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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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

　　47年前的今天——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中国当时的一号人物毛泽东身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和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接受并配戴了红卫兵敬献的袖章，此后，9月15日、10月1日、18日 、11月3日、10日、11日、11月25日和26日，毛又多次接见红卫兵和各校师生达1100多万人。在毛的直接鼓励下，红卫兵组织从此风靡全国，也掀起了中华文化史上的浩劫——“文化大革命”。

　　今天看来，这场旨在维护毛的专权而不惜毁灭文化、破坏生产、侵犯人权的祸国殃民之举，已经被多数国人所唾弃，那场比塔利班的破坏力更大的浩劫，似乎已在历史的钟声中渐渐远去。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我们冷静地观察与思考就会发现，及至今天，不仅“文革”的思维残留依然浓厚，甚至在某些地区、某些领域或者某个事件中，“文革”的影子若隐若现，如果不足够警惕并切实防范，类似的悲剧随时可能重演。

　　以最近在媒体上热闹了一个月的江西“气功大师”王林事件为例，媒体最初关注此事，很可能是出于对气功的不信任和批驳，当那个叫做“王林大师”的人被媒体盯上，部分媒体犹如打了鸡血般兴奋，从批驳气功，慢慢发展为舆论亢奋症下的集体围攻。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些媒体全然不顾职业准则，给王林扣上了诈骗、非法行医、私藏枪支、行贿等多个罪名，地方政府甚至在没有掌握王林任何罪证的情况下公开征集其犯罪线索，活脱一幅“文革式”批斗的翻版。而在部分媒体的煽动下，很多网民也陷入集体亢奋状态，以未审先定的思维，对王林大加挞伐，大有“文革”时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的态势。

　　现在看来，王林不过就是民间无数依靠杂耍赢点赞助和类似香火钱的江湖人士中的一员，在中国这种特定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这些人确有其安身立命之能和忽悠信众之才，也正是诸如王林之类的很多这种人，构筑了中国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尤其是从严密的科学道理来看，气功如同中医一样，虽然无法证实，但起码也无法证伪。对于诸如此类的东东，中国人此番在媒体的煽动下狂热揭批，实则是一种文化暴力。

　　更让人尴尬的是，喧嚣过后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过去数月对王林的集体挞伐，是个别媒体偏听偏信王林在一桩民事诉讼案中的诉讼对手邹某所言、不自觉地充当了邹某枪手而始发报道所引发的舆论效应。在长达一个月的挞伐中，众多媒体用一些道听途说和经不起推敲的逻辑，基本上只有邹某一个人的指证，便对王林猛批深挖。如此方式，恰如“文革”时红卫兵对他人的批斗方式。

　　如果说，对王林的集体挞伐，在形式上符合“文革”特征，内容上属于文化暴力和文化极端主义，那么去年所揭批的重庆薄熙来统治，则是政治上“文革”的区域性复辟。在薄熙来的“红色煽动”下，重庆法治废弃、道德沦丧、权力乖戾、全民疯狂。如果不是王立军毅然外逃，那片地区的人们，不知道还将承受多久的浩劫。

　　按理说，对“文革”这种疯狂的社会风潮，任何有常识和正常人伦的人，都会发现其荒谬之处和危险之处，可为什么只要毛、薄或少数媒体一煽动，亿万国人就那么轻而易举陷入狂热的情绪？从方法上看，这皆因宣传工作或舆论发动做得很好，从本质上看，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缺乏独立思考、习惯跟风的结果。

　　如果考察“文革”的利益属性我们还会发现，在长期的“平均主义”历史观（或称庸俗平等观）灌输下，包括对历史上屡次农民起义所打出的“均田地”、“均贫富”等口号的介绍，国人在意识形态深处多有一种不问付出只求平均的不良心态，也正是这种心态，导致很多人嫉妒财富、谋求通过斗争而不是生产获得资源和财富。“文革”时的疯狂举动中，很多就有这种迹象，人们期望通过批斗他人，实现自己的“当家作主”。

　　当今中国，一方面继续推行洗脑式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教育者禁锢人们思想、努力消解人们的质疑精神，试图以单一思维和价值标准统一13亿人头脑，在这种残酷的教育模式下，国人信奉权力而不是信奉自己的头脑，只要有人煽动，就会毫无质疑地卷入某个狂热的风潮，比如从当年风靡一时的气功热，到后来人人喊打的批驳气功，就是典型的例证。

　　当今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利益纷争日益复杂，人们越来越难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去获得自己所期望的成功，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信奉通过“群众运动”（说白了就是结伙耍流氓）去打击少数人，以从中分一杯羹。而“文革”式的集体揭批和围攻，恰恰是实现这一意图的最佳模式之一。

　　透彻分析之下我们就可以发现，只要国民的思想还被禁锢，只要利益集团和民众的鸿沟没有缩小，只要还有某类掌握话语霸权的集团存在且其乐意煽动民众，中国重来“文革”的危险性依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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