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儒学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独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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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D：ipress   元朝统治者也希图利用儒家学说以巩固其统治，但儒学在元代并不像历史上大多数朝代那样尊崇，伯颜等权臣还曾竭力排汉抑儒。儒士的社会地位很低，以致被郑所南《心史》说是“九儒十丐”。

　　随着日本、东亚四小龙和中国经济的起飞，“儒家文化圈”也成了近几十年来的一个热门词汇。这个文化圈也称为中华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其核心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及政治、社会、文化制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书面语言和书写方式（汉字）也是这个文化圈的共同特征。儒家文化圈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而在在日、朝、越诸国中，越南是最早接受儒家文化的，这是因为在汉朝以来的一千多年中，今天的越南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儒家文化也得以移植到此。在朝鲜半岛，早在公元前1世纪至7世纪间，高句丽、新罗、百济等征求已先后接受中国的文化。到了高丽时代（917-1392年），儒学传入朝鲜半岛，而高丽王朝在政治制度、考试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也模仿中国。在日本，《论语》早在4世纪就已传入，而自6世纪中叶开始推行的“大化改新”的特征就是全面模仿唐代的政治制度。在8 -12世纪间，日本还模仿唐朝的科举制度，实行以贵族子弟为选拔对象的贡举制度。关于这个文化圈的情况，我们都大体上耳熟能详。这里我只是强调：这个文化圈虽然在唐代已经形成，但是在15世纪之前，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在中国，正如陈来所说，经学在汉代刚刚开始发展，并得到政府的支持，随后到魏晋时代，一流的知识分子都被玄学所吸引去，甚至被道教所吸引，隋唐一流的知识分子，一流的精神和心灵都被佛教所吸引。当时就有一句话叫“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就是说儒学没办法收拾，很多第一流的人才都流失到道教、佛教和其他相关的研究中去了。因此，儒学的核心——内圣之学——的传统在汉代以后有一个长期的中断，到了宋代理学兴起，才致力于把这个儒学的内在传统接续起来。不仅如此，经过汉唐之间的几个世纪的战乱和民族迁徙，连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中原也已部分地“胡化”了。陈寅恪先生直截了当地说：“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 非复东汉、魏晋、北朝之旧”。他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范阳秀才卢霑，“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 或仕赵, 两地皆多良田畜马, 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 击毬饮酒, 马射走兔, 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因此之故，《新唐书》明确地说：“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到了宋代，儒学发生了重大变化。陈寅恪先生说：“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这个“新儒学”即两宋理学，其中又以朱子（朱熹）之学为集大成者。其产生是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强有力的复兴。这个复兴是儒学自身变革的结果。在儒、道、释三教思想长期共存、冲突、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儒学发生了重大变化。魏晋时期，它被进行玄学改造之后，而到了此时，又被进行了佛、道的改造。改造后的儒学，既保持了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又吸收了佛、道两教的一些思想，以及这两种宗教的大众接受性。因此，“旧儒学”仅只限于部分学者中，而“新儒学”逐渐进入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而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形成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而又影响久远的儒学运动。然而到了元代，情况发生逆转。蒙古统治者不重视儒家学说而尊崇各种宗教（特别是佛教），所以《元史》一再说：“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元兴，崇尚释氏”。元朝皇室带头崇佛，忽必烈“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并下令给佛教寺院的田产以免税的优待。迄至顺帝时止，元朝历代皇帝都崇信佛教。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国各地大建寺宇，“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元朝还建立了特有的帝师制度。至元七年（1341年），忽必烈晋封西番僧八思巴为帝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地位极为尊崇。元英宗称元世祖“启沃天衷，克弘王度，实赖帝师之助焉”。从八思巴到辇真吃刺失思，终元一朝，共有12名西蕃僧被封为帝师，可见朝廷对佛教的优宠。元朝统治者也希图利用儒家学说以巩固其统治，但儒学在元代并不像历史上大多数朝代那样尊崇，伯颜等权臣还曾竭力排汉抑儒。儒士的社会地位很低，以致被郑所南《心史》说是“九儒十丐”。中国尚且如此，在中国之外的越南、朝鲜和日本等地，情况更可想而知。越南在宋朝以前一直是中国的郡县。赵佗建立南越国时，儒学就已传入越南，两汉时期派往越南的地方官吏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整顿社会秩序，移风易俗，并实施儒学教育，输入儒家经典。影响最大者当推东汉末交趾太守士燮。他精通儒学，对《尚书》、《左传》等经典颇有造诣。治理交趾四十年，“习鲁国之风流，学问博洽，谦虚下士，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士燮因此被称为“南交学祖”，被尊为“士王”，先入越南帝王庙，后又入文庙，越南旧史称之，“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哉！”后经魏晋至隋唐，依靠国家政权的倡导、地方官吏的推行，以及南迁的中原文人学者的宣扬、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密切交往，这一切都推动了儒学在越南的深入传播。尤其是唐代，国势强盛，在交州设立了安南都护府，地方官吏也注重兴办教育，提倡儒学，以儒学移易风俗。交趾本地士人亦络绎不绝地游学中原，并可以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入仕为官。唐朝著名文人杜审言、刘禹锡、韩渥等也都曾流寓安南。然而，此时儒学虽然已在越南具有一定地位，但传播并不如佛教广泛，也不像佛教作为一种信仰为民众接受。在越南独立初期的吴朝（939-965年）、丁朝（968-980年）和前黎朝（980-1009年）三朝依然奉佛教为国教，实行崇佛抑儒的政策。直到李朝（1009-1225年）建立，局面才开始发生变化。虽然李朝仍然崇尚佛教，但统治者已改变以往唯重佛教的政策，开始重视儒学，推行儒、释、道并尊的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提高儒学的地位，因此佛教也在李朝达到鼎盛。到了陈朝（1225-1400年）末年，儒学形成取佛教而代之的趋势。

　　

　　▲ 越南孔庙供奉的孔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