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期间徐悲鸿的抉择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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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悲鸿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艺术大师、美术教育家。他画作上“山河百战归民主，铲除崎岖大道平”的诗句，表达了他对革命、对民主与和平的向往（《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第二天战线的文化斗争》，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北平和平解放时期，他牢记党的重托，在非常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持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不怕威胁利诱，不顾个人的安危，坚守阵地，为党作出了卓越贡献。平津战役纪念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幅国画《迎接黎明》，记录的就是徐悲鸿在北平和平解放期间与中共地下党员亲切交谈时的情景。

　　近日读华天雪《徐悲鸿的一九四九》，文章从“1949年4月由军管会做出的、针对原国立北平艺专在校主要教职员的‘综合材料整理’（属于内部调查），按职务的排序，起首就是‘校长徐悲鸿’”的档案材料入手，阐述了徐悲鸿在1949年这一“转折”时代赋予他的命运变迁。

　　档案从略。文中对档案有一段总结性表述：“不难看出，这是一份主要从政治的角度对徐悲鸿的评估，大致把他定义为：没有坚定的或明确的政治主张或立场，艺术至上，与国民党高层有很多往来并因此受到过重用，为人有固执的一面，也有不愿意得罪人的世故，思想需要改造但将费时很多。”这是一份对他不甚信任、疑虑重重的评价。这份档案对徐悲鸿总结性评价与我们以往了解的对徐悲鸿在北平和平解放时做出的贡献的评价略有出入。

　　

　　▲徐悲鸿

　　原因如下：一是北平大专院校的接管工作。基于当时中共接管的基本思路，不难揣测包括徐悲鸿在内的一些学者、教授的尴尬处境。二是对宋步云等人的保护不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使徐悲鸿徒然有种无能为力的失落感。他忐忑和迷惑的心态可想而知。三是军管会直接参与课程改革。尤其是触及徐悲鸿的最核心教学内容素描，对他专业课教学是不小的冲击，使他意识到学校的教学主流已经不再是徐悲鸿方式了。四是从1950年开始，徐悲鸿对当时的艺术界只谈政治、不谈艺术的倾向不满和担忧，在美院大门口的正面墙上，挂出自己亲笔抄录的毛泽东语录条幅“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生命力量的”。从徐悲鸿的言行中，不难推知他所面临改造的难度。文中说：“整个1949年徐悲鸿是在等待中度过的。无论对徐悲鸿个人还是中国美术界，1949年又是转折的一年，而徐悲鸿在这一年的处境则集中反映了这个‘转折’的阵痛和时代特征，但这个‘转折’还仅仅是个开始。”由于所处年代的特殊，徐悲鸿对美术的执着追求和爱国情怀不断碰撞和融合。北平被人民解放军围困时，人们想要和平解放北平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派专机到北平接包括徐悲鸿在内的知名人士南撤，徐悲鸿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坚定地表示不愿南撤，留在北平。这次抉择不仅是生存的选择，更是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的选择。徐悲鸿从闭门书斋与学问，愤而走向抗争与革命。他始终坚持追求真理，敢于仗义执言，留在北平的想法是坚定的。

　　北平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许多闻名全国的学者、教授都任教于北平。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教授对于中国的重建和复兴寄托了太多的期许。他们的政治态度国共两党都在争取。中共在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大学教授是主要对象。

　　早在1924年，周恩来与徐悲鸿就在法国巴黎相识，热爱祖国和振兴民族的一致志向，使他们成为朋友。在艰苦的抗战岁月，徐悲鸿与当时中国许多有良知的文人学者一样，坚持教书育人，发展教育、救国救民，积极办画展、筹集经费。他带着自己的作品到南洋，以全部售出的款项作为救济战争难民的捐献。一个手无寸铁的艺术家，用自己的方式身体力行地支援抗战。1945年春，徐悲鸿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与过度的劳累陷于贫困交加的境况时，周恩来特意委托郭沫若带着延安的特产看望徐悲鸿。

　　

　　▲《迎接黎明》

　　在徐悲鸿的思想认识上，是从正义感走向痛感社会改革的需要又进而逐渐认识到共产党。他在写给吴作人的信中说：“吾人虽非共产党人，但他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实足钦佩。”

　　1946年7月，徐悲鸿接任北平艺专校长一职。国共谈判正陷于破裂的边缘，徐悲鸿身边的许多朋友劝阻他北行，认为北方很不平静，而且南京是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认为他作为著名画家应该留在南京为好。然而，周恩来却鼓励他去北平，希望他把北平艺专办好，为人民培养一批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徐悲鸿满怀激情地接受了办好艺专和保护好国统区美术事业的重托。在办校中他讲民主、讲进步，团结了一批有专长的美术家，把艺专办成了一所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学校。  

　　中共在包围平津前，就明确宣布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是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少数。”（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文化界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广大群众迎接解放，保卫学校和文化机构，争取知识分子留下为人民服务。

　　北平地下党学委通过各大学的党组织，对教授的经济状况、政治态度、群众关系、对学生的态度等各方面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对各校教授基本情况的了解，针对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工作。在此情况下，冀热察华北分区行政公署工作团负责人蓝公武从解放区托人带口信给地下党员宋步云（宋步云在1947年，由中共地下党员钱开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为地下党组织传递信息、掩护被追捕的地下党同志、保护进步师生免遭迫害等工作中均有积极表现），请他向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传达党挽留徐悲鸿的诚意，同时也请他协助徐悲鸿阻止学校南迁，保护校厂、档案，迎接北平和平解放。接到口信的宋步云立即转告了徐悲鸿。徐悲鸿表示：“我原来就不打算南迁，我要留在北平，迎接解放。请你转告蓝公武先生，解放北平时，一定要保护好北平的文物、古迹。”为了阻止学校南迁，徐悲鸿曾把宋步云找去商量应付的办法。

　　1948年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辽沈、淮海战役后，北平处于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国民党当局为了把北平艺专一大批美术界、音乐界的中坚力量，及艺专的设备搬到南京去。国民政府教育部急电北平各大专院校南迁，紧接着给各校电汇来一笔“应变费”，电文说明是要学校作迁校和教师南迁之用（廖静文著：《北平解放前夕的徐悲鸿》）。徐悲鸿同艺专的地下党员侯逸民、进步教师吴作人、李烨、艾中信及同学们一起商量护校办法，他提议把教育部汇来的一笔“应变费”分发给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会，作购买粮食之用，保护好学校，迎接解放。

　　国民政府策划南迁大专院校失败后，又抛出“抢救平津学术界教育界知识人士”的计划，对象包括各院校所行政负责人、中央研究院院士和知名学者。这些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知名学者，既是国民政府当局“抢救”的对象，也是中共的主要统战和挽留对象。

　　

　　▲徐悲鸿与妻子廖静文、儿子徐庆平

　　1948年底，徐悲鸿的好友田汉从解放区带来许多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特别是带来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的问候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并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的嘱托。听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指挥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戎马倥偬之际，还挂念着北平的文化界，记挂着自己，徐悲鸿感动不已。

　　国民党对于徐悲鸿这样知名教授的控制也从没放松过。早在1929年，国民党政府举办第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徐悲鸿拒绝参加。与他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戴季陶、朱家骅要联名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也被他推辞了。蒋介石50岁生日前夕，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张道藩请徐悲鸿为蒋介石画像，徐悲鸿态度严肃地拒绝了。他说：“我的兴趣在抗日救国，假如抗日民众要我画像，我将不胜荣幸！”张道藩还继续纠缠：“画一张给你三百光洋。”徐悲鸿回答说：“就是给三千我也不画。”为此，徐悲鸿在南京被国民党特务挤对得生活不下去，前往广西。他宁愿飘零异乡也决不向反动势力屈服。1943年重庆画展时，徐悲鸿有一幅国画《灵鹫》，笔力雄健，意境深远，备受瞩目。一位美国将军回国前对这幅画念念不忘，国民党官员出高价钱索要画，徐悲鸿坚决不肯卖画。

　　1945年2月，徐悲鸿在《重庆文化界时局进言》上签名。国民政府看到后让他登报声明自己没有参加签名。面对“很不利”、“你的一切都保不住”的威胁，徐悲鸿的回答是：“我对我的签名完全负责，我决不会收回我的签名。”徐悲鸿在抗日战争期间所表现出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更令国人对他崇敬有加。

　　1947年5月20日，北平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示威，艺专的同学们组织起来，冲破国民党、三青团的阻挠，参加了大游行。由于特务告密，南京国民党教育部向徐悲鸿施压，要开除大批同学，并解聘参加游行的老师。在徐悲鸿竭力保护下，大部分教师和同学避开了国民党的迫害，免遭解聘和开除的厄运。在进步的群众运动浪潮里，徐悲鸿是一名正义的战士，而在学校的教学工作中，他又是一位严肃的、主张不断革新的美术教育家。他的一系列进步活动和措施，很快招致国民党的不满。一场针锋相对的较量爆发了。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派来的一位文化特务，亲自策动并指挥了一场文化“倒徐运动”。首先是该委员会领导的北平市美术协会散发传单，并举行记者招待会，污蔑徐悲鸿是美术界的罪人。同时，北平艺专国画系三位兼职教师宣布罢课，国民党的报纸也恶毒攻击徐悲鸿摧残国画。徐悲鸿对此作了坚决的回击。他于15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有力地驳斥了敌人的谣言和中伤。全校师生和职工紧紧团结在徐悲鸿周围，没有出现任何混乱，那三位罢课教师的课，都由徐悲鸿亲自代授，更受到学生的欢迎。徐悲鸿始终支持学生的进步斗争。文化特务还派人去国民党政府告状，甚至密告徐悲鸿窝藏“异党”和民盟分子。徐悲鸿家里经常收到恐吓和辱骂的信。家人劝他离开这里，他说：“走就意味着妥协，而且不管我到什么地方，都会有斗争。为了中国美术的发展，我必须走这条艰难的路。如果为了我个人的名利和生活安适，我可以走另外一条路，那是一条平坦的路，但那样我怎能对得起我的国家和人民呢？”他在逆境中坚定不渝的态度和刚正不阿的性格一览无余。

　　1949年1月16日，北平已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北平守将傅作义将军何去何从？亟待抉择。傅作义邀请社会贤达、学者名流到中南海勤政殿座谈，征询意见。徐悲鸿是被邀请者之一。傅作义在会议开始时说：“局势如何？想听听各位的意见，以作定夺。”沉默、寂静，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人发言，然而每个人的情绪都很紧张，担心如果提出和平解放北平的意见，会有很大的风险。徐悲鸿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说：“北平是一座闻名于世的文化古城，它在世界建筑的艺术宝库中也属罕见。为了保护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免遭破坏，为了保护北平人民的生民财产免遭破坏，希望将军顾全大局，顺从民意，取和平之方式，以使北平免于炮火的摧毁……”徐悲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傅作义将军要顾全大局，使人民免遭涂炭，争取走和平解决北平之道路。他铿锵有力的发言，立即得到了在座有识之士的支持。徐悲鸿不顾个人安危，为保护古都和人民生命财产，挺身而出。从他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来看，表明他希望和平，希望北平早日解放的迫切心情。

　　可是就在当天的夜晚，国民党特务打电话叫徐悲鸿小心脑袋。像这样的威吓电话、信件、标语等等，他早就习以为常了。徐悲鸿不改初衷，国民政府又进行利诱：如果徐悲鸿愿意去南京，政府可以拨一笔外汇，作为其去印度举办作品展览会之用。徐悲鸿断然拒绝（廖静文著：《北平解放前夕的徐悲鸿》）。徐悲鸿有一句座右铭：“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正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傲骨”，使他保持着高尚的道德情操。也不难看出他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强烈不满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时，国民党特务散布谣言说共产党有一个黑名单，进城后要将这批有钱人杀掉，其中就有齐白石，威胁齐白石等人南迁。齐白石在不明究竟的情况下，打算离开北平去香港，但当老人听了好友徐悲鸿的劝说后，毅然决然地取消了香港之行的打算，与徐悲鸿等有识之士留下来，迎接北平的解放，迎接新生活的到来。

　　北平和平解放前，国民党要策划成立一个“北平美术会”，在徐悲鸿的支持下，成立了同国民党针锋相对“北平美术作家协会”，徐悲鸿任名誉会长。协会在解放前借其他报纸办了自己的期刊，徐悲鸿挥笔草就“论战”文稿。临近解放时，“北平美术作家协会”的内部成员有所分化，便成立了“一二·七艺术学会”（这是部分进步成员，包括美术以外音乐、舞蹈等），在徐悲鸿的直接领导下准备迎接解放。还以学会的名义在《进步日报》继续办了一年副刊《进步艺术》。北平和谈期间，徐悲鸿正直勇敢，光明磊落，追求真理，对祖国、对人民赤胆忠心，是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这一评价徐悲鸿当之无愧。我们党对徐悲鸿在北平与国民党短兵相接的斗争是了解和认可的。

　　

　　▲徐悲鸿 1948年 奔马 立轴

　　1949年，迎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作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徐悲鸿继承和发扬我国文化艺术传统的同时，吸收西方的艺术精华，使二者巧妙地融合为一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北平解放前夕，他赠尹瘦石先生一幅奔马图，并题：“‘戊子岁’阑，北平将解放之际，悲鸿兴奋写之。”还题写了“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的句子，以此抒发他内心的无比喜悦。徐悲鸿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

　　北平和平解放后，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盛大的宴会。被邀请者是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徐悲鸿也在被邀之中。1949年3月，徐悲鸿受周恩来委派，作为以郭沫若为团长的共13人的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在布拉格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

　　1949年下半年，徐悲鸿写信给周恩来，请求派艺专的师生参加北京郊区的土改工作，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实际生活锻炼，对学生们在艺术道路上的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全国英模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徐悲鸿不顾体弱多病，创作了油画《骑兵英雄邵喜德》，并画了《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肖像。

　　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上，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及所属机关人员名单，宣布徐悲鸿为由国立美术学院（即原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改建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新中国的美术事业。周恩来称赞徐悲鸿在政治上过硬，是站得出来的。徐悲鸿选择留下来，并在北平解放前夕坚决保护学校，拒绝南迁，立场鲜明，这也说明是党的指示和关怀，给予他的勇气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