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忠臣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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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退位诏书，长达267年的统治告一段落。
        然而，从帝制到共和的转身，并非一纸诏书那么简单。自清帝逊位那天起，一批满族旧臣就暗中致力于恢复前朝旧制。其中，一位名叫铁良的前清大员屡屡现身，张勋复辟时，他是溥仪的弼德院顾问，筹划“伪满洲国”，他亦参与了活动。不过昔日的荣光已不可寻，正如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报纸上介绍前清遗老们复辟活动时的标题，“满梦匪势猖獗”——不管谁登基，人们已经不需要皇帝了。
        目睹人人喊打的情形，不知铁良会不会忆起当年他代表朝廷南巡的一段往事。那时的铁良，风光无两。
        铁良南下
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下诏招抚义和团，一口气向十一国宣战，其结果众人皆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携光绪仓皇西逃。
        另一件令慈禧大跌眼镜的事是，下诏后五天，以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盛宣怀为代表的东南各省督抚，违背中央政府指令，非但不同列强开战，反而与各国领事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史称“东南互保”。千疮百孔的大清已全然没有了威信，这让老佛爷始终耿耿于怀。
1903年12月，清廷应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建议，设立了全国新军编练领导机关“练兵处”，令庆亲王奕劻总理，袁世凯会办，铁良以户部侍郎的身份“襄办”。显然，清廷此举除了强军，更有收缴地方督抚兵权的深意。
        练兵就需要大笔经费，袁世凯的直隶拿不出来。于是，清廷决定向各省摊派，号召“各督抚务须不分畛域，共济艰难。”另据盛宣怀在京师的眼线报告：“慈圣（慈禧）对练兵一事非常着急，因筹款事几至寝食俱废。”
但是，地方势力经营多年，财务多已自成一体。指望地方主动“割肉”毫无可能，朝廷必须有人亲自出马推动此事。
        铁良就是执行这项急务的上好人选。
        从履历上看，铁良并没有多少引以为傲的家史可以炫耀。他1863年出生，为镶白旗人。祖父曾为江西吉安知府，但是随着祖父和父亲的相继去世，家境败落，最贫苦时一度断炊，铁良之母曾命其拿三方旧砚台出外售卖，终日未得一钱。无奈之中，铁良只得放弃科举，自研财经、军事，后来从神机营月薪一两的“书手”干起，历任通政司参议、大理寺少卿、户部侍郎等，最高做到了陆军部尚书，可谓一步一个脚印。
        没有显赫背景而能步步高升，自然是因为其能力确有过人之处。据载，无论对于贸易、税收，还是陆海军建制、训练等，铁良“皆深研之而沿窥其奥秘”。根据美国驻南京副领事Gracey的说法，铁良是一位“能干、头脑清楚、聪明敏锐、性格果断”的强势官员。
        更可用的是，他一向是“满人中深于种族之见者”，坚定维护朝廷旧制。据说，铁良执掌陆军部时，有某司员汇报公务，说了当下最时髦的词汇“改良”，铁良立即问：“你刚才说什么？”该司员“惧而谢罪”。
1904年7月17日，朝廷颁布谕旨，令铁良南下考察江南制造局移厂一事，“顺道将各该省进出款项，及各司库局所利弊，逐一查明，并行具奏。”显然，后一句话才是重点。
        地方对其用意也心知肚明。在铁良的第一站上海，当地的《警钟日报》便以《民穷财尽何以堪此》为题，指责铁良此行是为了“收括东南之财富以供北京政府之挥霍”。两江总督魏光焘还指示手下迅速造假清册，弥补亏空。看上去，铁良此行难度不小。
        事实证明，担心是多余的。
8月20日，铁良离京，先后前往上海、苏州、南京、芜湖、武昌等地，至次年年初返京时，八个省份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土膏捐税”已被铁良收归中央；张之洞、魏光焘等督抚的勇营武装，或被改编或被解散；江南制造局的大笔经费及用人权亦被铁良夺走。至此，地方势力大为削弱，中央实力一时猛增。回京后，铁良复奏折文长达万言，详明切实，慈禧太后大为赞赏。
        不过，更多的人，对这个清廷能吏切齿痛恨。1905年2月，铁良南下任务完成，北返回京，路过河南安阳，因天色已晚，火车不能行走，铁良下车乘轿前往城中的行馆休息。途中，革命党人王汉突然奔向轿前，向轿内连开三枪，可均未击中铁良，随后跳井自杀。
        但是，革命党并不是铁良最大的威胁，劲敌才刚刚浮出水面。
        铁良的劲敌
1895年的袁世凯，心情想必不错。
        这一年，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收场。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马关签订合约后，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闲谈。李鸿章抚今追昔，一声长叹：“人才难得啊！”伊藤博文听后问：“袁世凯现任何事？”李鸿章：“小差事，无足轻重。”伊藤博文说：“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才，竟然无足轻重，难怪没有人才啊！”
后来，袁世凯在给其兄的信中颇为得意地写道：“弟自韩归国，除二三挚友外，余都白眼相加。自中外报纸记载伊藤与爵帅一席谈，一般大人先生见之，咸以青眼相加。”
早年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朝鲜时，袁世凯几乎以一人之力多次抵制住了日本势力的渗透。对于日暮西山的大清来说，思想新派、智略过人的袁世凯无疑是最迫切需要的人才，对此，吃了不少苦头的日本人显然看得清楚。
        同样清楚的还有荣禄。
        甲午战争末期，面对战局，清廷已然意识到编练新军的重要。1894年11月，清廷下令成立“督办军务处”承办此事，步军统领荣禄是三个会办之一。1895年9月，袁世凯在京见到了荣禄，据他本人回忆，当时荣禄正在物色编练新军的人物，便详细咨询他最新外国兵制，袁世凯即以德国陆军制度详细答之。荣禄听了非常高兴，立即把他推荐给李鸿章，两人遂合奏于光绪。光绪随即亲自召见了袁世凯，并下令由他督练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原本是李鸿章的幕僚胡燏棻督办的，位于天津小站。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到任后，将其打造得有声有色。七千人马，清一色普鲁士军装，煞是精神。全军一律习新式洋操，根据德国陆军条例、条令进行训练。士兵年龄需在二十到二十五岁，力气要能平托一百斤，走路要一小时走二十里。装备也均是最新式的德国武器。同时，袁世凯制定了严格的军纪，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曾有一个军官躲在田地里吸食鸦片，被袁世凯发现，尽管这个军官跪地求饶，但袁世凯依然拔出佩刀，当场手刃了此人，此事一时震动全军。从此，再无人敢在军中吸食鸦片。一番举措下来，新建陆军成了帝国最具战斗力的部队。
        袁世凯尤为注重在军中培植个人势力。他先后物色来了北洋武备学堂优秀毕业生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找来了正在丁忧的老相识、翰林院编修徐世昌，还有唐绍仪、王英楷等等，均委以要职，引为亲信。这批人后来都跟随袁世凯步入民国时代，显赫一时。还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每天上下操集合时将领都要问士兵：“咱们吃谁的饭？”士兵齐声回答：“咱们吃袁宫保的饭！”官长又问：“咱们应该为谁出力？”士兵又齐声口答：“咱们替袁宫保出力！”
1902年，袁世凯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辛亥革命时为世人侧目的“北洋六镇”即从此孕育。这支部队的主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时期袁世凯的嫡系军官。
        袁氏势力扩张，满族亲贵当然有所警觉。1896年5月，御史胡景桂就在指使下弹劾袁世凯“徒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妄谬，为害一方”。清廷遂派荣禄去小站调查。但是，深知袁世凯可用的荣禄不但给袁世凯洗刷了罪名，还称赞袁世凯是“不可多得之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