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听近两年访问英国的人说：和中国全然不同，在英国，人们几乎从不谈论如何赚钱、发财这一类话题。人们谈得最多的一个词汇，就是"福利"。我知道，北欧国家被称为"福利国家"，其实，在所谓资本主义的故乡西欧，特别是英国，这个资本主义最古老的堡垒，人们所关心的，都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古老问题，己不再是什么劳资问题、贫富问题，也不再是什么剩余价值理论什么的，而是原来似乎属于"社会主义"的那个话题 —— 福利。
人们向政府要福利。
既然政府向人民要选票，那么，"人民福利"就是政府的本分。
西方的"资产阶级国家"，竟然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政府"全相反。
真是天地翻覆，世道大变。尽管我国的关于西方国家的教科书基本依然如故，但实际上，人家已经和中国人想的完全不一样了。我听说在西北欧的富裕小国里，人们根本没-有发财的愿望。据报道去那里的中国人问他们：你们不想多挣些钱吗？他们竟诧异地反问：我要钱干什么？
听听，人家居然这样说：我要钱干什么！
这正是我们中国人怎么也理解不了的。
据说，人家回答：我们生活水平很高，什么都不缺，教育、医疗都是免费的，房子是自己的，邻里关系都很融洽等等。如果工资有些结余，我们就去外国旅游，把钱花掉。
看来，他们北欧人真的没有冻馁之虞，没有饥饿的威胁，没有对贫困的担忧。这是一种什么生活呀？我真想不出，难道就是以前中国人常说的、那个美好无比的"共产主义-社会"吗？
所以在我看来，福利，可以理解为"人民的幸福"；但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看起来，也可理解为低效、"大锅饭"、政府入不敷出、国家混不下去……。
前不久，法国政府出台《新劳工法》，由于工会和学生会强烈抵制，开始嘴硬的法国政府，最后还是收回了这个法案。人民获得了胜利。没几分钟，香港凤凰台何亮亮马上-评论：这次法国没有赢家，收回《新劳工法》就还是要"吃大锅饭"，因此，法国的经济将没有竞争力云云。
这正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声音。
我们中国，与西欧北美国家相反，目前已经成了个完全没有一丁点儿人民福利的国家。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了用于救灾，沾一点"福利"的边以外，简直找不到还有什么大的支出与人民福利有关。义务教育，要人民支付学费（现在表示要9年中小学免费了，让我们拭目以待；我想，肯定，全国中小学校不会停止收费的，国家给的那点钱，哪够现今挥霍惯了的校长教师花的？）；医疗，吆喝说要减轻人民负担，但又是两年"流水落花春去也"，一切都依然故我；福利分房，早已经没有了；国家也没有廉价租房，可见并不肯拿出一点钱来解决新就业者们的住房福利；城市交通，也已经没有福利补助了；冬贮大白菜之类的福利，当然也早没有了；就是北方城市的取暖问题，国家也准备不再有一点点福利支出了，而且费用高的令人称奇，热力公司提供的暖气费用，比人们用煤炉子取暖的费用，要高上几十倍。这合乎经济规律吗？不管！看来国家就是要省下任何用于"福利"的费用！
我不知道国家省出这些钱来干什么？
对，搞经济建设，搞项目，搞高楼大厦……
项目多了，"少数人"就富起来了！而富人们就可以享受高楼大厦，就可以在宽阔的高速公路上开跑车了，多有意义啊！
那中国的"改革"得多有面子啊！
对于一个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穷人的日子会很难过。这是不人道的，而社会也将因此失去稳定。显然，完全生活无着的人，是很容易走上歧路的。而如果巨量失去工作、失去土地、失去生活来源的人们存在，又得不到足够的救济和福利，那前景，只能是天下大乱。
我认为，中国的不稳定，就源于人民得不到任何福利。
有的中国人可能不服气，说你说的那是欧洲的情况。而中国人的理想是美国。美国人追求发财，和中国人一样。
但美国政府到底是什么样呢？据报道：
在美国，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为丧失劳动力者和失业者提供安全保障，为老年人和穷人提供医疗照顾，为穷人提供简易住房和适当食物。美国政府在社会安全、福利和与此-有关的社会事业上花的钱也是最多的。政府第二大开销，是国防经费。第三是教育经费。
所以，如果我们像以前那样把"福利"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标记物，我们就会发现：
就是美国，也没有像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么少。
在美国，一方面是各地政府来关照穷人，另一方面，遍布各地的教会和富人们也大力举办慈善事业。这样，各方面都在努力，美国的贫富问题，根本没有像中国这样尖锐。
在中国呢，事情相反，政府在"改革"的名义下，不断取消各种福利；和他们一起行动的，是中国的富人，他们竟有人声称，就是不会给穷人什么！显得气粗、而且豪迈。
不少人以为，中国是社会主义，而且几乎是世界上唯一的、正牌的社会主义。所以，中国怎么搞，都是社会主义；外国人怎么搞，都是资本主义！这其实是天大的误解。
所以，一位在美国住了近30年的朋友对我说：世界上人家都是"社会主义"，只有中国不是！中国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
所以，我想，中国的"福利"现状如此，中国要能稳定，那才有鬼！
许纪霖：假如中国真的统治了世界，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胜利？ 中国今天已经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她将继续往哪个方向发展，让全世界都迷惑不解。中国成为与美国同样重要的世界大国，但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国？中国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 假如到了2050年，真的像马丁·雅克所说的中国压倒了美国，统治了世界，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胜利呢？是中国文明的胜利，还是西方精神的胜利？ 2008年的金融危机，西方世界开始衰退，中国继续高速发展，一下子让全世界聚焦中国。 晚清以来的强国梦包括两个梦想，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然而，在近代中国大部分历史当中，一直是一个梦遮蔽了另一个梦，即富强压倒了文明。在富强梦的背后，有一整套从上到下都信奉的意识形态，这就是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人民的精神状态，也造就了中国的现实。 富强是一种追求，这追求背后要有精神动力，就是一种强烈的致富欲望，通过竞争和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满足永无止境的内心欲望。这就是歌德所描绘的浮士德精神。发现浮士德精神最早出现在西欧，但到了20、21世纪之交，竟然在华人社会当中表现得最为强烈！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脱胎换骨，不再讲和谐，而是讲竞争，相信法家的那套富国强兵理论，信奉永不满足的欲望追求的？ 这个变化，是从晚清开始的。甲午战争清政府输给日本，中国的士大夫开始觉悟，发现中国原来的学生日本之所以可以打败自己，原来是脱亚入欧，不再讲和谐，而是转为讲竞争，讲优胜劣汰。于是19世纪末进化论由严复引进了中国，顷刻之间风靡神州，成为中国人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达尔文的进化论研究的是自然界的进化，但他的很多信徒，像赫胥黎就认为人类的进化与自然界的进化不同，有人类社会独有的伦理规则；而另外一位信徒斯宾塞，则发展出了一套"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也是这么进化的。进化论不一样，它的基础是牛顿的机械宇宙论，世界的核心不再是德，而是力；不再是和谐，而是竞争，看谁有力量、有物质实力，有超越他人的生存能力。只要有了各种各样的力，你就会成为竞争的优胜者。 甲午海战之后，整个中国开始讲工商富国。比如晚清的知识分子杨度鼓吹"金铁主义"，金就是黄金，经济富民，发展工商业，铁代表的就是军事，要走富国强兵的道路。他这一套学的是当时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 从晚清一直到今天，富强这个追求从没有断过，虽然追求的文明理想在改变，但即使是在"文革"时代，有一个东西还是没有放弃，那就是富强，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富强梦的后面有一个动力，那就是竞争。我们要在这个强权的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就是要有实力、就要有竞争。 晚清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论强权》一文，他说世界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压制弱者，这是世界公理，世界只认强者不认弱者。这种观点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弥漫。 中国人有的将"权力"和"权利"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但权利是平等的，权力是不平等的。中国历史上缺乏权利的传统，谁的地位高，谁的权力就大，拥有的特权（特殊的权利）就多。晚清以后的竞争，就是人人争夺特权和强权，不是追求平等的权利，而是想获得高人一等的强权。 在今天这样一个只认强权的丛林世界里面，富强似乎是强力竞争的结果，国家越是富强，人民越是富裕，社会就越是不平等，距离平等的人权也就越远，强权的逻辑反而显得越加霸道。 从晚清到今天，社会弥漫的一直是这样一种竞争氛围，它整个儿改变了中国人，支撑起强大的精神动力，而这个竞争动力的背后，就是对落后的恐惧、对被淘汰的恐惧，进而要富强，要成为人上人。要改变个人的命运，首先要成为一个能力超群之人，国家要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首先也是富强，拥有与西方同样的物质力、国民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 从晚清新政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制度在不断变革。制度的变革到底属于富强还是文明，这要看变革深入到什么层次。假如变革不动制度背后的核心价值，不改变制度的基本结构，而仅仅使之更完善、更有效、运转更良好，提高制度的运行能力，那么这种变革就与文明无涉。 所谓的制度合理化，实际是将整个国家、社会的各种单位，从行政机构、司法系统、军队，到工厂、商社乃至学校、社团，都按照公司化的制度来重新配置和改革，"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的改革事实上从没有中断过，但绝大部分的改革，都不涉及文明问题、价值问题，改革只为提高制度的竞争力，只为实现富强梦， 严复、梁启超知道，西方之所以能够打败中国，乃是它们既富强，又有文明。中国最急迫的问题是改变落后挨打的局势，迅速富国强兵，提高国的竞争力，而文明的目标在皇权专政手里是永远走不出来。因为没有西方的信仰 杨度是晚清思想最深刻的士大夫之一，他发现当时只有文明的国家而没有文明的世界，世界各国对内都讲文明，对外都行野蛮。杨度的观察是准确的，在西方政治学里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对内用洛克主义，讲自由平等，对外用霍布斯主义，生存至上，弱肉强食，遵行丛林法则。 西方世界向东方扩张，其背后有一套文明的理由。我拥有比你更高级的文明，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征服。 杨度认为既然西方有两手，我们也要有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它们，也就是说，中国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文明对抗文明，以野蛮对付野蛮。对内讲文明、对外讲野蛮，现代是对内对外都耍流氓。 国内曾出版过一本畅销书《中国不高兴》，作者也是用这套逻辑，将美国看作最主要的外敌，认为中国现在不用再韬光养晦了，该做的做、该说的说。甚至认为为了获得必要的外部压力，唤醒民族的觉悟，中国需要再打一次败仗！一副暴发户面孔。 这本书看起来是反抗西方的先锋，事实上却是西方在东方最优秀的学生，而且学的是近代西方最糟糕的野蛮这部分，青出于蓝却不如蓝。为什么呢？因为近代西方的野蛮性还有文明一面的制约，而《中国不高兴》模仿的是西方的强权逻辑，讲什么"持剑经商"，而不要西方的文明价值。 假如到了2050年，真的像马丁·雅克所说的中国压倒了美国，建立了全球霸权，中国统治了世界，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胜利呢？是中国文明的胜利，还是西方精神的胜利？或许，到时候海外华人包括爱国爱到极致的五毛人格分裂式口喊中国最强，一边带着行李躲避中共。西方却懊悔当初不下手，只玩贸易战，没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方位改变，就像今天台湾拒绝中共一样。 是的，假如到了2050年，中国抛弃了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近代文明，学的只是近代西方的富强精神，迷恋富国强兵的法家。 中外历史都提醒我们，缺乏文明的富强是一种可怕的富强，是短命的富强，是外强中干、没有灵魂的蛮力。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而从民国诞生的一开始，这个国家就面临文明解体，只认强权。 鲁迅先生当年有一句话讲得深刻，大意是说原来被奴隶主统治也就罢了，现在被奴隶统治了，那就更糟了。民国初年，中国是一片乱象，整个儿是丛林世界，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谁的兵多、枪多、钱多，天下就是谁的。 近代中国有一个文化怪杰辜鸿铭，他早就注意到中国在文明上走的是下坡路。 民国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坏的政治传统，从袁世凯到他的反对者孙中山，皆迷信权势，殊途同归。不管是独裁者还是革命者，崇拜的都是同一个东西——权力。整个民初社会，上上下下所崇拜的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崇尚的力，传统中国文明所偏重的伦理、道德、价值则无人问津。《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批评民国以来的社会现状，认为中国已经成了一个丛林世界，不讲精神、不讲文明，只讲竞争、弱肉强食。 杜亚泉还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19世纪末以来，从欧美传入中国的唯物论，只讲物质，物质至上，最先表现为洋务运动中的富强论，进而是天演论，即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自从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天神、人间无灵魂，一切唯物质为万能，此外还有残酷无情的竞争淘汰说。所有人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自我保存、怎样免于被淘汰。这样的世界只讲优劣，不问善恶，教育是竞争的练习场，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都成为杀人主义。 中国近十多年走的便是一条最坏的有限市场经济道路，即权力就是资本道路。 社会基础便是普遍化的利己主义。绝大部分的国民只有两种性格，不是杨朱便是犬儒。杨朱是彻底的利己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还有一批人脑子比较清醒，也看出这个社会有问题，但是有一种无力感，觉得无法改变这个社会，怎么办呢？只能做犬儒，洁身自好、独善其身。 从民国初年以来的社会便是这个样子，而且精神的价值、伦理的价值越来越不重要，重要的是穿衣、吃饭，国家要强大、人民要富裕，这就成了我们今天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一套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这套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老百姓当中非常有影响。 老百姓普遍认为，人活着是为了穿衣、吃饭，有钱才能过上好日子，有钱才有尊严，今天看一个人有没有尊严，不是看你有没有德、有没有知识、精神上是不是高尚，重要的是你穿什么品牌的衣服、开不开车、开什么车、有没有房、住什么房，这些都是你出去之后是否会受尊重的标志，这被称为消费主义，你消费得越多，越过高碳生活，你越是有身份、受到尊重。它和国家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恰为互补，而伦理的、精神的东西，核心价值是什么，人活着有什么意义……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这曾经是中国的历史，不幸的是，这样的历史今天又在重演，而且以一种变本加厉、极端的方式在重演。 大学者胡适早年在美国留学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忠实崇拜者，连名字都改了（原名胡洪骍）。1914到1918年欧洲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打把胡适打醒了，他知道这一套强国梦、富强梦最后会给人类带来毁灭。 中国的崛起终究要从富强走向文明，那么中国将走向何种文明？是与西方对着干还是与西方交融的普世价值？中国当然不会做西方文明的追随者，危害专制独裁，皇权专政从来就容不下普世价值。中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但没有西方宗教演化出的普世价值，反人权反人道主义最终危害到每一个平民，只有重复千百年的江山易改。如果有人说中国有第三种第四种文明，我相信是想行骗平民利益，千万不要上当。 川上人：警惕“中国模式”演化为“中国病” 年末岁初，随着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呼吁宏观政策上实行财政、货币"双扩张"的声音不断增强。日前在高层座谈会上，经济学家余永定就呼吁实行"双扩张"，保持经济必要增速。 实行实施"双扩张"不会有明显效果。2009年政府采取了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的强刺激政策，虽然将下滑的经济拉回上10%的增速，但是只维持了两个季度，随后就掉头直下。此后，几乎每年政府都会出台一些保增长的刺激措施，但从2011年到2014年的四年中，GDP增长率分别是9.2%、7.8%、7.7%、7.4%，增长率仍然下行。到了2015年第3季度终于掉到7%以下，2018年政府已经再次加大刺激政策。几次降准及降低银行存款的准备金比率，再加上"中期借贷便利"的金融工具，央行所释放出的资金总量已经超出了四万亿，被坊间称为"新版四万亿"。国家发改委也加速地方投资项目的审批，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动辄以百万千万亿计。可是结果不如人意，继续加大刺激会有效果吗？ 实行实施"双扩张"会增大系统性风险。如果不对症下药，加大剂量也不会有效，反而会加剧病情。过度使用刺激政策的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加杠杆，使风险加速积累。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显示，中国国民经济的杠杆率从2008年的170%增加到2014年的235.7%，6年上升65.7个百分点。在大力"去杠杆"的背景下，2017年的实体经济杠杆率仍然由2016年的239.7%上升至242.1%。一旦实行"双扩张"，杠杆率一定会飙升。过高的杠杆率意味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大增。 实行实施"双扩张"会加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以"保持积极稳定"为理由的"双扩张"，会让各级政府积极将主要精力用于"扩需求、保增长"，而不是着力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往的经验表明，增加的货币也很难进入民营经济，而是流向国有企业或房市、股市。积极财政政策会集中在"铁公鸡"等基础建设上，这让政府成为投资主体，对民营经济投资形成挤出效应。更大的问题是让本应该限制权力的政府进一步扩大权力，更难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实行实施"双扩张"会让数年来的改革努力前功尽。 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年，像吸毒成瘾依靠货币超发和信用膨胀支持高速发展，一直伴随着中国经济。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宏观当局采取更强的刺激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海量增长。从2001年到2012年，广义货币流通量平均每年增长18.35%，远高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结果是资产泡沫生成和资产负债表风险累积。诚如吴敬琏先生所说，中国经济出现了"按下葫芦起了瓢"的"跷跷板反应"，"当政府采取刺激政策稳住增长速度时，会造成加杠杆的结果；而一旦采取措施降杠杆，又会使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引自吴敬琏著《中国经济改革进程》P324）。 这种模式都是委内瑞拉，土耳其玩剩下的。 | 
发表于 2019-1-24 11: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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