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1834－1901）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是向日本民族灌输近代西方思想的先驱者。
福泽谕吉1834年出生在一个下层武士家庭。武士家庭的尚武精神和阳刚之气深深影响着福泽。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他的家中甚至没有一件乐器，因为乐器被认为不符合武士精神的。福泽从小受到儒家典籍训练，但中国仕人中盛行的写诗作赋是不受鼓励的。福泽从小就善于动手制作和改善器物，使用工具，他从不耻于做学士文人通常认为低贱的杂事和体力活，这和四体不勤的传统中国儒生完全不同，而更多表现出日本武士文化务实的特点。在随同日本政府考察团赴欧洲的时候，福泽也将研究重点放在日常生活细节和管理制度上。例如，福泽对于欧洲医院的管理很感兴趣，专门查问运转成本的来源，以及了解银行的存取款制度。
福泽谕吉19岁开始学兰学，24岁改学英学。福泽喻吉一生都秉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纯粹的非功利的欲望。相比之下，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缺少对具体事务、工具的兴趣，一方面又缺少真正的终极价值追求，热衷于追求介于二者之间的权势和家族荣耀。福泽宣称，他决心坚持自己，如果因为理想而变得贫困，那就在贫穷中生活，如果因此而变得更富有，那就把钱随心所欲地花掉。他还宣称他只按自己的原则做事，其余则笑骂由人，自己不喜不悲。
福泽的回忆录中也专门提到他自己对中国士大夫的看法，他说他最不喜欢的就是中国文人的虚伪。“他们宣讲四德：忠、孝、仁、义，然而一旦危机来临，就变成了胆小鬼。他们中有的人过着荒淫的生活，酗酒，作诗，热衷于书法。”福泽不作诗，也不钻研书法。
日本在江户时代国学运动掀起后，兰学大盛，许多日本中心主义的国学家同时也是兰学家，对西方充满敬意。他们还对被禁的基督教充满了热情，偷偷地弄到中译的传教士的著作，甚至借用利玛窦关于基督教优于儒教的理论，来论证他所鼓吹的神道优于儒教的学说，并公开主张日本要向各种文化传统广泛学习。日本的国学派逐渐建立了这样一种文化精神：我们是日出之国，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世界的学术文化都涌向日本。中国则只知道固守自己的传统，难以包容天下的学问，所以是文化的边缘。
正因为如此，面临西方的挑战，日本要比中国有准备得多。1854年佩里送给日本人一些体现西方工业化成就的礼物，如火车模型等等，意在炫耀自己的实力，吓唬一下日本人。但美国人发现，日本人拿到这些礼物后，如获至宝，并不断提问，显示他们对这些新技术早从书上读到，而且研究过，如今真有机会看实物模型，激发了他们进一步的兴趣。
福泽谕吉说，日本人从第一次看到蒸汽机船后，只用7年就掌握了驾驶技术，并独立远航跨越太平洋。
1860年福泽谕吉25岁随幕府使节赴美，到美国惊奇地发现美国居然有“女尊男卑”的现象；美国总统的子女居然和普通人民一样生活。他觉得社会文化给了他巨大震撼，但工业技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什么超出他的想象，因为他来之前作了家庭作业，对这些内容了如指掌。
27岁再随幕府使节赴欧，32岁又随幕府使节团赴美，这三次出国使他亲自体验欧美文明。福氏于1866至1870年间，出版了三卷《西洋情事》，在日本首次介绍西洋文明（如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日本巨大轰动。
1872至1876年间，又出版17卷的《劝学篇》，亦造成全国轰动，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书中讨论“人与人平等”、“国与国平等”、“尊重国法”、“国民责任”、“论怀疑精神”、“论思想和行动一致”、“论诚信”……等新思想。1874年，他的《文明论之概略》系统地反映了1870年代日本思想界在“文明开化”口号下的整个学术思想气候和世界观。他极力批判日本传统文明，主张全力引进西洋文明，使日本早日成为文明国家。
福氏大力提倡西方文明，著书百余种。他认为，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不在于获取先进的技术，而在于改变政治形态，使全体人民获得精神和思想上的解放。福泽谕吉认为，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主要意味着两点：
一是人心的解放，即人的“智德”的进步。这“智德”的进步，实际上便是文明开化。他在《自传》中写道：“将东洋的儒教主义和西洋的文明主义比较一下来看，东洋缺乏的东西有二，在有形的方面是数理学，在无形的方面是独立心。”“智”就是指“数理学”，“德”则是指“独立心”，这两点构成西方文明的本质——科学理性和人道主义。
二是人欲的解放，以人欲的扩张为文明发展的动力。他说：“只有人欲才是文明开化的元素，其欲愈多，心之动亦愈多；其欲愈大，其志亦愈大。”这种人欲就是浮士德式的不断追求的精神，不可遏止的生命意志的冲动。人心和人欲都获得解放，谓之“一身独立”，“一身独立”是“一国独立”的必要前提；大学教育应让人有独立精神，独立是不能靠政府命令得到的。在公私关系上，他强调了“私益是公益的基础”，这就把国家主义的理想放在了个人主义的基础上。
在日本兴起的排外民族主义热潮从来没有影响过他，没有改变他对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认同。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福泽喻吉对任何以爱国为名的群体狂热都抱有本能的警惕。福泽喻吉终其一生拒绝担任任何官方职务，一直是以报人和教育家的社会身份出现。他所选择的是以独立和中立的方式作贡献，而不必把自己卷入到纷争之中。福泽坚持认为一个学者应该独立地从事研究而不是效命于政府。他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日本新旧政权转换时期，他既不尊崇德川幕府，又不特别亲近新的维新政权。个人的独立，是福泽喻吉非常强调的品格，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独立源于公民个体的独立，这是一个非常清醒而难得的见地，也是中国文人群体在国家面临内外危机的时候最容易失去的立场。
福泽说，“我不特别地急于证明我的原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如果它证明有效，很好，如果无效，那就很不幸。我无意对我的立场在遥远的将来可能产生的结果负责。”正是这份平和的心态使得福泽一生都在平静和自我满足中通过教育和新闻传播坚定地进行自己的启蒙工作。他避免了中国知识分子惯有的从亢奋到消极颓废，譬如：严复晚年转向佛道，吸鸦片,刘师培从无政府主义变成保皇派，周作人由早期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变成晚年自闭于苦雨斋的知堂老人，鲁迅则陷入了文人之间的相互攻讦。
福泽的论述内容也主要关注的是关于文明型态的问题，宏观介绍西方文明和日本的目标和发展原则，既不象康有为那样设想一个乌托邦大同社会，甚至构建包含宇宙本体论和认识论在内的哲学体系，也不象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对很多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频频发表意见。康梁不主张实行自由婚姻等，很快就成为保守过时的象征。严复在袁世凯复辟闹剧中的参与，也成为他为后人诟病的理由。福泽的思想更具有连惯性和超越性，不容易为不断发展的时代所抛弃。福泽谕吉在明治维新前就创办了庆应义塾，这所学校中不再传授汉学经典，主要教授英语，经济学和商科，培养新型实用人才，许多毕业生被三菱公司聘用，为日本早期现代化起了极大作用。
他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分为野蛮社会、半开化社会、文明社会三个阶段。福泽认为：“支那人思想贫乏，而日本人思想丰富”，日本经由明治维新，已脱离半开化社会，逐渐接近文明社会。福泽在他的《脱亚论》一文中写道：“日本国虽在亚细亚之东，但国民之精神已脱亚细亚之固陋，移至西洋文明。”他的思想使促使了日本举国上下同心学习西洋文明，让日本人放弃了“东洋道德，西洋技术”的错误观点，使日本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
脱亚论者声称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是未开化的野蛮国家，日本人和这些野蛮人在一起就会“近墨者黑”，就难免染上东亚人的坏毛病。日本要专心和欧洲的“好朋友”交往，把日本人改造成像黄皮白心的香蕉那样、具有白种人灵魂的黄种人。
1875年清政府邀日本和中国联合起来抗击西方列强，被日本拒绝。1893年日本对日本人传统上的排外、无知、自我陶醉、偏执等“岛国根性”进行了尖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学习西方构成了日本学者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加藤周一干脆把日本文化称为“杂种文化”。
福泽的在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为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日本指出了新的方向。福泽承认，在漫长的幕府时代，儒家文化对日本摆脱蒙昧和迷信，提升日本的文明水准起了重要作用，但站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福泽又对儒家文化持一种严厉而鲜明的批判态度。
他坚持认为，日本人的虚假落后的一面也正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日本要实现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文明，学习西方文明。他本人的责任正在于挺身而出，肃清儒家文化对于日本现代化的束缚，传播西方现代文明，从根本上改革日本人民的精神。他尖锐地批判孔子孟子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
福泽指出，治与被治的，三纲五常的关系模式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形成的，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它甚至不能与父母子女的关系相类比。孔子完全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结果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于治与被治的固定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儒生除了死读书、做官，退休后发牢骚外一无所成。
福泽在1870年代对儒家文化文化的鲜明批判迟到1910年代才由胡适和陈独秀在中国进行，而这40年，恰恰是中国经历了最多的苦难和屈辱的40年。或许，也正是在对待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找出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康有为与福泽喻吉，中国文化心态与日本文化心态的根本分野，甚至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真正障碍。日本的现代化改革一开始就对儒教进行了全面清算，最终落脚于对西方价值观的全面认同，而中国的改革却始于对传统的拼死捍卫，经历了一个从技术变革，（洋务运动），制度改良（戊戌变法），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到文化批判（新文化运动）的不断试验，失望，再试验的深入过程，才艰难地走到挑战儒学的道路上，思想领域的革命不幸落在所有改革的最后面。
作为1890年代知识分子代表的康有为虽然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进行西方式的社会改革，但在思想武器上上仍然需要回到儒学去寻找答案，需要首先证明孔子是改革者，并试图把历史发展放进一治一乱的旧有框子里去，认为乱世始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在行动上，康有为则完全怀抱着传统的“为帝王师”的思想，积极介入现实政治。康有为晚年曾写道，“追思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严复指出了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但是并没有说明中国究竟应当以何种状态作为终极归宿。
与晚清中国知识界中西二元对立和中国本位思想不同，福泽喻吉从根本上否认了这种对立的根基。他从全球范围文明史发展的角度出发，明确指出欧洲和美国是最高阶的文明，中国、日本、土耳其并列算是半开化国家，而非洲和澳洲土著为不开化民族。欧洲文明是日本的未来前进方向。从而，欧美开发国家与亚洲半开发国家的冲突并不是地缘上的、平行和对等的冲突，而是历史的、垂直的、先进与落后的冲突。
福泽的进化观点不但没有使他陷入民族自卑和悲观，也没有把冲突看成绝对存在的，他相信，只要假以时日，所有文明形态都会逐步趋向较高阶段，只要进行有效的多元吸收和转化。既然所有民族的根本目标都是趋向同一个更高的文明，那么日本人所感到的民族矛盾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恐慌，失落和焦灼感也就不如中国人那样巨大，因为对“文明”这一目标的追求最终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大心理。然而，对于有着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同时又迷信二元对立的中国人来说，要承认自己是“半开化民族”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从梁启超一直到今天的知识分子，中国人对待西方文明始终持一种对立的、半信半疑的态度，随时准备挑对方的毛病，这一点与日本的态度非常不相同。
福泽进一步指出，文明进步的意义在于加强和增加人类的各种行为和需求，为人类欲望找到更多的出口，刺激人类精神和行动。福泽一直把实现文明和人类进步看作至为重要的。福泽由于着眼于全人类，早已超越了对日本文化本体的顽固坚持，也不热衷于东西文化之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话语。福泽并不认为西方和日本在文化和利益上是对立的，而是认为双方在趋向同一个目标，只是一先一后而已。
作为“文明”的政治内容，民权、平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制衡，也就是今天的学界反复论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成为福泽关注的中心内容。福泽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应当知道究竟是政府为人民存在还是人民为政府存在。”而正是这个根本问题困扰了中国人几千年之久，似乎至今也没有得到清晰的回答。在论述西方文明史的时候，福泽着重强调了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容许人类精神自由上的意义，福泽还强调欧洲的文明进步是王权、教权、贵族三方角力和制衡的结果，民权由于和王权结合与贵族斗争，因而获得较大发展。
福泽认为民主价值观是西方人民几百年来不断斗争来的。他主张实施议会制度、实行普及教育、重视妇女权利和文字改革。
福泽以理性和务实的态度指出，我们固然也不满意西方文明目前所达到的水准，但如果我们拒绝它的话，还能找到其它的标准吗？文明是动态的发展的，即便西方也只能说是达到了人类智慧在当前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针对伴随西方文明而来的傲慢和残酷的征服，福泽没有从道德主义的角度进行谴责，仍是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指出，傲慢和残酷不过是富强的副产品，最终可以通过人类理性来克服。在这一点上，福泽的思想再次与中国思想家形成对比。在中国，不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李大钊，都没有将西方文明发展中出现的负面问题如贫困和剥削、殖民主义看成是人类文明可能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是无一例外地看成西方文明特有的罪恶。很多中国思想家都从道德主义和完美主义的角度出发，在中国的资本主义文明远未充分发展的时候，就急于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提出道义上的批判，大喊西方物质文明破产，幻想中国可以以某种途径一举超越这些弊病。
福泽又认为，文明虽然是人类的唯一目标，但其路径可以是多元化的，因此具体到政治制度的选择上，福泽的原则是必须保障民权和社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和制衡，而对具体的政体形式，他并没有非常明确的主张。他说，“假如有利于国家的文明，政府的形式可以是君主的，也可以是共和的。”“美国的民主政府比中国的君主制更好，但墨西哥的共和制却比不上英国的君主制。”
他于1899年初版的《自传》中批判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荒唐主张；儒家的体制就是个宗法家族体制，只会造成裙带政治，没有制衡体系，结果就是专制；如果不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那么把中国导向文明开化是一场空话。他认为，中国要走向文明，必须推翻清政府，否则，再来壹佰个李鸿章也无济于事，这预言了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在中国的环境下的合理性。他超越了中国社会自身对在君主制和共和制问题上的激烈论辩。
由于文明阶段论，福泽首先从理智上认为先进文明征服落后文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这显然违背中国人通常的道德观）并且完全承认日本自身的相对落后性，这样，他对于日本被西方控制的事实并没有太强烈的屈辱情绪，也不认为排外是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的方式。福泽关注的是，如何调动日本国内的积极然而非暴力的力量来争取独立，例如，宗教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凝聚力量；政府如果鼓励工商业发展，国内就可以实现富强。福泽高度评价商业和贸易的价值。福泽不再仅仅抽象谈论文明发展规律，而是深入具体地探讨了日本在现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位置问题。他指出，西方国家的财富来源于大规模机器生产和商品出口，殖民活动和海外投资，而日本必须面对现实，加入到与西方国家争夺利润的角逐中。
福泽坚决反对不负责任的排外思潮和行为。他认为，日本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独立，但实现国家独立的唯一途径就是全民族达到现代文明。由此，福泽喻吉将日本的民族独立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普世价值结合在一起，指明了日本既要独立又要走向现代的方向，并且指明二者是不可分隔的整体。福泽喻吉没有象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把启蒙（追求文明）和救亡（民族战争）人为地分割开来，并最终以“救亡”为名牺牲了对民主人权和文明的追求。
福泽指出中国在秦始皇统一之前思维活跃，充满自由精神和多元表达。但是，大一统之后中国的专制制度使得政权与意识形态的阐释权集中于一体，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单一的神权统治；而在日本，政治权力和神权并没有结合在一起，掌握政权的幕府将军并不象中国皇帝一样代表道德的最高典范，不需要人们在精神上顶礼膜拜。在分离的军政权力和神学权力的相互制衡中，日本人自然生发出第三种力量，即独立的理性和自由精神，日本人在政治思想领域原本比中国人来的丰富活泼，因而也比中国人更易于接受西方文明。正因为日本政府并不执掌意识形态的大权，所以并不会在意一个学者把日本说成是不开化国家。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五四的文化干将也绝不可能大肆攻击孔家店。
日本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现代化转化已经结束，步入了世界最先进国家的行列。现在的中国却仍然处在现代化转型的漫长过程中，对西方文明仍然欲迎还拒。在坚持独立的个人主义立场方面，福泽喻吉在一百多年前已经做到的，中国知识分子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完全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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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戊戌百年祭
陶世龙
1898年，夏历戊戌五月，张之洞刊行《劝学篇》，宣扬当时流行的政治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下简称“中体西用”)。史家称为这是堵截维新思潮之举，而“中体西用”也被认定为洋务派的旗帜。
1898年，夏历戊戌八月十三日(公元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染菜市口，百日维新匆匆以悲剧结束。
许多史家都在告诉我们，洋务派不如改良派，改良派不如革命派；中体西用既是攻击改良的思想武器，自应为改良派所反对，为革命派所不取。
然而，研究一下历史，使人惊奇的是，无论是视“民权无一益而有百害”坚持保皇的康有为，还是提倡民权推翻帝制的孙中山，竟都没有走出中体西用这个怪圈。而这也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多年裹足不前的根本原因。
有什么根据这样说？
我们不妨作一点历史的探讨。
无所不在的中学
中国人惯于在字面上做文章，语言含混模糊，什么中学、西学、体、用，都可以作出圆滑的解释。
中学，如果概括全部中国古代的学术，即使其中糟粕不少，那也是耀眼辉煌，令人留恋的，所以总有人在那里提倡国学，整理国故，这里不去多说。现在要讨论的是“中体西用”里面的“中学”，这就不一样了。
这中体西用中的中学，非指具体的学术，而是从文化的总体抽象出来的“形而上”的圣人之道。当时所谓的西学，主要是自然科学和技术，被认为不过是“形而下”的器艺。
中体西用，就是由形而上的道起主导作用。
“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1809-1874)这话，一般都认为最能表达中体西用的内涵。伦常名教是这个中学的精髓。
什么是中国的伦常名教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刚开篇，用“臣光曰”的口气发表的那通议论，可谓抓住了中国伦常名教的要害，现将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一段话引述于下：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腹心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枝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司马光认为最能保持中国稳定的社会结构
天子
三公
诸侯
卿大夫
士庶人
司马光讲这些话，有他的道理。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每当这个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被破坏时，天下就要大乱，兵连祸结，在上的统治者会丧失他们的地位与特权；在下的百姓更是遭殃，比起来还不如有个皇帝。但他没看到，这兵连祸结却又由于这皇帝之尊贵实在太诱人了，故会出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局面；还是孙中山看得透：“中国历史常是一治一乱，当乱的时候，总是争皇帝。……中国几千年以来所战的都是皇帝一个问题”。1924年他曾对当时追随他的国民党人说：“我现在讲民权主义，便是要大家明白民权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明白这个意思，想做皇帝的心理便永远不能消灭。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孙中山说，他一开始就主张共和，不要皇帝，便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争当皇帝的战争。
孙中山讲的民权就是要由民作主，但古代的中国人不知民主为何物，以为舍此君主集权别无他法，宁愿失去自由以换得社会的稳定与自己的生存。
司马光还抬出周文王和孔子：“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引来圣人之言作证，这礼是天地间的公理，当然人人都必须遵守了。
对自然界不求甚解，而是用似是而非的直观感受来比附社会人事，作为论辩的根据，如“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之类，是中学的一大特色，令人叹息的是，如此的“天人合一”，却长期为许多人所深信。
司马光这样强调礼的重要，是他深深的懂得，要维持这个金字塔式的封建秩序，单靠刑罚是不行的，严刑竣法也只能管得一时，只有让这个礼深入人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均安于其位，才能实现。
作用如此之大的礼，究竟包含有些什么内容呢？历代许多学者都在研究，留下的著作可谓浩若烟海。其实用今天的认识来看，主要也就是下面这三条：
一、等级制(与特权结合)
二、人身依附(以下附上)
三、一个头脑(全体服从最高)
应该给司马光补充一下，他的书卷气太重了，他的这通议论，是因周威烈王承认了三家分晋的既成事实，有感而发的。他没看到，在中国社会这个大金字塔中，居于顶尖的皇帝，实际上也是这部统治机器的一个部件，姓李姓赵都无关紧要；皇帝有名无实，或无皇帝之名但实际上具有皇帝的权力，都是不足为怪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权力的分配可以与形式上的等级不一致，各等级中的成员也可以转换，所以魏斯、赵籍、韩虔被周王任命为侯，坐在那个等级上的人变了，但是贵以临贱，贱以承贵的秩序并没有变。在中国，只要前面说的那种等级制、人身依附、一个头脑这三样东西还存在，大金字塔崩溃了，仍会保有许多小金字塔；早晚小金字塔还会再构建成一个大金字塔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嘛！总是会有人想从自己的小金字塔的顶尖上，进而居于大金字塔的顶尖。魏蜀吴三国争战不已，不论各自打着什么冠冕堂皇的旗号，其实质均在于此。
维系这样一个大金字塔，是孔夫子开创的儒学教育的目的，通过教育让人们自觉地去维护这个封建秩序。这教育不限于老师给学生讲课，已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可谓无所不在，而其效果是显著的，能使人潜移默化地在精神上成为这伦常名教的俘虏，能在不管受到如何不公正的待遇时，仍能安分守己，逆来顺受。。
不过，居于底层的芸芸众生，在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也会起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有时果真拉下来了，但马上又会有新皇帝，各个台阶上又是那样一级控制一级，虽然会换上些新面孔，但这个金字塔的格局没变，能坐在高阶上的仍只是少数人。因此在轰轰烈烈折腾了一番后，人们才发现，绝大多数人或已成使一将成功的枯骨，或还是只能铺垫在底层。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去打碎这金字塔。
所以我们这个中学，不仅无所不在，还延续得很久很久。
学费交得太多了
在鸦片战争中领教了西方的物质威力后，中国人对所谓西学已开始注意，但认为它不过是物质之学或称为“实学”，作为形而下者乱来对待。有少数人编译了一些介绍西方和世界情况的书籍如《四洲志》之类，还翻译了一点科学著作。1860年，英法联军陷北京，烧圆明园，更触发中国的有识之士要求发奋图强。此时人们以为西方之强，无非是船坚炮利而已，于是就有了所谓办洋务，在二、三十年间办起了一批向西方学来的工业交通事业，江南制造局(1865)，福州船厂(1866)，招商局(1872)，开平煤矿(1875)，汉阳铁厂(1890)是其著名的代表。
与此同时，由官方出面组织翻译西方图书，江南制造局在1868年开办的翻译馆，是译书的主力，1868-1907年间，总共译出各类书籍159种1075卷，其中半数以上是工程技术、军事和自然科学方面的。1886年，梁启超编成的西学书目表，包括各处译出的西方书籍，也是“形而下”的科学技术及其他实用的书籍为主，极少人文科学的书，介绍西方政治体制的书仅得一种《德国议院章程》。中体西用的方针，在译书的选择上也体现出来了。
中国翻译引进的这些西方著作，，大都能代表当时世界的科技水平，如华蘅芳译的《地学浅释》，就是莱伊尔根据他的名著《地质学原理》改编出来的《地质学基础》，编成仅几年就被中国译过来了。日本人得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译这些书，曾派柳原重光前来购买。中国人见事并不晚，行动也不迟，仅管当时中国对外打败仗，赔了巨款；内部又有太平天国和清政府争战十几年，元气大伤。但终究是地大人多，兴建的这些近代工矿业，其规模多在东亚名列前茅。
江南制造局是一个以造船制炮为主，兼有钢铁、机械等工厂的大型企业，1868年，造出了第一艘铁甲轮船惠安号，载重600吨，虽不大，但这是中国、也是东亚第一次造出的轮船。当时日本唯一的海军造船厂横须贺造船所，到1871年才造出小轮船10艘，载重量总计740吨，而1870年江南制造局已造出载重量为1,000吨的威靖号，随后又造成两艘2800吨级的战舰海安号和驭远号，质量也提高了。福州船厂在1869年造成第一艘轮船，到1880年，累计造出9艘载重1000吨以上的战舰。日本在1900年造船的总量是5,000吨。
汉阳铁厂具有年产生铁140,000吨的能力，名号铁厂，实际上还包括炼钢和轧钢，目的是要轧出修铁路用的钢轨。1890年，汉阳铁厂开始兴建，1894年出铁，是当时东亚最大的钢铁厂。日本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得到中国的赔款，才于1897年开始大型钢铁企业八幡制作所的建设，1900年的生铁产量是19,000吨。
为开发开平煤矿而建立的开平矿务局，是中国用机器开矿的头一家，政府先后投入资金120万两。
在走向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道路上，中国和日本当初是在同一起跑线上，有些方面起步还要早一些。中国在1870年有人口约270,000,000人，同年日本的人口是34,810,000人。1868年即明治天皇即位的第二年，日本全国的税收总额，仅合白银2,000.000两左右。中国政府1842年的收入是37,140,000两。在内外战争不断加重对人民的搜括后，1891年达到89,684,800两。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国投入搞物质建设的资金，仍比日本雄厚得多。
江南制造局，在1867-1904年间，得到政府拨款2000多万两。
汉阳铁厂，在1890-1896年间，官方投资500多万两。
福州船厂，从1866年开始筹建算起，到1907年，政府共投入1900多万两。
开平煤矿，1878年和1882年官方两次投入资金共120万两。
这是几项著名的建设，投入兵工，铁路，船运，邮政，电信，矿山等其他项目的资金还有不少。
不过这在大清帝国的财政预算中，还并不占重要位置。
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维持八旗绿营的经常费用每年就得两千几百万两银子。打起仗来更难以预计。在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内外战争频繁，军费的开支的银两当数以亿计。财政预算外的开支如咸丰、同治两个皇帝的安葬，同治、光绪两个皇帝的婚礼，每一项的耗费都达几百万两。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都已向西方学习了一段时间的两个东方国家，进行了一次较量。交战的结果众所周知，这里只想说，单就物质条件讲，中国海军舰艇的吨位性能，大致和日本相当；中国兵工生产的能力，也应能满足陆军的装备，失败的原因显然并非物质不如人，海军的覆灭最能说明这中体西用行不通，经过实战的军官，提出了不能只学西方的技术，海军的章程也应学西方。
但是，此时朝野仍在强调物质救国，而实践已在告诉人们，仅抓物质建设，这物质建设也搞不好。
江南制造局在1875年造出驭远号后，只再造过几艘小船，而在1885年后，根据政府的指令，不再造船，改为修船了。福州船厂也在1907年终止了造船的任务。原因都是造出的船成本太高，造船不如买船。
汉阳铁厂在出铁后，从原料供应到产品销售都有困难，负债累累，官方办不下去了，便在1896年将铁厂连同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一起交给盛宣怀招商承办，也不过是仅能作到用大冶的贴矿砂去还债，日本的八幡制作所用的就是大冶的铁矿砂。
开平煤矿最后走上和英国人办的煤矿合并成为开滦煤矿的道路。
在戊戌前后曾热了一时的官办矿业，十有九亏，到丁文江写“五十年来之中国矿业(1872-1921)”时，在他列举的十二个矿务局中，没有停办并还能盈利的，只有湖南和黑龙江两局；湖南靠开采铅锌，黑龙江靠金矿。
我们交了太多的学费。
失败的原因可以列出许多条，但关键的一条就是这中体西用。
象这汉阳铁厂，是编过《书目答问》、精通中学的张之洞创办的，它的失败便很能说明问题。这个铁厂是张之洞做两广总督时，看到许多洋铁进口，土铁销路不好，因而想到，何不自己也用西法炼铁；便派人到国外买设备，准备在广东建铁厂。这用意无疑是好的，但还没等设备运到，他已调为湖广总督，于是这铁厂也就跟着他走，最后选定建在汉阳，但武汉附近不产炼焦煤和铁矿石，厂址定了才又去找。幸好大冶有铁矿，匆忙开采，而焦炭只好远到开平乃至英国去买，价格比英国自用的高了三倍：大冶的铁矿石含磷多，本应用硷法来炼钢，但买来的却是酸法炼钢的设备。1893年工厂大体建成，1894年5月开始出铁，但高炉吃不饱，两个只开了一个；吃饱了也不行，因为成本太高，生产得越多越亏。到1896年，官方办不去了，只得交盛宣怀招商承办。铁厂出铁后四年才确定在江西省萍乡开发可供炼焦的大煤矿，但等到这个煤矿建设起来，欠债也更多了。别的决策、管理不当的问题还很多，看起来是些具体的事情没办好，追起原因来，是没有具有科学头脑会办这些事的人。
在中体西用的方针下，即使有的人学掌握了“西学”，也不能展其所长，因为他没有得圣人之道，所以严复在英国学习海军回来，还是去参加了四次科举考试。
1902年，桐城派文学大师吴汝纶奉命筹办京师大学堂，因中国从未有过这样的学校，便到日本去取经，日本人告诉他，日本的兴起是因为重视教育，而他们的教育已不是以中学为体。他们说原先日本也是“专奖励孔孟朱氏之学，童儿八、九岁读书，先自四书始”但是他们在美国的炮舰打开日本的大门后，便“上下一心，学泰西之学”。他们不把科学当成形而下者，而是认为这是古代东方所从未考究过的，“其理则天地固有之理，而世界万国所通有，决非西人之宜私者也”。他们不赞成“中学”“西学”的提法，认为你中国人学到手了就成了你中国的学，何必计较是谁的学。这与中国一些人开头反对学西方，抗不住了，便贬低它为形而下者，只当作技艺来学；或者说这些东西中国早就有了，西学还是中国传过去的呢。对待西学的这两种态度一比，中国败于日本的原因，也不难清楚了。
难以走出的怪圈
洋务派被有些史家称为顽固派，反对康有为变法革新，他们主张中体西用，自不用说。接触了西方近代思潮，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有为，和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决定废八股，办学堂，练新军，修铁路，开矿藏，鼓励民办工商业，……提出许多设想，下过不少诏书，确在力求革新，但在宣布变法的诏书中，仍然表示要“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而且这不是康有为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将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权宜的措施。
在康有为的思想深处，对中国的伦常名教也是欣赏的，忠于皇帝，他在那里身体力行。他认为中国的物质文明固然落后于西方，精神文明还高于西方呢。1898年，他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要求变法，虽也看出了“同此兴作，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并根据“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的道理，提出为了上下沟通，每十万户公举一人到朝廷备皇帝顾问的建议。但强调的还是“富国为先”对富国之法说的最多也最为详细具体。
不管怎么说，康有为能有治天下与民共之的思想，是比洋务派进了一大步，引述先王或出于托古以求改制，但他确实是认为自由民主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西方那样专制，因此在这方面的变革不是当务之急，当前最主要的是把物质建设搞上去。在他于1905年写的《物质救国论》中，讲的最是明确：
“夫自由二字，生于欧洲封建奴民之制，法国压抑之余，施之中国之得自由平等二千年者，已为不切。”
“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实冠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
“然则吾国人之所以逊于世人者，但在物质而已。物质者至粗之形而下者也。吾国人能讲形而上者，而缺于形而下者，然则今而欲救国乎，专从事于物质足矣；于物质之中，先从事于其工艺兵炮之至粗者，亦可支持焉。若舍工艺兵炮，而空谈民主革命平等自由，则使举国人皆卢骚、福禄特尔、孟的斯鸠，而强敌要挟，一语不遂，铁舰压境，陆军并进，挟其一分时六百响之炮何以御之？”
他说的物质之学，就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对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康有为是很重视的，但对民主自由，显然没有兴趣。
孙中山和康有为不同，他反对帝制主张共和；认为人的政治地位按帝、王、公、侯、伯、子、男、民这样分出高低，一级压一级，不平等，提出在革命以后，人人在政治上都应该是平等的。这是孙中山伟大的地方，中国过去有过无数次起义和革命，都没摆脱这金字塔的控制；梁山泊的好汉还未得天下，虽然仍在称兄道弟，实际上已等级森严，为谁当寨主和排座次大折腾。
但是我们把孙中山的言论全面考察一番，却又能发现，孙中山也认为在中国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不是紧迫的任务，要紧的是发财。
下面他这些言论，足以为据。
“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因为中国政治的进化早过欧洲，所以中国两千多年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欧洲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
“中国人尚不缺自由，故不知自由”。(《五权宪法》,1921)”
“就物质一方面的科学讲，外国驾乎中国，那是不可讳言的。”
“现在对中国人说要他去争自由，他们便不明白，不情愿来附和；但是对他说要请他去发财，便有很多人跟上来。……人民正是受贫穷的痛苦的时候，忽有人对他们说发财把他们的痛苦可以解除，他们自然要跟从，自然拼命去奋斗。欧洲一二百年前为自由战争，当时人民听到自由便象现在中国人听到发财一样。……因为中国现代到了民穷财尽的时代，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贫穷；因为发财是救穷的独一无二的方法，所以大家听到了这个名词便很欢迎。”
不错，在中国是有许多人只想发财，对自由民主没有要求，但是孙中山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这中国的伦常名教的作用，它渗透在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使许多人失去独立的人格意识。
孙中山仅把周朝那种分封诸侯的制度当做封建制度，所以他说两千年前封建制度就已被打破。他的理解可以和我们今天的理解不同，但这也导致他认为，政治地位上的阶级，经过辛亥革命，已经铲平了。他提出按人的天赋分出的圣、贤、才、智、平、庸、愚、劣来定人的地位的高下，并称之为真平等。他过分强调了这天赋，而社会又如何做到公平地按天赋分其高下？孙中山也许寄希望于考试，实际上并无良策。这就为中国的封建等级制，用改头换面的办法保存下来，大开方便之门。
只要中国伦常名教还存在于广大人群的头脑中，尽管没有皇帝了，社会还会按封建秩序运作，就可以虽无皇帝之名但得皇帝之实，因为仍有许多人觉得不能没有皇帝。在新的形势下，只有愚蠢如袁世凯，才想到要皇帝的头衔和恢复封赐爵位。
不容怀疑孙中山对共和的忠诚和对民主(他许多时候叫做民权)的追求，但也可以看出，他存在着矛盾的心态。他一方面看到“这两百多年以来，欧洲的政治进步不但是赶到中国，并且超过中国，所谓后来居上。”但随即又说：“中国今日的弊病，不是在不自由、不平等这些地方。如果专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便是离事实太远，和人民没有切肤之痛他们便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一定不来附和。”他的这些看法，我们可以理解为作为一个政治家出于现实的需要所作的考虑。他呼吁民权，但又感到：“民主国家进步反是很慢，反不及专制国家的进步，象日本和德国那一样迅速。”因为讲民主了，政府就容易无能，而专制的政府反而效率高，他和康有为都很赞赏被称为铁血宰相的俾士麦，当时的中国实在是太贫太弱了，也许是病急乱投医吧。作为管理国家的方法，孙中山对君主的集权并不是都否定，当然，他没有忘记民主，所以想出了个让四万万阿斗来当皇帝的办法，但这四万万人如何来当皇帝呢？一时不容易办到，自然还是先搞物质救国，而中学为体自然也无需触动。
民主自由和发财，究竟什么是当务之急？或者能不能齐头并进？要裴多菲来回答，自是很简单，但在东方，真是个很难回答、使人长期困惑的问题，因为维系社会中那种金字塔结构的机制，高度成熟，深入人心，从短期效果来看，一个头脑比“宋人议论未定而金兵已渡河”要好；如个这个头脑健全英明，确实能凝聚众人的力量，创造出辉煌的的业绩，但是要是这个头脑出了点毛病呢，微小的偏差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并非进言者本身有那样大的作用，而是这统帅全局的头脑听取了这一言。究竟怎样好，看来只能由历史来作结论，也很难以自己的愿望为转移。本节文字中引述孙中山的话，除注明出处者外，均引自《三民主义·民权主义》,1924
从自己做起，迎接新世纪
有些历史现象的出现，看起来是偶然的，但并非可用偶然来解释。我们听到过许多对过去的惋惜，譬如说，假使不是慈禧太后把海军军费用去修颐和园，中国买下了被日本买去的那条快速战舰，甲午战争的结局就将改观；或者说如果不是袁世凯告密，戊戌变法成功，中国岂不是另一种局面。实际上只要中学还在为体，出现的历史场面或有不同，而中国对日本的失败是必然的。
因为要变革这中国祖传的圣贤之道，确是一种痛苦。昔日的辉煌，天朝上国的架子，成为人们心理上的沉重负担。承认外夷的技艺还有长处，肯去学习是难得了，现在要承认人家也有形而上的道，并比我们的高明，更是难矣哉。
日本人没有这么重的历史包袱，所以步子走得比我们轻快，跑到我们的前面。但是也不能说已完全摆脱了过去的影响，法西斯在日本一度得势，就与他们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康有为、孙中山都赞赏俾士麦，德国人自然更是推崇，而纳粹在德国的兴起，也就不是偶然。这也使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各家都有各家难念的经，也就是说都有自己的实际，超越现实的理想，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
所以，不能责怪张之洞，为什么要提倡中体西用，他能有这种想法，在那视外来事物如洪水猛兽的年代，已属不易。他是交了许多学费，但他所建立的汉阳铁厂等企业，总算给后人留下了点现代化的根基。
也不能责怪康有为，他如不是打起中学的大旗，托古以求改制，他的变法设想，何以能到庙堂之上。再说他从中学中孕育出来，能跨出这前人未曾走过的一步，已属非凡，怎能要求他有现代的民主政治思想。
更不能埋怨孙中山，为什么在封建势力前表现得软弱。他在漫游历史时把中国的积弊看的很清，但回到现实，形势比人强，他还能有什么选择？他的思想在当时已属超前，再说博大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即使伟大如孙中山，也难摆脱混渗透其中的中国伦常名教的影响。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出现全局性的错误后，仅归咎于上面，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自己在那里呢？这“责”我以为不是去当什么精英，挑什么重担，能把自己从中学解脱出来，不去计较什么等级台阶，能有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有自己的头脑。就不会出现千夫诺诺，仅一士在谔谔，甚至一个也没有。
所以问题转回到阿Q，值得重提这国民性，我们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一课看来还必须得上。有一个提法很好，从我作起。每一个人都把自己铸造成了有用之器，每一个人都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这个国家何愁不强大，何愁不受人尊重。
近来有加强素质教育的提法非常好，只有人的素质符合现代化需要，国家才能实现现代化。而教育的成功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韧性。过去的挫折，往往是因为操之过急。
一百年，整整一个世纪，中国人走过了漫长的路，虽然盘旋曲折，但总是在向前，中国的大门已向世界敞开，中学西学的高下之争已无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经过科学的审视，必将得到发扬，普及全世界。但也不可忽略其中的封建幽灵沉渣泛起，或改头换面，或借尸还魂，甚至仍着旧时衣冠招摇过市。
行百里者半九十，何况我们走了还不到九十里。
让我们别了这中体西用吧，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先行者的艰辛的开辟。
1998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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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19 0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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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19 18:4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