惊慌失措、四处乱窜，可是钢铁围栏却堵着它们的去路，它们只能在人类的围观下瑟瑟发抖（其时色林错已经建成了自然保护区，近距离围观藏羚羊是藏西北探险游的噱头之一）。

　　因为这个事情，我跟师兄闹得极不愉快，师兄甚至对我说，黄石公园也有无数野牛游荡，但他忘了黄石公园的野牛们是自然迁徙的，它们可以随意在公园内、怀俄明以及蒙大拿州生活，没有围栏围着它们。

　　师兄觉得他请我来是看重我的笔头快、报告写得好，我却直接跟他辩论还不给他面子，自然地，以后的合作全部灰飞烟灭，但我也有我自己的委屈，我选择不说话也不行吗？

　　这些林林总总的事情让我在那些年过得无比憋闷。恰在这时，我竟然收到了美国一所高校的邀请，让我再次作为交换学者到该校讲授中国经济和东亚人文地理，美方出资。这真事天大的喜事，于是2014年七月一日，我带着孩子又一次来美。

　　转眼一年半的交流时间即将结束，而我越发发现孩子的教育困境。她在美国简直是自信爆棚，成了学校的数学天才（美国孩子的数学实在太差了），不但天天乐此不疲地练钢琴，还主动学了小提琴，由于有钢琴的基础，小提琴一上手就有模有样，还创立了自己的乐队，自信、风光无限，同时又去跳芭蕾舞，十一二岁的孩子把自己的时间表安排得如总统一样忙碌，但她那样高兴。

　　面对孩子在美国的成长，我不能想象她回国后会遭遇什么，由于没有了奥数的五星，她连树人中学都进不了。万般惆怅下，我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在美国再读一个博士，陪孩子读书。

　　2016年三月，43岁高龄的我走进了托福和GRE考场，并在同年被蒙大拿州立大学录取为博士生，就这样带着孩子在2016年八月来到了蒙大拿波兹曼小城，开始了大龄异国女博士生的艰难求学生涯。

　　但国内的工作依然保持着，因为我是唯一赚钱养家人。为了兼顾国内外学习和工作，我几乎成了空中飞人，经常是美国学期一结束就飞回中国，第二天不顾时差出现在讲台上，在美国时更是半夜三更跟国内研究生们网上开组会。

　　这种超人一样的两国奔波、经济、精神等多方面的压力终于让我撑不下去了，2018年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

　　（四）2018·抑郁症

　　刚来蒙大拿的时候，正逢中国结束执行了13年的美国牛肉进口禁令。为打开中国市场，蒙大拿州出身的议员Steve Daines带着新鲜牛排直接面见总理。我本来计划以这个为契机完成第二篇博士论文，对比中美牧业发展和管理，后来发现材料单薄、难以深入，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Steve Daines万里迢迢带给总理的蒙大拿牛排  图源网络

　　2018年五月，我又一次回国上课。还是给强化班讲授双语课程《发展经济学》，并且使用了我自己调研的贵州晴隆县案例。意想不到的是，我被学生举报了，理由是“妄议精准扶贫政策”。接下来是教务处找我谈话，审查当时的教学录像（那时候教室里已经装了监控摄像头），好在我并没有说太多过激的话，因此只被教务处做了口头警告。即使这样，我也是万分惊惧。

　　而更大的挑战来自家庭。我回国的时候，发现南京的房子，包括我自己的主卧，都被前夫的儿子及其女友占用，我的书房被他们开辟成了游戏室。两个年轻人靠网络直播为生，本来就昼夜颠倒的我感到极度不适和不安，于是干脆住在了办公室。

　　南京的夏天酷热难当，办公室里没有洗澡间，我只能趁着半夜在公共厕所冲凉，跟当时在美国的前夫抱怨，却被他指责为因为那不是我的儿子，所以我不能容忍他们！闭口不提他儿子当时已经25岁，早已成年！

　　在各种压力下，我终于崩溃，凌晨两点翻出办公室栏杆准备一跃而下（我的办公室位于15楼）。就在我一只脚已经凌空之时，恍惚间听到女儿的细语，我一下子清醒，知道自己彻底病了。

　　于是去南京脑科医院就诊，确诊为重度抑郁症。

　　前夫却不理解，指责我无事生非、无病呻吟、装神弄鬼，在我又一次割腕自杀时，他薅着我的头发将刀子架在我脖子上，怒吼着说要是我真的想死，就割颈动脉，不要装模做样去割腕。

　　邻居拨打了911，我被送到Hope House，后来又去了家暴受害者庇护中心。感谢大学、教会以及社区的帮助，给我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教会的主教还帮我联系了律师处理家事。

　　后面是更多的家庭狗血剧以及法庭上的离婚，最终前夫要求国内房产按2008年的购买价格归他，美国房产按现价归我，我补偿他15万美金差价！

　　而饱受重度抑郁症困扰的我连他转走家庭账户上的资金都浑然不知（我历来负责赚钱养家，他负责管账、投资）。

　　不管怎样，最后总算离婚了。女儿安慰我说，钱的问题都是小事，我能健康活着才是根本，小小的她已经开始担负家庭重担并照顾和开导母亲。而我也在医生的帮助下逐渐走出抑郁症的黑暗荫谷。

　　博士是无法完成了，因为即使我拼了老命读完博士，这种社会学领域的学位也难以找到工作。于是我毅然决然转为护理本科专业。

　　冥冥之中这一步走对了。

　　2019年年底全球疫情爆发，医护人员紧缺，拜登政府开辟了医护人员技术移民绿色通道，即使刚进入nursing college、还没修完预修课程的我也有了兼职机会。只是护理学院的“解剖和生理学”几乎要了我的老命，最终只拿了个B-。女儿却为我无比骄傲，称赞我是最了不起的妈妈。

　　如今四年过去了，我拿到了执业护士，孩子也申请读了大学，最黑暗的时期已经过去，我在一家养老院的临终关怀中心就职，收入可观，生活稳定，只是老东家因为我从2018年没有回国而正式解聘了我，我失去了国内的一切福利及头衔。



　　作者女儿

　　回头看，我的成长和移民之路实在算不上是励志故事，而是一曲自由主义者的悲歌。2016年看到蒙大拿州议员带牛排入京，我还在幻想着中国和蒙大拿之间构建桥梁（中国是蒙大拿州对外贸易的第三大伙伴），如今连照片中的人都已经逝去；2018年我还在雄心勃勃地想着我的第二本博士论文，却不曾想会被学生举报，世界变化之快超出想象。好在，经历了凤凰涅槃一样的痛苦后，我跟女儿以及两只傻狗终于安定下来，只是从教授到了护士，按照梦境的暗示，我大概不能再称为是母校毕业的人，以免给母校丢脸。

　　这一路走来，最欣慰的是女儿的成长与成熟，在这片土地上，她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也有了自己的天地与认知，如此，似乎所有的伤痛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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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所謂博士論文的選題，就知道這個博士學位是水貨。根本沒有科技含量，中學畢業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