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儿媳推特维权 无政治改革推进，周永康案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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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入狱后，其长子周滨的妻子黄婉昨日透过twitter发声，她指自己作为周永康的家属，要对所有在周永康执掌政法委期间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公民说声道歉，并说“你们维权的路上异常艰难，我也踏上了这条路”。“我作为周永康的家属，我要对所有在周永康执掌政法委期间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公民说声道歉，你们维权的路上异常艰难，我也踏上了这条路。我呼吁所有中国在职的官员，你们想一想，你们的官位是否能大过周永康，他尚且无法保护家人，有一天轮到你们的时候能保护吗？法制的健全和执行才能保护所有公民的利！”呼吁中国建立法治国家

周永康的长子周滨於2016年以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非法经营罪被判有期徒刑18年。据悉，周滨目前以“赵祥”的名字在湖北省宜昌监狱服刑，黄婉及其年约8岁的女儿仍生活在北京。

黄婉，1971年出生，祖籍四川省仁寿县，英文名叫Fiona，美国籍，北京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滨做生意的主要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以低价获得稀缺资源和合同，然后高价卖出，赚取差价。

2002年4月，黄婉和另外4人作为股东，在成都成立了四川超越有限公司（下称“四川超越”），早在正式成立半个多月前，这家公司就和四川茂县政府签订了九鼎山旅游景区开发协议，四川超越拥有独家开发经营权，为期50年，但景区建设止步于前期规划和宣传，2004年10月，超越公司将度假开发权和上述无形资产，全部转让给了四川富商刘汉的汉龙集团。

关于转让费用，有350万元和2000万元两种说法，九鼎山景区位置偏僻，许多人认为投资风险很大，估计该项目顶多只值五、六百万元，但刘汉说，“只要不是太过分，就答应他”，显然，刘汉买这个项目，主要是为了维护和周滨的关系，买下来之后，汉龙集团并未对九鼎山景区实际开发经营，直到2013年3月刘汉被警方监视居住前夕，该项目宣告清算撤销。

周滨与刘汉的另一次合作，是为了在四川阿坝州开发毛尔盖河而成立兴鼎电力公司，这家公司共有4家法人股东，其中之一是北京旭晨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旭晨公司”），持股20%，由周滨实际控制，据说，当时四川省发改委不同意汉龙集团拥有兴鼎电力公司全部股权，独资包揽毛尔盖河水电开发项目，刘汉就请周滨出面拿下该项目，作为报答，让旭晨公司持有兴鼎电力公司20%的股份，后来，该项目得到了县、州和省三级发改委的同意，而且申请到了6亿元的银行贷款，2009年，汉龙集团又从周滨手中购回兴鼎电力公司20%的股权，但买回时出的真金白银，不知比卖出时翻了多少倍。

周滨从中企手中夺下的四川水电开发项目，不是一个两个，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白手套，四川富商吴兵，吴兵在2001年成立中旭投资有限公司，2006年注册中旭实业有限公司，进军水电和房地产业，开发了多个水电项目，其中之一，就是总装机70万千瓦、投资53亿元的大渡河龙头石水电站，位于四川雅安石棉县安顺场上游10公里处，该项目 2008年投产发电，多年平均年发电量31.21亿千瓦时，一年的卖电收入就达9亿元左右。

该项目由中旭投资、四川天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四川天丰水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大渡河龙头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设和管理，三方共投资10.61亿元，并向中国建设银行贷款42.45亿元，中旭投资、四川天蕴为吴兵旗下企业，而四川天丰，则早在2003年12月，即由周滨的岳母詹敏利控股57%。

2004年，中旭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大股东是黄婉的妈妈詹敏利。公司成立伊始，就通过黄家和中石油千丝万缕的人脉关系拿下了中石油旗下8000多个加油站零售终端的信息化的大单。就此，中旭阳光开始在中石油系统频频出手。2013年9月27日，北京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中旭能科)股东大会召开。参加会议的股东只有两人，周滨和南辛。会议决议：免去詹敏利监事职务。在股东大会决议书上，周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也正是在这次股东大会上，周滨的妻子黄婉被免去董事长职务。“中旭能科”的背景实在不一般。去年中石油系列腐败案爆发之后，周滨和其岳母詹敏利马上隐退。黄婉的丈夫周滨和母亲詹敏利由于涉案中石油系统和四川官场的大规模贪腐案件而备受关注。

周滨通过刘汉、吴兵等人跑马圈水，拿走多条河流的水电开发权，还仰赖一个人，那就是郭永祥，他在2006年至2008年担任分管水利的四川省副省长。

2007、2008年，周滨以一两千万元的低价，获得与中石油位于陕北的长庆油田合作开发的长印、长海油气区块，然后再由周滨的另一只白手套米晓东，以5.5亿元价格倒手转卖，从中获得暴利。

米晓东是周滨在西南石油大学的同学，2006年起，负责打理周滨在海油和陆上油田的生意，长印、长海区块卖给了吉林华海能源集团董事长王乐天，在交定金时，王乐天见到了这单生意的真正买家周滨，还见到了时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裁的李华林，据知情人透露，蒋洁敏也与此事有关。

2009年到2011年，中旭阳光的年营业额均上亿，净利润分别为774万元、2116万元和2468万元。

周滨、米晓东还以詹敏利的名义，在北京注册了多家公司，从事房地产经营，合作伙伴中包括郭永祥之子郭连星，与在四川的生意如出一辙，主要经营手法依然是低价买地然后高价卖出、低价租赁然后高价出租，赚取差价，倒腾过的地块有北京昌平区南口农场NC-01街区公租房项目，北京朝阳区来广营乡奶白路3号办公用房和周边300亩高尔夫球场等等。

周滨也在北京购置多处房产，如在来广营观唐别墅、银湖别墅、华亭嘉园等小区均购置价值在2000万到4000万元不等的房产，部分已经出售。

除了做生意，周滨偶尔还客串官场掮客，如帮助山西吕梁市市长丁雪峰买官。

2001年，59岁的周永康迎娶了曾在中央电视台当过记者的时年31岁的贾晓烨为妻，贾晓烨是山西人，广为流传的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李东生为二人牵线搭桥的说法，很难证实，另一种相反的说法是，周永康与贾晓烨结婚后，李东生得知贾晓烨曾在中央电视台干过，通过与贾晓烨先疏通关系，才得以接近周永康，李东生后来官至中宣部副部长，在进入全国人大担任常委后，又出人意料地在2009年调任公安部副部长，开始了官贾晓晔的妹妹贾晓霞，因为姐姐的关系，也进入石油系统，先后在中石油厄瓜多尔和加拿大分公司工作，还参与了委内瑞拉和苏丹中石油项目，目前贾晓霞仍滞留在加拿大。

周永康的两个弟弟，二弟周元兴和其子周晓华做起了五粮液的代理业务，很快财源滚滚，他们还喜欢替人摆平事情，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周晓华有了个外号，“周部长”。

三弟周元青，从村里干起，后来进了城，官至无锡市惠山区国土局副局长，周元青的妻子周玲英，曾任无锡市商业物资公司经理，2000年公司改制，成立自然人控股的昌隆物贸有限公司，周玲英成为三位股东之一，任公司法人，之后，周玲英等人开矿、卖消防器材、替油田采购设备、在全国有3000多个加油站等传闻，在厚桥镇流传，不知其中有多少是村民们的想象，多少是真实的。

2004年，周元青周玲英之子、30岁的周峰从日本学成回国，与母亲周玲英出资成立了多家公司，其生意头脑一点也不逊于堂兄周滨，周峰是日本知名私立大学中央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又在日本最大的综合商社三菱商事有三年从商经验，做起生意来，不像堂兄周滨那样只进行“短平快”的倒买倒卖，而是有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拳”。

2007年12月，周峰母子二人出资5000万元，成立北京宏汉投资有限公司，周峰担任董事长，他们母子的系列公司被称为“宏汉系”，宏汉系在北京、成都、天津、新疆、重庆等地共成立公司20多家，总投资达4亿元，其经营的项目设计矿产开发、房地产、金融、高科技、能源、制药等众多领域。

周玲英在无锡还开了奥迪4S店，与中石油合作液化气生意，其液化气项目与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李华林直接相关，不到十年时间，周峰母子俩到底积累了多少财富，恐怕不深入调查很难统计。

场“第二春”，之前他没有任何从警经历。

一个庞大贪腐集团的覆灭

随着2012年12月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围绕着周永康的一张由亲属、秘书、部下和不法商人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在李春城之前，2012年8月，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晓明被调查，戴晓明曾长期担任成都市青白江区区长、区委书记、成都市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是李春城的得力干将。

2014年5月19日，戴晓明因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成都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春城的另一干将，是原成都市锦江区副区长、公安局锦江区分局局长吴涛，被称为李春城的“大管家”，2012年6月22日前后，有四本护照的吴涛探听到了一些风声，携巨款外逃，在机场被控制，2014年7月，成都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吴涛因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

此外，因李春城案落马的官员，还有成都市质监局局长孙建成，李春城的妻子曲松枝，是成都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2013年1月被免职，而涉案的不法商人，包括成都银行董事长毛志刚、四川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张俊、成都兴蓉集团董事长谭建明、成都会展旅游集团董事长邓鸿等多人。

在李春城主政的成都，有大大小小几十家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包括不同类型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涉足旧城改造、新城建设、工业、交通、文化旅游等领域，不仅为政府直接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大开方便之门，更为权力寻租、官商勾结的利益交换提供了肥沃土壤，涌现出了一大批“红顶”“灰顶”“白顶”“黑顶”商人。

“红顶”如周滨，“灰顶”如邓鸿，虽无周滨这样的显赫背景，但直接与官员勾结，从各类工程项目中赚取了大笔金钱，也为贪官输送了庞大的利益，“白顶”如吴兵、米晓东，是周滨的白手套，而“黑顶”，就是刘汉这类靠打砸抢起家的带有黑社会背景的商人。

1998年，刘汉的公司因拆迁补偿问题与四川绵阳涪江江心的小岛村村民民发生激烈冲突，公司保安唐先兵等人将带头的村民熊伟乱刀捅死，事后竟未被追究。

2001年，刘汉的汉龙集团公司出资70%股份，获得了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四姑娘山风景区50年的合作开发经营权，当初不肯与他合作的小金县县长竟被调离，刘汉曾对这位县长狂言：“不给我项目，你这个领导当不了。”没想到还真应验了，据估计，刘汉等人的资产累计400亿元。

2014年5月23日，刘汉等36人的黑社会案在湖北咸宁一审宣判，刘汉被判处死刑，8月7日，湖北省高级法院二审宣判，维持一审对刘汉的死刑判决。

2013年6月23日，中纪委宣布，原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此前的6月8日，其子郭连星和米晓东等人已被控制，随后，四川国腾集团董事长何燕、四川明星电缆董事长李广元、成都高新投资集团董事长平兴、公安部居民身份证密钥管理中心主任佟建明等人相继落网。

2013年8月初，吴兵在北京西客站被抓，8月底，中石油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总经理王永春、中石油副总经理李华林、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长庆油田总经理冉新权、中国石油总地质师王道富，相继被中纪委调查，周永康的另一位秘书、中油国际和联合石油副总裁沈定成，亦在李华林被调查后与外界失去联系，被传协助调查的，还有中石油总会计师温青山。

9月1日，中纪委宣布，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12月20日，中纪委宣布，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李东生落马后不久，原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叶迎春、沈冰因涉案亦被调查。

12月29日，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纪委调查，此前，四川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常委副市长蒲忠已被调查，接受调查的还有南充市蓬安县县委书记袁菱，四川官场早就流传，这位曾在西南石油大学任职的女县委书记是李崇禧的情人，并与多名男官员关系密切。

2014年2月18日，中纪委发布消息，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2014年7月2日，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被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后开除党籍和公职，同日，中纪委对公安部警卫局原正师职参谋谈红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余刚与谈红，是周永康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的大秘书和警卫秘书。

7月8日，中纪委通报，海南省党委常委、副省长谭力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谭力从四川起家，多年担任绵阳市委书记，与刘汉关系密切。

而周永康的亲属，儿子周滨、儿媳黄婉、亲家黄渝生，均在2013年12月初被控制，不久后接受调查的，还有他的二弟周元兴、侄子周晓华，三弟周元青、弟媳周玲英和侄子周峰。

2014年2月10日，周元兴在无锡厚桥镇因病逝世，其大哥周永康家和三弟周元青家无一人来送葬，据称，三弟周元青一家三口均被带到北京接受调查。

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非法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本人及亲属收受他人大量财物；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周永康儿子周滨：其外围、核心关系被一网打尽。最新消息称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批捕。周永康二弟周元兴：两次抄家，2014年2月去世。周永康三弟周元青：被带走调查。周永康三弟妻子周玲英：被带走调查。周永康三弟儿子周峰：失去联系。周永康亲家公黄渝生：失去联系。

据报道说，周永康于2013年底被查，两年后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故意洩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无政治改革的推进，周永康案无意义
陈行之   著名作家  
极权主义国家特征是：一党制，个人或政党决定的领导权，人民有一定程度的选举权但仅限于赞成政党候选人，缺乏宪政，极其有限的政治自由，国家决定社会结构，政府牢固控制经济，政府控制大众传媒。在上述极权主义之外，还有一种被称之为绝对极权主义的国家，特征是：绝对一党制，人民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没有个人自由，政府高悬于社会之上，控制新闻媒体，被强制的经济和社会分层，政府完全控制经济，严格的思想控制，个人良知泯灭。
一个国家历史和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决定那个国家的国家形态和政府形态，是中国独有的历史，是中国独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决定了周永康案的必然发生。扭曲变形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决定了中国必然连续不断发生周永康案之类带有黑暗性质的政治事件。
于是出现了“如何处理周永康案”的问题。
有两种选择，一是在某种政治强制状态下，不触动政治、经济、文化架构，只是将其视为偶然发生的腐败案件，让人民在浅层次的反腐败幻象中陶醉，施行绵延数千年的法家路线——表现为高度体现国家意志、将人民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酷法统治——将他们引入到对新皇的崇拜与效忠之中；二是在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的氛围中（哪怕仅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极为有限的政治自由），还给人民思想的权利，释放人民的政治智慧，以普世的自由、民主的方式而不是以“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允许民意进入的方式，审视这个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和架构，按照人民的意愿，刻不容缓地对所谓特色制度和特色体制进行深刻的反思、变革和改造——即本文标题所谓全面推进政治改革。
依据历史记忆，依据我们卑微生存中的过往经验，依据被置身于政治过程之外的当下处境，我的直觉是，做前一种选择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即便是在看到高层发出“依法治国”的宣示之后也是如此。对案件的审理和解说必定会以“可控”作为第一位的政治原则，仅只是就案说案，只在反腐败层面浅尝辄止，那就意味着必定会有很多不能规避、不能切割的问题被刻意规避和切割，而这些问题又如此重要，重要到让“腐败”这个词都失去分量，重要到所谓“周永康案”有意义或者没有意义，重要到关乎中国的未来政治走向，重要到这个关乎这个国家得以涅槃重生，还是在一片岑寂中走向沉沦死亡。
他是怎样攫取国家权力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是什么样的制度、体制、机制把他送到了如此令人惊叹的权力高位？在这个制度、体制、机制中，国家权力的来源究竟是什么？是人民经由选举权表达的同意，还是更大权力带有黑箱政治色彩的私相授予？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为什么无法进入国家政治过程？中国何时可以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宫廷政治转变为开放的民主政治？我们应当从周永康案中追究怎样的制度责任、体制责任和机制责任？
周永康是偶然出现的个体，还是制度性麇集起来的团伙中的一员？有没有同级别或者比他更高级别的人用同样的手段攫取了国家权力？有没有人仍然人模狗样地一边接受膜拜一边还在巧取豪夺？除了周永康之外，还有没有人让子女亲属盘踞在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命脉部门，通过所谓“国企”的方式垄断资源、垄断经营，在金融、电力，通讯、水利、交通、矿产领域疯狂饕餮和掠夺社会财富和民脂民膏？关于“500户”的传闻究竟是真是假？《纽约时报》披露的家族财富真的是“西方敌对势力”编造的虚假新闻吗？如果剔除了周永康仍旧不能阻止利益集团的其他成员继续为非作歹，如果人民面前仍旧虎狼当道，如果人民仍旧被掠夺，如果社会仍旧喑哑，如果思想仍旧被视为洪水猛兽，如果政治、道德、人性仍旧继续溃烂并无可抑止地向全身蔓延，又该怎么解释作为局部事件的周永康案与全局性的中国政治结构、政治形态的关系呢？
周永康以“维稳”之名肆无忌惮地破坏法治，恣意侵犯公民权利，仅只是他的个人行为吗？如果没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保证和机制遮护，如果没有集团式的国家级政治运作，周永康个人能做到吗？赋予这个人国家权力的更大的权力者当时在干什么？如果周永康个人就有那么大的能量，我们又如何评价在他上台之前和下台之后几近相同的社会政治形态呢？在一个因为统计地震遇难孩子人数和姓名就可以受到指控的国家，在一个因为为举牌要求政府官员公布财产就被以寻衅滋事罪遭到逮捕的国家，在一个因为对不合理制度、体制、机制发表几句非议就会被“喝茶”的国家，仅只是周永康一个人在用国家暴力践踏人权吗？究竟谁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又是谁在以国家的名义消解和褫夺了公民的权利？就连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想要挪动一下脚步都不得不将个人生死毁誉置之度外，究竟是什么样的黑暗势力拥有如此强大的胁迫力量？
特殊利益集团是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敌人
倘若仍旧缘木求鱼，让作为掠夺集团的豺狼、老虎来做回答，人民将得到什么，已经被惨痛的历史一再证明过了，我们看得到大地上流淌的鲜血和游荡的冤魂，只能是政府暴力，犹如我们目前随处可见、已经见怪不怪的征地强拆一样，死人都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何况“说法”乎！
特殊政治利益集团已经把中国政治弄得如此肮脏腐烂，中国的大好河山已经被他们掠夺得如此贫瘠破败，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已经如此形单影只，他们除了用一个又一个叠加的谎言继续欺骗和蒙蔽民众之外，除了成瘾性地强化使用国家暴力压制民众意愿和利益诉求之外，他们比任何局外人都深知，哪怕后退一步都将遭受灭顶之灾，咆哮的民意是不可能放过他们的，必将像惊涛骇浪一样把所有腌臜与丑陋荡涤一空……如此跌宕激越的政治前景，即便是稍微的想象也让他们胆战心惊。
每一个个体，不管他的地位多么卑微，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与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没有任何区别，他们有权利审视这个国家的事物，有权利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履行对人民的义务与责任。难于上青天——在讨要说法的过程中，你非常有可能流淌鲜血，也非常有可能成为冤魂，犹如在此之前仆倒的那些人一样。
特殊利益集团大比例地裹挟了国家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与文化权力，已经很难把他们与国家区分开来了。他们的经济掠夺越来越具有国家特征。为了保证这种掠夺持续进行，他们对人民越来越频繁动用国家暴力。人民在伸张自己的权利时，遭遇的往往是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政治力量的阻滞和镇压，他们就像寄居蟹一样钻进了“国家”的躯壳，并且以此对人民耀武扬威。我们通常所看到的权力罪恶，几乎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如果说有什么中国特色的话，特殊利益集团对国家的绑架和对人民的勒索，才是最大的中国特色。
特殊利益集团，哪怕是把传说中的“500户”聚拢到一起，也毕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它只是国家肌体中的侵入性力量，这就决定了特殊利益集团必然在终极意义上成为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敌人，是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上下其手呼风唤雨的特殊利益集团，而不是什么他们借助于国家宣传机器所指认的“国外敌对势力”，更不是什么秉持自由民主信念的公共知识分子，把国家和人民同时置放到了生死攸关的危险境地，他们用腐败和饕餮掏空了人民的国家认同和爱国意识，国家又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为根基的人民的合法性支撑……还有什么比这种情形更危险的吗？！
一个国家强大与否，取决于那个国家的人心背向。如果现在发生一场高烈度的国家间的战争，特殊利益集团也一定会摒弃这个国家，携带着天文数字的民脂民膏逃向美国，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是那些被排除在国家政治进程之外、既无选举权又无言论自由、无法表达利益诉求的人的子女。
倘若人们内心的对统治的同意发生了动摇，就会觉得没有必要遵守一个不合法并且不公正的政府的法律。不遵守法律不再被认为是肮脏的和不诚实的，因为政府本身就是肮脏的和不诚实的。权力横行无忌，社会人群大面积道德畸变、良知泯灭和人性扭曲……国家状态“沉沦”。
政府仍旧作为国家力量强制性地褫夺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继续无止境地攫夺社会财富，并且无法也不可能在自身利益与民众利益的博弈中做出妥协和让步，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可能爆发全面内乱，人的利益诉求会以极端的方式进行爆炸式的激烈表达。
特殊利益集团裹挟的那部分国家权力，这种被基于同意基础上的合法性松解了，溃散了，它成为了高悬在国家和人民之上的一种政治异在。这是观察当代中国的最重要视点。
无论他们如何处心积虑地用“特色”把中国与世界隔开，然而中国人的人性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性是一样的。并不会由于特殊利益集团利用国家公器肆无忌惮地抹黑人权、诋毁普世价值而终止。
特殊利益集团“哪怕身后洪水滔天”的凶残掠夺和对民意的严酷压制，必然会一步步增加社会压强，并最终制造出剧烈的社会爆炸。
一个裹挟和绑架了国家的强大特殊利益集团，拥有的几乎就是国家力量本身，这就决定了它是一种很难对付的黑暗力量。
处理得好，中国也许会在经年堆积起来的政治废墟中涅槃重生，融入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秉持的价值体系当中；处理得不好，则有可能继续沉沦，在对“特色”的坚持中进而成为对内对外意义上的非正常国家。
涉案金额超2亿，滕州市委政法委原书记彭庆国被判死缓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

2019-02-03 15:31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消息，2月3日，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滕州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兼滕州市社会矛盾排查调处中心办公室原主任彭庆国贪污、挪用公款、受贿、行贿一案，以贪污罪判处被告人彭庆国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经审理查明：2004年4月至2013年5月，被告人彭庆国利用职务便利，侵吞、骗取公款14661.4万余元；挪用公款6480万元，进行营利活动；2010年11月至2012年11月，被告人彭庆国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3次索要和收受他人贿赂，共计142.9万余元；2004年至2007年期间，被告人彭庆国为谋求个人职务晋升、工作安排等方面的不正当利益，先后3次送给他人银行卡、存单等财物，共计210万元。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彭庆国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骗取公共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数额巨大不退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鉴于彭庆国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涉案赃款已全部追缴，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