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的九大挑战 行贿与腐败：华为的全球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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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亚洲

进入2019年，中共对重大风险的警觉性骤然升高。习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的开班讲话中强调要有底线思维，防范化解来自各个方面和领域的重大风险，确保政治、意识形态、科技、社会等安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更是直接将“颜色革命”作为今年的主要挑战。中共此种风声鹤唳，严防死守是神经过敏的反应，还是他们直接感受到了危机就在眼前？

坦率地说，习上台后，中国社会积累了大量的问题，有些问题非常严峻，足以构成挑战和冲击。这些问题和挑战有：

（1）经济增速长期处于收缩通道。改革40年，中国大多数年份平均10%的增长构成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然而最近几年，高增长不再，且经济下行的趋势在未来几年也难以得到缓解。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定在百分之6至6.5区间，就是一个严重信号。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就中国的国情言，未来经济增长不能低于6%，否则会出大问题。原因在于，虽然中国经济体量庞大，但仍需要有一定的增速去解决只有靠增长才能解决的问题。若经济增速过低，以前被高增长遮蔽的问题和矛盾就得以显露和激化，影响到就业、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各种支出，削弱中国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

（2）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相对剥夺感逼近人们的心理底线。40年改革虽然在绝对意义上提高了民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但相对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在扩大，这种情况近年尤其加剧，甚至影响到绝对收入的下降。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突破国际公认的0.5心理防线。贫富分化不断恶化不但会制约中国的经济转型，也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如阶层对立，尤其是中产阶级的重新贫困化等。

（3）权贵利益集团的滋长与顽固。中国改革的一大后果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而它们多半是以官商一体的形式出现的，权力全面渗透进经济和商业活动，形成了所谓的官家或权贵资本主义。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决策，很大程度上被这些权贵利益集团所左右、影响和消解。习的反腐虽然打掉了其中的一些权贵集团，然而，他们的财富不过是转移到另一些权贵集团手里，民众并未得到财富转移的好处。

（4）乡村溃败与城市流民。中国是一个二元结构社会，二元结构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城乡，城市的繁荣与农村的衰败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中国的城市化率最近几年增长很快，已经超过50%，一半多人口生活在城市，但这种城市化是虚假的、没有实质内容的城市化，原因是城市化以掠夺农村为代价，其城市化政策并未使过亿的城市农民享受政府普惠的公共服务。在经济困难时，这种情况更突出。从而在城市产生大量流民，长期看，将对基层政权的稳定和城市社会治安，带来严重挑战。

（5）社会分化与阶层对立。中国社会也呈现出高度分化和对立的特点。不仅城乡分化和对立，官民之间，底层民众与上层精英之间，乃至不同思想流派和知识分子之间，也产生严峻对立。上层的凝固化与下层的碎片化，官民的冲突，知识精英的相互拆台，使社会整合的难度空前加大，无疑不利中共统治。

（6）互联网政治。网络的出现特别是自媒体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态，提升了全民尤其是底层大众的民权意识，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网络政治。网络揭丑和抗争虽然减少了民众广场运动的可能性，但由于网络传播的即时、扩散和放大效应，其压力同样不可小觑。目前，中共一方面加强对新媒体的管控，打压异议声音和网络媒体，将民众驱赶到广场；一方面用官方的新媒体引导舆论，但总体而言，其治理严重不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现实。尽管阿拉伯之春没在中国出现，但未来不排除此种可能。

（7）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中共民族政策未能做到与时俱进，经济的发展反而成为民族分裂的一个催化剂。在过去第三波民主潮流的影响下，中国的民族矛盾也以争取民主的形式出现，虽然这些年来中共对藏族、维族等民族的打压不遗余力，导致他们争民主的努力受挫，但民族分离运动也在这种打压中形成，挑战国家统一。

（8）腐败和政治认同的流失。腐败既是公权力滥用和国家治理失败的结果，同时亦会恶化大众对政权的认同。中共的腐败已经失控。虽然习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抓了许多高级官员，然而，并未能改善各级政府严重的信用赤字，官民和党群的对立进一步加深，裂痕进一步加大，这将瓦解执政根基。

（9）地缘政治恶化。过去几年，由于习实行的一系列鲁莽的对外扩张政策，导致中国的外部环境和地缘政治恶化，特别是中美的全面较量和冲突使得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矛盾空前紧张。外部环境的恶化会压缩中国的国际空间，导致经济的内卷化，并催生和激化国内已有的各种矛盾。如果未来地缘政治环境仍然处于紧张态势，无疑非常不利统治。

需要指出，上述问题和风险不是单一和单向作用，而是互相影响和强化，它们形成合力，构成重大挑战。尽管中共目前能够采取强力维稳手段将各种挑战政权的力量压制下去。但如果不能改善治理，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重建合法性，靠镇压终非良策，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

据中共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40%的国有企业都是亏损的。

2013年，这一切开始逆转了。银行提供给私企的信贷急剧缩减。2013年是57%，2.6万亿元；到了2016年骤减到6200亿元，只有11%。而同一时间，国企获得的信贷却激增，从35%猛涨到83%。

但是中共看重的好像不是国企的挣不挣钱，而是看重国企能够帮助中共维持统治和巩固权力。所以尽管国企赔钱，北京当局也大力支持，提供越来越多的贷款；而民企再赚钱也要抑制，这就是中共特色。

没有政策支持和资金来源的民营企业，最终只能面临着“被挤出局”的境地。据《深圳日报》报导，截止到去年10月，中国有1/6的民营企业倒闭，740万的人口返乡，整个中国出现了企业倒闭潮和工人失业潮。

这种政策转向和实际的变化是什么？所以不断有专家学者批评中共的“国进 民 退”，体制内的人士也纷纷批评北京当局在“开 倒 车”。

开南大学副教授张正修撰文表示，失去了带动国家经济发展引擎的民营企业，中国经济在“国进 民 退”的政策下，正在走回头路。​​​​

行贿与腐败：华为的全球商业模式

在阿尔及利亚，一名华为高层经理被判犯有行贿罪行之后，华为被禁止参加政府项目招标。

在赞比亚，华为接受了调查，罪名是华为在一个农村地区修建移动通讯塔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中行贿。

在所罗门群岛，华为被指控向执政党支付数百万美元的贿赂以得到一个海底光缆的项目合同。

以上这三起案件，外加近年来另外几起案件，被控方都是华为科技有限公司，后者因剽窃知识产权与间谍活动的指称而正在接受西方国家的调查。

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表示，华为对他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禁止华为在这些国家建设新型最先进的5G通讯网络。其他西方国家正在考虑是否对华为发出类似的禁令。

美国检察官上个月指控华为这个由解放军前军官创建的公司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法律、从T-Mobile电信运营商盗取商业机密以及鼓励本公司员工偷窃知识产权。

有关华为的国家安全担忧，让人略微忽视了这家公司运营的另一面，即华为涉及腐败的商业行径。

华为否认这些指控，并称公司有防范商业行贿的有效机制。

华为公司的一份声明说，该公司对行贿有“零容忍”的政策。

声明说：“华为认为，腐败严重损害公平市场竞争，对我们社会、经济和企业的发展构成了威胁。”

不过一些研究华为商业行为的专家说，华为的行为与其宣称的政策并不一致。

美国传统基金会非洲研究专家梅瑟维（Joshua Meservey）说：“华为在非洲大陆活动的不幸事实是，有切实记录显示，他们涉及腐败和其他不正当的商业行为。”

华为在170多个国家有商业运作，年收入1080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通讯设备供应商。华为去年超越苹果，成为全球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第二大制造商。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去年12月被加拿大政府逮捕，目前被保释，并因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禁令而可能被引渡到美国。

华为拒绝承认这些指控。华为在上星期公布的一份致英国议会的信函中否认了间谍指控，理由是如果公司“涉及有害行为，不会不暴露。这肯定会摧毁我们的商业。”

亚洲与非洲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官员和公民社会活动人士都十分担忧华为的腐败商业行径。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前专业雇员凯泽（Andy Keiser）说，华为和规模略小的国内竞争对手中兴公司过去12年来在多达21个国家都“受到调查或者被判犯有腐败罪”。

这包括阿尔及利亚和加纳等12个非洲国家，以及菲律宾，马来西亚，挪威，巴布亚新几内亚，蒙古，所罗门群岛和中国本身。

凯泽去年6月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兴与华为在全球范围内声名狼藉。”

华为腐败商业行为的交易额多达数十亿美元。一直跟踪中国在世界各地投资的RWR咨询组织估计，华为涉及贿赂和腐败指称的商业交易超过了50亿美元。

华为被控的罪名既涉及行贿，又包括向政党非法捐款，目的是换取商业合同和别的商业好处。

在阿尔及利亚的案件中，华为与中兴的管理人员被控向一家前国营通讯运营的管理人员和一名商人支付了一千万美元 ，以换取合同。

阿尔及利亚一家法庭2012年判定这名前管理人员和另外一名商人受贿罪名成立，两人被判18年监禁。

三名中国企业管理人士也受到缺席审判，并被判处10年监禁。

阿尔及利亚政府判处华为与中兴交纳罚款，并禁止他们在两年内参加政府合同的招标。

在加纳，华为被控向执政党提供非法资助。华为和其他中国公司也在别的国家被控了同样的罪名。

2012年，一个反对派组织透露，有证据显示华为向执政的国家民主大会党提供了非法的竞选赞助，换取4300万美元的免税。

问责政府联盟提供的发票和其它文件显示，华为在2012年的竞选中向加纳的执政党提供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竞选设备。

联盟表示，作为回报，政府将“一项最有油水的政府合同”交给了华为。合同总额1.5亿美元，要为政府建设一个电子办公平台。

华为与加纳政府对这一指控予以否认。

华为在所罗门群岛面临类似的指控。2017年，一个议会委员会指责政府授予华为一项合同，修建一条连接澳大利亚的海底光缆。华为为此向执政党支付了525万美元的竞选赞助。

议会报告说，“委员会认为，这是政府绕过采购要求，向华为授予合同的主要原因。”

华为对这项指控予以否认。

华为在一份声明中说，“华为作为全球性商业实体，不参与政治。华为禁止全球分公司以任何形式提供政治捐款，即使合法也不行。”

行贿指称让华为在南非、阿尔及利亚和巴基斯坦的项目受到了影响。但华为似乎熬过了这些指称，成为全球5G网络的一个主要建设者。

路透社对多项公告所作的调查显示，截至去年2月，华为与世界各地的通讯运营商签署了25份谅解备忘录，要试用5G设备。

中国政府近年来打击国内腐败，让华为受到了影响。2017年，华为中国消费商业集团的负责人因受贿而被拘留。

华为表示， 为了杜绝雇员的腐败，已经执行了一些政策，其中包括要求管理人员宣誓保证。但跟踪国际（TRACE International）这个反对商业行贿的组织的负责人拉基（Alexandra Wrage）认为，“如果雇员得到的物质奖励抵不上那些好处的话，（安全防范的）的效果就十分有限。”

拉基说，“一家企业如果继续得到政府的财政与政治支持，危险就会更大，因为政府的支持经常为看成是为了追求增长而加大对危险的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