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习近平登神坛 中国媒体抛“诛心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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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

　　十八大之后，中国舆论生态日益呈现出三个倾向：一是对“中国梦”长篇累牍报道，将“中国梦”打造成为理论体系的迹象愈加明显；二是将习近平捧上神坛，从生活到工作、从国家梦想到个人情怀，各方媒体通过种种方式来佐证习近平的“英明神武”；三是媒体尤其是官媒风向集体左转，成批次发表文章狠批“宪政”，频出“诛心之论”（即批评对方之时，不针对对方的行为、语言谈问题，而是绕过行为、语言去指责对方此行为、语言的目的、动机），引起各方反弹。更是有传言指向中央层级出台“9号文件”意在在意识形态、舆论领域加强监管。

　　今天的中国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似乎已经将其“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的责任尽忘，谄媚、奉承大兴其道，在权力之前俯首称臣，甘做走卒。这样的结果，实际造成了官方与社会的距离越来越远。对于媒体宣传与政治不分家，一向将“笔杆子”、“枪杆子”视作维护政权稳定保证的中共来说，如何适应今天的舆论生态和媒介管理；而作为中国媒体人，又如何更有气节的践行“去塞求通”、“上通下达”之本分，亦是观察中国政治、社会大环境的有趣解读方向。

　　不明事势的官员与不讲理的网民

　　虽然中共一向近乎严苛的要求中国官媒坚守舆论阵地，如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发言就讲的很透彻：“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 所谓“杆子”，含义即为人所用、没有自主性的工具。中共对枪杆子是“党指挥枪”，对笔杆子也不例外。“杆子”体制，是对传统的党报体制非常到位的概括。但47年后的当下中国，已然存在两大舆论场，一是官方主流媒体舆论场，包括各级党报、国家电视台，受文宣部门节制，中规中矩，为党发生，各种事件反应迟缓，但通常消息具有权威性；二是民间舆论场，互联网时代之前主要表现在“大字报”、口头舆论等传播方式，尤以文革、“六四”时代为主。



　　而在今天，则主要是以微博为主的各类网络社区，各种小道消息流传甚快，但是有时也易走向极端。尤其是2010年以来，网络“意见领袖”分化，左翼右翼发生了双向流动。有些网友对社会改良的耐心正在消失，走向极端表达。在很多突发事件或政策讨论中，虽然目前官方已经有意识的介入这些讨论，但通常难免受到质疑和批评，甚至有时近乎“裸奔”，颜面扫地。晚清洋务派官员曾纪泽曾经叹息：“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而在舆论热点问题上，官员“不明事势”和网民“不讲理”的对峙和拉扯几乎处处存在，难以达成统一。

　　媒体解梦术 一场黑色幽默

　　随着习近平上台，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掌握政权，这种中国舆论所折射出的“拧巴”现象却并未得到好转，反有愈演愈烈之势。2013年新年伊始即爆出《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这个中国最为知名媒体的采编人员用一种罕见的公开方式进行抗议，矛头直指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及新闻自由。时过半载，伴随着所谓“9号文件”的出台，以《环球时报》、《红旗文稿》、《学习时报》为首的一批党媒，再次以“集体发力”的形式遥相唿应，发文驳斥“宪政”。

　　而习近平以及他的“中国梦”理论也再次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筐”。这个虚无缥缈感性的“梦”在中国媒体人笔下似乎正在装纳着这个庞大国度所有的一切。

　　在党媒方面，作为官方最重要喉舌的《人民日报》对“中国梦”的解读几乎可以冠之以“长篇累牍”，国际关系上，5月17日，以正面阐述中国对一些国际问题和涉华问题的立场与主张为重点的《人民日报》国际部署名“钟声”刊文《中国梦 同样属于世界》。民生政策上，3月份刊文《民生改善是梦想的最好诠释——五论同心共筑中国梦》，6月17日召开的共青团十七大又发表社论《为实现中国梦凝聚青春力量》……《环球时报》这份大陆最具争议的媒体则总是试图告诉中国民众“中国梦”和“宪政梦”的差异，军方喉舌《解放军报》则发文《中国梦的自信在哪里》，提出“自信的四大位置”，即“在信仰坚守里、在历史血脉里、在与时俱进里、在新风浩荡里”，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外，更是旗帜鲜明地表示军队要“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颇让人想起1992年邓小平面临党内保守势力强大“南巡”之时，《解放军报》刊发《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此外，即使是前文所说“南周事件”，起因亦是对于习近平的“中国梦”究竟是否是“宪政梦”的不同解读。

　　当然，在对“中国梦”报道之上，最突出中国媒体人和学者罕有气节的表现在于习近平于5月访美之前，在国内舆论“左转”大风气之下，媒体纷纷解读“中国梦”与“美国梦”的不同之处，认为“中国梦”远远高过“美国梦”，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石毓智撰文《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七大特征》。但是在习近平访美之时向奥巴马阐释了中国梦，并且指出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之后，这些在几天前还在分析中国梦为什么不同美国梦的媒体、学者又立刻转向，大肆谈论中国梦和美国梦的相同之处。同样是石毓智，又刊文《中国梦与美国梦的七大“相通点”》，被大陆网民因为笑谈。《人民日报》也随即立刻发文《中国梦与美国梦有相通之处 各有魅力》以正视听。

　　这些对于“中国梦”解读的文章仅仅是十八大之后几个月来媒体所刊发文章的极少一部分，虽然可以理解伴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日益临近，中共高层亟需舆论宣传为“中国梦”成为这届领导班子理论政纲而铺路，但是各方媒体的“解梦术”显然让这种铺垫动作成为一场比谁口水接的多的黑色幽默剧，从引导到执行各方面的操作之愚笨，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步入现代化国家媒体应有的水平。

　　但是正如在这个体制下生活的所有人一样，对于“中国梦”的解读，通常是会被当做“政治任务”交给各家媒体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梦”也自然有意无意的成为了一个什么都能装的筐，这也是中国媒体人的一种难诉说于外的无奈。但是相比之下，对于习近平个人的谄媚，则是关乎个人，正如前文所说的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石毓智，也许对于“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异同他的确有自己想法，但是遵循“最高领袖”的说法而前仰后合，也无关乎网络舆论对其冷嘲热讽了。

　　毛泽东与“秘书”办报

　　中共办报历来相信“喉舌论”，媒体亦是国家机器。自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中共文化之下，文艺就于政治离不开家了。而毛泽东，这个原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听过中国最知名报人邵飘萍北大课程的中共领袖，以其目前难以进行历史评判的各种手段，将党性这顶帽子牢牢的按在了中国媒体头上。如1957年，毛泽东曾斥责邓拓“书生办报”、对自己精心设计的“大鸣大放”反映迟缓的同时，提出需要“政治家办报”。

　　毛泽东事后自负地说，1957年4、5、6这3个月，“实际上是我在当《人民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呵斥和手把手指点下，终于成为执行惊天“阳谋”的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而此时，毛泽东告诫即将到人民日报社走马上任总编辑的吴冷西：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这里的“政治家办报”，准确地说是“为政治家办报”。决不是鼓励党报总编辑自成一家，以政治家的眼光和魄力，对中央精神择善而从乃至自作主张，只是要求忠实地充当党中央的“喉舌”而已。

　　对于毛泽东与中国媒体关系，曾有人民日报社老员工撰文称，建国后，毛泽东曾先后派出3位秘书——胡乔木、吴冷西，陈伯达，先后领军《人民日报》。秘书是标准的“笔杆子”，它与现代媒体的价值取向和气质截然不同。媒体对事实负责、对读者负责，是“社会公器”；秘书则需要去除独立的价值判断，以首长的是非为是非，对首长公开的和不便明言的旨意都能心领神会，必要时为首长文过饰非。秘书比一般人更了解首长的弱点以及首长们之间的分歧，但秘书的身份决定了他对上层领导集团特别是他所伺奉的那个首长的人身依附性。

　　这段解读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直到今天，每当一个新领导人上任之时，中国媒体人就会争先恐后的加以追捧，“伟大、光荣、正确”频见报端，“谦虚借鉴”、“英明神武”留下笔尖。高层一有通知也就心领神会地刊文批评“宪政”，为党开拓，罔顾“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可以说，虽然毛泽东已经去世几十年，但是中国媒体的桎梏却仍牢牢的存在。

　　党媒更需忧党之心 兴党之责

　　在中国媒体人中，曾出现过因为被北洋政府杀害的一代先驱邵飘萍、林白水，铸“萍水相逢百日间”的佳话，也曾有秉循“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八字方针的《大公报》，顶住压力刊发反映1942年河南大旱的《看重庆 念中原》一文也成绝笔。即使是中共党内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80年代又领风气之先，也与近日大不相同。

　　正如一位从事几十年新闻行业老报人所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都曾有过一批具有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群体人格的媒体人。在中国改革和思想解放的伟大进程中，他们发表过的评论、报道和内参，总体而言在推动历史。这种历史角色，是中共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宗旨、中国文化古有的忧患意识、梁启超“去塞求通”的新闻启蒙理念的混合体，是对国家、民族和黎民百姓的一份承诺，“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用这12个字，概括这群人在80年代末以前种种成功或不成功的悲壮努力，似乎再恰当不过了。

　　相比之下，今天媒体人各种“媚上”之怪相，就显的节操不足，进退失据。毕竟，推进中国改变的重任，已经不是几家外媒、几条微博所能改变，更需官方重量级媒体的遥相互动，但忧党并非“媚上”、兴党也不是“拍马”，而是更多的参与到这个国家和政党的建设中去，提出更多契合民众需要的建设性意见。对于更多盼望中国进步的民众来说，只希望曾一直存在于中国媒体从业者中的担当精神能够被其继任者们所记起，并在未来中国的社会变革中香火不绝，永不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