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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人類正常社會」理論系列（5）： 在紐約簡談人類正常社會秩序
徐文立在紐約簡談人類正常社會秩序 ——「漫長的聖誕夜和我對未來正常社會的願景」講話 （2016年7月2日） （整理稿） （2020年9月21日重新修改發表）
2016年7月2日徐文立受「大紐約區美華民主正義聯盟」的邀請，在紐約法拉盛「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發表了題為「漫長的聖誕夜和我對未來正常社會的願景」的講話。這是錄像的整理稿。
講話錄像的鏈結：
目錄
1）徐文立「漫長的聖誕夜和我對未來正常社會的願景」講話
2）「漫長的聖誕夜和我對未來正常社會的願景」講話的補充和說明
「漫長的聖誕夜和我對未來正常社會的願景」講話 （賀信彤 整理稿） 徐文立 （2016年7月2日）
尊敬的鼎（王鼎鈞）老 尊敬的各位前輩、各位先進 尊敬的各位朋友們： 下午好！
我剛來到美國不久的時候，有位朋友告訴我，在紐約，能找到十個人聽你講話就算不錯了。但是，沒想到14年過去了，今天下午還會有這樣多的朋友、前輩，還有99歲、100歲的尊老們來到這裏，所以讓我感到有一點惶恐。
能得到這樣的機會，我首先要特別感謝張學海大哥，他的努力，他的安排，才使我有這樣的機會。同時我還向大家報告，我就在三天前，收到了來自臺北中華民國政府對我父親抗戰時期的業績作的表彰——紀念章、還有馬英九總統簽署的證明書。這一切也都跟張大哥的努力和幫助分不開，所以我要特別地感謝他。同時要感謝「民主正義論壇」給的機會，能夠讓我在這個地方講話，再有就是「僑教中心」提供的這樣好的場地，所以我特別要感謝褚總幹事長和「僑教中心」所做出的各方面的努力。
客氣的話就不多講了。下面我們就進入正題，我今天講的內容大概分兩個部分。
因為，現在報出徐文立這個名字，不要說社會上，就是在座的，可能很多的人也不知道誰叫徐文立，曾經有一位斯坦福大學的教授問，「徐文立講話，徐文立在哪呢？」我站在那了，她還在找誰是呢，因為她聽說徐文立是位女士；她覺得不相信這就是徐文立。很多的人對徐文立這個名字已經淡忘了，不知道他曾經做過什麽，其實這很好，歷史上的很多人都被淡忘了；不要存被別人記住的指望。
但是今天不然，就是要讓大家知道一些，大概地了解徐文立到底是誰、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相信在法拉盛生活的老朋友們還記得14年前，《世界日報》的頭版，套紅地登過這樣的一條消息（出示當年的《世界日報》），就是說徐文立來到了美國，他們很客氣地稱我是「民運的老將」，另外，還有個副標題可以看到是「江澤民送給布什的聖誕禮物」。這個副標題讓我心裏頭有點不大舒服。一個人麽，或者還算是個人物的人，被人當個「禮物」去送，這實在有一點點尷尬……，如同1993年作為一個「籌碼」，把我從監獄裏頭提前「假釋」出來，「籌碼」這個詞也讓我覺得不太舒服，但是不管怎麽樣，那是我曾經的經歷，過了這樣的一些階段，使得今天看起來這個人有一點像出土文物；那麽，我今天就把這個出土人物是怎麽出土的過程，大概跟大家報告一下，也就是我「漫長的三十六小時的聖誕之夜」。
我是1978年開始從事民主運動的，當時中國大陸北京有一個民主墻，後來在臺灣也有一個民主墻。我後來去台灣跟施明德先生見面，談起這件事情，他覺得很親切。
我們是1978年開始的，那是1978年的11月26日；本來應該是11月28日，是我女兒的生日，我是想把我和戴學忠要創辦的一份民辦的刊物獻給我女兒，後來提前了兩天，發布了當時我創辦的一份《四五報》後來叫《四五論壇》的民辦的刊物。可能因為你們在美國生活過，在臺灣生活過，或者在香港生活過，會覺得出一份民辦刊物算什麽？我們有的是！大家要知道在中國大陸就是不成了。中國大陸那個時候，特別是自從1957年之後，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就讓毛澤東和共產黨給打斷了，大批敢言的、正直的、甚至響應他們共產黨號召、大鳴大放提些意見；或者家庭出身，甚至按比例地被打成敵人，而且株連親屬，被殺、關、管，於是不大再有人敢說話，萬馬齊喑啊！我們要辦一個民辦的刊物，不同於它中國共產黨，要宣揚建立一個多元社會的政治主張，不大有人敢說、更不敢付諸行動。
我們在發刊詞中說：除臺灣、香港、澳門等地以外，中國大陸沒有一個不同於中國共產黨政府聲音的刊物，所以我要創辦這樣一個刊物；政治主張很顯明：就是多元化。
這是1978年11月26日的事情，可是未曾想到了幾十年之後，人們一提起民主運動，就問我：「你認識王丹嗎？你認識1989的人嗎？」根本不知道1989年的前十年，1978年開始，中國大陸曾經有過一段民主牆的歷史。因為對於歷史，中共最善於閹割它不喜歡的和捏造它喜歡的，這是它的「一貫的拿手好戲」。
《四五論壇》的存在跨了三個年頭（1978-1980），在民主牆是辦得最早，被迫停刊最晚的一份雜誌，一共17期。（最遠的訂閱者在西藏林芝、還有官方的《人民日報》和團中央、世界各國大使館及各洲留學生，最年長的讀者可能是地質部的老專家黃汲清先生。）
1980年初，不得已的停刊得到了編輯部全體成員的一致簽字同意。
另外，在這個期間有秦永敏、傅申奇、楊曉蕾、劉二安等等人，想組織一個名叫「中國民主黨」的反對黨組織，希望我參加，當然那時候沒有公開，秘密商議；我認為時機不成熟，他們同意我的意見，放棄了。這是1980年春節前後的事情，是準備在武漢召開的一次會議。
1980年6月10-12日，我又在北京的甘家口，組織召開了「甘家口會議」，還是秘密討論建立一個反對黨，後來大家一致決定，主動放棄。
所以我本人在1978年的民主運動當中，既很榮幸，也很不幸地被判了「民主牆案」最重的徒刑：15年徒刑4年剝權。第一次就被判了15年徒刑，是因為雙重罪：組織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當時還不叫顛覆國家政權罪。
1993年的時候，中美的外交還是「蜜月期」，貿易往來已經增幅很大，過去兩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大概只是幾十億美元，在1992年的時候可能是170億美元了（我記得不是很準確；資料表明，根據中方數據，雙邊貨物貿易額從1979年低起點的24.5億美元，快速增加到1992年的174.9億美元。美方統計分別為23.7億美元和331.5億美元。）
（注：最惠國待遇，給予，還是不給予，區別巨大；不給予，關稅是40%；給予，關稅是8%以下。相差32%以上。）
中共政府認為如果它的產品不能大量地進入美國，很難繼續發展，鄧小平也算是很聰明吧，就答應了美國政府的某些要求，包括在1993年5月26日這一天，釋放徐文立。當然不只釋放了我，那期間陸續釋放了一些人。如果釋放了我們，那麽當時的克林頓政府就可以簽署一個命令，否決美國的上院和下院，即參議院和眾議院不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議案，也就是說，美國要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倘若如果參議院、眾議院還是想否決，那起碼要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員再投否決票，才可能推翻總統的決定；這在兩黨政治較為平衡的美國國會是很難做到的。於是乎，就於5月26日釋放了我，克林頓政府在6月3日或6月4日就可以在白宮簽署一個總統令否決上下兩院的議案；以此，安撫反對的聲音。
因此，我在1993年5月26日得以假釋，那時，我已經被關押了12年48天。總的來說，我兩次被關押的期間，可能因為我有相當的國際影響力，所受的待遇應該算是比較好的。有的人就故意以此為藉口說，徐文立的待遇太好了，好到讓我們懷疑他是不是共產黨培訓的高級特務，（笑）是有這樣子的說法啊！當然，外人怎麽樣說，倒也無所謂了，兩次坐牢總共16年多，事實擺在那裏。經歷煉獄，是從事政治生涯的不可避免的磨練，而我，是對得起自己良心的，仰對得起天，伏對得起地，也無愧於自己所從事的偉大事業，我們的理想是值得我付出自己的青春年華，甚至是犧牲自己生命。我不在乎別人的誤會、甚至是刻意抹黑，詆毀。一路走來，我自己從來無怨無悔，內心坦蕩。
我在兩次被關押的16年當中，大概有10年左右是可以打羽毛球的。我每天有二次放風，可以打羽毛球，可能某個人沒有這種待遇，事後，我也實事求是，不誇大賣慘，才生出了那些「閒話」。當然，也並不是16年都是這樣，有5年的光景，因為我在剛剛入獄時，利用「單獨關押」私下寫了一本書（即《獄中書之一 的「獄中手記」：我以我血薦軒轅》，在美國發表了；這在中共監獄史上，之前恐怕是從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他們自然惱火。於是他們就把我放在一個三平米的反省小號裏，這個反省號衕道，一共有十幾個反省小號，全部騰空，就關了我一個人在那個地方，在反省號整整被禁閉了五年之久。而且，不讓我的親屬跟我見面，在我的再三要求之下，可以一個月寫一封信。
但是，寫信的內容和字數早就開始限制了。我從1981年4月9日深夜被捕，中共政府完全違反他們自己制定的「訴訟法」，不通知我的家人：被捕的理由和關押地點。我的家人一年半之久不知我的下落和死活，四處走訪、打聽，備受刁難和羞辱，我太太急得異常消瘦並突生腫瘤。待我1982年9月左右從北京公安局看守所轉進了北京第一監獄後，才開始允許我給家裏寫信，我自然什麼都想告訴我的家人和老母親，我一口氣寫了20幾頁，他們就找我，說，你不可以寫這麽長的信，我說，不可以寫這麽長的信，那寫多少頁為好呢？他們說，兩頁紙。他們沒想到，我把這20多頁的內容都寫在這兩頁上了，兩面寫滿了。寫完了之後他們又說，還是不行，你不能寫這麽長的信。我說，那你們幹脆告訴我，寫多長為好，他們說每封信不能超過2000字，所以如果大家看過1996年香港出版的《徐文立獄中家書》的人，就可以看到，我的那些家信幾乎每一封信都是2000字，或接近2000字，總歸不超過2000字。
我1998年第二次入獄，開始一直還是2000字一封信。
2008年在香港出版的這本《人類正常社會秩序概論》，是我第二次在監獄裏快要出來時，寫的五封信的一個匯合本（當然，當年我在獄中被高度「隔離」，並不知道即將出獄的準確消息；我第二次判刑13年，剛剛坐牢4年多；只是從我太太探監時的暗示中，判斷有可能提早出獄；但是也不相信會提前那麼多年；但是，這次寫信，我奇怪的發現他們不再在一封信2000字上和我計較了，甚至我試著寫的越來越長，一封信可以寫近萬字；這，我才得以比較充分地寫出了我這本《人類正常社會秩序概論》，簡直就是「神蹟奇事」！神助、天助也！我最後再講這個話題。
雖然，我在那里頭，有10年光景能夠打羽毛球，得到了比較好的對待，還有特殊的小灶待遇，但是我也坐了5年的反省小號。反省小號很高，大概有五米高，怕人上吊吧；小號的門不許關，在我門外，有一個也是犯人的人（所謂雜務），面對著我，看著我，24小時地看著我。另外，他們從日本進口了一個索尼的監視設備，安放在牆犄角2多米的高處監視我。對不起，我也很淘氣，我曾經趁他們不備的時候，我順鐵柵欄門，爬上去，看了一下子它是個什麽機器，是個索尼的監視器。你想想，1985、86年的時候，這樣的監視器全世界還很稀有呢，不像現在，各處、滿大街都是，他們從日本進口的這麽個東西，監視著我，也沒起過什麽作用。當年，那種機器有個毛病，啟動和關閉，都會有一個輕微的「啪嗒」聲；而且他們只允許一位領導值守，他在一個不大的辦公室再隔出的一個小半間的黑小屋裏看，處境比我也好不了多少；看了些日子，他也看不出什麼名堂，他也煩了，不再看了，「啪嗒」的聲音也就沒有了。
我在這個環境中，苦熬了5年！
冬天很冷啊，因為他們把暖氣包給裝錯了。有裝暖氣常識的人都知道，那暖氣是有氣暖包、水暖包之分的，不能用氣暖包去做水暖包，否則那暖氣根本就不起作用。很冷！雖然他們也不斷換大一點的直接燒煤的爐子，也還是冷！
我要內穿棉毛衣褲、加毛衣褲再加棉衣褲，外加我用一套新的棉衣褲改製的、從上蓋到下的大棉坎肩。
全因為我堅守了「零口供」，絕對不透露我的那本在美國發表的書，是怎樣出了監獄的。因此，他們幹警一傳十、十傳百，都認為和我打交道，仗義、安全；北京「一監」的警察都佩服我的死硬、有尊嚴，作為人他們也厭惡慫包軟蛋。反省號的警察頭說了：老「零幺」（001-他們為我內定的編號，不希望其他人知道我的真名實姓）不是說「冷」嘛，那就他要多少條被子，就給他多少條，以致我的床下鋪的棉被如「席夢思」墊那麼厚；同時，也才可能用一套大號的新棉衣褲改做成了一個大棉坎肩。
夏天很熱，沒有窗戶，熱到什麽程度，雖然我不用勞動，也不用做什麽，還是汗流如注，最後只能穿一條短褲，背靠著水泥墻降低一點自己身上的熱度。這時候，反省號的警察頭就不斷讓看守我的犯人們給我水喝，和供涼水讓我擦身體。
在這個地方熬了有五年之久，是我人生當中可能最艱苦的五年。 （當然，關在這裡時間久了，他們的監管也松了許多，就有了我養蜘蛛、小刺蝟、小貓和小狗，養花，甚至練就一雙分辨飛行中蚊子公、母的「火眼金睛」的趣事，今後再講吧。）
後來，1993年就因為克林頓政府用最惠國待遇為條件把我交換出來，假釋出來，當時我已經關了12年之久。我的女兒再看到我時，當時眼淚就掉下來了——她說，沒想到爸爸會這麽老！
我也從三十多歲到五十歲了。
可是，我這個人還不安分。可能大體如范似棟記述的，孫維邦那些不盡準確的說法：「通過坐牢我覺得徐文立的看法是對的，坐牢之前我的覺悟沒有他那麼高。」「（我孫維邦）是以一個老百姓的身份對政治發表觀感，認為中共不好，是希望中共改好，而徐（文立）則好像站在了政府的對立面，並且是以一個政治領袖的姿態說話。」范似棟評論說：「徐文立表面很平和，作風也實在，有時候好像比孫維邦還溫和，但在明眼人看來，他時時露出爭奪天下的雄心大志。」（摘自范似棟《老虎》第八章第二節 青島來的異議人士）
和中共爭天下沒有什麼不對、不好，這是爭奪中共專制的天下，爭出個民主憲政的天下，中共不可能出讓它的權力。其中組建反對黨是最自然、最必要的政治上的「雄心大志」；對此，不能沒有想到，我們不但當年就想到、而且做到了，有些所謂的政治「大」人物過去謾罵、譏諷中國民主黨的組建，現在又去偷和搶，不知是可恥、還是可憐！
1993年我出獄之後，一直在秘密地組建「中國民主黨」，逐步開始形成了我、査建國、高洪明、劉世遵、何德普聯繫武漢秦永敏等等地方為核心的建黨團隊；不然不可能1998年在北京憑空「蹦」出這個五人核心團隊。況且，在全國的中國民主黨「組黨」活動，被中共連續兩年強力鎮壓之後，唯有北京黨部公開堅持到最後，2002年最後一任負責人何德普入獄前，發表了《中國民主黨迎接二十一世紀宣言》（2016年7月1日已故王建軍先生秘密執筆），才轉入地下；浙江、四川和重慶的黨組織雖然時斷時續，也是堅持最好的三個團隊。
當然，1998年是浙江的一些年青人首先舉起了這個義旗，我和秦永敏號召了全國28個省市同時響應，所以中國民主黨是在中國大陸28個省市同時舉行成立的一個全國性反對黨。
美國政府一般是不對其他國家在美國的反對組織、流亡者組織表態的，但是唯獨南希·普羅西作為美國議長的時候，對中國民主黨做了肯定，她並說：「Mr. Xu is one of China’s bravest, most eloquent and also most measured advocates of democracy. ——徐先生是中國最勇敢，最長於雄辯，也是最能體悟「度」的提倡民主人士之一。」她祝賀了中國民主黨在美國召開的二次海外代表大會。在王炳章、廖燃和中國民主黨後援會的努力下，我和秦永敏、王有才共同得到了1999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所以，中國民主黨是一個有一定國際影響和得到國際社會承認的中國反對黨組織。
很可惜，紐約法拉盛有很多叫「中國民主黨」的，對不起，我真的不太知道他們為什麽這麽叫，這個名字可能在他們騙難民錢和美國移民局時好用一點吧，但是可以說他們很多的組織跟我們沒有任何關系，根本也沒有參加過任何中國民主黨組建的活動，也並沒有對於我們的黨章、黨綱有任何的認可，可是呢他們就是這樣叫，甚至叫「主席」，他們某一位「主席」還說：「徐文立你不要囂張，有一天是我們把你給開除出去！」對不起，至今他們還沒把我開除出去，我已經從主席的位置自動地提出了離任，我現在只是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的榮譽主席，我已經從「主席」位置上離任了。
1998年我們在中國大陸建立中國民主黨，共產黨當然惱火得很。因為你（徐文立）不但有綱領和理論，你還搞組織，居然你在197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最重視的大慶、但三十周年那一天（他們自己宣布，因為經濟情況不好，那年例行的國慶大遊行不舉行了），你徐文立居然能夠發動一次「星星美展」的遊行，就在長安街啊，就在北京啊，這個是有歷史記載的，有「時代周刊」照片為證的，他們（外國記者們和「四月影會」成員、還有從長春到北京偶遇此事件的王瑞先生）拍了很多照片、甚至錄像和電影，相信有一天會有一部紀錄片《北京之春·星星美展》公開上映。
那是在北京長安街和前三門大街上，中共三十年大慶的時候，舉行這次遊行的。其實，我當時就說了：「有一場勝仗，我可以帶你們打！不知道你們敢不敢跟著我打？」當時，有一位詩人叫芒克的，他跳到桌子上說：「老徐說了，有一場勝仗可打；不要說一場勝仗，就是一場敗仗，我們也跟他打了。」芒克這一句話就把這個火給點起來了，然後我們舉行了遊行。但是我們非常有節制，並沒有做很過分的事情；當時共產黨也做了相當的讓步，發還了扣留的「星星美展」展品、1979-1981三年分別安排在北海公園的「畫舫齋」一次和「中國美術館」二次的展出。所以，這件事情就這樣圓滿地落了幕。其實，此事對於博弈雙方都是具有可借鑒性的。
「星星美展」的藝術家們成名時，我就開始了十幾年的牢獄生涯，謝謝他們在「星星美展」十年回顧展時，還想到了我，慰問了我的親屬。
1998年我組建中國民主黨，很快就被抓了，不到一個月，我就被再次投入監獄，第一批三個人被判刑，我（徐文立）被判了13年，秦永敏被判了12年，還有王有才被判了11年。共產黨對這種事情從來就是反應很快，絕不手軟，有關這次打擊，可以從江澤民的選集查到，他明确指示：「近來有一個動向，就是國內外的敵對分子相互勾結，策劃所謂『合法組黨』，或者打著什麽別的旗號搞組黨的政治圖謀，實際上是想在中國搞出一個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反對黨，最終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對他們的這種政治野心，我們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風吹草動，必須立即制止在萌芽狀態，必須堅決徹底地粉碎他們的這種企圖，切不可心慈手軟。」
因此，我再次地被投入監獄，判了13年。這時候，美國政府確實可以說是，下了非常大的力氣，又來救援我。所以，我每見到美國政府領導人的時候就會跟他們說，很對不起，一再讓你們辛苦，讓你們費心了。
這一次，他們費的心真的是很巧妙。
就是在「911」之後，上海舉行了一次APEC會議，在會議進行中，美方向俄羅斯總統普金公開地說，我們會邀請你到美國來訪問，不但紅地毯鋪在白宮，而且會請你到得克薩斯布什總統的家鄉去烤牛肉。這在美國，是最高的外交禮儀。那麽，當然普金很高興就答應了。這件事情很快就傳到了江澤民的耳朵裏，大家知道，江澤民自認為他是大國領袖、又是特別好虛榮的人，他認為，你布什在我江澤民發跡之地上海，請普金卻不請我，這是非常丟他面子的。所以，他毅然決然地決定，用外交途徑跟美國談判，他也要在他離任前最後一次來美國的時候，享有同樣的待遇：進白宮，同時到得克薩斯布什的家鄉去烤牛肉。（真的實現的那一天，從電視和照片上，可以看到江澤民一反一貫在公眾場合注意照護夫人王冶坪的禮儀，一個人「失態」地、迫不及待地大步走向布什的家，置王冶坪於不顧，後來還是布什夫婦主動去攙扶了王冶坪。）
江澤民為了這頓烤牛肉，不惜讓給美國機會救了我。
美方就提出來了，你這個要求並不高，很容易達成。那怎麽辦呢？你們就把徐文立釋放了吧。那，江澤民私下里就已經決定了，把徐文立釋放了。可是蒙在鼓里的、和美方初期談判中的中國公安部和國安部，還一再堅持「放誰，我們也不可能放徐文立」。可是外交上已經答應的事情，他們也不可能反悔，所以，才有這麽一句話：「作為聖誕禮物送到美國」，就是這麼來的。
在2002年的12月24日，我在我的祖國——中國度過了24個小時的聖誕夜，來到了美國還是聖誕夜，所以我這個聖誕夜是36小時之長。離開自己的祖國的時候，西面是紅霞滿天，到了美國紐約的這一天，如果大家有記憶的話，2002年12月24日的紐約是銀色的聖誕夜！下著雪。所以，我是在夕陽紅滿了天離開了祖國，然後是白色的聖誕之夜來到了美國。這就是我漫長的36小時聖誕夜。
下面，我想講一講跟我這本書有關係的一些話題。今天，不可能很詳盡地來講我這本書，我這本書的名字叫的有點大，它叫《人類正常社會秩序概論》。可能很多的朋友會問，人類有正常秩序嗎？我個人認為是有的，是什麽樣子的一個秩序呢？我這本書當中有講，今天就不會去細講這本書的內容，但是我會從三個角度、三件事情去講一講跟這本書有關係的內容。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記得今年（2016年）6月5日，在世界上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這件很大的事情可能跟我們中國人關係不大，所以我們中國人恐怕不太會在意。這是件什麽樣的事情呢，我也不要買關子了。這個事情就發生於遠在歐洲的一個小國，這個國家很富裕、很和平，它叫瑞士。它舉行了一次全民公投，這是一個最喜歡搞全民公投的國家，這次公投的內容是什麽呢，就是未來，由政府給每個成年人、小孩子發錢，也就是無償發福利，你就躺在那兒，什麽事情也不做，一個月就要給你多少錢，多少呢——成年人要給每人每個月相當於美元2,600元，對不起，我這是把瑞士法郎和美元大概折算的結果；也就是說，你什麽事情也不做，每個月國家政府就要給你美元2,600元，每個小孩子大概給700美元。也就是說，夫妻兩個人就可以拿到5千多，再加上小孩子的，你想假定你有兩個小孩子也有1千多，這是可觀的數，對不起啊，我的數字概念比較差，大概四口之家這個錢數是很大的，就是說你還可以什麽事情也不做。可是，大家知道瑞士全民公投的結果是怎樣？百分之七十幾的人投了反對票！把這個議案給否決了。那麽可能一些人會說，瑞士人怎麽這麽傻呀，白給你錢，什麽事情都可以不做，坐享其成……。瑞士人說，沒有免費的午餐。你今天得到這個，結果不知道今後會怎樣？我們只是簡單舉瑞士一個例子，它今年的財政收入大概是660億，可是這個計劃如果實施的話，要付出2000個億，也就是財政收入的差額是1300個億，這個1300個億從哪裏出啊，如果經年累月下去，瑞士非得把自己的那些老底全都吃空了。所以瑞士人覺得不可以這樣子。
那麽，我再舉第二個例子，我是在中國大陸成長的，我早年也是很相信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曾經很擁護他們，很支持他們，後來慢慢覺得不對了，什麽時候開始覺得不對了？下農村、當兵、進工廠之後，一直到了林彪事件出現之後，我徹底地轉變了，這個過程我就不講了。
只講一件事情，我小的時候，上初中的時候，不知道你們聽說過沒有？毛澤東、共產黨號召要深挖地、打麻雀、還有大煉鋼鐵，讓全民都煉鋼鐵。深挖地怎麽個挖法？我那時候初中，本來就吃得到的東西不夠多，讓我們挖是兩個人以上高（大約3米5左右）的土地，從底下，把這個土地的土翻、翻、翻，過渡兩道埂才能把它從底下翻到上面。就這麽一塊地方，也就如我們現在所坐的這麽個地方的一半不到，一個星期都幹不完，一個班級的人有三、五十孩子，幹一個禮拜都幹不完。要這樣子地深挖地，說這樣深挖地的結果是可以得到高產。有些真正懂行的老農民說，見鬼了，底下都是生土，生土沒有我們現在都懂的腐殖質，怎麽能夠高產呢？毛澤東當年就號召這樣做，大家也就跟著做，全國都這樣做啊，不是這個學校做，那個學校不做，打麻雀，用氣槍打（當年中國大陸極少人有氣槍），用彈弓打，然後跑到樓頂上去敲鑼，在同一天都去敲，說這樣麻雀就沒有地方落，他們就會自己累死，但是山林那麽大的地方，他們會跑掉的。可是，當時中國就是這個樣子，（一個「皇帝」只要他能夠做到「指鹿為馬」，他就能夠順利地實施他的獨裁統治）。而且毛澤東還很會糊弄我們老百姓，說什麽「人人皆為堯舜」，中國就一個堯，一個舜吶，還是傳說，怎麼可能人人都是堯舜。那時候又說「人有多大膽，地就有多大產」。最後，一畝地過去收成是二百斤、三百斤，在中國傳統上就不錯了；毛澤東相信在他的領導下能夠出萬斤，甚至幾十萬斤，他就這樣子吹了，吹的人們都很高興，毛澤東還說中國人能——「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所以，直到今天，大家回想一下，你們接觸過的、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大部分人的口氣是不是都很大，你說一年我掙十萬美元，他會說「咳，十萬有什麽？只要給我個機會，我能掙一百萬、一千萬」。你說這個樓不錯，他就敢說「我把它買下來」。可怕的是，經常有人不以為是在吹牛啊，心里頭想的就是這樣。當然，我不是說我們中國大陸的人不好，受那種教育鼓動的結果就是那樣不動腦筋地容易膨脹，膨脹的結果怎樣呢，最後大家知道：餓肚子！餓死幾千萬人、以至「易子而食」啊！因為把牛X吹得太厲害了，而且認為靠所謂政治覺悟就能做到這一切。
那麽，最後得到的結果你知道是怎麽樣的嗎？在政府部門工作的人，能夠做到什麼程度，居然在上班的時候除了拿一張報紙看，喝一杯茶之外，還可以打撲克、下象棋，一個政府機構能夠做到這個程度。工人怎麽樣呢，工人在家裏頭沒有洗澡的條件，就每天到工廠去洗個澡，然後就沒活幹，呆著。農民怎麽著？也很聰明，高粱地一起來時，就在「青紗帳」裡抽煙去了，或者玩個小牌或賭個博。這樣的國家能夠讓人們吃飽肚子嗎？所以，在大躍進之後，就是三年天大的飢荒啊，不是自然災害，他們硬說是自然災害。氣象記錄，那三年沒有發生大的自然災害，最後的結果是幾千萬人餓死！當然各國學者的統計數字都不會一樣，但是至少共產黨不能否認確實有餓死幾千萬人的事情發生。為什麽是這樣的，大家可以想想，就是牛皮吹過頭了。下面我還要講根本性的原因是什麽。
最後我再講一個例子，在2006年的時候，我去瑞典訪問，瑞典這個國家覺得就是個天堂似的國家，感覺瑞典的人一定是非常的講禮儀，懂禮貌，不會騙人，這樣的國家也一定是極其優美，童叟無欺。可是未曾想到，我到了那裏的第一個城市馬爾默，發生了一件事，我的印象很深，當然這事情也不能完全怪別人，這個事情首先要怪我自己。第一，我不知道他們用的不是歐元，我主觀地以為他們也用歐元，就沒有兌換他們的克朗，所以我就只是拿了歐元，覺得肯定通行無阻了；第二，可能這個當事人也不懂得歐元，但是我不大相信，她天天在那裏賣咖啡，她怎麽會不懂得歐元、克朗之區別？那是瑞典入關第一站。我居然用50歐元就只買到了兩杯咖啡，兩個小甜面包，找我15克朗。她給了我一個小票，表明只用了38克朗，但是她收了我50歐元，找給我15克朗。我後來換算，我當時的50歐元相當於他們的500克朗，38克朗，她應該找我462克朗，她卻找給我15克朗。如果她認為我那50歐元跟她們的克朗是一樣的，她應該找我不是15克朗，而應該是12克朗。這個數字我還算得出，當時我就說「No」,她居然還從她的收錢盒子里拿出了我那50歐元給我看，然後撕了這收據票就給了我，我當時因為要趕火車比較急，我妻子一個人在車上等待我（當時我怕她餓了、渴了），語言又不通，我只好接受這個現實拿了東西就走了，沒有計較。
我一想，瑞典這是怎麽了？後來在瑞典的朋友告訴我，他們瑞典人也會騙病假條了，也會說謊了，本來是不會的。
到了斯德歌爾摩之後，我又有一個非常非常失望的地方，我相信在座的很多的朋友也去過瑞典，也去過斯德歌爾摩，如果你細致地觀察一下，現在只有斯德歌爾摩城市里頭，還像一個歐洲城市；到郊區一走，你就發現已經不是歐洲城市了，它所有的郊區發展了很多的輕軌鐵路線，每條線支出去的那些地方蓋了很多只有原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和中國過去才有的那種的盒子樓，像個火柴盒一樣的一個一個的樓，為什麽蓋這麽多樓啊，移民太多了，難民太多了，都湧向了這個國家。所以就把這樣一個很富足的國家給拉「貧」到了這個程度。當然它這個盒子樓要比前蘇聯、中國的盒子樓裏面的設備要好得多，房間大一些，還有可以租用的公用桑拿房。這些條件要好一些，但是無窮盡的盒子樓延伸在斯德歌爾摩的城郊，讓整個斯德歌爾摩已經失去了原有的這種繁華、優雅，當然從斯德歌爾摩到芬蘭赫爾辛基的海峽谷當中，還是很漂亮，那些散落在海峽兩岸的房子還像珍珠一樣鑲嵌在兩岸。
我說的這三個例子，有一個共同點，什麽呢？就是人類社會從歐洲文藝復興以後，做了一個很好的事情，主張「人人生而平等」，但是同時發生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理論上誤區：「人生而平等」，難道「人生而就沒有差異」了嗎？每個人所得到的結果也就應該沒有差異了嗎？就可以簡單的「均富」了嗎？
在這個過程的千百年，大部分思想家、政治家，包括現在各國那些說起來很好聽、唯一就是想騙選票的政客們都在欺騙大家。
所謂的「政治正確」害死全人類了，政客們當然不敢說真話！像孔子那樣敢講真話的思想家、政治家幾乎絕跡！
稅，大家希望收得越少越好；福利，越來越高越好。
也就是說，「人人生而平等」這樣的思想，是對的，但是延伸成為「人人均富均等」，讓整個社會，整個世界發生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這樣的亂象，一些地區的一些人不顧他們自身的條件，湧向了那些發達的國家，反正你是福利國家，反正你對我們每個人都一樣，所以我就去「搶」這個東西。一旦入了境，上班不上班得到的幾乎一樣多，外加生孩子的補貼，瑞典已經有太多的移民不上班，一味的生孩子；原本的瑞典人也開始學會說謊，騙病假條子；不勞而獲，坐享其成，必然的結果，就是坐吃山空，就是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或者「社會民主主義」的徹底破產。加之外來人口慢慢超過原住民人口的時候，整個社會的原有的健全的主流價值觀也會完全崩塌。
我也知道，我也喜歡聽所謂「好聽」的話，也喜歡得到一些不勞而獲的所得，比如「徐文立，我們每年給你不要多了，十萬美元，過好生活就行了，也不用做什麽」，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每個人都這樣子，那麽這個社會還能夠持續下去嗎？
上帝、或曰上天所給人類社會的那個資源是定量的，是恆定的。 上帝、或曰上天所給每個人的使命是不同的，給你的天能、天性和機遇也是不同的，個人的選擇、奮鬥和機會都是十分有限。
當然，機器人盛行的時代，無償分配會越來越多的出現，未嘗不可能。可是有人進而在鼓吹：未來的世界是自由、無償、共享的世界。在我看來，這多半又是烏托邦。「謀事（雖）在人，成事（卻）在天。」
我講一個簡單的事實和道理，每個人都可能會服的事實和道理。比如說我這個人，在整個以往的生涯中可以說從來沒有太富足過，清貧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一點窮怕了，所以有的時候也想經一點商，補貼一點家用，或補貼我在政治上的用度，但是我每次做、每次失敗，不是不努力，說明什麽？我徐文立不是那塊料，天生就不是那塊料。也就是說，人一定是天生就有某些才能，後天又給了你某種機會。
當然，過去的社會當中有兩件事情不好，就是人的命運由一個人決定，由皇帝決定；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一切由共產黨決定；這個做法不好。還有就是底層的人不可以翻身，這也不好。但是，人得要承認，每個人和每個人的情況是不一樣的，你的天賦不一樣，你後天得到的東西、機遇不一樣，我徐文立經商永遠失敗，所以我後來就死了這條心，再苦，我也不會再去經商。
因為在座的各位都是有閱歷的人，說這些很容易聽得明白，比如說：有人說，「嗨，當個老板有什麽了不起的，我也可以去當」，你試試看，你真的當了老板你盡做賠錢的買賣，你掙不了錢。
美國是講究團隊精神的一個國家，為什麽講團隊，就是人的情況是不一樣的，就像打仗，不可能大家都做總指揮，都做總司令，那誰做班、排、連長啊；就像一個工廠，一個企業都當總董事長、總經理，誰去當科員，誰去當事務員，誰去當務工者？
天定的人類作為一個群體生活，就一定每個人有它的不同點。所以，我認為人類社會你必須承認：第一，人生而平等；第二，人生而有差異。人要承認這種差異，要適應這種差異；當然每個人都可以奮發，你奮發成不了的時候，你改變不了的時候，你要認可這種情況；如果不認可，社會就是一種亂象。第三點，人人都是不完美的，沒有一個人可以說我是完美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個國家最需要法治監督的是那個國家的領導人，或者是你想當國家領導人的人。
所以，我覺得人類社會的基本架構中的三個支柱是：第一，要認可「人生而平等」，是指的你的尊嚴，你的起跑線應該是一樣的；第二要承認「人生而有差異」；第三點，「人生而不完美」，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
所以，我也知道這種思想很不討巧，很不討好，特別是對於從事政治活動的人，最好是哄著大家都願意跟著他走，但是走來走去，走到一條黑道上去，他就不管了。
所以，我的這個想法，這個東西寫出來，對我來說也是蠻心酸的，你作為政治人物，似乎一定是政客，似乎理應去騙人，騙選票啊，騙跟隨者啊，你怎麽寫出這個大實話，誰跟著你走啊。
所以，第四我相信人是會有理智的。就像瑞士的國民一樣，他們懂得一旦如果這樣搞下去，他們的國家一定會被吃垮，給拖垮，也沒有那麽多資源讓人們去享受。當然，能夠讓人們接受我這樣的想法很難，就像孔子當年在亂世提出治世之道：「孝悌能夠治天下」。 關於這個道理，友人問我古人怎麽說「孝悌」能治天下？我說很簡單啊，其實真理往往就是簡單的。現在就講講這個：「孝悌可以治天下」。因為天下是由每個家庭組成的，家庭的問題是兩方面，一個上，一個下，長輩和晚輩，長輩疼惜孩子絕對不難，就是我們中國人常說的話「眼淚向下流」麽；可是眼淚從下往上流就難了，就這一點難，如果你能教化人做到「孝」，問題就好解決了嘛。上輩人疼愛下代人是無條件的，下輩人如果也能無條件地尊敬自己的長輩；「悌」是平輩相互之間的愛和「博愛」，這樣這個家庭就和諧了。個個家庭都和諧了，整個社會不就和諧了嗎？當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還是有難度的。
又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也是一個道理。
我感覺到，我們中國的古代文明是有它一定道理的，所以我就在我的書中說：中國的古代文明暗合了人類社會正常秩序，我希望大家能逐漸接受這個一點，我知道很難，甚至有些人拿到這本書，也就是看兩句就扔掉了。但是，我相信人們的理智，和人類發展過程的痛苦教訓，能夠讓人們慢慢地接受這些思想。
這就是我對未來人類社會的願景，這個願景不討巧，也不討好。但是我想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最重要的還是要誠實，把正確的東西講給大家更好一些，我不想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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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20 20: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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