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东兵: 《短暂的春秋》[连载]

老杨

二十一、杨尚昆上门申诉 汪东兴设宴款待


    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核心总部是在中南海里，那里的机构和建筑星罗棋布，古朴的和现代的相互混合，对搞建筑技术的人来说，这里的一切显然破坏了原先的和谐；对政治家们来说，把许多庞大机构的总局、局、处等一些机构放在这里，的确显得狭窄，所以，有些权力的中心正在缓慢地往外移。

    汪东兴的宅院座落在中南海内环路旁的湖畔旁，几乎和毛泽东原先的住宅丰泽园遥遥相望。这里的建筑都是近二十多年来新建的，和皇宫里的风格很不相称，如同一部旧汽车上的新标识一样。

    这里的警卫极严，从毛泽东健在时，这里就是保密重地。华国锋接班以后，随着汪东兴的地位升迁，这里的一切都未得改变。他有一个垂直的工作系统。在他这个系统的人员终生承担着保密的任务。他们单独汇报、单独接受任务、单独下达指示。连同电话也有单独的程控系统，外面的电话可以打过来，但里面的电话非经中枢机关，很难打出去。汪东兴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掌门人，有条不紊地控制着这部机器。

    汪东兴刚从人民大会堂开会回来，有两个人早已在他家等候多时了。这两个人都是他的老相识，关系十分密切，几年都在毛泽东身边搞警卫和服务，对毛泽东的生活细节和性格特点了如指掌。对汪东兴更是无话不谈。他们给他带来了一个人的信件，还有一信袋材料。

    汪东兴看完以后，坐在那里好长时间没开口。

    “困难吗?”那两个人问。

    汪东兴为难地点了点头。

    “你已经是党中央副主席了，并且又掌握着中央办公厅的实权，处理这点事还有什么困难?”他们惊讶地睁大了眼睛：“难道华主席还不相信吗?”

    “不光是他，还有其他同志呢!”

    那两个人都笑了。其中一个笑着说：“你放心，叶、邓、李三位副主席都同意给他彻底平反，现在就等你和华主席的一句话了。你别忘了，杨主任过去对你可是非常不错的哟。”

    就像被电触了一下，汪东兴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这两个人拿出一页纸，说：“这是杨主任住的电话号码。他让你给他打一个电话，他想和你单独谈一谈。”说完，他们又和他聊了一阵别的，就告辞了。

    这下汪东兴难以平静了。

    杨主任，就是杨尚昆。

    杨尚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汪东兴是他的老部下，过去，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在一块吃饭、喝酒，免不了相互之间说一些非常机密的心里话。说老实话，过去汪东兴非常尊敬杨尚昆，把他当作兄长看待，有什么为难之处，都要向他请求和商量。但是一九六五年底，杨尚昆被人指控为“对毛泽东搞特务活动” ，“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把大量机密文件擅自提供别人抄录”，“同罗瑞卿关系不正常”等罪名，扣上参加反党集团的帽子。正是由于他长期在中央核心机构任职，掌握着大量机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岁月里，毛泽东都指示有关部门对杨尚昆严加保护，不准红卫兵和造反派群众对他冲击。

    所有这些，许多政治局委员都不了解，唯有汪东兴一清二楚。

    此刻与杨尚昆会面，汪东兴打心里不愿意。但是，他不敢，或者说不能拒绝他的要求。就像最厉害的严师一样，即使他倒下去或者死亡，他的学生、部下每次回想起他来，仍然具有威慑的权威性。是的，他知道杨尚昆临时住在北京的这个地址，他知道他是从哪个层次来的，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杨尚昆可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他是素质优良的党务工作者。如果让他责怪自己，心里那股滋味可不是好受的，自己过去就挨过他的克，至今想起来还脸红不已。在他面前，自己没有二话可说。他想了又想，终于拿起红机子，拨动了号码。

    十几分钟以后，杨尚昆来了。

    除了显得有些苍老，头发灰白外，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副无拘无束、大大咧咧的样子，一屁股坐下后就天南地北地扯起来。凡是汪东兴的提问，杨尚昆的回答都是很简单。他把自己这几年的经历和遭遇叙述一遍后，愤愤不平地说：“我长期软禁在山西临汾，受了不少的冤枉气。毛主席逝世，我连追悼的自由都没有，有更甚者，某些王八蛋竟然克扣我的供应，真是丧尽天良!”。

    发了半天牢骚，汪东兴还没来及得安慰，杨尚昆便主动进攻了：“东兴同志啊，你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已经跨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刊，不为自己的老战友们办点实事可不成l”

    “能办的一定办{”

    “这是官话！”杨尚昆不高兴地说：“对你来说，就没有什么办不了的事，关键是想办不想办。文化大革命中，多少功高昭著的老革命家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惨遭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至今许多人的全家还不能团圆。你给他们平反昭雪，是一件得人心、积阴德的大好事，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去啊!”

    “杨主任，有些情况你也许不了解，这也难怪，不在其位，不知其难啊！”

    “究竟有什么困难?”

    “我们办什么事，首先要从维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出发。毛主席亲自批准和处理的一些案子，你叫我们怎么纠正?难道我们比毛主席还聪明?还伟大?还正确？”

    “这是什么话！”杨尚昆气呼呼地说：“维护毛主席，是要维护毛主席正确的东西。如果维护毛主席的错误和缺点，那不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那恰恰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

    “话好说，但真正行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杨主任，你要处于我这个地位，也一样不好办。”

    “那不一定。我们处理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比如我的处理，现在已经证明，哪一条事实也站不住脚嘛!”杨尚昆拍着胸脯站起来：“就拿给我定的罪名来说吧，说我'和罗瑞卿的关系极不正常’，罗瑞卿不是就平反站出来了吗？罗瑞卿是受林彪直接迫害的。连毛主席都对罗瑞卿说'委屈你了’。为什么我这个受牵连者还得不到昭雪?至于说我'背中央搞窃听器’，至今他们拿不出一点根据来嘛。我按规定给毛主席的讲话录音，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怎么能说我是'大搞特务活动’呢?说我'把大量机密文件提供别人抄录’，这也是栽赃陷害。过去抄录文件、翻阅档案，都有明确的纪律和规定。只要有中央常委批准或书记处的决定，我就没有权力阻挡和制止。现在，这些内情都真相大白了!是林彪、江青、陈伯达这些人为了篡党夺权故意陷害我嘛。毛主席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批准了他们的活动，现在查清后就应该彻底纠正了。为什么明知是错误还要紧紧捂住盖子不放呢?”杨尚昆越说越激动，不时地站起来，在屋子中央转圈子。

    汪东兴显然也坐不住了，他不住地说：“杨主任，你不要激动，你慢慢地说。你过去的情况我并不了解，也没有办过你的专案。经你这么一来，我才明白了些。这些事情都好商量嘛。”

    “不光是我的事嘛。”杨尚昆说：“还有其他人的案子，只要是错误的，都应该纠正嘛。比如彭真，不就是制定了一个《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吗?他忠心耿耿干了一辈子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也是满腔热忱地想搞点明堂来，就是因为一些具体的细节和提法上与江青、张春桥有分歧，就硬要把人家打成反革命，天理难容啊！说心里话，我们这些人几十年来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哪一个是反对毛主席的?没有一个。”

    “杨主任!”汪东兴站起来，把杨尚昆按在旁边的沙发里，悄声说：“你就谈你的问题好了，别人的事情你又不了解，各人有各人的账，你能替他们说清楚吗?”

    “你呀，还是老脾气!”汪东兴说：“你的问题，我想办法帮你解决。但是其他人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掺合进去。那样会把问题搞复杂的。说老实话，像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案子太多的。我了解，所有文化大革命中当成敌我矛盾的案子，几乎所有的当事人都喊冤，上上下下都在上访、申诉、你能管得过来吗?就算管得过来，你说党中央能管吗?如果把他们都平了反，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成果?怎么能看得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及时性？”

    “我看不要从抽象的概念和定义出发，还是从事实出发吧。”杨尚昆说：“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要纠正。不能顾及什么领导人的面子，也不能为了什么理论上的正确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我是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我们总不能逆历史潮流动而动吧!”

    “好了，好了，我的老首长，我给你办你的事还不成吗?不过，这要一定的时间，你可不能太着急。”

    “也不能拖得太久，我可是等了好多年了。”

    “反正越来越快吧！你也不想想，粉碎'四人帮’才几年哪。”汪东兴开几句玩笑，最后拉着杨尚昆的手说：“今天我们一块吃饭，得好好喝两杯。”

    “我看应该，早该喝你的酒了。当了副主席还没请客呢!”杨尚昆打着趣说：“不过，我头上还戴'反党分子’的帽子呢，也许还没资格和你坐在一个板凳上吧。”

    汪东兴轻轻捶了他一拳，嗔怪地说；“老首长别瞎说八道!你再要胡说，我可非要罚你两大碗，还记得在延安吗?”

老杨

二十二、当领袖华国锋力不从心 追进度邓小平训斥吴德


    几个月来，华国锋按照毛泽东抓工作就像“弹纲琴”的指示，忙里忙外，既抓工业又抓农业，既搞党内又搞党外，很想使国中在短时间内来一个飞跃变化，以体现他“抓纲治国”决策的正确和成果。

    从一开始，他主张把自己放在了第一线的位置，事必躬亲，到处讲话，到处题词，到处指示。他想表现自己的精明能干，却把自己的弱点也毫无遗漏地暴露在人们面前。

    他犯了政治家的大忌：锋芒太露，不留余地。

    他抓经济还是毛泽东的老一套，农业上树大寨，工业上树大庆。他完全靠陈永贵、余秋里、谷牧、吴德、纪登奎这些人独当一面，企图以此来创造一个奇迹。

    从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十八日，华国锋靠这些人召开了为时二十多天的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会议推广大寨“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坚持大干社会主义”的经验，强调“端正集体经济经营方向，以大批判开路，豁出去大干一场革命”，“不断克服小生产习惯势力在党内的影响”，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普及大寨县。

    华国锋在陈永贵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会议上，颇为“内行”地发表讲话，他说：“普及大寨县，根本的一条是要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抓革命、促生产，来一个高速度。到一九八零年粮食要达到七千亿斤，今后三年以百分之七的速度增长。同时，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要开始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普及大寨县的标准之一。当然，这种过渡要成熟一个过度一个，成熟一批过度一批，不搞一刀切!”

    这样的硬指标，当然使地方上的领导机构忙碌起来了。

    与此同时，他不停地接见外宾，在重大外事活动中抛头露面，宣传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提法，有些谈话显得漫无边际，不切实际，使人摸不着头脑。

    作为一位大国的最高领袖，一旦在重大国事活动中表现出无知及毫无目的。就会从根基上动摇自己的权力。

    相反，对于越来越多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批挨整的干部、群众要求复查冤、假、错案的呼声，他却表现得极其冷淡。对原中央那些挨批被打成“反党集团”或“修正主义分子”的高级干部，他一再指示：“要慎重对待，决不能助长右倾翻案的邪风。对于有损毛主席威望，企图吹掉毛主席这面旗帜的阴谋，必须揭露。”

    但是，究竟什么是“右倾翻案”?什么是“有损毛主席威望的”“砍旗阴谋”?他自己也说不清，也不敢说。

    十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文章显然是针对着华国锋代表的那些主张“两个凡是”的人来的，文章十分尖锐的说：“毛主席一再教导'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因此绝不能因为是'前任首长批的’，为了维护'前任首长’的威信，明明是错案，也不下决心纠正。这种做法不是无产阶级的做法。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

    汪东兴看了这篇文章，立即打电话追问<人民日报>：“你们发表这文章请示中央了没有?你们口口声声指的那位'前任首长’是谁?这分明是暗指毛主席。”

    他朝他们发了一通火后立即去找华国锋汇报。华国锋此刻正在和国家计委的领导人开会，研究即将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呢。

    华国锋设想，到二000年前，工业每年以百分之十以上的速度，农业每年以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的速度，持续地大步前进。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主要产品产量、主要生产技术，多数接近、少数赶上和超过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华国锋根据一些领导人的讨论和汇报，显得信心十足地说：“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五年是个关键年，我们要打一场前所未有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仗，赢得个高速度、高水平。我们要新建和续建一百二十个左右的大型项目，其中包括：三十个大电站，八个煤炭基地，十个大油化工厂，十个大化肥厂，六条铁路干线和几个大港口。”

    邓小平看到关于这个设想的汇报后，曾问叶剑英：“我们的国力和财力能达到这个指标吗?这种空想社会主义不是又和一九五八年一样吗？”

    叶剑英意味深长地说：“让他试试也好，只有到一定的时候，他才会服输嘛。不要理他，让他吹吧!”

    其实，邓小平和他的想法几乎是不谋而合。

    在这两位久经风霜、沉沉老练是的政治家面前，华国锋和汪东兴就显得非常蹩脚而又幼稚可笑了。

    华国锋一字一句地看完那篇<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后，并没有像汪东兴那样把它看得特别严重。他说：“从基层的情况来看，许多干部政策不落实的问题的确很普遍，有些案子很明显的是冤。比如，有个干部在天天读的时间里念错了一个名字，把'刘少奇’念成'毛主席’，于是便打成反革命。像这类案子就应该平反嘛。”

    “我想的不是基层，而是上层。”汪东兴说，“现在连黄克诚，洪学智这类彭德怀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都在要求平反，党内生活出现了非常非常不正常的气氛。”

    “可这篇《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文章没有提到呀!”

    “他们在含沙射影。”

    “东兴同志，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怀疑办事，有许多冤、假、错案不正是以莫须有的罪名罗织而成的吗？”

    汪东兴不吱声了。他没想到新任党中央主席对这很敏感的事情采取了很迟钝的处理态度。他心中多少有数，但有些话又显然不能说了出来，他的紧张心理越来越重。他还像往常那样按部就班在工作，丝毫不表现出已经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看法的样子，以便掌握真凭实据送给华国锋。他注意来自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党校的材料及报告，尽量避免和胡耀邦直接见面。但他一定要阅读胡耀邦所送出的那些文件，特别是《理论动态》。

    每阅读有些被打倒的那些干部的申诉时，他都打心眼里佩服他们那种巧妙的回避和写材料时的用词。每当提到毛泽东、周恩来及当时的中央的指示时，都用简单的代词一笔而过，重点渲染林彪、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作用，用词造句惟妙惟肖。一点破绽也看不出来。要不是他非常熟悉内情，也一定会造成错觉，以为他们都是受那些人的迫害的。

    更为笑的是，就连地方上的那些根本不值一提的人物，也在申诉，材料里口口声声说是“由于受'四人帮’的迫害”，好像“四人帮”有多大能耐似的。其实，他一看就知道有些完全是无理取闹，是想乘落实干部政策之机翻案。

    汪东兴把他认为重要和有代表性的文件、材料，都标上“机密”、“绝密”的字样，可以存档，以便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作为炮弹使用。对一些收到申诉的案子，他也指示有关人员将专案材料调来，把有关领导人的指示内容抄给他一份。以便采取对策。

    吴德显然已经产生了失落感。

    北京市声势浩大的揭批“四人帮”和清查所谓帮派体系的运动，有许多事情直接牵扯到了他。特别是去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那些受到处理和逮捕的人不断跑到北京市委闹事，甚至点名道姓地指名要他出来接待。这些天，他几乎天天接到这些人的恐吓信和要他立即辞职的信件，有的信一开头便说；“你就是'四人帮’的最大帮凶，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你两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人民总有一天要向你讨还血债！

    与此同时，北京市公安局的日子也很不好过。他们一旦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就立刻变成了众矢之的，处于天天挨骂的境地。

    星期一上午九点差十分时，华国锋立即停止了和邓小平的谈话。

    邓小平又摆出一副平时对下面的既威严又和蔼的样子对吴德说：“听说北京市委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抓得很不紧啊，你们要加快步伐啊，许多老干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再耽误几年他们还能工作吗?”

    “复查是件很为难的事。过去定案搞了不少证据，现在推翻也得证据，总不能一风吹啊!”吴德没好气地说：“许多案子又不是我定的。”

    “不管是谁定的，错了就统统推翻嘛。”邓小平说。

    “现在的标准很难定。究竟哪些属于正确的，哪些属于错误的，中央应该制定统一的标准。否则，底下的同志很不好掌握，这也是落实干部政策缓慢的一个原因。”

    “关键是你们主观上有问题，'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邓小平批评起人来，一向是很尖锐的：“拿出你们当年整群众的那个劲头来，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早完成了。”

    “我没有整过群众。”

    “你没有?不要推得那么干净。”邓小平说：“天安门事件你们抓了那么多人，难道不是整群众吗?”

    “那不是我的责任，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决定的事。”吴德看了华国锋一眼，见他脸色通红，坐在那里很不自在，就马上改口说，“许多历史性的决定，不能追究某一个人的责任。何况中央至今并没有给天安门事件重新作结论，你让我纠正什么?”

    “好了，你看着办吧！只要你们觉得能向群众交了账，你们就照你们的样子干。”邓小平指指华国锋说：“华主席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一再强调要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把一大批干部尽快解放出来，这关系到进一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的问题。全国都在看北京，因为它是首都，可你们还是步伐缓慢，这不要拖全国的后腿吗?” -

    邓小平说完这话，夹起皮包拂袖而去。

    吴德觉得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他呆呆地坐在沙发里望着华国锋，不知道邓小平的火气从何处而来。华国锋好长时间也没说话，看样子，华国锋认为没有必要告诉他。而他呢，心里很纳闷，不知道华国锋脑子里是怎么想?据他所知，华国锋不完全同意邓小平的意见的。

    “华主席，现在的工作不好办了。拨乱反正，弄得有些正确的东西也被反掉了。”

    “不，正确的要坚持。”

    “现在，他们就是要借否定'四人帮’来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天安门事件的人都快放光了，现在又一定要逼着中央承认天安门事件是革命的！”吴德大声说：“你认为他们这样做对吗？”

    “不，不，这一点不能答应。”华国锋连忙说，“即使我们党给事件的绝大部分人平了反，但难道文化大革命经过了层层把关、审查的案子都错了吗?我就不信！我看，我们是难胜任干这类事了。干脆，中央专门组织一个班子干这件事，谁对这事有兴趣谁干，谁干谁负责。”华国锋完全理解吴德的心情，也很体谅他的难处。特别是吴德从皮包里拿出材料，详细汇报了从邓小平、李先念等人批转过来的几个案子的复查情况后，也觉得这样下去引起的后遗症太大了。

    “你看看，这些人的定案经过了群众的讨论、审查，又经过三结合班子层层批准，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都签了字，你让我把案子推翻，将来找我算账，我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吴德把文件包放在桌上，大声说：“现在，我是坚决听你华主席的命令，你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至于其他人，我也不怕得罪他们，反正得罪也不是一天半天了。我就是怎么改善关系，也不见得能有多少效果，你说是不是？”

    华国锋叹了口气，没有正面回答他。

    吴德说；“一句话，像现在这样的干法，我是越来越难以胜任了。如果允许，还是请华主席给我调换了地方吧。”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我不能违心地让别人牵着我的鼻子走啊。”

    “要顾全大局。”华国锋说：“要学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党内也几次处于孤立挨整的地位，但是他并没有离开他的战斗岗位，而是耐心地等待，苦口婆心地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纪律，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即使我们的意见被否决了，也要服从纪律。我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

    吴德想了想说：“有些话我不能不说了。我觉得邓小平同志这次重新工作。是要下决心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不可能吧。”华国锋还迟疑地说。

    “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了。”吴德说，“今年九月九日，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召开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时，有同志听见邓小平说：'修毛主席纪念堂完全是劳民伤财，这玩笑总有一天会像斯大林那样，被拖出去火化掉的。’你说此人怎样？”

    “消息可靠？”

    “完全可靠。”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华国锋霎时红了脸，将桌子一拍站了起来，暴怒地在办公室里踱开了步。但这仅仅是几分钟的事。很快，他的神情就恢复了常态，刚才的怒气便消了下去。

    “我看总有一天，历史会证明；我们让邓小平站出来，恢复他的职务是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吴德说：“这等于放虎归山啊！”

    “话不能这么说。”华国锋走到吴德跟前，摆出一付宽宏大度者的样子，搂着他的肩说：“我知道你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心耿耿。但在历史性的转折关头要学会灵活应变嘛!毛主席早就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老人家不是几次提议党内应该有几个反对派吗？我们权且当他是我们党内右的代表就是了。”

    “你的意见是……”

    “重大原则问题不让步，小事情上不计较。肯定，他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上，与我们的感情不一样。他是和毛主席作对过几次的人嘛。他的一些表现汪东兴同志也给我说过几次，我也劝他想开些。叶、邓、李这些人年纪已经不小了，还能再干几年?我们熬也熬得过他们。只要主要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他们再乱也乱不起来。”

    “你对下一步的安排是……”

    “我准备明年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国家的领导机构决定下来，再通过我们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的计划，让邓小平，李先念他们好好抓国民经济，这些人搞计划经济还是有一套的。”

    原来是这样，吴德似乎明白了华国锋的想法：他处心积虑的要把现任的职务从法律手段上完全固定下来，然后再全力地抓他的抓纲治国计划。看来这也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措施。吴德这样猜想。

老杨

二十三、邓小平运筹棋高一招 胡耀邦兼任中组部长


    天气渐渐地冷了。

    每到冬天快要来临的时候。叶剑英都要到广州住段时闻。那里四季温暖，绿地如茵；永远流荡着各种青翠和山花的香味，很适合休养。毕竟年纪大了，能够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支，所以早就想回家乡走一走。

    这个星期天的上午，叶剑英带着他的随行人员到了西山别墅，住在称为第二号院内的西山坡上。他听这里秘书说的文件后，知道了华国锋明年召开五届人大的全部打算。这个老西子。一向看重自己手中的权力，虽然已经登上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央主席的宝座，但他估计华国锋还不会让出国家总理这个职务。按理来说，这个职务早该让给邓小平干了。但华国锋给他的口信中说：“总理还是应由一位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比较恰当。在暂时没有合适的情况下，我主张还是由我来兼任。”

    叶剑英听了，忍不住冷笑连声。

    当然，他已经八十岁，就党内军内的职务来说，无论地位上还是权力上，他都登峰造极了，华国锋建议由他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对此觉得理所当然。问题是，邓小平的职务又应该如何安置?正想着这码事，秘书赶来向他报告，说邓小平马上就要启程来看望他。听了汇报，叶剑英哈哈大笑，这个小子真是鬼精灵，他就知道我一上西山就是研究问题的好时机。他在军队里担任着重要职务；经常上西山就不会引起人们的猜测。这里僻静安全，正是研究事情的好场所。反正他一来，这山上就热闹了。

    果然，邓小平一进客厅就嚷嚷：“听说你要上广州，那可不行，我得在你到厂州之前把一些大事决定下来。不然，还得到广东去请你回来决定。”

    “不管什么大事，你决定不就得了嘛。”

    “那可不行，我不能再单枪匹马地冲锋，干什么事也得把你拉上，找个垫背的嘛。”邓小平连说笑话连说正经事。“现在落实老干部的政策进展缓慢。很多深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好干部层层得不到解放，这样不行啊！拨乱反正的历史使命。要靠忠于革命事业的干部才能完成。依靠现有的这些人不行。他们大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的，举举手，喊喊口号还可以。让他们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说句不好听的话。比割他们身上的肉还难。”

    “看来你是有了好主意了。”

    “选个和文化大革命关系不大，而且有朝气、有气魄能力的干部挂帅。专门负责复查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案件的工作。”

    “别绕圈子了，你看谁合适。”

    “胡耀邦。”

    “他不是刚刚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吗?他可是常务副校长啊 ！”

    “让他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嘛。”邓小平很干脆地说：“下一步开全国人大，也少不了像耀邦这样的人挂帅能干。他比汪东兴强多了。早在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我就发现此人不简单，极有头脑，很有思想。这几年，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头，学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叶剑英点点头：“对他虽然接触不多，但给我的印象很好，现在中央党校办得很活跃，我看了几期《理论动态》，文章写得很尖锐，很泼辣，都说到了点子上，我看这个人可以当组织部长，把现在的那个姓郭的拉下来。”

    “所以我提议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这件事。”邓小平说：“当然，议题不以它为主。我们不是计划在十二月中旬召开军委全体会议吗?就以研究军队整顿方案的名义召开这个会议，让老西子防不胜防!”

    三、四天后，政治局常委会在人民大会堂的一间会议室举行。因为问题是讨论军委会议的有关决定，所以指定了罗瑞卿出席这个会议。他坐在T字形会议桌的旁边，紧挨着汪东兴。

    华国锋坐在中央，作为群龙之首的挂帅人物，他对要研究的问题其实胸中无数，一切听从了罗瑞卿的介绍，邓小平和叶剑英不时地作着补充。

    坐在华国锋左侧的汪东兴，不时地观察着李先念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表情，对突然召开这样的会感到很不满意。通常都是华国锋先同他研究具体方案后，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与会者，而今天的会议，则是由军委办公厅负责通知，实在有悖常规。但他并没有更多地表现出来，只是保持者沉默。

    罗瑞卿说；“现在，我们感到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领导干部极不得力。有相当一批负责同志对中央的现行政策持怀疑态度。所以使揭、批、清工作不能很好地抓下去，甚至走了样子”

    “这个问题上地方比部队还厉害。”邓小平小心翼翼地点燃了一支大中华牌过滤嘴香烟，板着面孔说：“许多地区还是'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说了算。那里的领导权还不在我们手里。如果搞得不好，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还会出现较大地反复。”这两句话，很准确地触动了在场的人每一根敏感的神经。华国锋、汪东兴、李先念的眼睛盯住了他，一种不安的神情都表现出来了。

    叶剑英马上说：“小平的话不是危言耸听啊！如果我们不从组织上采取得力措施，我们和'四人帮’的关系有颠个个儿的危险。”说到这里，伸出了手掌翻了翻。

    “难道我们的措施还不得力吗？”汪东兴问：“现在从上到下砸碎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难道他们还会东山再起！”

    邓小平笑着摇摇头：“事情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不仅仅是处理几个人的事，而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斗争。'四人帮’统治了十多年，把人们的思想都搞坏了，搞乱了至使许多干部还习惯于按照他们那一套办事。所以，不把文化大革命中受'四人帮’迫害的一大批老干部解放出来，就不能适应今天形势发展的需要。”

    “是到了把这问题提到第一位的地步了。”叶剑英强调说，然后把目光朝李先念这边瞟来。

    李先念早已得到暗示，这时也点头表态：“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是到了加快步伐的时候了。我们的经济建设本身在飞跃前进，但一大批干部，特别是一大批经验丰富的老干帮还在那里受窝囊气。这不是在浪费人才吗?这种状况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汪东兴的目光转向了华国锋。他见这位中央主席还坐在那沉思，就提醒他道：“请华主席指示中央组织部和有关单位，要抓紧复查干部申诉的工作，真正错了的一定要及时纠正，不要再拖延了。”

    邓小平冷笑道：“现在中央组织部门的领导同志本身就不那么干净，许多问题是属于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事。依靠他们来落实干部政策显然是很困难了。”

    “你的意思是……”

“选一个年富力强、作风正派、思想水平都比较高的同志到中央组织部去挂帅。”

华国锋脱口而问：“你看谁合适?”

    “耀邦同志就可以胜任嘛。”

    邓小平的话音一落，叶剑英、李先念立刻答应，都在说胡耀邦的好话。

    汪东兴笑起来，事情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刚才的猜测。他们的确是早已预谋好了的，要不为什么这么步调一致、异口同声地集中到一个问题。政治局常委共五个人，他们已经占了多数。如果再继续讨论下去，很明显地对己方不利。他对胡耀邦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他从心里讨厌那个对什么事情都爱夸夸其谈发表意见，而各种意见都和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驰的人。

    在汪东兴眼里，胡耀邦是个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人。他不但看不起他汪东兴，而且也看不起华国锋。那天他到中央党校发表完讲话后，胡耀邦把他引到了自己的书房。胡耀邦指着自己书架上一排排的书，问道：“汪副主席看过马克思《资本论》吗？”汪东兴说：“没有。”他又问：“华主席看过吗？”汪东兴说；“我不知道。”胡耀邦脱口就说：“我看他也没有。他开口闭口就那么几句话，不像钻研过马克思原著的人。我认为，没有系统地钻研过几本马克思、列宁原著的人，很难完全从实质上掌握思想的精髓。光背几个条文和语录不行啊，要掌握理论的精髓和实质。”汪东兴认为胡耀邦是在戏弄自己，便冷冷地问道：“你看过几遍《资本论》胡耀邦毫不客气地说：“我看两三遍了，还没真正弄通，何况是根本没见过原著的人呢!建议汪副主席还是多看几本书啊！”

    汪东兴气得脸色通红，使胡耀邦马上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急忙改口道：“汪副主席，我刚才可是多喝了几杯酒，说话没谱了。说错了的地方，请您多多包涵。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谈谈读书体会罢了。”

    虽然汪东兴没再说什么，但他对胡耀邦的印象已极糟糕。只是此刻不便说出来罢了。

    “我看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人选还是慎重些好。”汪东兴说，“起码应该在政治局会议上谈一谈，现在决定是否太匆忙了些？”

    叶剑英不紧不慢地拉长声调说：“研究问题老那么拖泥带水可不成!什么时候了，还那么慢慢吞吞的，我们的四化建设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现在是非常时期，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办事应办干脆点。”

    叶剑英的话依然有着很大的分量，立刻使汪东兴缄口不言了。

    李先念说：“就让胡耀邦干一下吧，不行再另换人。中央组织部和各地组织部负责落实党的干都政策，负责审查文化大革命中积压下来的那些申诉案，这点明确下来。一般的案子由他们和各级组织部门决定，重大案子由他们查后提交常委讨论，由集体负责。”

    “我同意先念的意见。不知华主席还有什么想法。”邓小平的眼睛对准了华国锋。华国锋考虑了一下，心中想起了那天吴德和自己的谈话，不由得动了心思，他认为，复查文化大革命中整干部的申诉案件，落实老干部政策，解放一大批被整的干部，尤其是那些在全国有影响的人和事，是一件很难落实好的工作。弄得不好，就会骑在虎背上，坐也不是，下也不是。如果迁就整人的人，挨整的岂不又要没完没了地告状?要办的事这么多，如果陷到里面去，不是犯'左’的错误，就是犯右的错误。这个包袱就让他胡耀邦背去吧。想到这里，华国锋说：“既然多数同志主张让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组织部长，那我就尊重同志们的意见，让耀邦同志接手干吧。而且由中央和他谈话后立即上任，努力在极短时间干出成绩来。”临结束时，又强调：“中央组织部不能拖了五届人大的后腿，要保证五届人大如期举行。”

    汪东兴听了华国锋的表态，心里“搁登”一下，觉得十份纳闷：华国锋今天是怎么了，怎么能轻而易举地把一个如此重要的职务让给一个政治上很不可靠的人呢?散会的时候，他才在华国锋跟前重重地“唉”了一声。

    正像华国锋估计的那样，胡耀邦在接受中央任命时，表现得很勉强。

    本来华国锋把谈话的事推给了邓小平和汪东兴，但邓小平非要要求他出面，说：“组织部长的人还是个大事，过去是毛主席亲自掌握着，你不出面可是名不正、言不顺啊！”华国锋推拖了几次，到底还是让邓小平把他给“请”出来了。

    “从我的性格和能力来看，让我搞宣传工作合适些。”胡耀邦坦诚地说：“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我恐怕搞不好。建议中央另选一位各方面都比我强的同志担任吧。”

    人们常常以为，所有的政治家，即使是素质和能力都很差的人在接受权力的任命时，都会在同事和上司面前使用温和的语言和有礼貌的举动，但胡耀邦却一反常态，对这个任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和感激。他说：“我当组织部长也可以，就要真正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称职的干部就要坚决撤换，合格的干部就要大胆地用。在我自己的权限范圈内我要说了算。我负责审查的结论，如果上级领导驳不倒、推不翻就要产生效力，我不能干那种例行公事、别人决定让我只是办办手续的应付活儿！”

    华国锋不像原先那副慢吞吞的样子。私下里，他对胡耀邦也说了许多不信任的话。但现在他决心把这碗烫手的肉菜推出去，让他在最关键、最敏感、最容易两头不讨好的问题上犯难。再过几个月，也许局势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眼下，他不得不为此忍下这口气。他说：“中央既然让你出任这个职务，你当然可以在你的权限范围内放手大胆干。”

    “听到了吧！”邓小平接着说：“华主席明确地表了态，这也是中央的立场，让你有职有权地干番革命。中央把复查文化大革命中干部申诉冤情的任务交给组织部，这可是一件历史性的使命啊！”

    “既然中央决定让我干，我也只好服从了。我会按照党和人民的利益把工作干好的，我对历史要负责。”

    汪东兴虽然在场，但他没有说一句话。他又发现了胡耀邦的一个特点：这家伙一旦决定要干一件事，是会玩命的。你看看刚才他还犹豫不决，甚至想推掉别人争不到手的美差，可一旦当中央答应了他的条件后，他便露出了豁出去干一番大事业的劲头。这反而更使汪东兴暗暗担心了，他不知道这个浑身上下像一团火球的小个子，又会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他知道，反正他不是一个安份人。

    而这一点，正是华国锋需要的；也是邓小平要求的，前者出于放长线钓大鱼，后者是始于扭转乾坤的历史努力。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一日，胡耀邦正式上任。

    上任的第一个会上，他就把解放老干部，让他们重新站出来工作放在首要研究的议程上。他手边放着几个被关至今没有平反的老干部的案子，站起来说：“包龙图之所以得人心，就是因为他敢于惩办坏人，敢于平反冤狱。你们有这种气魄吗？”

    他见没有人敢答应，就把手一挥：“我来这里是准备为真理献身的。你们谁没有这个勇气，不敢得罪帮派人物，不敢为受冤的干部和群众作主。你们提出来，我向中央要求，把你们从我手下调走。”

    这一下，参加会议的一部分人坐不住了。

    胡耀邦大声说：“党和国家把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使命摆在了我们面前，正是用人用干部之际，有些同志把许多在战争年代就立下丰功伟绩的老干部、好同志长期抛在那里不管不问，还让他们遭受冤屈，请问这是什么用心，这是什么作风！”与会者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原来那种死气沉沉的局面变得热气腾腾了。

    “许多案子不是我们不办，而是不好办啊！有些毛主席、周总理、康老、谢富治，还有其他中央首长和国办批的案子，我们怎么好推翻呢？”

    “粉碎'四人帮’后，华主席以及党中央也发过文件，对有些案子明确表示过不能动，让我们注意维护党的威信。”

    “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啦。”

    “如果不照中央首长说的办，出了问题谁负责？”

    与会者七嘴八舌说起来。

    胡耀邦的脸涨红了，鼻尖上也沁出汗珠子，只见他又端起茶杯咕噜咕噜喝了几口水，把桌子一拍大声说：“只要你们是照我说的原则办的，出了一切事我负责，与你们无关。这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管对谁的结论，凡是不正确的决定，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

    这下，会议室里立刻响起了由衷的掌声。

    可以看出，广大干部心里看得很清楚，也早就对极左那套作法心怀不满了。只是在层层高压之下大家敢怒而不敢言。如果有人敢为他们撑腰，他们的积极性早就发挥出来了。

    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那些搁置了许多年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一批又一批受冤的干部重新站了出来，那些惨遭迫害的老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获得平反昭雪的决定后，激动得连说话都发颤，一声接着一声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胡耀邦也受到了这批老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称颂他是“胡青天”但是还有一批在全国全党具有重大影响的案子就不是他所能解决的。他知道，这些案子不但要经过政治局讨论，有的还要由中央全会决定。

    他感到为难了。

    他给邓小平挂了两次电话，要求向他汇报平反冤假错案中几个带有重大全局问题，秘书挡驾了。秘书告诉他：“小平同志正在出席常委会议，这个会议同样很复杂，矛盾也多，希望你耐心等两天，到时候小平同志会亲自找你的。”

    没办法，胡耀邦只好耐心等待。

    事实上，就在等待的这几天里，他已经想好了一直索绕在他脑海里面很久的这件大案。正是由于这一大冤案的发生，才导致了一连串的冤假错案；这一冤案的彻底平反，将会给平反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一连串冤假错案铺平道路。他认为，数不清的矛盾中，这是一个年代虽久，但是牵扯大局的主要矛盾。抓这个矛盾，显然是要担负一定的风险的。而他，早己豁出去了。

    当然，他不知道，就在他亲自抓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时，邓小平正和叶剑英等人密切配合，给军队的、他称之为“肿瘤”的问题作“大手术”。邓小平很清楚抓住枪杆子的极端重要，始终密切地关注着军队的每个细微变化。表面上看，似乎他正主持制定类似《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守国家军事机密条例》、《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关于军队编制制度的调整方案》等文件，实际上是把重心放在了军队领导班子的配备上。一大批过去他的老部下被提拔重用。安插到了关键性的岗位上。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旬开始的军委全体会议，邓小平和叶剑英采取了把华国锋“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策略，始终让他摸不着实质性的问题。

    十二月十八日，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才是他的心里话。他说；“现在大军区、军队中的领导干部，已经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交换，除了个别外，也要稳定一个时期。这次会议后，就要亲手调整军师级干部。在总政治部领导下，各大军区、军兵种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这里讲的军师级干部，不单是战斗部队的军师干部，还有总部、军兵种，和大军区的军师级干部。调整这两级班子时，要特别注意政治机关的干部部门，要选一些好同志，选作风正派、不信邪的人，敢于想问题，讲问题的人。调整时，还要注意配好这些部门的领导骨干，发挥职能机构的作用。”当然，他所说的“作风正派、不信邪”的标准，有着他特定的内容。

    讲到气愤处，他使劲拍了桌子。

    “一九七五年要调一批人出去，这些人就是不走，还有个理由：你要我走，先把是非弄清楚。不服从命令，他还'理直气壮’，还像很有'道理’。对这种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要他先执行命令，先走了再说。对不执行命令的，不走的，赶!有的开除军籍，有的降级，要执行纪律，如果军队连这一条都办不到，还叫什么军队！”

    这话显然是给这次整顿军队说的。

    同毛泽东的策略一样，邓小平在抓军队的时候，也不断地释放战斗的气氛，好像战争随时都有发生的危险。他说：“总之，仗总可能有一天要打起来。我们绝不能浪费时间，要加紧备战工作，特别是要训练干部学会指挥现代战争。这一点我们可要有自知之明。指挥现代战争，随着我们装备的现代化，我们的干部包括在座的老同志，指挥能力够不够?不要以为我们过去打了很多漂亮仗，立了很多战功，就觉得自己行。新的武器装备一来，行不行呀？懂不懂呀?发挥能力够不够呀?就是自己行，下面的人行不行呀?你不训练，就是不行。”

    邓小平摆出了一副真心实意抓军队建设的样子，其用意深深地隐藏起来。

老杨

二十四、为彭德怀平反耀邦上书 劝华国锋明智剑英施压


    一九七八年的元旦一过，邓小平召见胡耀邦，听取复查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整干部的汇报。

    胡耀邦已经拿出了一份足以使政治局多数人撑目结舌的报告。

    他声音低沉而又斩钉截铁地对邓小平说：“发生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这一冤案，是毛泽东同志走上全面左倾道路的开始。”

    邓小平脸色骤变：“你要给彭德怀平反？”

    胡耀邦肯定地点点头：“事实证明，彭德怀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所提出的一系列意见是正确的。而毛泽东和党中央强加在彭德怀同志头上的一连串罪名，都根本不能成立，早应该推翻了。”

    邓小平暗暗佩服胡耀邦的勇气。

    “事实上，彭德怀的大冤案是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的冤案的先河。”胡耀邦拿出他的报告来，侃侃而谈：“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就是由于所谓的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而事实上完全虚构的为彭德怀翻案的。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办了假案而心虚胆怯，不敢勇于承认错误，而又要压制党内说真话的倾向的神经过敏表现。毛泽东同志这种自己无理和所犯的错误，恰恰被林彪、江青，还有另外一些人巧妙地利用了，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段悲剧。”

    “你不要着急，咱们慢慢地谈，把你的想法统统说出来。”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汇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指示秘书不准任何人干涉他们现在的谈话。

    “为了说清彭德怀冤案的来龙去脉，我们当然要对他的历史有个全面的了解。”

    其实，邓小平对他最了解不过了。

    身材魁梧结实，长得威严而又憨厚的彭德怀，和毛泽东是同乡，比他小五岁。大革命时期彭德怀在国民革命军任营长，团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坚持反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军队里秘密组织士兵委员会，支持工会、农会和学生会的革命活动。一九二八年四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七月领导了平江起义，成立红军第五军，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十一月率红五军到井冈山，坚持井冈山斗争，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又参与指挥了红军东征。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协助朱德率领八路军挺进敌后，开辟了华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贯彻军委战略决策，率部英勇奋战，消灭了蒋介石的胡宗南军队，解放了大西北。建国后，他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入朝作战，凯旋归来后又荣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的职务。

    彭德怀曾是全党全军公认的战将和功臣。

    胡耀邦说；“导致彭德怀这位功臣向祸首转变，仅仅是一封同毛泽东同志持相反意见的信。而这封信的观点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来看，正确的是彭德怀同志，犯了错误的恰恰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从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毛泽东同志就产生了左的倾向。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比如毛泽东同志要求一九五八年钢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设想一九五九年超过三千万吨，一九六二年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各协作区浮夸风越刮越烈。”

    胡耀邦继续说：“毛泽东同志也很快发现了那个时期的错误。从一九五八年冬到一九五九年七月，毛泽东同志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制定了系列方针政策。并采取许多具体措施。正是他批评'共产风’，强调要'压缩空气’，当然他提出的一系列基本看法，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进行的。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央在江西省庐山连续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本来是纠正党内'左’的倾向的会议。”

    “是的，这完全符合当时毛泽东同志的想法。”邓小平不断点首称是。

    “现在看来”，胡耀邦拿出准备好的报告看了看，慎重其事地说：“彭德怀同志显然对会议讨论中一些同志谈话，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的现象不满，又听说会议初步安排到七月十五日为止，担心匆忙结束，于是在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从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上说，本来都是无可非议的，是完全合法的。”

    邓小平感叹地说：“作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不容易呀，付出了多少年的血的代价。”

    “我们再看看彭德怀同志的信的内容究竟对不对。”胡耀邦说：“彭德怀同志的信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肯定一九五八年成绩，他列举了工农业生产增长的统计数字；认为农村公社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经过一系列会议基本上已经得到纠正。在写到全民炼钢铁时，他说：'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赔补二十余亿元)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你看彭德怀同志分析得不是极有道理吗？”

    邓小平笑道；“毛泽东同志对他的这段话可生气呢，说他是对党进行'讽刺’，是'非常巧妙的’。我凭心而论，也认为彭德怀同志是在讽刺党。这说明，认识一个真理，是需要一个过程嘛。”

    胡耀邦继续说：“彭德怀同志信的第二部分是强调'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他认为：'现在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对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业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还认为：'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地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同时，'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他重点说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邓小平似乎很熟悉这封信的内容，他接着说：“他认为，一是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了，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见之于报章，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第二是什么来着？”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胡耀邦提醒道：“他认为这一条最容易我们犯'左’的错误。”

    “先见之明!”邓小平连声说：“就凭彭德的怀同志的这封信的观点，我就佩服他的确了不起，不愧是一位有远见卓越的政治军事家。”

    胡耀邦说：“彭德怀同志为了使毛泽东同志易于接受他的观点，还这样写道：'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等同起来……”

    “你看，彭德怀同志总结得多么深刻。”邓小平拍着大腿说：“如果那个时候，毛主席多点民主，虚心接受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也许我们党也不至于走那么多的弯路，也不会出现党内如此惨重的悲剧。”

    胡耀邦接着说：“所以，我通过复查彭德怀同志的案子，悟到了许多真理。也正是透过这么多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我才感到了彭德怀伟大，在他身上的确有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凛然正气。他早在五九年的这封信中就指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纠正右保守思想还要困难，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在信的结尾，彭德怀同志写道：'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追究个人责任，否则，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这说明彭德怀同志完全不是什么个人的野心和目的，况且他的信是写给毛泽东同志作'参考’，并非在党内公开搞煽动。所以，给彭德怀同志定成'反党’的性质，根本就是错误到了顶点。”

    邓小平回答：“对彭德怀同志的其他问题，他们复查过了吗？”

    “彭德环同志在小组发言中，是说过不少意见，但观点和信中的完全一致。至于某些用语不当、情绪偏激之处，这不是重要的，关键是他的意见完全正确。”胡耀邦说：“是毛泽东同志于七月十六日把信件发给与会全体同志。引起了全会的讨论。所以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这些人发表意见支持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这下惹下了滔天大祸。毛泽东同志于七月二十三日，在大会上逐条批判彭德怀同志的意见，立刻在全党形成了一致舆论，即彭德怀同志犯了右倾反党的错误。到八月二日，党中央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即开展所谓'路线斗争’，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分裂活动’定基调，于是，会议扯出了彭德怀同志在历史上早已得到正确解决的旧账，实行老账新账一起算，甚至无中生有地说他是和苏修搞'里通外国’，从而把问题的性质搞的越来越复杂。”

    邓小平又问：“所有当事人的申诉都有了吗？”

    “除了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已含冤逝世外，其他人的申诉都有。特别是黄克诚同志，我和他谈了几次，都谈得很好。彭德怀一案，株连了相当一批老同志。如洪学智、习仲勋等同志，都为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洪学智这个人不简单哪。”邓小平说：“他今年也六十五岁了吧?是河南人，出身很贫苦，自幼失去父母，是抗大毕业的军人。他有实际作战经验，指挥能力很强，由一个普通士兵一直升到司令员，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哟。他也是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唉，一个彭德怀使他受了二十多年的苦。比我们受的罪还多。”

    “所以，通过给彭德怀同志冤案平反，可能解放一大批干部。”胡耀邦说：“我是下一了决心的，一定要为此案的平反奋斗不息。”

    邓小平两手叉着腰，站起来：“我支持你的作法，我也和你一块儿奋斗，不过，不要小看了这码事，阻力不小呢。”他想了一想，笑了：“你们也给他们来个试探性气球吧。你先给政治局写个报告或材料，看看华国锋他们怎样对待。这样，我们有针对性地做工作。”

    《关于为彭德怀同志平反的意见》送到华国锋案头时，他正忙于审读即将于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五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各项文件。

    他心里暗暗吃惊，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象胡耀邦敢在这样的条件下公开写出材料，明目张胆地为批判了近二十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彭德怀翻案。他早就听到过类似议论，但是，公开打出此旗帜的，竟是上任不久的中央组织部长。

    这还了得吗?

    他也可以猜到，胡耀邦之所以这么干，肯定收集了一批材料，而任何搞翻案的人都会振振有词地列举出一连串理由的。他听得太多了。如果只听他们的，他们几乎没有一点错!而如果依了他们，中国的政局将会出现什么后果?他都有些毛骨悚然了。

    这时，汪东兴和吴德、陈永贵、纪登奎奉命来汇报五届人大组织情况。华国锋把这份材料甩给了他们。好一阵，他们都没有说话。陈永贵闭上眼睛一个劲地摇头，陌生而又气愤的神情在他们每个的人脸上游移着；吴德的胡须刮得精光，发红的眼球忽而闪出亮光，忽而又呈现无精打采的神色。连汪东兴都蜷缩着身子坐在那里闭目养神，好像他们已经抵御不住北极的寒气。凡个人脸上的皱纹都活脱脱地暴露无遗。

    “你们怎么不说话了呢？”华国锋问。

    吴德叹口气：“说又顶什么用呢？我们过去说了那么多话，结果不是都被人家一个个否定了吗？现在他们得陇望蜀，翻案的口气越来越大，简直要把建国以来党史翻个底朝天。我看，迟早有一天，我们也要被人家打翻在地，不信走着瞧。”

    “不要说那些丧气话！”华国锋略微不满地凝视着对面这三个人的双眼。除了陈永贵外，好像他俩都像阴天的星星那样惨淡无光，他火了：“人家只是提意见，我们也可以发表意见嘛；像这样下去，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就被他们丢掉了!这一次，无论如何要捍卫毛主席的旗帜。”

    汪东兴的脸上泛出红光：“好，华主席，大家就等着你发话呢。说老实话，你本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最高统帅，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士气。在我们严峻的关头，你不发令谁敢说什么?这回应该给他们来点硬的了，不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再也没有退路，只能去见祖宗了。”

    陈永贵叫起来：“就是撤我的职，罢我的官，拚上回虎头山当农民去，也不能给彭德怀那些坏蛋平反！像胡耀邦这样下去，说不定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帽子还要给他摘掉呢！”

    “胡耀邦算什么东西，他身后有人。”吴德说：“他到中央组织都才几天，成千上万个叛徒、特务、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问题都让他一风吹了。有些案子都是我亲自定的，内查外调，费了好多年的功夫才定了性。我敢说，那些案子能经得起一千年历史的考验。但是，前几天我听人说，那几个案子都被他平反了。我就不相信我们的材料都经不起推敲。我就不相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水平也没有他们高，我就不相信人民群众看不出他们的真实用意！只不过时机不成熟罢了。”

    “什么时机，关键是华主席愿意不愿意率领全党和他们展开斗争。”汪东兴说：“只要坚持斗争，把盖子揭开，我相信他们都得统统完蛋，人民群众肯定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一提“斗争”，华国锋的心猛地抽了一下，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他想起了每次路线斗争后都有一批人失魂落魄，甚至妻离子散、身败名裂。就连曾经耀武扬威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不是现在囚禁到牢房里也是一筹莫展吗?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的结局有时很难预料，一旦自己惨败，那是完全不堪设想的。现在，自己功成名就，全党拥戴，就连邓小平、胡耀邦及其所有要求平反的人，也不过是向自己申诉，请求给予宽大或出路而已。换句话来说，人处困境厄运时，都企图能解除黑暗，换来光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平反的路，也可能事情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想到这里，他的态度又变了。

    “大家不要激动，要沉住气嘛。”华国锋把那份意见书往桌子上一扔，似乎很蔑视地说：“现在还没到公开摊牌的时候，你们还可以继续观察，继续等待嘛。我看大家还是先集中精力把五届人大的事办好，类似这种问题放在人大会议后解决。”

    汪东兴点点头，轻声说：“就照华主席的意见办吧。”他心里完全意识到华国锋此刻并不想把盖子捅开，因为那样一来，预定的工作计划就会全部泡汤。

    也许，双方都在抑制着自己的感情。

    根据政治局委员们交换的意见，吴德汇报说：“大家一致同意华主席继续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的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的人选还是：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耿飚、陈永贵、王震、谷牧、康世恩和陈慕华。”

    华国锋问；“你还是人大副委员长?”

    吴德说：“大家提议我还继续干。选上选不上是另一回事了。”

    “当然要选上，中央还要做工作嘛。”华国锋说：“我们并不是要搞宗派活动，而是要从全党全国人民利益出发来决定人事安排。”

    汪东兴说：“通过这次党代会，我已经看出有些人是一直想做文章的。比如这次征询意见，小平同志一直要求把陈云同志和谭震林同志作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们本来已经不能工作了嘛，何必硬要凑数。”

    华国锋说：“凑数就凑数吧，人大方面的人事安排多一个少一个都问题不大。反正真正办事的还是吴德这些同志们嘛。比如让小平同志担任五届全国政协主席，我就很同意，让他们发挥发挥作用，有什么不好呢?只要不是想从根本上把人们打倒，我们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这也是区别好心、坏心的一个标准吧。”

    汇报结束后，汪东兴、吴德、陈永贯都陆续离开总理办公室。华国锋打开议事日程簿，看了看他一天的活动基本完成，就把身子往后一伸，又想起胡耀邦给自己的材料来。

    他把目光从他身前自己用的笔记本上抬起来。从粉碎江青集团一年半的时间中，他已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国家继续沿着毛泽东指出的革命航线向前进，然而又使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定的系列重大案件保持在最低限度。他认为，他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作了些闻所未闻，在过去看来是难以容忍的让步，否则他自己的统治和地位就没法巩固。

    在此问题上，他和他的女儿小莉有过讨论，小莉的话显然启发了他：“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时，列宁也向德国作过让步，让出了俄罗斯的一大块领土，为的是分化帝自主义内部团结，巩固新生的政权。”

    “真的！”华国锋惊喜地问。

    女儿拿出了列宁的原著给他看，华国锋放心了。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家们是不反对妥协和让步的，只要能巩固住手中的权力，原则问题也可以灵活运用嘛。关键是不要让公众看出他本人脱离马克恩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雷池太远就行。

    彭德怀的问题太敏感了。一定得让他们不要再提此事才好。想到这里，他决定给胡耀邦打个电话。

    接话筒的正是那位血气方刚的中央组织部长：'噢?是华主席啊！想不到你工作那么忙还顾上给我打电话，有什么指示吗？”

    “你关于给彭德怀同志平反的意见我看过了。”华国锋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说：“这个意见提的显然不是时候，党中央下一步的总任务是进一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你的兴趣到还是放在折腾历史老账上了吗?我看是不好的嘛。我劝你还是不要再提这类意见了，着眼点放在未来嘛。”

    “正因为我们从未来考虑，我才下决心平反冤假错案。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要知道，彭德怀一案，压制了好多老同志的积极性呢。我在看黄克诚、习仲勋、洪学智等同志的申诉材料时，直掉眼泪啊。”

    “耀邦同志，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头脑发热。你现在地位不同了，直接掌管干部的生杀大权，所以处理问题一定要慎重。”

    “我考虑了很久，才决定给中央写这个意见。”

    “你只看到了问题一方面，还应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嘛。”华国锋说：“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毛主席不只写了一篇，而是写了很多的光辉著作，认为同他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七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毛主席这么说过的。所以，现在你提出这一个意见，全党会怎样看我们呢？”

    “华主席，我正是认为毛泽东同志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于一九五九年又进一步引伸到党内，而且，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都犯了错误，所以才一定要提这个意见。”

    “什么？”华国锋震怒了：“你怎么能产生这样的极端的认识?耀邦同志，我希望你能改变观点，这样下去是危险的。我不愿意看到你离党的路线越来越远。”

    “华主席，我倒是希望你能接受我的意见，如果说我们之间有差距的话。”话筒里传来胡耀邦的笑声：“我盼望缩短这种差距。通过党内民主讨论的方式，我相信我们的愿望是能够实现的。”

    华国锋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看来，他不能用理论的武器回报自己的对手，也不能用党内纪律的措施来压制这位很有势力的政治家。他忽然感到自己原来很软弱。过去他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不知怎么搞的，他一下倒觉得自己矮了半截了。

    他不知道，小小的胡耀邦，为什么敢用这种语言来同自己谈活！要不是考虑到五届全国人大的召开，他也许真会对着话筒大骂一顿，他终于耐住了。

    “耀邦同志，我衷心地希望你还是从大局出发，考虑安定团结的大局。”华国锋的声音已经带有哀求之味。“我们党内一部分同志，已经对你，对中组部的同志有了意见，你们在查案子中已经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体现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的原则。也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你相信一点，我说这么多话，都是为了你好。”

    说完，华国锋就把电话放了。

    胡耀邦不禁苦苦地一笑。

    一位中央组织部长同党中央主席产生了严重分歧，怎么能不需要讨论？看来自己除了从理论上实践上说明自己的意见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以外，也再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当然这样的选择是有风险的。好在党的十一大以后，党内的风气和民主有了好的开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在成为全党的共识。他只有通过这样的选择来澄清一个有待中央集体裁决的问题了。

    华国锋不愿把他和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矛盾公开。相反却极力掩饰这种分歧。这倒不是出于维护党的团结这样一种崇高的目的，而是担心使自己失掉一批老干部的支持。他知道，在中央邓小平和胡耀邦已经赢得了绝大多数老同志的信任。尤其刚站出来不久准备重新工作的人，都把邓小平和胡耀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而自己，却没在这种权势。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自己同他们的分歧暴露出来，受损害的只能是自己。

    是的，中央最高层的这种矛盾对广大人民来说，完全被蒙在鼓里。当中央政治局的五名常委集体出现在大庭广众场合之下时，都笑语盈盈，一片和谐，太平景象。即使在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八日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五届一次会议和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五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也是密不透风，笼露着虚假的团结和表面热烈的气氛。

    他在接见几个省、市的代表团时，显得信心十足地说：“现在，我们实现新时期的转变有个首要的好条件，这就是：党中央空前团结，有史以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齐心协力，步调一致地为四化奋斗不息。同志们，有了这个条件我们还怕什么困难呢?什么也不怕了!我们一定能够在本世纪末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同志们甩开膀子，准备大干吧！”

    他在会议上代表国务院作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工作报告，除了大讲大好形势外，还提出了他早已宣传了好久的那个十年规划，决心到一九八五年前要建设一百二十个大项目。

    对于华国锋报告，全体代表没有提出一句不同意见，相反是异口同声大加喝彩，一致通过《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会议听取了叶剑英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整个会议完全按照二月十日至二十三日在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顺利进行了选举：叶剑英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

    会议期间，华国锋和叶剑英进行了一次长达两个小时的谈活。

    华国锋说：“我建议从现在起全党停止一切形式的争论，全力抓经济工作，大干四化建设，不这样我们就没法向全党全国人民交代。打倒'四人帮’了，大家都想好好地抓纲治国，建设祖国。”

    “我同意你的意见。”叶剑英老持沉稳地坐在那里，就像至尊的活佛：“我和小平、先念、陈云这些同志都支持你，你就放手大干吧。不要有什么顾虑，大家畅所欲言，对的就坚持，不对的拉倒，谁也不记谁。用这种民主的办法统一我们的思想，团结全党实现党的总路线。”

    “别的我倒不担一心，就是害怕有人利用平反冤假错案之机，否定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这样下去，会使我们在全国陷入被动局面。所以我主张采取谨慎的态度，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解决一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重大案件。”

    “你这个态度也很好，比较稳妥。开个会议，把你的想法跟大家说一说，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嘛。”

    ”耀邦同志担任中组部长以来，虽然有成绩，但问题不少。最近又提出给彭德怀平反的意见，我认为这个主张太急了，政治上会起很不好的效果。”华国锋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彭德怀平了反，毛主席的旗帜就算吹了一半了。”

    “何以见得？”

    “彭德怀是我们党内第八次路线斗争中错误路线的头子，他如果平了反，还怎么能谈得上维护毛主席?”

    叶剑英笑了笑，那双捉摸不定的眼睛在他身上瞅了又瞅，最后闭上眼睛沉思了一会才说：“既然党内在一些历史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我看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坐下来，大家平心静气地研究一下历史材料，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展开讨论。我主张这样的讨论应该是民主的、平等的，谁也不应强加于谁，最后求得统一。如果一时取不得一致意见也没关系，可以继续等待。什么时候意见一致了，大家再一起作决定。你看好不好呀!”

    华国锋一听叶剑英这番话，立刻浑身上下凉透了。看来，这位他十分敬重的老革命家，也完全采取了和邓小平、胡耀邦相似的立场，或者说，一旦当他和他们发生冲突的话，他未必能站在自己的一边。而这种冲突，或晚或早总会发生的。政治家在斗争中如果缺乏必要的保护，经历的事件又过于危险，那很少有人敢作出果断的决断。现在，如果他要失去叶剑英的话，那……

    他不敢，或者说是不愿意再想下去了。

    “国锋同志，”叶剑英轻轻地说：“你现在身为一国之主，考虑问题应该多从人民利益出发，多给老同志作点好事。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那些老同志，历史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你帮助他们走条活路，他们会一辈子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地为你拚命工作。如果在他们临见马克思的时候，还和他们斤斤计较，会失掉人心啊！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四人帮’之所以垮台，是由于他们和大多数人作对，他们的对立面太多了，如果你能把人心收回来，岂不更好吗?”

    “是的，所以你才得到了许多老干部们的拥护，他们坚决支持你，把你作为他们的依靠和救星。”

    叶剑英说到这里，突然气喘起来，华国锋忍不住走上去给他轻轻地捶背，但是，叶剑英轻轻地推开了他：“现在，是党和国家继往并来的关键时刻，你要大事情清楚，小事糊涂，大可不必在一些历史旧账上和老同志们纠缠。你还记得一九七五年二月份，毛主席和周总理毅然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人员一律宽大释放，宣布给予公民权，并由有关部门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以适当安置。这种无产阶级的博大的胸怀，正是我们有力量的表示啊!”

    华国锋闪过一丝狐疑：这能简单地类比吗?他没把这种疑问表现出来，反而点点头说：“叶帅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革命，考虑问题就是胜人一筹。”

老杨

二十五、胡耀邦筹划主攻凡是  众秀才修改批判文章



    邓小平拿定主意要在一九七八年做几件轰动全国、全世界的大事，以便打破笼罩在全国的那种“两个凡是”的阴影。

    他对胡耀邦等人交底说：“中国要想实现拔乱反正的使命，不冒风险扎扎实实干几件漂亮事，那就震撼不了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 他建议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作出《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又竭力推动政治局开会批准这个报告。

    政治局讨论时，一部分人忧心忡忡，提出了不少责难，邓小平很烦躁，不断地走出会议室，仰天长叹，至于为什么，他自己根本说不清，也许是为了呼吸一下北京早春的新鲜空气，暂时摆脱一下狭小的会议室里没完没了的闷气。他走出内廊扶着那棵百年老松连做两个深呼吸，傍晚的夜空漠然置之，任其自然。然后他又返回会议室，皱着眉听完了那几个人的发言，他对他们感到迷惑不解，捉摸不定。其实，他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一九五七年在全国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有一股势力、一般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反击这股思潮完全必要。但错误在于扩大化。在这场斗争中，全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四十五万人，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先后五批摘掉约三十余万右派分子的帽子。《请示报告》提出对剩下十万多名右派，现在全部摘掉的条件已经成熟。”

    说服个别人颇费一番口舌，因为刚刚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那里面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谴责言犹在耳。但邓小平毕竟是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清楚地知道，通过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影响，而不是要追究什么人的责任，况且政治局的人大都曾以不同身份参加了反右斗争。他自己就说；“我也曾是反右的积极分子，但我今天也很积极地主张给他们摘帽子，道理很简单，这样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同心同德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最后这几句话，打动了华国锋的心。

    这个关键人物的首肯，使讨论急转直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两部的报告。决定见之于报端后，立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新闻媒介还是社会舆论，都认为这件事是邓小平造成的，人们把四月五日中共批准两部的报告和邓小平三月十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结合起来，认为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在那个讲话里，他要求各级党委给科学技术工作者当好后勤，还说：“我就是他们的后勤部长。”   

    所有这些，邓小平当然赢得了人心。这段时间里，他频繁地活动，常常抓住人们最为关心的迫切问题，给以肯定性的回答。   

    在四月二十二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大声呼喊：“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我们提倡学生尊敬师长，同时也提倡师长爱护学生。尊师爱生，教学相长，这是师生之间革命的同志式的关系。对于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大张旗鼓地予以表扬和奖励。”并且许诺要改善教职员工的生活待遇和提高他们的福利事业。

    在接见外国来宾和国事活动中，他也是不断强调：“我们承认自己的落后，眼下要接近当前世界科学技术水平不是很容易的事。我们不能闭关自守，我们只有善于学习才能迎头赶上去，”

    表面上看，邓小平精神抖擞，开朗乐观，完全是一副倾心力抓科技教育事业的样子，只有在最知心的老部下、老战友面前，他才露出满脸忧色。   

    胡耀邦、王震来他家汇报一批文革大案的复查情况时，邓小平连声摇头：“不行啊，照这样下去无论如何要不得啊!华国锋开口闭口讲：‘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典型的教条主义、资本主义路线不破除，不批判，我们党和国家就不会有希望。”

    王震说：“这一段来，华国锋说得少了。”

    邓小平说：“实际工作中，他们始终是这么干的，尤其是那个汪东兴，还有吴德、陈永贵，一开口就是毛主席的话，好像毛泽东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真理。现在是到了从理论上触动他们这个‘禁区’的时候了。”   

    王震笑着说：“这里面处处有‘地雷’啊!”

    “不怕，我来‘趟雷’！”胡耀邦把袖子往后捋了捋说：“这一段，我一直准备写这么一篇文章，阐述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我们向自由王国迈进，面对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一些人，完全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存的条文上，甚至拿现在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所以他们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我们没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不敢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永远到不了自由王国。所谓建设四化最终成为一句空话。”

    邓小平立刻拍着巴掌叫起来：“这篇文章立即定，正能够切中当前的时弊！发表出来后，我敢断定会得到全党的拥护。我看全国的倾向，人心思变。不投巨石打破思想领域的这滩死水，我们不会有出路。”

    王震悄声说：“我发现华国锋掌权，比毛泽东还厉害。这个人物要发展下去，也是搞个人迷信、搞神话的能手。我看了不少山西的材料，那里的宣传机构几乎把他捧到天上了，谁敢对他说个不字，就会招来横祸。”

    “唉呀，如果他真要羽毛丰满，还有我们的活路吗？”胡耀邦说：“自己捧起菩萨自己拜，自己做成绞索自己套，这是中国过去封建社会的教训。我们有时也会不自觉地走这条路，不断地重复历史的教训和错误。每当觉悟起来的时候，已经晚了。现在我们再也不能重蹈覆辙了。”

    邓小平感慨地说：“耀邦同志快成思想家了。我没想到，这些年来他真读了不少书，思想有了很大的飞跃。看来，你这个中央党校副校长没有白当啊！”

    “我不能白当！”胡耀邦说：“现在中央党校的民主空气很浓，我们还拿出过去那副‘外行领导内行’的面孔去领导人家，谁会卖你的帐！所以，我给自己定了硬性任务，每天不读够两小时的书不准睡觉。这次我们党校办《理论动态》，我就明确指出了办刊方针：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我让他们在各地组织了几篇文章，其中有两篇写得不错。南京大学哲学系有个叫胡福明的讲师，早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份就给《理论动态》写来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看到后让他们动手修改，我也帮他们出主意。我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我这么一讲，大家都同意我的观点，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也是唯一的，那就是实践。”   

邓小平变得兴奋起来，说：“毛泽东同志很善于抓思想舆论战线。他搞什么运动，总是舆论先行嘛。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来个舆论先行呢?造个舆论嘛。”

    王震笑起来：“我记得，刚刚粉碎‘四人帮’那年的十一月十八日，汪东兴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还说：‘邓小平没什么了不起，他有什么本事，他哪能粉碎‘四人帮’？他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我看他根本不行!’我看，他也不再说那些糊涂话了。”   

    王震提醒胡耀邦：“文章发表之前你要好好把关哪，不能让人抓住把柄。估计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它会成为检验一切是非的标准。”

    “看怎么说吧。”胡耀邦说，“严格来说，这种提法也是错误的，但从政治需要上讲，这又是必要的。我们的这种观点也需要不断地检验吧。”

    当然，他们没有想到，当这些参与决策中国政局的政治家们在商量这个重大课题时，《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几个人也在讨论、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准备选择机会发表。这可以用四个字来恰当形容：不谋而合。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三日晚上，在《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里，总编杨西光、最初写出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和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光明日报》哲学组的另外两人，就在一起研究修改文章的意见。胡福明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系，一九五八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后来又在南京大学任教。他对粉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以后的形势由衷地拥护。这篇文章由他修改后，基本的调子是批判“四人帮”的，他的稿子又由别人不断地修改，甚至许多段落都是另写另改主题。每次修改，都要打为小样，在光明日报理论部部分人员中传阅，征求意见。当时就有一个人公开表示：“观点我同意，但是不能发，发出去就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党校参与修改的《理论动态》组的人心里明白：那些主张“两个凡是”的人肯定反对。只不过谁也不愿意挑明罢了。

    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杨西光等人根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意见，两次修改了他们的文章，这一次，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别无其他标准。文章突出了邓小平关于完整的、全面的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观点，含蓄地批判了“两个凡是”。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四十五年里，一直是根据实践检验《共产党宣言》时，加了这样的话：“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说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后来有人提醒他们这样写锋芒太露，于是又修改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说过的一切定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结论都不能改变。”

    文章的结尾部分还指出：“科学无禁区。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强调现在确有“禁区，有待于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把它打破。”

    “好，写的有勇气!”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高兴地对杨西光说：“我看了两遍，觉得理论逻辑上还差些，还可以修改，以便进一步提高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杨西光说：“还可以修改。我建议文章定稿后，先在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见报。”

    “可以。凡在《理沦动态》上发表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同志审阅。他对这个《理论动态》很关心也很重视。我们的许多观点实际上就是他的观点。”吴江说：“等我把这个意见报告耀邦同志后，再作决定。”

    胡耀邦正在情绪高涨之时，马上答应道：“好，就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可以避免再送汪东兴审查。让他审就坏了，非枪毙不可。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还隐含文章出自某权威人士之手，容易引起注意。你们写好定稿后，我再审阅一遍。”   

    “同‘两个凡是’派的斗争，也得讲究艺术呢。”胡耀邦说：“要准备他们发难。最好里面加两句华国锋的话，你们有没有啊？”

    “有，我们在《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节里，用了他的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文章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编他的专集。’”

    胡耀邦点点头：“好，引这一条可以了，也别太突出他。不然就取不到文章应有效果。”

    “有人担心文章发表后会出现乱子。”

    “乱子怕什么?关键看真理。不敢为真理而斗争还叫什么共产党员?我看干脆让他退党算了!”

    “我让杨西光同志再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联系一下，等《光明日报》发表后，其他报纸第二天转载，新华社发通稿。”

    “他们答应了吗？”

    “还没回话。”

    “这好办，我跟罗瑞卿同志打个招呼，要他指示军报发就得了。你们放心，到时候会有重要人物支持你们的。”

    “我准备再好好修改一下。”   

    “对，一定要把文章改好，注意突出这样一种观点：‘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都要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就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石’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胡耀邦扳着指头说：“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就会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他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标准’，一个个都像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这个事实雄辩的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尔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这样写，可以举一反三，使读者产生更大的联想。”

    于是，吴江回去把胡耀邦的意见向《理论动态》组的人作了传达，他们以此又作了一次修改和润色。

    这次，连同以往的几次，已经是第九遍在改动了。而且这一次作的文字删改是最多的。约有一半以上的段落是改写和重新调整过的。文章还加了小标题，使之中心突出。再加的最后一段中，特意提到了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以便能够让更多的人无懈可击。

    吴江等他们定稿后．又作了部分增改，加上了：“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远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曾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等这样的话，以突出这篇文章的意义。

    四月二十七日，一切就绪后，这位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主任在稿上批道：“请即印十五份，送胡耀邦、杨西光、作者。航空发出，五月十日那期《理论动态》用。”

老杨

二十六、韦国清明确表态 胡耀邦最后定稿


    中央军委的真正办公地点是在西山。五十年代，中央机关的首脑人物喜欢在城市中心建筑排场的办公楼。到六十年代后期，中央军委的重要人物都在西山别墅来研究各种问题并作出决策，拍板一些人事决定，甚至到这里来休息疗养。这一区域的许多机构，对外根本是不公开的。

    韦国清自一九七七年，由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位置上调到北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即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主持全军的政治工作。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西山军委所在地度过。为了开好今年四月二十七至五月六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他忙着来往于邓小平、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罗瑞卿之间，商量一些重大问题的定板事宜。按照议题，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总结五十多年来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任务和方法。未开会之前，韦国清已经指定一些人制定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条例、干部服役等三个文件的草案。但这次政治工作会议似乎还有另一层的意义，韦国清似乎已经有所感觉，但谁也没有明白无误地告诉他。

    他照例收到了来自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第五十九期。这份并不公开发行的刊物已经在中央高层引起了巨大的反应。他是在这份刊物引起非议的情况下才认真读过的，一种新鲜的、过去很久没有再嗅到的政治气息迎面扑来，这同今年春来自四川、安徽两省的那种自留地，集市贸易、农民自主权等新的试验消息一样，令他欣喜不已。

    一天，   陈永贵突然来访并谈到了广东省的一些。韦国清说： “我从去年就调到中央了，那里的工作基本没有再过问。”

    “广东还好，没跟他们起哄。”陈永贵说，“四川、安徽有人公开宣传资本主义，叫嚷要和大寨对着干，你可要站稳立场，支持我们和他们干哪。这关系到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

    “不管各地怎么搞，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嘛。现在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各种办法都可以试验试验嘛。”

    陈永贵急了：“毛主席和华主席已经树起了大寨、大庆这两面红旗，下一步是需要全国普及这两个先进典型的经验问题，为什么还要独树一帜?这实际上是砍旗!是砍毛主席、华主席树立起的伟大红旗。”

    韦国清三言两语支走了他，但支不走他那几句杀气腾腾的警告。可以看出来，陈永贵等人早已憋上怒火了，他们的不满正酝酿着，终有一天会发泄出来的，他也隐隐感觉到。

    中央最高层即将开会前夕，华国锋召见了他。

    华国锋显得很自信：“韦国清同志，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委托你了。过了'五一’，我要出访朝鲜，准备和金日成同志就一系列国际、两国间的问题举行会谈，所以顾不上参加这次会议了。”

    “请华主席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指示。”

    “指示谈不上，意见还是有的。”

    “这儿没有其他的人，我可以坦率地说，现在党内确有一股不好的倾向，这就是有人企图否定毛主席，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甚至把文化大革命已经批臭的那种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歪风邪气都搬出来了，这样下去很危险。有人还主张，我们唯一的办法是使自己低三下四，向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世界让步，以求他们施舍和援助。这些都不是毛主席的政策。”

    “我没听到过这些。”

    “他们的说法不是这么露骨，但干的却是这样。所以，我请你与中央的大多数同志一道来拒绝向讹诈屈服和背叛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做法。”华国锋说到这里动了情，滋润的眼睛闪闪发光：“毛主席在临终的时候，给我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六个语重心长的大字，我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作出使毛主席很不放心的事。”

    韦国清听了微微动容：“华主席，你说我们新时期的政治工作究竟怎么干才好？”

    一大叠厚厚的政治工作会议文件摆放在华国锋面前，他让他面前的这些文件原封不动地摆着，并凝望着天花板不断地深思。

    韦国清也让自己这一套文件放在自己文件包上，并凝视着华国锋。他相信这位中央军委主席已经看到这些文件了。这些文件是最新的，它将把全军的政治工作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加速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但他并不知道华国锋到底还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我军的政治工作依然要恢复毛主席古田会议制定的一整套建军路线。”华国锋说：“要体现出党指挥枪的原则，突出思想工作，真正实行军民一致，军政一致，不管遇到什么风浪，军队必须要听从党的指挥，而不能成为'四人帮’一类的野心家的工具。”

    “这些无疑是对的，不过，这些文件你看怎么样?需要什么修改和删除吗？”

    华国锋不置可否地说：“这些文件和条例当然是必要的。究竟怎么修改，你们可以开会讨论，与大家商讨，最后再报中央批准。我要强调的是，整个会议必须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一系列……”

    对这些听惯了的老生常谈，韦国清打心眼里腻歪了。他曾试图紧紧围绕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总方针，继承和发扬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到基层搞过不少调查研究，探索和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特点，以图搞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但不是像华国锋这样泛泛而谈。

    说心里话，他看不起这位中央主席，只是出于组织纪律的原则，他才不得不屈尊坐在华国锋的对面，必恭必敬地听取他的意见。韦国清比华国锋大八岁，经历也比他丰富得多，是一个在广西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人物。

    一九二八年夏，年仅十五岁的韦国清参加了由壮族英雄韦拔群组织的农民自卫军，在攻打东门县城的战斗中，用一把大刀劈死了三、四个敌人，一下成为小英雄。第二年，他加入共青团，又参加了由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邓小平非常喜欢这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和他一起吃饭、睡觉、行军，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一九三四年十月，韦国清随军开始了闻名史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五年初，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黔南，准备强渡乌江、夺取遵义时，担任干部团特科营营长的韦国清和团长陈赓，亲自率工兵连，星夜急行军六十里，赶到边界河渡口，在十分艰巨困难的条件下，及时把浮桥架到乌江对岸，为红一方面军直下遵义创造了奇迹。到达陕北后，在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中，他在指挥军队冲锋时，被对面的敌人朝他放了两枪，子弹的威力把他抬了起来。当一缕蓝色的火苗从他身上飘散时，他才发觉自己负了重伤。半年后，他伤愈归队，已不能再参加战斗了。只得进入抗日红军学校深造。不久，先后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训练部部长、副校长兼教育长。

    他真的不能指挥战斗了吗？他不相信自己就丧失了这个能力。他几次向军委要求，根据艰苦战争的需要，从一九四○年后，开始任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政委，新四军三师九旅政委，第四师九旅旅长，淮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和中共淮北区第一地委书记。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指挥朱家岗战斗，终于粉碎日军对淮北地区三十余天的“大扫荡”，立下了大功。一九四三年春，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部袭击淮北新四军中心区时，他率领九旅主力，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主攻据守山头的韩部，歼灭其总部并生俘韩德勤，创造了苏北抗战的一个大奇迹。

    抗战胜利后，他任国调处执行部徐州执行小组中共方面代表，后任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并指挥、参加了朝阳集、宿北、鲁南等战役。一九四七年二月，这位传奇般的人物奉命率二纵队越过陇海铁路，发起白塔埠战役。他指挥奇妙，变化多端，一举歼灭国民党第四十二集团军和第二、第四师，活捉其司令郝鹏举。随后立即回师投入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中，他率二纵队与第七纵队在青驼寺担任阻击国民党第四十八、第八十三师的任务，他以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气概，指挥部队苦战三整夜，击退敌人多次进攻，保证了主攻部队胜利歼敌。一九四八年他担任苏北兵团司令员，率部南下担负苏北战场的作战任务，先后发起益林、监南等战役。后在陇海路段发动攻势，牵制敌五个军的兵力，有力地策应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中，在率部胜利完成牵制任务，保障主攻部队先后歼灭黄伯韬、黄维兵团后，立即率部及时切断了杜聿明集团的西逃退路，并参加了围歼杜聿明集团的作战。一九四九年二月，韦国清作为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委参加渡江、上海战役后，与兵团司令员叶飞率部进军福建。

    建国后，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邀请，一九五○年中国政府指派以他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军组织了中游、东北、宁平、西平、上寮等一系列战役，又在一九五四年的决定性的奠边府战役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上说：“韦国清同志武可安邦，文能治国，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后，还要多发挥他的作用呢。”

    去年七月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正在休息的花园里散步，凝望着池中的鱼出神。一位老人走到他身旁停下来，并咳了一声，韦国清猛地从他的沉思中清醒了过来。这时，他立即认出了面前的老人。邓小平慢慢地把一支香烟叨在自己的嘴上，两眼盯住韦国清。举止显得有点迟钝，但那还是管用的。韦国清掏出打火机，恭敬地把火苗凑到了烟头上。

    “老首长，我永远听你的，我不会忘记你对我的培养和信任。”

    “行，有这句话就行。”

    “还是老办法，抓整顿，要及早纠正自一九六六年、一九五九年以来的涉及亿万人的冤假错案，这是拨乱反正的大局。”

    “我明白了。”

    邓小平走开了，继续在散着步。韦国清冷静地对这个场面端详了十分钟。谁也没注意到这个戏剧性场面。从此韦国清密切配合着他，从他批过来的那一张张各军军官的花名册，进行不停顿的任命和免职……

    华国锋和他谈完后,韦国清乘车直驶西山。他只是在电话里把情况向邓小平和叶剑英作了简要的汇报。

    他知道，现在的党中央主席决非当初的毛泽东，尽管他在各种场合总想仿效那位前辈。他对他们几乎是鞭长莫及，失去了应有的控制。而这一切，从政治家的角度来分析，只能归咎于他个人。正是他而不是别人，失去了许多本应属于他的大好时机。

    胡耀邦收到《理论动态》的小样后，立即乘轿车赶到邓小平府第，递上这篇文章。

    邓小平刚散完步。每天晚饭后他都有半小时的活动时间，胡耀邦非常准确地瞅准了这个时间。

    “老西子把赵紫阳和万里同志狠骂了一顿。”邓小平一边戴着老花镜一边敲着桌子说：“陈永贵越来越霸道，简直不允许别人对他的那些经验说半个不字，不管各地的条件有什么不同，都不准人家搞点生活。”

    “他们开会了？”

    “不，陈永贵给紫阳同志打了电话，说他们在搞资本主义。同时，华国锋也指责安徽的作法，批评他们犯了错误。”

    “到底是谁犯错误，历史会作出结论的。”

    “所以你这篇文章也许正是时候。”邓小平说。扶了扶眼镜看了起来。胡耀邦不时地作着解释。

    邓小平念出了声音：

    “革命导师尊重实践的严肃和科学的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锋’，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理论、新的观点，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旧观点、旧结论。关于哲学，毛主席说过……”

    邓小平抬起头，对胡耀邦说：“这段话写得好，很有力量，那些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批评他们的。这篇文章你们打算怎样过张平化这一关？这位新上任的中宣部长跟华国锋同志跟得很紧。”

    “我们计划绕过去。”他把他们发表这篇文章的预定过程说了一遍。

    邓小平点点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文章发表出来再说。那时让他们骂娘也可以。”

    “我们都估计到了后面的事。”

    “你们选择是儿号？”

    “五月十一号《光明日报》发表。”

    邓小平掐着指头算了算：“正是华国锋同志访朝归来的时刻。这个日子也可以，让他瞠目吃惊，怎么刚走几天，神州就发生大变。”

    胡耀邦笑了笑：“我是追求连锁反应的。只要《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很快转载，就会出现谁也捂不住的讨论局面。只要能引起讨论，什么也不怕了。”

    “我们的观点绝对能站得住脚。”邓小平说：“我和韦国清、罗瑞卿同志都打过招呼，让他们旗帜鲜明地支持这篇文章。如果有人施加压力的话，我们就要都出马。”“小样给我留一份，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也计划触及这个内容。”

    “最好是多和一些省、市、部门的负责人都打些招呼，让他们都积极配合，群起响应。华国锋这个人理论修养不高，天天就是那一本经，一涉及理论他就不行了。而且他是怕事的。”胡耀邦说：“只要全党一致响应，他会服输的。”

    这点正和邓小平的看法相同。他脸上露出来笑容：“看来，中央党校的同志们要立大功哪。”

    “让历史来评价他们吧。”

    “历史也是人写的嘛。”

    “你看还需要添点什么内容吗?”

    邓小平想了想，说：“我看不需要再加什么了，许多观点，也不是一篇文章都能够说完的。只要这个头开好了，后面还会出现好文章的。”

    显然，胡耀邦知道，邓小平所说的“文章”是广义词，喻含着一系列精彩的行动。这里，再讨论这些事，肯定太早了。

    尽管邓小平没对文章再提什么意见，但胡耀邦回去以后还是字斟句酌，又作了若干处的修改和补充，他特意又加了这么一段：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是真理的理论，也必须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经受检验。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有相对性，强调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

    胡耀邦连续看了几遍，才心满意足地放下笔，揉了揉发涩的眼睛，打了个哈欠。

老杨

二十七、薄一波晚会受冷遇 叶剑英南粤晤黑帮


    沉浸在欢乐气氛中的华国锋，没有感觉到危机在向他逼近。政治风云的现象，和大自然有时截然相反。越是风和日丽，万里无云之际，也可能是浓烟秘蓄、骤起雷电之刻。四月二十七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闭幕时，会议发的文件中有几份是他这两年的讲话，会场后面的大标语，赫然大书着“紧紧团结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这一行大字。他派出参加会议的联络员把会议情况向中央报告后，他心里很高兴。虽然有人叽叽喳喳想搞点小动作，但大形势是任何人都逆转不了的。我是合法的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任何人想要动这个根基，真比这骆驼穿针眼还要难。他想起了这句外国谚语，心里不禁笑出了声。

    五月一日，当他由许多人众星捧月般地出席首都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文艺晚会时，在休息室里又见了薄一波。

    华国锋惊得目瞪口呆，怔怔地望着这老态龙钟的老人，看他满脸惨淡的皱纹，眼帘双垂，楚楚可怜的样子，不由动了心。华国锋认出他便是曾在山西叱咤风云的薄一波。由于受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牵连，他显然饱经十多年的折磨，内心已经是痛苦万分了。华国锋不知道他怎么会在这种场合下出现。

    “你接到邀请了？”

    “我进来时，并没有人阻拦。”

    华国锋转身叫过一位秘书：“你抽时间把薄一波同志的案子问一下，向我报告。”等那位秘书应声后，他又对薄一波说：“你还是回去耐心等待组织的结论吧。你应该相信组织会对你作出恰如其分的决定的。”

    “我只希望快一些，我已经等了十多年了。”

    “既然是老同志，就应该体谅党的困难嘛。另外，你也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即使党给你宽大处理和出路，你也要吸取教训，总不能把问题一风吹啊!”

    一句话，使薄一波的脸色陡然一变。粉碎江青集团已经快两年了，怎么还会发生这种痛断肝肠的憾事呢？他不由自主地向前跨了一步，立刻被华国锋身后那名漂亮的军人伸手挡住了。还没等他清醒过来，华国锋已被众人簇拥而去。薄一波呆呆地站在那里，没有更多的人向他打招呼，很多人都把他快遗忘了。

    这间室内绿竹漪漪、十分素静的休息室，过去他经常来，也曾作过这里的主人。现在他在友人的精心设计下重登这间大厅时，却被看作是多余的人。这里根本没有他的位置，自己就像一个受伤的老人一样，孤零零地格外引人注目。连他自己也觉得很没趣，没坐多久就悄悄地离开了。

    其实，这同样是邓小平的“杰作”，为的是提醒华国锋一下。

    演出大厅里，华国锋和邓小平坐在一起，津津有味地欣赏台上的表演。那个女演员长得很美，一身延安时期村姑的装扮，正扭来扭去唱《交城的山》。

    华国锋并不是一位音乐爱好者，但却是戏迷，特别爱好看平剧，那音宏声亮的节奏和唱腔，使他感到格外的亲切和激动。但是这首歌颂自己的民歌，显然压倒一切，他的思绪回到了过去。

    “华主席啊，薄一波也是你们山西人啊！”

    直到邓小平第二次问他时，才把华国锋从回忆拉回到现实。他微笑着点头说：“不错，这是我们家乡的小调。”

    “我是说薄一波对您很有感情啊！对我直夸山西，说为山西出了你这样的英明领袖而自豪呢！”

    “是呢？”华国锋略露出得意之色。

    “薄一波亲口和我讲的嘛。”

    “过誉之词，不足计较啊!”

    “你们过去认识吗？”

    “不认识，我们不是一个系统。”

    “后来经常来往吗？”

    “没什么来往。”

    这下，华国锋显然没说老实话。

    其实，文化大革命之前，华国锋每次来北京开会或汇报工作，都要设法去见一见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倒是那时的薄一波很牛皮，摆出副大首长的架子，不大容易见着，华国锋好几次都吃了“闭门羹”被秘书挡了架。就像在大会堂休息室他的秘书挡住薄一波一样。

    但是，他还是好几次见着了薄一波。

    “薄副总理，我是交城人，与定襄县离的不太远。年轻时经常听到您的名字，对您非常佩服、非常敬仰。今后，我这个晚辈还得您多多帮助呢。”华国锋在薄一波面前一脸谦恭，完全不是现在的样子。

    “你是南下干部吧？怎么样，习惯湖南的生活了吧？”

    “习惯了，都是干革命，在哪里都一样。”华国锋说：“不过毕竟是在北方长大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希望能在离家近的地方工作，最好是薄副总理身旁，这对我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当然，这些对于华国锋来说，是永远不会记得的。但薄一波却想起来了，而且随着华国锋地位的荣升，他不止一次地想到了他的一言一行。有许多次，他都想给华国锋写信，反映他在监狱里的非人待遇。但又怕他收不到，反而惹出新的麻烦。当他恢复自由后，一连串给他写了好几封信，请求华国锋能在百忙之中关注他的冤情，但信件都落了个泥牛入海无消息的结局。

    一直到邓小平复出，把他的案子提到议事日程上后，他才得到消息，他的案子之所以迟迟得不到平反昭雪，其原因原来在华国锋这儿。

    “据说：六十一人出狱是由当时的中央批准了的。”

    “哪个中央?不就是刘少奇吗?刘少奇能代表中央吗?”华国锋淡淡地说：“那些文件我研究过了，并不能说明他们完全正确。所以，我同意给他们适当的工作，体现给出路的政策嘛。但他们的待遇，不能和没写过自首书的人一样。”

    “那不叫自首书。”

    “反正意思一样。”华国锋说：“看过他们发表在敌人报刊上的启事，明明有'坚决反共’的字样嘛。好了好了，不详细讲这些了。耀邦不是对这类事很感兴趣吗?就让他给他们一个差不多的结论得了。”

    邓小平没法再说。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文艺晚会也要变的索然寡味。不知怎的，他又想起了去年年底《光明日报》在二版头条通栏标题《搞好文艺战线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下，刊登文艺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时，所加的一个“编者按”，这个按语明确地说：“十七年的文艺路线，黑线是有的，这就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条黑线，对我国文艺事业确实有相当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但是，总的说来占主导地位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邓小平最反感这些字眼，看过以后狠狠一甩，给它注了册。今年刚过，《红旗》杂志第一期又赫然刊登了署名文化部批判组的文章《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文章又说：

    “十七年中，文艺战线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断地对文艺路线进行干扰和破坏，但是，十七年的文艺历史，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修正主义路线的历史，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历史。建国以来，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对《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每次都严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大大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思想阵地……”

    邓小平心里完全明白了，不由地自言自语道：“两个'凡是’派其实是用'四人帮’的语言和思想来批判'四人帮’，不彻底搞掉两个凡是派，他们迟早又会打着毛主席的旗号重蹈覆辙，把自己打倒的。”

    邓小平下了决心，他知道自己下一步该采取什么措施了。

    整整一个冬春，叶剑英是在广州度过的。

    他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三重身份，畅登白云山，吟诗黄花岗，住在从化温泉的豪华宾馆，不断召集党政军的要员开会，了解情况，部署工作，还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海南岛、梅县等地区。沿途中，他兴致勃勃，谈笑风生，那优雅的风度不减当年，除了那满头自发，谁也不相信他已是八十一岁的老翁。

    胡耀邦十分精明，他几次带着习仲勋、杨尚昆、黄克诚到广州拜见叶剑英。他几次神秘之行，说动了叶剑英下决心为这些人公开平反。他又施展政治家的策略，将这些人即将平反的消息传播出去，立刻使一些省市的负责人闻风而来，悄悄地暗访他们，成了面对、左右政界的头条新闻。

    在滚溪河畔钓鱼时候，胡耀邦，习仲勋、杨尚昆陪同着他，在林木青青欲滴，亭台楼阁、小溪飞桥的名胜之地，进行了多次密谈，负责警卫的参谋，远远地跟着他们，负责不让生人靠近他们的视野。

    “尚昆同志刚批倒时，就是来的广州吧？”

    杨尚昆点点头：“是的，那时我是个犯官，谁敢接触我，好像我身上带着病毒似的。”

    “那时广东省委书记是赵紫阳吧?”

    “是他，赵紫阳同志还是不错的，他对我很关心，配备了专车，其他方面也照顾得很好，只是我这个人不服这里的水土，老是得病。”

    “现在好一些吧？”

    “现在已经适应了。”

    “你的问题，汪东兴同志也跟我讲过，大家都同意你站出来，只是想留条小尾巴。”叶剑英笑着说：“当你不老实的时候，他们好抓你的小尾巴。”

    杨尚昆哈哈大笑：“我不怕。”

    叶剑英说：“彭德怀是个好人哪。他认真、直爽、果断，值得信赖。当初，我们也有和他相类似的意见，都在他面前有所流露。但他出来以后，他只字未提这些同志，完全是挺身而出。自己承担了责任。不得了啊，就这一条，他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真君子，我们那时打心眼里佩服他，可嘴上谁也不敢说。”

    胡耀邦叹口气说：“一九六二年，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中共中央曾于四月二十七日发过一个《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五月在中央会议上，当时邓小平同志主持甄别平反的工作，他说：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一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去帽子。这样快一些。会后短短几个月内，为几年来、主要是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就在这年的六月十六日，彭德怀同志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长篇申诉信，即他们所谓的八万言书，说明了强加给他的'组织反党小集团’、'里通外国’等均属'莫须有’。”

    “的确是莫须有的。”习仲勋说：“彭德怀同志本人又不会说俄语，他到苏联访问跟着大帮人，如果说彭元帅里通外国，其他人不也统统都是吗?”

    胡耀邦说：“毛主席看了彭德怀同志的申诉后，对中央一些同志给受迫害同志平反很有意见，认为那都是属于'翻案风’。他说：近来平反风不对，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他在八月五同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人谈话时又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这个人政治品质不好，不能给他平反。’在九月二十四日的十中全会上，他又提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

    “毛主席为什么这么恨彭德怀呢？”习促勋朝着胡耀邦，又像是在问自己。

    杨尚昆说：“主要是是在思想路线上有分歧。彭德怀同志在过去的战争年代的确有些错误，毛主席喜欢拿老眼光看人，一犯新的问题就老帐新张一块算。加上当时持批评的态度的人，数彭老总的地位、职务高，所以他马上就成为最好的目标。”

    “有道理。”习仲勋说。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得设法为彭老总平反了。”胡耀邦说：“他身后牵连到好多老同志，这些同志大多年事很高，总不能让他们背着黑锅进棺材啊！”

    习仲勋笑着望着叶剑英：“全靠老帅掌舵啊!”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呢，他就是华主席。”叶剑英只说了一句，发现习仲勋的身子似乎颤抖了一下，随即皱眉思索起来。

    “我担心，万一他要死死守住两个'凡是’的防线不放怎么办？”胡耀邦说。

    “那就依靠民主集中的原则否决他。”杨尚昆说：“党的纪律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反正我们的力量在常委会上能占多数。”

    叶剑英沉思着，缓缓说：“我们还是先做耐心细致的工作，慢慢地等待一段时间，让他同意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没有这么一个过程是不好的。他长期以来受毛主席的影响很深，又没和彭德怀同志接触过，所以转弯子难啊！”

    “他对他的老乡也没有感情。”胡耀邦说。

    “你指谁？”

    “薄一波给他又是写信又是请求谈话，还有不少山西老乡给他捎话求情，都被他挡回去了。”胡耀邦学着华国锋的山西腔调说：“他的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作过指示的，实在不好办，给条出路算了，还要工作干什么！”

    “他根本不理解挨整人的痛苦。”

    叶剑英在广州期间，几乎天天都要和人们议论起眼下这些早该纠正的问题，急待恢复的上万家企业，急待扶上去和拉下来的几十万干部，这一切，都需要一定勇气和胆略，还要有万无一失的应变措施……

    叶剑英回到北京后，华国锋照例地看望他。

    在全国各地，科技人员是有些带有敏感性的人群，对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的批判，尽管还没有说出口，但已在酝酿之中了。代表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请愿示威，不断在北京出现，他们在西单，在中央接待站门口贴大字报、大标语，强烈要求给他们落实政策；代表冤假错案受害的人们成群结队的上访告状，他们写了几十平方米大小的一个冤字，成千上万人高举着抬到中南海，要求华国锋接见，要求中央立即给他们平反昭雪；成批成堆的大字报粘贴到墙上，点名道姓地批判吴德，要求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大字报、大标语还含沙射影地质问：“谁是天安门事件时的公安部长？究竟应批判的是'四人帮’，还是'五人帮’？”

    华国锋显然沉不住气了。

    “剑英同志，太不像话了!”他的话题很快转到国内的问题上。

    “一小撮坏人显然是有后台的，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必须得采取有力措施。不然这样下去，后果更不堪设想。”

    “依你之言，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嘛。对为首的一小撮坏人，当然要有确定的证据，实行坚决的镇压。”

    叶剑英抬起一边的眉头。他并没有想到平时很和善温顺的华国锋，这时竟也想大打出手一番，然而，他毕竟是全国的最高统帅，一旦作出这样的决定，那也是完全可能的。

    叶剑英花了半个小时列举种种理由劝他忍耐，不要不忍而乱大谋。文化大革命中积累下来的后遗症，若不防患于未然，则会在一定的条件下爆发危机。

    “现在需要安定团结。”叶剑英以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的口吻说：“如果说，两年前爆发的天安门事件，给我们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的话，我们可不能给他们的帮派体系复辟创造一丝一毫的条件。”

    华国锋打了个激灵，他对涉及权力的事是很敏感的。

    “华主席，有一件事我不得不提醒你，现在是到了全面展开，加速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了。为了巩固我们的政权，我们急需一大批老干部站出来，重新走上关键性的领导岗位。”

    “我们不是正在做着这项工作吗?”

    “问题是步子还不大，有些影响性很大的案子，还没有及时得到平反昭雪。”

    “叶副主席是不是有所指?”

    “杨尚昆同志的案子，还有彭德怀同志的案子，都应该得到处理了。”

    “我的意见是给出路，给宽大，但不能一风吹。”华国锋说：“一风吹必然会动摇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会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这会引起严重后果的啊!剑英同志，我看这类问题还是再等一等吧！”

老杨

二十八、华国锋回国收见面礼 凡是派遭受极大震动



    北京火车站彩旗飞扬，面带笑容的少先队员挥舞着中国和朝鲜两国的国旗，喜气洋洋地站在贵宾台前，他们早己训练完毕，等候在五四青年节的这天欢送华国锋乘专车到朝鲜访问。

    各大报的记者和摄影师早已接到通知，提前两个小时进入火车站。这里解解放军战士对外戒严，一般行人的旅客是绝对来不到现场的。车队比预定时间推迟半小时，早到的大使们纷纷推测，一些前来送行的官员们似乎等得不耐烦了，不时地东张西望伸出手臂看表。电视台摄下了乐意让他们录像的镜头，也为少数几位不愿露面的拍下了镜头。而这正是西方世界国家所需要或能够引起注视的。

    忽然，十几辆高级轿车沿着贵宾通道鱼贯而来。等候在两旁的人们立刻有组织地变得欢腾起来。一些外交使团的外交官们纷纷腆起肚皮，摆好姿态，以免在中国最高领导人到来之前有伤大雅。

    按礼节，邓小平、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领导人先从停留的轿车里出来，排成一行。然后，华国锋和其他随行人员才下了轿车，向欢送的人走过来，一一和他们握手。

    “华主席，祝你一路顺风，访问圆满成功。”邓小平有力的摇晃着华国锋的手说：“国内的事你不要担心，我们会尽可能处理好的。”

    “谢谢。”华国锋摆出最高领袖的姿态说：“国内的事就全靠你了。”

    “华主席，多保重啊！”

    华国锋瞟了吴德一眼，发现他的表情很勉强，话音有点伤感。他来不及和他们叮嘱什么，一一握手后便登上车厢。

    在车厢门口，华国锋转过身来，向欢送的人群招手致意。就在那一瞬间，他发现邓小平眼神中流露出一丝鄙视讥笑的意味。是自己太多疑?还是看花了眼?或者只是对方习惯性的动作?华国锋的脸倏然一变，现出阴云。

    就在这时，列车徐徐开动了。

    各家日报正在准备报道华国锋访朝事件，将第一版留空以供发表从平壤发回的电讯或专发表中朝两党两国政府的声明，发表华国锋和金日成的讲话。《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和其他人员忙着发表一篇足以震撼中国政坛的“精神原子弹”。

    邓小平和韦国清一块儿来见叶剑英时，他在和罗瑞卿谈话。

    “来得正好，军委几位大帅都到了。”叶剑英打趣说。

    韦国清连忙摇手：“不敢当，不敢当，我可不是什么帅，而是几位老帅下的兵，随时准备服从命令听调遣。”

    罗瑞卿腿不好使，坐在轮椅里拍着扶手说：“有这一条就好办，一定能打赢这场决定性的战斗。我刚才和叶帅谈了，真正搞社会主义建设，离开了我们这批老家伙根本没门!”

    邓小平说：“你们几位都在。我就不再布置了。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即将发表一篇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人民日报》和军报都要转载，而且我们要给老同志们打招呼,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而是向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作战的宣言书。不管发生什么样的风波，大家都要站稳立场，决不能退步。政治斗争关头退后一步，就会退后十步，最后满盘皆输。”

    罗瑞卿说：“我不怕丢掉什么，同林彪斗丢掉一条腿，同凡是派斗无非是再丢掉脑袋罢了。”

    “不要说丧气话”邓小平说：“当前中央的形势很好、人民群众里已经出现了民主的浪潮，各种不同意见的出现是国家繁荣兴旺的标志，我们何必不敢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宣传马列主义呢!”

    韦国清也从邓小平那儿看到了文章的小样，他说：“我看全党还是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许多党的干部并没有弄通马克思主义，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没懂。那篇文章说得很好：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是否正确靠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和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来证明，只有实践，才能证明列宁这个学说是真理。”

    叶剑英不知道这番话是照着那篇文章的小样讲的，还以是韦国清自己学后得出的结论，翘起大拇指说：“国清同志不愧是总政主任，理论水平就是高，老夫弗如也。”

    “你难道不认为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后，凡是派会找麻烦吗?”

    “说这话为时过早，小平同志。现在的老百姓已非昨日的群众，特别是那班青年人简直是什么都敢说。相比来说，从理论上澄清一些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是非，应该说不会引起什么问题。”叶剑英说。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越及早准备越好。”邓小平说道：“这一件事，叶帅啊，我们是不会发生的，如果他们要搞突然袭击的话，我们也应该采取紧急措施，以缓解可能出现的危害。”

    叶剑英第一次感到不那么舒适自在。自从逮捕江青集团以来，他曾致力于国内的安宁和稳定，他不希望国内再出现混乱。他相信只要有充裕的时间，通过讨论商量，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将能够解决大多数的问题。如果再采取对付江青、张春桥那样的手段对付反对派，那将会受到人们的憎恶。

    于是，他们四个人再次研究了文章发表后的若干细节问题。

    华国锋在朝鲜的每一天，生活得都很开心。

    十几万男女青年用鲜花组成的欢迎长廊，金日成和朝鲜所有最高级领导人参加的盛大国宴，安排得极为周密和舒畅的参观路线，以及所到之处人们对他的热情与友好。再加上五月的朝鲜，奇花争艳，异草翠滴，碧波湖泊，奔腾流泉，景色秀丽，峰峦多姿，使华国锋一行流连忘返，赞不绝口。

    金日成认为他将是继毛泽东之后的十亿人的中国，最稳固、最牢靠的接班人和领导者，把发展两国关系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到他的身上。他使用了有史以来最高级的礼仪欢迎华国锋，接待华国锋，甚至在宴会的讲话中，金日成几次高呼“华国锋万岁！华国锋万岁!”

    这使华国锋受宠若惊，激动万分，连陪同他的官员们都看出他已经难以自制了。

    “金日成同志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将要世世代代发展下去，只要有金日成同志的领导，有两国人民的友谊长存，我们将不怕任何敌人的侵犯。任何敌人，都将在我们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华国锋对金日成说。

    “华主席讲得完全正确!让我们再一次握起手来，向全世界证明我们这种友谊。”

    金日成和华国锋握紧手，又高高地举起来，让数十名记者们争先恐后拍摄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他俩作了这番姿态后，继而又亲切的拥抱和象征友谊地摇晃着手。

    “华主席，国内的局势怎么样?”

    “人民生活大大提高，我们的政权非常稳固。'四人帮’不仅不能东山再起，就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敌人也将动摇不了我们的政权。”

    “中共中央领导班子中有分歧吗？”

    “不，我们团结得很好。”华国锋说：“我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之间团结得很好，他们很尊重我，可以说我们这个班子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届中央班子，这是我们在本世纪内实现宏伟目标的可靠保证。”

    “很好，这对朝鲜人民来说，无疑也是一件特大的喜讯。”金日成用中文说。 “谢谢!”华国锋和金日成再一次握手。

    华国锋在朝鲜参观访问了一个星期，满载着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乘专列回到北京。

    站台上，已经等候多时的邓小平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他十分矫健地走上前，摇晃着华国锋的手说：“热烈祝贺您访朝圆满成功！华主席，你们辛苦了!”

    华国锋也说：“你们也很辛苦。”

    “国内的同志们仔细地研究了和朝鲜签订的那些协议和公报，大家基本满意。”

    “好，好，这样很好。”

    不知是华国锋没有听清，还是有意应付，他一点也没露出异常神色，还是像入朝那样同前来欢迎的其他领导人一一握手，然后走向轿车，钻了进去，直驶中南海。

    稍加休息后，秘书把当天的报刊拿到他案头特意把《光明日报》放在前头，使他一眼就看见了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

    就像迎面搧了他一个嘴巴，他觉得脸上火辣辣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文章的开头霹雳而起：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怎件区别真理与谬误呢?一八四五年，马克思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上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的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假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好啊，现在凡是要否定毛主席亲手制定的政策和决定，都可以打着批判'四人帮’的旗号来推行，这真是最为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啊!”华国锋自言自语地说：“表面上批判别人，实际上完全是冲着我来的!”

    国内已有一部分人打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旗号，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现在，又冒出这么一篇文章，他感到寒心了。

    这才是访问朝鲜回来以后，主持中央工作的人送给他的一份见面礼呢，他这样想。《光明日报》刊登这篇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当天，新华社向全国立即播发了文章。紧接着，即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在地方，《辽宁日报》等十多家报纸也全文转载了。

    如此迅速，如此步调一致地转载一篇《光明日报》的文章，这是近几年来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十分罕见的事，所以，自然引起了关心政治的读者们的注意，尤其是政界。就在《人民日报》转载文章的当天晚上的二十三点时，正在上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接到吴冷西的电话。根据胡绩伟的电话记录，吴冷西是这样说的：“你们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呢?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吴冷西是文革前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说话逻辑性、理论性很强，他说：“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起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尽管这位总编辑已经考虑过转载的后果，但他还是被老总编辑那条理清晰的斥责激出了一身汗，他的话是那样富有论战性：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总编辑很清楚这种指责一旦被认可，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他手执耳机，边听边记。生怕漏掉每一个字。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僵死的教导，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思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不是真理才对吗？”

    紧张空气压抑得人透不过气来，总编辑不由自主地解开衬衣上的纽扣，继续记录对方的话：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应该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冷西同志，你把这篇文章说的如此严重，我想请教一下，你讲的这些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传达领导同志的意图。”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请你不要外传。”

    “不!既然你把这事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对不对，所以不能不作必要的传达。”

    “这，你看着办吧。不过，你可以把我的电话记录送给我一份。”

    “我会这么做的。”

    其实，胡绩伟并不知道，早在吴冷西没来电话前，汪东兴已经给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打了电话，严厉追查此事。

    “《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的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

    “什么?他们发表这么重要的文章难道没经你们审查?”

    “汪副主席，按照规定，如果不是报纸的社论或中央指定写的文章，我们是不负责审查的。”张平化解释道：“不过这文章按道理，他们也应该报审。”

    “你想办法查一查，所谓特约评论员究竟是谁?这篇文章有问题，矛头是对准毛主席的，是想砍掉毛泽东同志这面光辉旗帜。”

    汪东兴放下电话后，又有各种各样的电话像洪水般地涌进中宣部；然而，那些接电话的官员们都一无所知。他们除了听对方的意见外，对所提的一切都无可奉告。对于盼望天安门事件很快进行平反，尽快打破“两个凡是”的人们来说，对这篇文章所表示出的欢欣鼓舞是难以形容的，要求中宣部给该文的作者封功授奖，甚至一位年轻人在电话里哭喊着说：“我白天盼，黑夜盼，早就盼望着这一天，现在终于有人能替我们说话了。”

    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后，张平化感到问题严重了。由于这些报刊对中宣部搞了封锁，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激发起了新闻界人士和许多读者的好奇心，其他首都报纸的主编们几乎都来电话，甚至亲自来部里询问那篇文章的背景，请示可不可以转载。弄得张化平十分为难，他只得说：“现在中央还没有明确指示，等我请示中央以后再作决定。大家先等一等吧。”

    张平化亲自给华国锋打了电话，并详细汇报了他了解到的情况。华国锋的秘书转告了华国锋的意见：“华主席认为这篇文章的倾向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他希望各报刊不要匆忙转载，也不要发表文章批判。等中央开会问明情况后，自然会有结论的。”

    其实，张平化的电话打来时，华国锋就在旁边，他正和刚刚赶来汇报情况的汪东兴商量对策。

    “这是蓄谋已久的阴谋活动。”汪东兴说：“发表这种牵扯全局的重要文章，竟然不和中宣部，更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不是搞突然袭击又是什么!文章字里行问充满了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仇视。我和一些老理论工作着，包括吴冷西同志都交换了意见，认为这篇文章只强调理论来源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而没有充分说明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没有像十一大制定的党章那样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割裂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关于理论实践相互关系学说的完整性。文章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华国锋烦躁地在地毯上走来走去，显得格外心神不宁。对他来说，这篇文章肯定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他迫切需要了解的是这篇文章的背景。

    “他们说，文章是中央党校和南京一个什么教授写的，据说是胡耀邦审阅的。据《解放军报》的人反映，他们的总编说发表这篇文章是中央的意见。”

    “中央！”华国锋震怒了：“什么中央?他胡耀邦代表了中央?他是什么东西？这些人，看来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他们并没有批判错；他们从骨子里是仇视党、仇视毛主席、仇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他们压根儿就不承认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好像犯了错误的倒是毛主席，倒是党中央!”

    “我早就说过，让这些人把持中央党校和中组部长的大权，实在是犯了一个历史性的大错。你看怎么样?暴露了吧?”

    “现在说这个话有什么用?问题是，我怀疑胡耀邦身后还有人。”

    “少不了邓小平！肯定有他!”

    “所以问题棘手。”

    “所以你再不能心慈手软了。”汪东兴说：“这回你该清醒了吧，我们除了奋起反击外，已经别无选择了。现在他们已经把你、我这些人不放在眼里，下一步就是赶我们下台了。”

    “他敢！”华国锋像狮子似的吼叫：“我们手中的权力是毛主席给的，是党和人民给的，他要逼我们下台，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全党全国人民能答应吗？”

    “这就要靠斗争。”

    “怎么斗争？”

    汪东兴想了想说：“我们先不要急着表态，看看有些什么人跳出来，让他们亮亮相也好嘛。现在阶级阵线还有些不清楚，人们的脸上都戴着面具，等他们摘下面具来就有办法对待了。”

    “给一部分同志打招呼，让他们坚决顶住这股邪风。”华国锋说：“这的确是一股反革命的邪风。”

    汪东兴说：“我给《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同志打招呼，让他们不要跟着乱跑。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新华社社长曾涛和《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这个问题上是犯了错误的。你看这个口径可以吗?”

    “可以!”华国锋毫不犹豫地说：“告诉同志们，要他们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

    “老陈，不得了啊!有人公开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宣战了!”纪登奎走到陈永贵的办公室，把手中公文包往桌子上一搁，就扯起嗓门喊道：“我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你看，果然来到了。”

    “哪个狗日地敢这么干，老子和他拚了!”

    纪登奎惊讶地问：“什么?这两天你就没有看报纸！”

    确实，除了由秘书给他选读若干文件念一下以外，陈永贵很少顾得上，阅报纸，也只是浏览一下大标题，根本没有时间仔细读那些大块头的文章。纪登奎发现他果真还不知道这两天发生的大事后，急忙给他找来了那份有检验真理的文章说：“你看看吧，人家要重新检验毛主席革命路线呢，看来，离他们重新修正马列，修正毛泽东思想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谁这样搞的?”

    “据了解，是胡耀邦和邓小平这些人。”

    “这些家伙，个子小，胆子大，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毛主席的话，是早被实践检验的真理，还用他们检验个屁!”

    “你看看他们含沙射影讲得多么好听。”纪登奎拿起那张报纸，有板有眼地念道：“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洋。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其实，讲这些，陈永贵根本懂不了多少。但是他的脑瓜子特别灵，他马上悟出来了：“说一千，道一万，我就越听越觉得不对味。他们口口声声检验这，检验那，就是不用实践标准来检验他们，不检验'四人帮’，而是要检验和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哎呀，我的老陈呀，你真成了神了!三言两语就击中了问题的要害，怪不得大家都夸你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好呢，今天更让我佩服你了。”

    陈永贵面不改色，他早已习惯了各种形式的赞扬和吹捧，他不紧不慢地说：“这一段来我就觉得憋得慌，一些明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在一古脑儿都冒出来了，还要口口声声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谁定的?那只有毛主席才能回答。我不是说大寨什么都对，什么都好，我认为大寨是毛主席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我们应该无条件地捍卫。现在赵紫阳、万里，还有胡耀邦，就是能胡日鬼，偷偷摸摸地搞修正主义。按照大寨的经验，只能是大批大斗促大干，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有人说大寨的经验已经过时了，我说没有。我们干革命，还必须得靠大寨经验开路。”纪登奎亮出底牌：“我和吴德等同志研究了半天，认为我们必须向华主席讲明整个形势，再这样发展下去，再收也就不好收了。”

    当他们约好时间，一块到华国锋那里研究对策时，他那宽大而显得豪华的办公室，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大都是询问有关五月五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丰义原则》和《光明日报》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有关事宜的。华国锋指示秘书说：“不管谁问一律回答，我华国锋根本没看过这类文章、肯定不是我这里的声音，中央也没有开会研究过这类事。”

    纪登奎说：“现在查清楚了，按劳分配的文章是邓小平审阅发表的。”

    陈永贵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信号弹。”

    华国锋说：“他们也是口口声声地代表中央，看来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两个中央了。现在我才体会到，为什么毛主席一再强调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看来，两个司令部确实存在。这不，刚刚开完党的十一大，两个司令部就又出现了。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昨天来的时候，我和小平同志会见完他后简单地聊了几句，我对他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这些事，劝他以团结和大局为重。他说：'这都是在根本方向一致下的小枝节。’我说不是，连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都要吹掉了，这还能说成是一件小事吗?不过，我劝大家还是先沉得住气，再仔细观察一段时间，不要因小失大。”

    他们越讨论，心里越沉重。现在起，他们已经不指望度过一个个幽静的夜晚，呈现在头顶的虽然是风和日丽的蔚蓝色天空，但那片浮飘的白云里似乎隐藏着一颗百吨级的炸弹，它悄然无声而又纹丝不动地淋浴在和煦的春光之中。

老杨

二十九、汪东兴会上打招呼 邓小平婉拒再检查


    五月十七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的首都各大报刊负责人大会，在中宣部会议室举行，他们谁也没有料到汪东兴会来参加这个会。

    汪东兴穿了一件雪白的衬衣，显得潇洒而又风度翩翩。他没有板着面孔训人，也没有摆出大架子来壮声势、增加什么气氛。他很随和地坐在沙发上，由张平化介绍了当前学术界和理论界的一些情况后，他才开了腔：

    “同志们，粉碎'四人帮’后整个学术界很活跃。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流派都充分暴露出来了，这本是件好事，但现在有些太出格了的东西。对理论问题一定要慎重。特别是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发表出来以后，影响很坏。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是向中央发难的。我们的党报怎么能这样干呢?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这里，我们不计划追究责任。希望同志们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你们都要查一查这种情况，要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也就是说。以后别这么干了。当然，发表一下这类东西，对于活跃思想也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你们中宣部一定要严格把好关。”

    参加会议的听众从表情上看，没有丝毫变化，只是都沉默不语。在他们那儿，对此也发生了分歧，有的还相当尖锐，赞成者说，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应该提升为宣传部长；反对者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应该逮捕进监狱。但从这位中央副主席的口气上讲，《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显然是犯了严重错误了。但是，他们谁也知道，这两篇文章都是有大后台的。现在轻易地卷进去，无疑是不明智的举动。所以，他们都表示出审慎的抉择。

    张平化接着说：“我完全同意汪副主席的意见，对这两篇文章，特别是最近《光明日报》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摸透。你们大家可以看看，在小范围内可以议论议论，发表发表意见嘛。毛主席生前对一些省市委负责同志讲，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现在，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地攻击毛主席，骂得不堪入耳。人民内部呢，也有些思想动态值得注意。比如，在我们宣传战线上有个别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还说现在我们否认了毛主席是神，那意思是说我们原来把毛主席当作神了，那就是说，我们信仰毛主席是宗教信仰，把他当做神了，迷信了。这完全是污蔑。我觉得我们的宣传战线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而不能搞多中心。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这是不能动摇的，谁动摇了谁就会犯绝大的错误。”

    中宣部长的这番话说得实在高妙!表面上看，他并没有对那两篇文章表态，实际上他的意见非常明确。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感觉到了这实际上是向他们打招呼，不让他们再跟着胡绩伟等人重蹈覆辙了。

    会议并没有让与会者展开讨论，也没让其他人发表讲话。他们说完以后，汪东兴再次站起来，微笑地说：“我送大家三句话，希望同志们深思：一是不要砍旗帜，即不要砍掉毛主席这面旗帜。二不要丢刀子，丢刀子是什么呢?就是马列主义的刀子，毛泽东思想的刀子。苏联人已经把马列主义的刀子丢掉了，我们可不要干那种蠢事。第三，你们都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就是三句话，散会!”

    于是，参加会议的人一轰而起，纷纷议论起来。刚才的寂静被热烈的气氛所取代：

    “我就料定，我们党决不会允许你从根本上修改过去的路线，你看怎么样，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碰壁了吧!不行，谁也不行，还得走老路！”

    “我看这回胡绩伟算完了，说不定工作组又要进驻报社。”

    “听说吴冷西已经把胡绩伟批评一顿了。”

    “毛主席的思想永放光芒嘛。老人家要控制我们多久呢?”

    “永远不会过时嘛。”

    “看来，中国再也不会发展了。”

    形形色色的议论，都被汪东兴听见了。他的心猛地一揪，像有无数根钢针刺疼了他的浑身。他怎么也想象不到，举国敬仰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刚逝世不到两年，全党的舆论界竟会冒出这样的奇谈怪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问。

    如果说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听到的反应都是对两篇文章表示的不满或保持缄默、沉思的话，那对于邓小平、胡耀邦来说，得到的回报则是一片欢腾，就连一向谨慎的李先念，也给胡耀邦打去电话，高兴地说“你为全党和全国人民作了一件好事!我得好好谢谢你。”

    邓小平表现得很镇静自若，他还像以前那样从容不迫、按部就班地做他自己应做的事。无论是在陪同齐奥塞斯库观看演出，还是应邀出席这位罗马尼亚总统举行的答谢宴会，甚至在会见合众国际社访华代表团，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时，他也绝口不提这两篇文章的事，好像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这码事。

    但是，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的表态和采取的措施却源源不断地传到了他的耳里。

    胡耀邦谈笑风生地向他讲述了吴冷西给胡绩伟打电话，转述吴冷西本人的意见的情况后，邓小平笑着说：“看来，吴冷西也是个老糊涂了。文革初期，他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时，毛泽东下令让陈伯达进驻报社，夺了他的权，毛泽东主张：'陈伯达的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不知吴冷西承认不承认毛泽东的这句话是真理？他不是说'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你们可以问问他：毛泽东批评他的话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那他还要站出来干什么呢?”

    胡耀邦说：“汪东兴。张平化这些人已经把纲上到了对待毛泽东思想和对待华国锋的态度上去了，他们已经下令不准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那我们就偏要讨论!”邓小平不紧不慢地说：“不讨论怎么能拨乱反正?真理越辩越明嘛，真理不怕驳，怕驳的不是真理，我就不信那个邪!现在，你们都不要怕。毛泽东同志当年那种一言定罪的文字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想实行过去那一套，谁买他的帐。你们继续准备文章，准备好好地驳斥他们的谬论。”

    胡耀邦感觉到，邓小平是主张主动出击的。看来，两条路线的决战时期已经基本成熟，或者说，反攻的序幕已经拉开了。

    但尽管如此，邓小平在华国锋跟前，依然十分恭敬，大有身居桃花源中人的那种超脱的大度和风范。

    五月二十一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就中美双方共司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会见后，他就国际问题向华国锋汇报，商量国家对外的统一口径时，华国锋主动把话题引到那篇文章上。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看过了吗?现在人们对它反映很不好，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这一段忙得很，我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和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听听华主席的看法。”

    华国锋说：“根据大多数同志的看法，这篇文章在政治上很不严肃。他们引证毛主席《实践论》里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以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但是，文章的第二节却改变了毛主席这个完整的观点，片面地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实践以后，才证明是真理。按照文章的观点，列宁在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不是分析帝国主义的特性、总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的科学结论；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只有实现了才是真理，还没有实现就不是真理，就可以任意推翻或加以删改。那么人们有这样的疑问：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共产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不是真理呢？"

    说到这里时，华国锋显然激动起来了。他一抬头，找不到笔记本上的话，连忙翻了几页才找到，他继续说：“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和亿万人民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难道只是奋斗一条未被证明的理论吗?或者说，还没有被实践检验的真理吗?这样，世界的共产党的存在以及和他们的反对者进行斗争，岂不是没有根据，没有必要了吗？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不是要等到二十三年后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之后才是真理呢?按照作者的逻辑，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四个现代化是不可理解的，我们党动员群众为之实现而奋斗也是不可理解的。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

    邓小平断定这不是他亲自写的东西，他没有这个水平!他笔记本上的内容和胡耀邦讲的吴冷西批评胡绩伟的话非常相似。他笑了，笑得非常开心：“好我的华主席啊，你讲的这些是不是离题太远了呢?”

    “不远，这正是问题的实质。”

    “我看未必。你千万不要上有些人的当。他们把一篇几千字的文章说得这么坏，说得这么严重，我看用意未必是好的。”

    “此话怎讲?”

    “这样乱扣帽子谁还敢再讲话?这有利于安定团结吗?”

    华国锋一下语塞，不知说什么才好。

    邓小平放缓语气，低声说：“我看这篇文章的用意，也无非是想加快平反假错案的步伐，无非是替一些被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辩护几句而已，完全没有必要小题大怍。像你刚才提的那些话，我敢断定他们连想也没想过。”

    “但许多同志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我说，你受他们的影响了嘛。华主席，我们这些老同志是诚意辅佐你工作的，我们政治上无意再进取，工作上也只是发挥自己的光热，竭尽全力为国家作点贡献吧了。我们不愿意再看党内那种你攻过来、我打过去那种混乱的内讧。”

    “这也是我所不希望的。”

    “所以我主张，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步伐，给一些老同志平反昭雪算了。他们的年龄已经不小了，再干几年就只能躺在医院休养了，你为何不发挥一下他们的特长呢?”

    “这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那我们可以开个会，统一一下认识。”

    “但是，凡是有损毛泽东光辉形象的事情，我们还是要谨慎，现在国内外阶级敌人攻击毛主席已经到了发疯地步，我们还能再给他们提供炮弹吗?”

    “我们纠正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和敌人的攻击，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

    “但是，敌人可不是那么想的。”

    “因为他们是敌人。”

    “所以，我有个建议。”

    “讲讲看。”邓小平似乎已经感觉到什么。

    华国锋站起来果断地说：“你还是带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个自我批评，公开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过去的工作中，是有缺点错误的，毛主席对你的批评是正确的。这样，你可以以一个改正缺点和错误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屹立在全党全国全世界面前。我认为，这只会给你带来光荣，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我不愿再在实践已经证明我正确的情况下，给我扣什么帽子。”

    “这样可以平息国内外的舆论。”

    “恰恰相反，我觉得那样会给全党造成更大的混乱。那样做，只会给我们党，给包括你在内的所有中央负责人的脸上抹黑。”说完，邓小平夹着皮包，朝华国锋友善地点点头，告辞了。

老杨

三十、小平发言支持批凡是 冷西养病决不改初衷


    罗瑞卿和韦国清听完邓小平介绍的情况后，都气得拍打桌子，一致要求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一次讲话，公开对两篇文章的支持。其实，在这次会议上，他俩都已经把那两篇文章发给了与会者，要求他们认真学习，回去以后照此表态。

    罗瑞卿猛一使劲，那条断裂的病腿疼得他冷汗直冒，他咬牙挺了一会，说：“唉，要不是我这条腿拖着，我就探入到部队基层去打招呼，组织好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

    邓小平关切地说：“我看也该下决心了，到国外治疗去。不行，要彻底作手术。”

    “唉，那要花多少钱呢?”

    “为了你的健康，花再多的钱也值得。”

    罗瑞卿感动地点点头：“小平同志，那我就听你的，等开完这次会后我就到国外治腿去，反正就这一次了，最后的一次。”

    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碰头会延续了半个多小时。他们很快取得了一致，即利用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给华国锋施加压力，让他收回成命并支持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进而彻底摧毁他那坚持“两个凡是”的荒谬主张，为平反所有的“冤”、“假”、“错”案铺平道路。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只可进，不能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战略决策，必须竭尽全力加以部署。

    已经开了三十六天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今天又一次进入高潮。

    邓小平身穿军裴，目光炯炯，板着严肃的面孔走进会议室。

    当韦国清宣布请邓小平讲话时，与会者们按惯例鼓掌，他们猜不透为什么拖至今日，这位身兼军委副主席的重要人物才来发表讲话，莫非会议即将结束了?当然，也不乏有人认为，这位两次打倒、两次复出的总参谋长，肯定会和华国锋有什么默契，或者说，他便是党中央主席的得力助手。

    “同志们！”邓小平含着某种愤怒和激动，用冷得渗人的语言说：“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继军委会议之后军队召开的又一次重要的历史性会议。我首先讲讲实事求是的问题。

    陈锡联听着听着不对了。邓小平的讲话怎么与五月二十九日华国锋的讲话那么不合辙?前者强调党和军队在任何情况都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而这位总参谋长，开口便是“实事求是”，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放在压倒一切的高度。邓小平是有意唱对台戏吧？他的脸拉下来，用怀疑的目光凝视着邓小平。

    邓小平显然已经离开了他的讲稿：“大家都看了报上登的那篇评论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了吧?那是多么好的文章啊，阐明了马列主义根本原则。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问题。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荒谬！荒谬!”陈锡联摇头，对身边一位大军区的政治部主任说：“他完全偷换了概念，歪曲了毛泽东思想关于实事求是的本来含义。”

    “实际上，他对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指示都恨得咬牙切齿，都要反对。按照他的那套实践，毛主席批他的那些指示都是错误的，没有一句对。”

    “他很狂妄，凡是提到毛主席的时候，都说'毛泽东同志’，好像只有他能和毛主席平起平坐似的。”

    “你们当初怎么把他给搞出来了，让他一上台又翻案。”

    “唉，没上台前可不是这个样子啊!”

    邓小平环视了一下会场的气氛，发现人们都关注着他的讲话，这说明他的话显然已经抓住了与会者的心。他在讲了一大通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如何反对教条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后，话锋一转又回到了现实：

    “韦国清同志五月二日所作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优良传统，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报告好，好就好在研究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问题，和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这样才不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任务……”

    这时，会场里不少人相互撇嘴，使眼色、吐舌头，有的人甚至悄悄耳语，诉发着不满情绪：“瞧，小个子倒厚颜无耻地提起捍卫毛泽东思想来了，好像他倒成了真正的卫道士！”

    “这简直把黑白都颠倒了！”

    “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强盗堂皇说仁义，一点都不假!”

    “我担心，将来华主席肯定要吃他的亏，这个家伙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太危险了。”

    邓小平谈完了第二个问题，即新的历史条件后，又开始讲破和立。他一边抽着香烟，一边弹着桌子说：“揭批'四人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抓不好这个纲是非就不明，阵线就不清，班子就配不好，作风就不能改变，团结就没有良好的基础，工作也搞不上去。总而言之，不破掉这些坏东西，就不能立新东西。要把'四人帮’揭深批透，非联系揭批林彪不可。林彪、'四人帮’早就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夺权。林彪对军队毒害很大，过去没有怎么批，被'四人帮’包下来了。他们不批林、假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揭批'四人帮’联系批林彪，更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存在什么'纠缠历史旧账’的问题……”

    底下又有人议论：

    “听到了吧，又要剪除异已了。看来，不论他怎么整人，都能找到借口。”

    “唉，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朝不用那朝人。看来，封建流毒很难消除掉。”

    “当初他站出来时，还把他当人，看来还是我们眼睛不亮。”

    “亮也没用。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现在是肆无忌障地提拔、重用他的老部下、老同事，我们这些人根本没放在他的眼里。”

    “完了，这个党没什么指望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如果华主席都采取不了措施，我们便没什么好办法。”

    邓小平发表完讲话后，韦国清立即布置组织讨论，会上，公开反对的腔调一个人也没有，都是争先恐后地叫好声。连那个在陈锡联耳边喊着要把邓小平拉下马的人，也一本正经地说：“小平同志的讲话非常重要，给我们指明了全军政治工作的航程。的确，我们再也不能按照过去的老皇历办事了，如果再不根据新的情况新的历史提出新的任务，我们军队的方向非走偏不可。”

    于是，会议接二连三地发出《简报》，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用实事求是的观点，重新检验一切文件和讲话，凡是错误的东西，统统推翻！会议还没结束。罗瑞卿就沉不住了，急忙给胡耀邦打去电话，说：“好啊，让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大功，把全国都轰动了。怎么样，这回让《解放军报》打一次头了吧?”

    “好啊!”胡耀邦的声音非常豪爽：“针对一些人对那篇文章的责难，我正和党校动态组的同志进行研究，再写文章呢。如果你没什么意见的话，这篇文章写好后就以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发表，你同意吗？”

    “太好了!”罗瑞卿说：“那我们就一言说定了。这篇文章我可要亲自参与修改，一定推动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使它发挥特殊的作用。”

    “这篇文章要着重批林彪、'四人帮’的盲目崇拜论。清除所谓把革命领们偶像化，把革命理论教条化，相信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的流毒。”

    “是啊，正如小平同志批评的那样，在一些人看来，凡是本本上写的，一句也不能动，凡是本本上没有的，一句也不能说。只要是革命领袖说的，写的、圈的、批的，他们认为都是对的。不管客观实际发生什么变化，也不管经过实践检验那怕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仍然要一味地相信和服从。这是蒙昧主义的复活，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不错，看来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这篇文章的题目暂定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怎么样？”

    “好，好，这就说那些口口声声拥护毛主席的人，其实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啊！”

    “此外我还组织我们的人撰写《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等文章，以使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讨论能够冲破阻力开展下去。”

    “耀邦同志，我真佩服你的才华和朝气，如此有魄力而又有水平。看来，小平同志看得准啊！他让我们向你学习。今后你还得多帮助我呢。”

    “我们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吧。”

    经过几次修改，胡耀邦又和罗瑞卿用电话联系七、八次，这篇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的文章终于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一十日的《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人民日报》也于当天转载。

    这如同又爆炸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把当时的政治思想界，弄得更加扑朔迷离，人们感到无所适从了。

    华国锋，汪东兴立即发现自己失控。他们慌了于脚，匆匆忙忙地准备寻找新的措施应付即将到来的风暴。这点，他们都感觉到了。

    就在这个时候，吴冷西病了。

    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一句一句地看完了新发表的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轻轻地叹了口。其实，他完全蒙在了鼓里，根本不了解这两篇文章发表的前后背景。书生气十足的他，就文字扣文字。完全按照传统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

    胡绩伟来看他来了。

    吴冷西发现他的脸上挂满微笑，那种微笑说不清是幸灾乐祸，还是胜利的的得意忘形，反正他看了不那么舒服，甚至打了个个哆嗦。

    “听说你病了，来看看你。”

    “谢谢您的关心，我还好，死不了。”

    “《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你看了吗?”

    “看了。刚才还又看了一遍。”

    “怎么样?你还是原来的观点吗？”

    吴冷西说：“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这篇文章后，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不过，你向人们传达时，把我的许多话都传达错了。有些不是我的原话。”

    胡绩伟马上说：“你的话在当时的电话里讲得很清楚，我也听得很清楚。我不会速记，记录中当然不少不完全是原话。但你主要的话，主要的意思，我没记错。”

    吴冷西从床上坐起来，态度很不冷静了：“虽然你们的文章口口声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这并不能掩盖文章的倾向是要修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提出这样一系列的观点，只会引起思想混乱。你们究竟是要举旗还是砍旗？”

    “照你看来，毛主席就没有错误了?”

    “不!我不是说毛主席没有任何缺点和错误。他的某些话，某些指示以至于个别结论，如果已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已经不适合于新情况的，当然应该修改。但这样做也要非常慎重，时机要适当，方式方法要适当。”吴冷西恳切地说：“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它要随着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的基础。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应该按照党的十一大确定的那样，就是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如果不是这样，像你们在报上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只会把干部群众引到去争论毛泽东思想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要修改，那么我们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所以你们这么搞，只会使党的形象，越搞越坏。”

    “冷西同志，既然你把我们的文章说得这么坏，你可以写文章来进行答辩和批判嘛!”

    吴冷西笑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

    谈话当然是不欢而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