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话语霸权”是当今中国的负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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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华人说中国每年房地产开发量占世界50%份额，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落后了，要西方学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下的房地产搞活经济。

王炼利
有些中国人以为，1998年秋天因“住房商品化”而带出来那个庞大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是按照中央意图建立起来的、曾经是解决过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问题的市场；有些中国人以为，房地产市场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这个市场没有什么不对。这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被忽悠了。
其实，当所有的房地产调控都以不了了之告终，当大房地产商公然与国务院叫板，就该反省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问题出在哪里？追根寻源，要从“中国式房地产市场是怎么产生的”当中寻找原因。只有了解了这个市场是怎么产生的，才会明白这个市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生的所有市场中，最无资格称为“市场”的；也是中国的所有市场中极其罕见的、从娘胎中就带有不道德印记的“市场”。只有了解了这个市场是怎么产生的，才会明白为什么房地产调控只会失败不可能成功；只有了解了这个市场是怎么产生的，才会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一直被房地产商牵着鼻子走、一直要为“房地产商造的孽”买单；只有了解了这个市场是怎么产生的，才会恍然大悟：纠缠在房价涨跌上是无益也无用的，靠大家的努力争取来一个属于我们大家的房地产市场，才是我们真正的奋斗目标。这个房地产市场，应该既平平常常又热热闹闹：象农贸市场一样平常，象农贸市场一样热闹，象农贸市场一样兴旺，象农贸市场一样长盛不衰！
十多年来，我一直见缝插针地坚持着、争取着将“中国式房地产市场”的来历告诉大家，我要让大家知道，原先“设计”的房地产市场不是我们现实中所见的，更不是那么没有人性——拆迁自焚已经不是新闻，拆迁焚人也不用以命抵命！但是由于“房地产话语霸权”早已形成（我亲自尝到“房地产话语霸权”“掐声”“消声”的厉害），因此，十多年来，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市场到底是怎么来的。今天，我再见缝插针一次，告诉大家这个市场是怎么来的。这里的“市场”，是指“让全体城镇居民参与进去的房地产市场”，这个“让全体城镇居民参与进去的房地产市场”，是以“住房商品化”的推行为标志的，理论上从1998年开始。
始于1998年的“住房商品化”，本是有强烈的实用动机和目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住房商品化”并不是政府计划要在近期做的事情，到九十年代中后期，起先也只准备搞些试点，因为九十年代的中国城镇居民，普遍不存在“购商品房”意识。据1998年2月的上海《解放日报》报道，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有70.5％的市民不打算购房！真正打算购房的仅占16.1％。不打算，是因为有比购房要紧得多的打算。根据《新闻报》对“市民最关心什么”的随机抽样调查，关心收入和关心就业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希望改善住房排第五位，也是末一位。在1997年关于“上海人最担心什么风险”的4212份调查答卷中显示，上海人第一担心健康问题，第二担心下岗失业，第三担心子女教育费用不落实。可见，到1997年，“购买商品房”在上海绝大部分居民生活中还排不上号。
当时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也还很低。1999年，上海中等收入家庭的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只有795元，而1998年地段偏僻的浦东金桥，新建商品房的售价已经高达每平方米3000～3500元，中心城区的商品房则高达五、六千元，已经处在“下岗进行中”的上海市民有可能对商品房产生兴趣么？
上海是“住房商品化”的始作俑市，也曾是产业工人密集的工业城市。在“住房商品化”的前夜1996年，上海已经下岗了国有企业职工91万、集体企业职工25万。这对上海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据《上海经济年鉴（1997）》的统计，1996年时，62.5%的下岗人员家庭月收入从1305.6元下降到981.3元，下岗人员中60.8%的人经济来源仅靠下岗工资，21%的人在打另工，只有 9.5%的人重新找到较稳定工作。全国生活水平最高的城市居民生活因“下岗”受到了严重影响，在这样的收入状况下，让上海乃至全国城镇居民买商品房岂非天方夜谭？上海市民打算买房的可能能有多少？
当时的国家领导很多都来自平民，很了解民情民意，如果不是被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大陆的影响所逼，根本不可能在“全国大下岗进行中”的1998年在全国推行“住房商品化”的，连“试点”都可能缓行！当东南亚金融危机逼得国家领导非要实行“住房商品化”不可，如何将“住房商品化”“化”得有人心有道德，是他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先需要解释一下，当时政府真的被东南亚金融危机连累得苦！这才逼得政府不得不将“住房商品化”提前向全国推广实施。
1996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先是给我国出口贸易带来了重创——1998年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出现了自1978年以来从未出现过的负增长；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和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率，都从1994年时超过30%的增长率，逐年下跌，直至跌到1998年6.8%、6.3%的增长率，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幅从1993年的年增长24.8％，也是逐年下跌，跌到1998年的14.2％，而财政赤字从1990年到1998年的累计是4126亿——相当于1997年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1998年时，6146万平方米空置商品住宅连同空置商业用房办公楼，压占了资金6000亿，相当于1997年国家财政收入的69％。
面对经济数据大幅度的下滑，任何政府不可能不将经济增长问题当成头等大事！中央决定要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了。最主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就是“住房商品化”。
既然1998年的“住房商品化”有着强烈的“实用”动机，“实用”落实到居民行为上，就是全国城镇居民除最低收入者外，都要自己出钱买房——大家来为国家挑重担了。
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为国家挑重担本不需多作动员。问题是在“住房商品化”问题上，这个担子怎么挑？让大家来买商品房是不现实的，中低收入者根本没有购买商品房的可能。于是，国发【98】23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在此背景下出台，通知规定“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高收入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这说明什么？这是政府在发扁担和箩筐：力大的发宽扁担大箩筐，力小的发窄扁担小箩筐——大家各尽其力为政府挑担。同时，国发【98】23号文件还难能可贵地提到了“房价收入比”问题，指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后，房价收入比（即本地区一套建筑面积为６０平方米的经济适用住房的平均价格与双职工家庭年平均工资之比）在４倍以上，且财政、单位原有住房建设资金可转化为住房补贴的地区，可以对无房和住房面积未达到规定标准的职工实行住房补贴。”这也是中国此后一系列有关“住房商品化”文件中唯一一次面向中低收入层面的最人性的提法。而“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则是1998年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直接目标。
政府也对为国家挑重担的人民作出了许诺。
可以将朱镕基1997年“在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部分内容作为政府许诺来读：“实现在低工资制度下走住房商品化的道路。在低工资条件下，房价搞高了，就实现不了住房商品化。”“要确保国家安居工程等经济适用住房，优先出售给中低收入住房困难户，特别是国有企业职工和教师。”“运用公积金制度，积累资金，加快居民住房建设”，“住房公积金存到银行设立一个专户，利率是低进低出的，存进去的利率是低的，贷出去的利率相对也是低的，这样就保证房子是低造价，卖给居民是低价格”。 “建安居工程房是要赔本的，就是要赔一点，不赔一点，就不让房地产公司拿到高级商品房的招标。这个政策，是几年前马来西亚住房部长向我介绍的，”“这在马来西亚是一条法律。我看这是一条公平的法律。没有这几条，要做到每平方米一千元左右是非常困难的。”可惜朱镕基不会料到，他的承诺——他对住房商品化的具体的设想和建议全都成了肥皂泡，唯有“住房商品化”这个壳被利用了，到了国发【2003】18号文《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出台，“住房商品化”这个壳中已经没有了“朱房改”向百姓许诺的任何内容，一句“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全盘否定了国发【98】23号文最主要内容“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也推翻了【98】23号文规定的住房改革目标是“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从而无情地将全体城镇居民全都逼上了买高价商品房的华山一条路（房地产商竟然还能说得出房子就是为有钱人造的，穷人本不该买房）——这该是官员与房地产商结成利益共同体后，官员对房地产商的心照不宣的许诺。也说明在2003年时，房地产业内的动静已经可以左右中国政策了。
请特别注意，1998年国务院发的23号文件规定的内容，可以说全都没有实行过：“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起码在上海根本没有实现过！全国绝大部分城镇也没有实现过。“房价收入比”超过规定时要对无房和住房面积未达到规定标准的职工实行住房补贴，更没有实行过，“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到今天已经成为笑谈，朱镕基一再强调的中国的住房商品化是在“低工资制度下走住房商品化的道路”，有几人从报章和网媒见到过？那么，国发【98】23号文是否根本没有用处？不！国发【98】23号文件的作用极其重大，自“住房商品化”推行至今，没有一个有关房地产的中央文件作用能超过【98】23号文件。因为，是国发【98】23号文、也只有国发【98】23号文件才决定了“让全体城镇居民参与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诞生，并标志着“让全体城镇居民参与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诞生！
然而，也同样是这个国发【98】23号文，又是个事实上最短命的中央文件、是个命运最不济的中央文件，它的极其重大的作用，仅体现在“敲门砖”上——这块敲门砖敲开了“让全体城镇居民参与进去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大门，门一敲开，砖头就丢掉。五年后，由国发【2003】18号文堂而皇之取代了国发【98】23号文。也就是说，名义上国发【98】23号文有效了五年，实际效用只在一瞬间——“让全体城镇居民参与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大门被国发【98】23号文敲开的一瞬间。门一敲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自发”走上五年后国发【2003】18号文才明言的道路；门一敲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将挂着的“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的羊头扔了，不挂羊头，就卖狗肉，卖“多数家庭购买商品住房”的狗肉，这样不挂羊头照卖狗肉卖了五年，等到国发【2003】18号文出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终于挂狗头卖狗肉了——从理论到实践上，都在推行“不为穷人造房”！
大家会问：既然自1998年“全体城镇居民参与进去的房地产市场”门一敲开，卖的就是“多数家庭购买商品住房”的狗肉，为什么1998年就不能明用“多数家庭购买商品住房”的狗头当敲门砖？我的回答：您是怕天下不乱哪？如果挂起“多数家庭购买商品住房”这个狗头，这个“让全体城镇居民参与进去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还诞生得了吗？那不是在逼全国千万下岗工人造反吗？当时已经初步形成的“房地产利益共同体”可就聪明得多：他们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国务院敲响“让全体城镇居民参与进去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开张锣鼓！请千万不要忽视“让全体城镇居民参与进去”这几个字，如果没有国务院“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的定调，靠房地产商自身力量猴年马月才能将全体城镇居民都拖进这个市场！上世纪末的城镇居民是能不买房就不买房，即使【98】23号文件作了规定，除了最低收入者，大家都得买房，但居民还是能不买房就不买房，住房拥挤都几十年了，习惯了，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不到不得已，买什么房？事实上，如果不是大动迁成为政府行为，会有几人买房？但房地产商和房地产利益中人衷心拥护“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这能保证全体城镇居民都是以后他们主宰的市场中的牛羊！国务院定下“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的调门，对于国务院来说，定这个调门是人民政府职责所系，对于房地产利益中人，这就是骗开大门所要挂的羊头。“房地产利益中人”很清楚，国务院不可能来亲自经营这个市场，经营者只能出自房地产利益中人，不管开张时定什么调，“变调”的主动权在他们手中。若问他们哪来这么大的权利？要知道，房地产利益中人已经掐到了中央政府的软肋：你不是要保增长吗？我来保你要的“增长”，怎么个增长法你就别管了，反正我不会按照你定的调门去搞“增长”的。我的调门是“即然‘市场化’，大家都该买商品房”，买不起房的到乡下去！中央政府的软肋既被掐，为了保经济增长，无奈只能听凭“变调”！等变调变到要引起骚乱了，就“调控”，还未调几下，房地产利益中人骂娘了，“调控”就不了了之。
很明确，房地产利益中人在1998年做的事情，就是借助政府的力量敲开“让全体城镇居民参与进去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大门，大门一旦敲开以后，房地产利益中人就翻脸不认人。照中国的潜规则，各行各业都要与政府搞好关系，柳传志还“见到政府就害怕”呢，可是房地产商不！中国的房地产商一再与国务院叫板，与国务院总理叫板，温家宝以总理身份说了句“我认为房地产商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你们应该对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你们的身上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一个被媒体捧为“敢言”的房地产商就发微博回击“他缺什么就觉得别人也缺什么！”奇怪吗？不奇怪。不要认为这是某房地产商个人的发飙，这是代表中国的大房地产商在发飙——大房地产商们也誉其“敢言”，而没有说其“错言”。房地产商与搞实业的柳传志们不同，柳传志们的企业运作资源都掌控在国家手中——即政府官员手中，也等于企业的命脉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而政府官员是没有什么要求着柳传志们的；房地产商不一样，虽然房地产业的主要资源——土地更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但是，中国的房地产利益共同体就是以房地产商与地方政府官员的联盟为典型结合形式，房地产利益共同体的主要利益是从土地中得来，这份利益还必须在房地产业的账面上变现，大家才能分得利益，政府官员如与房地产商过不去，岂不是与自己的财路过不去？这样的操作形成习惯，房地产觉得自己就该与官员平起平坐——你得到的这点钱还不是从我这里划出去的！也因为房地产商与地方政府“飙”惯了，就对中央政府官员也“飙”起来了。
房地产商与地方政府因土地而发生紧密联系从而结成利益共同体，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房地产商根本不会有感恩之心。本来，他们首先该感恩中央政府，是中央政府送给他们一个将城镇居民囊括了的房地产市场——没有国发【98】23号文，就没有这样大的市场。第二，他们该感恩广大中低收入者，全体城镇居民在1998年对推行“住房商品化”无异议，本建立在政府对“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保证之上，当这个保证作废，要中低收入家庭同样去买高价商品房，这时，占城镇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者默默承受下来，没有去颠覆了这个市场，房地产商还不该感恩吗？现在回想起来，中低收入者之所以对“市场变调”反响不强烈，主要是大下岗使得工人处在无组织的散乱状态，工人已经无法组织起来表示反对并依靠工会的力量来颠覆这个与他们为敌的市场。而房地产市场本不应该与居民为敌——如果房地产商从1998年起不丢弃国发【98】23号文的羊头并实卖【98】23号文的羊肉，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原本是会象中国的农贸市场一样受欢迎，一样被居民当成须臾不可缺的并关系亲密的市场！
中国的房地产商忘恩负义了！他们一得到这个市场，就认为这个市场理所应当是他们的，他们将房价推高是正当的市场行为，果真是这样？还是让同为房地产商的香港同仁来评价吧——2000年3月5日，香港中原地产公司的中国市场研究所在对上海房地产市场研究后与向总部报告：“回收问卷1093份，按总价（指单套房总价）分为40万以下40万以上，40万以上占31%……消费者作出购买决定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房价和购买力。上海的房改至今已有8个年头，一系列举措表明政府对于启动内需扩大消费的决心。然而我们的调查结果却与这一初衷大相径庭。……我们有理由认为房价对于绝大多数购房者已属偏高。只有切切实实降低开发成本降低房价，……才能进一步扩大内需，才会真正将市民购房的潜在需要释放出来。
”谢谢香港中原地产的这份报告，它留下了历史见证！它清楚地告诉我们也告诉后人，“让全体城镇居民参与进去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起跑点，就是定在“房价对于绝大多数购房者已属偏高”的标杆之上，而这个市场非但不打算纠偏，还要将已属偏高的高房价再涨上天去！
当然，香港中原地产公司并没有听取这份报告“切切实实降低开发成本降低房价”的建议，香港中原地产是空前猛烈地向中国房地产市场全方位进军，并且绝不降房价！为什么会这样？原来，这个“中国市场研究部”也太“市场”了，他们是按照真正市场的标杆来衡量上海房地产市场，才得出“有理由认为房价对于绝大多数购房者已属偏高”的结论，可是香港中原地产总部不这么看，他们看出了世纪之交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根本就不是市场，因此，“房价对于绝大多数购房者已属偏高”的结论不成立！千载难逢的发大陆房地产横财的机会来临了，香港中原地产也是商人，他肯放弃送上门来的利益？以后，香港中原地产还从公司网页上撤下了这份报告——2003年2月13日，王炼利在广东发展论坛发表了《希望与危机并存的上海房地产业》一文（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里面就提到了这份报告。
是的，揭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全部秘密，就在于它本不是市场，却通过市场交易的办法在赚钱！如果硬要说这就是“市场”，那就是我定义命名的“计划市场”。正如我在陋作《中国房地产之厄》导言中所说：“‘计划市场’是中央政府官员和地方政府官员分散掌握着对国家资源的控制权、支配权，‘计划市场’不排斥市场、需要市场，控制权和支配权能通过‘计划市场’交易出权力的最大化。‘计划市场’直接从‘计划经济’延续而来，承继了计划经济时期对社会最重要资源和对主要经济活动部门的高度垄断，不过这种垄断不再以‘国家’的名义出现，垄断权在已经掌有权力的群体中约定俗成地分配。”
中国不少著名房地产企业的第一代掌门人，有很多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政府部门的官员，当他们下海变身为房地产企业老总或董事长，仍然保持着与政府机构千丝万缕的关系，并新建立了一些关系，包括象“房地产利益共同体”的关系。陋作《中国房地产之厄》第100页上有张表《上海房地产业“强企”与政府关系》，看了就一目了然了——这张表也将“计划市场”直观化了。
鉴于房地产商一再强调他们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造房，造多少房是由市场在决定，一再强调他们是在市场环境中经营、房价由市场在定，这种观点通过房地产话语霸权又已经占了舆论上风，因此很有必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是市场。
如果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市场，那么，造多少房、造什么样房该由消费者决定，也就是说，市场供给由市场需求决定。但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地方政府一手制造了供应，又一手制造了需求！举个例子：占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9%的上海，2002年动迁户购房要占到上海个人购房总量的40%（见上海房地产市场报告总165期）！2005年到2009年，上海普通住宅销售了102万套（含期房），但前提是：从2002年到2009年，上海中心城区的拆迁户为53.7万户！加上投机购房（被精英媒体动听地称为“投资购房”）占到约20%比重，起码60%的住房销售都不是基于居民自身愿望的需求！
地方政府官员和房地产商都需要不断制造大动迁，也就是不断地制造出“住房需求”。伴随着大动迁，中心城区黄金地段钻石地段的积淀了几十年上百年方体现出的土地价值变得极其醒目，这更让房地产利益中人垂涎欲滴，用更加疯狂的大动迁促使更多居民去“住房商品化”，是将诱人的土地利益尽快落袋为安的唯一法宝！读一读《中国房地产之厄》第37页第38页上的《上海城镇房地产企业已被利用土地的土地受让方式汇总》吧，看看汇总表后密密麻麻的注释吧，其中列出的土地出让合同编号，都聚着一堆堆的问题，这些表和注释，能反映出上海土地利益被利益集团瓜分的蜘丝马迹！《中国房地产之厄》出版至今已经三年，虽然国内没有多少影响，但影响远播海外，如果是我在瞎说瞎分析，我早该以造谣诽谤罪进监狱了，如果我没有瞎说瞎分析，谁回应过这些问题了？！
——这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真正的市场经济，是需要给消费者以“选择”自由的。这个经济学上的“选择”非常重要，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个人作选择的行为。打开《微观经济学》教材，无差异曲线、边际替代率、消费偏好都是归入“消费者选择”章节之下的，在真正的市场经济的社会里，没有选择，就没有消费行为的产生，而我们大规模市政动迁恰恰是政府在替代你选择，替代你选择后再让你掏钱消费，如果这个选择与你选择相同，你可以消费得很高兴，你可以根据你消费偏好画出你的“无差异曲线”；如果政府的选择与你的选择完全不同，那你就是在被迫消费，你就不可能画出你的无差异曲线，硬要画，那将是条充满怨恨的“差异曲线”，曲线上任何一点都是你不愿意消费的商品在消费你的钱！
你说要给我改善居住条件，但你却限制、取消了我选择改善的自由。我出于个人经济考虑，认为你要让我在现阶段“改善”会打破我的收支安排，会影响我的生活质量，你却要我搬迁没商量。我不但没有了选择不想“改善”的自由，还没有了选择不影响自己生活质量的自由。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市场经济”？
——所以，房地产商硬要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市场，这不成立！因此，住房销售量再可观，必须刨去动迁和投资这一块，才是市场需求；而房价的高低，从“住房商品化”一开始至今，都不是由“市场”来决定的！
以上这些话，我从2004年就开始说了，2004年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上海房产市场和房地产业》中说过，2006年9月在《经济观察报》上说过， 2009年8月在凤凰博客说过，2010年秋在《中国房地产之厄》中又复述了一遍，今天还再说一遍。我说得这么累，因为我没有话语霸权，我更不是房地产利益共同体的人。
每当政府“救市”，我就疑惑，房地产用得着救吗？每当房地产商发飙骂娘，调控一定不了了之。是中央政府怕房地产商吗？不可能。但政府怕舆论！当“限购就是反市场经济”形成舆情汇成声浪，当“控房价会使得银行崩盘”形成舆情汇成声浪，当“房价涨体现了市场行为”形成舆情汇成声浪，我们就看到又要“救市”了！调控又要成为“空调”了！而事实上，“限购就是反市场经济”在理论上根本站不住脚；“控房价会使得银行崩盘”根本没有依据，“房价涨体现了市场行为”则是对马歇尔需求定律的根本无知。但就是这些似是而非的舆论，让中央政府一再对房地产商让步！看来，政府怕的是房地产话语霸权！话语霸权可以通过文本策略如话语包围、话语隔离和话语暗示（这些都是新闻专业术语），将公众的关注点朝着话语霸权需要大家关注的角度引读过去，譬如将“限购”都引读到“反市场经济”，譬如将“商品房涨价”引读到这是市场自发作用，甚至连房地产商对政府的冷嘲热讽和对底层人士的鄙视，都能引读到“可恨的实话”上去，由此可知，房地产利益共同体中已经包含有媒体人在。
不知道大家是否发现这样一个怪现象：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大家可以从网媒纸媒读出不满，但对中国的大房地产商，大家从著名网媒纸媒中读到的几乎都是赞美！并且是越著名的网媒纸媒，赞美越热烈、越不遗余力！说怪也不怪，著名的网媒纸媒反映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满，更多是代表着房地产商利益、是在代房地产商发泄着不满。如不满宏观调控、不满收房产税等，凡有可能影响到房地产利益的，网媒纸媒都会在第一时间表示反对，并且反复地持续地反对，直到将反对形成声浪——这也是新闻学介绍过的传媒技巧！网媒纸媒还处处凸现大房地产商在如何“伸张正义”，譬如大房地产商说声“社会保障不是让民众都去拥有住房财产，而是用租赁方式保障最基本的居住权利”，网媒纸媒都在追捧，可我在2002年冬天就在《希望于危机并存的上海房地产业》一文中提出要“有意识地培育一个与销售市场互为补充的房产租赁市场。目前轻租赁重销售是整个房地产市场充斥短期行为的反映。”提出香港人解决住房也不是“一步到位”的，凭什么大陆居民一定要买商品房去为房地产商买单？我的这些观点有哪个著名媒体代传播了？我当初可是捧着刚写完的《希望于危机并存的上海房地产业》去找《21世纪经济报道》和《南方周末》的，《21世纪经济报道》和《南方周末》刚一看到文章都叫好不已，《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我说：“你找我们找对了，你若找《解放日报》肯定没戏。”还认为我的身份“不是计委就是经委的”。但当两个报社记者知道我仅是“退休女工”，就不准备将我“伸张正义”的文章见报了。《南方周末》记者坦率告诉我：“真是好文章，如果是吴敬琏写的马上登了，可惜你不是吴敬琏。”（从以下链接可以查到图表完整的《希望于危机并存的上海房地产业》，这篇十二年前写的关于房地产的文章今天读来决不过时！此文的图表至今都能说明问题。http://www.dajunzk.com/fangdichanwenji2.htm）我终于慢慢发现，两个报社对此文的兴趣主要在于我提供了炮弹，这些炮弹本身够份量，但是提供炮弹的人身份不硬，这就象好炮弹缺乏了好炮来发射，达不到应有的攻击力。这些报章都赞美“敢言”的人，但“敢言”还得先看身份。
一些著名网站需要揭露房地产市场的文章，一是点击率的需要，二是代房地产商向政府讨要“市场自由”的需要，但这些网站不需要深层次揭露房地产问题的文章。若要深层次揭露房地产问题，当然要触及到房地产商和房地产利益共同体的利益，多年来中国的著名网站随处可见房地产利益共同体中人的身影，怎么可能让利益圈外人来“自由”地触犯房地产利益共同体的利益？我也看懂了这一点，我发文的唯一坚强阵地就在《博客中国》，著名的凤凰网我也上那里的博客，但那不是我的阵地。
2009年8月，凤凰网的网管曾将我发表在《博客中国》上的《正视中国收入状况，中国没有中产阶级》、《影响房价的两点真正原因》、《房改方案为何都讨论不到点子上？》、《拨去罩在“经济适用房“上的迷雾》、《住房公积金制度弊端在哪里？》、《“住房面积”有诸多谬误》等都是围绕房地产谈民生的文章逐篇移到了凤凰网，凤凰网沸腾了，单篇点击率大部分有几十万之多，单篇的文后跟帖最多达到三千多条，也是在那个月，我成了凤凰网的VIP博主。但是，“王炼利”仅在凤凰网真正“VIP”了一个多月，从2009年9月下半月起，署名“王炼利”的文章凤凰网再也没有推荐过。
2010年两会期间，我在《博客中国》发表了《别把表象当真相，房价高的原因不是因为地价高》的博文。我特别指出：是中国法律在支持中国房价的暴涨！土地炒卖就是由于承让国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者具有了对土地使用权的出租权、抵押权、转让权所致，而在市场经济的鼻祖西方国家，公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者是没有出租权、抵押权、转让权的。也因此，这些国家“市场化”了几百年，老百姓的住宅用地价并没有因为“市场化”而“化”上去。我还指出中国在“土地使用权证”上搞“一证两制”：房地产商持有的土地使用权证具有了对土地使用权的出租权、抵押权、转让权，而居住民手中的土地使用权证就不拥有这些权利，这就导致了老百姓无法打拆迁官司。而房地产商持有的土地使用权证和居住民持有的土地使用权证在外观上是一模一样的！
这篇文章引来了著名媒体的关注，两家著名媒体编辑在同一日都来邀请我开辟专栏。2010年3月11日搜狐编辑来电邮：“我是搜狐博客的评论编辑。看到您最新的一篇文章《别把假象当真相，房价高的原因不是因为地价高》，想在搜狐博客予以重点推荐，希望您能在搜狐建博。已经给您开通了搜狐博客账号。”观点地产新媒体编辑同日来电邮：“您文章中有力的数据说明、深入的分析、鲜明的观点还有您的敢说话，是我们一直以来想呈现给读者的。此次冒昧的写这封信给您，是邀请您能同意在观点地产新媒体开设一个专栏，做您文章的汇集。”
诡异的是，当我用“同意”回复了这些热情洋溢的来信后，搜狐和观点地产新媒体都没有了下文！
2010年著名的新浪网还邀请我开辟《数字民生》专栏，要求每周发一篇文章。开门红一炮打响，主编热烈祝贺我。不想只出了三期，主编与我断了联系，等到该主编离开了新浪，特给我发来信息：“王老师，对不起，有人不喜欢你说话。”为什么不喜欢我说话？看看已发的三篇专栏文章的标题吧：第一篇《揭开真实“房屋成本价格”的面纱》，第二篇《你家房子坐落在谁的地盘上》，第三篇《谁是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真正得益者》——都是市民最关心的有关房地产的热点问题，也是房地产利益中人最不希望老百姓过问、最不希望老百姓追根寻底的的问题！我“敢言”不？“敢言”！但这是让房地产利益共同体反感之及的“敢言”，你越“敢言”，就越不能让你发声！他们有这个“势力”和“实力”，因为“中国房地产话语霸权”早已建立！
关于对《中国房地产之厄》出版消息的全面封杀，由于对这本书本来就知的人甚少，就不介绍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各大著名网站的名博中，有位自诩以“启蒙政治家和媒体人”为己任的著名“公知”，一直在不遗余力为房地产商唱赞歌。如“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化建设，多亏了房产商。没有房地产行业，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啦，“中国最可爱的人——任志强、潘石屹、王石”啦，“房产企业和企业家影响了文明的进程。解决了就业，创造了财富，成为经济的顶梁柱”啦，不仅如此，这位“公知”还像房地产商一样强烈声讨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政府对于市场根本不了解，也并不是市场的‘操盘手’，调控根本不可替代市场的运作规则，犹如唐吉柯德般挑战‘市场’这个大风车一样，根本无济于事。既然对市场没有驾驭的能力，就把它送由市场自己去解决。”，“对于非生活必须品，政府本身就没必要去调控其价格的涨浮，而是由市场自身去决定它的定价”，并且还煞有介事地质问“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在讨好谁”？讨好谁呢？这位著名“公知”一一列举：“是被地荒论忽悠着高价贷款买房的房奴；是望着高企的房价，又无法享受平等购房待遇的新移民；是整个房地产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供应商们；是被迫拆迁却未得到合适补偿的人；或许还有很多很多受其影响的农民工建设者们。”真正奇怪了，这些人加总起来差不多是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全部，中央政府不应该讨好他们？既然“住房商品化”将全国人民逼上买房一条路，公众希望住房这个商品能让大家买得起，过份吗？中央政府大概是想讨好居民来着，但房地产利益共同体早已尾大不掉，有这个共同体作梗，想讨好也讨不成啊！其他为房地产商说话的文化人也还有好几个，无独有偶，都是高唱自由民主以启蒙者自居的“公知”，他们为房地产商“争取市场自由”而发表的言论，已经连篇累牍！于是我们看清楚了，在房地产利益共同体中，有“公知”参与其中！因此就更加不奇怪中国著名的网媒纸媒要将不利于房地产利益共同体的言论彻底驱逐出去了！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陈刚在《制造“中国式公共知识分子”：南方系报刊韩寒媒介形象建构的考察》一文中指出：“盖伊•塔奇曼在强调新闻是我们观察和体验现实的窗口的同时，也强调新闻既是一种知识资源，也是一种权力资源，它的建构限制了公众对当代生活的分析性理解。”同样，房地产话语霸权就是一种权力资源，它的建构同样限制了公众对当代生活、当代中国房地产业的分析理解——房地产话语霸权通过新闻专业的文本策略如话语包围、话语隔离和话语暗示，褒扬大房地产商，鄙视中低收入居民，将“市场自由”偷换观念，不时暗示和明示中国房价是不高的、还有大涨的余地，大造诸如政府监管房地产市场“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舆论。。。。。。如此等等，房地产话语霸权就这样成了当今中国的负能量，并引起了多数人的愤怒和反感。只不过多数人没有“媒体”这样的权力资源可利用、可影响，只能任凭持有房地产话语霸权的一家独大！
由此可以明白，有关房地产的诸多引人瞩目的关注点，来源可能很单一。这些引人瞩目的关注点其依据如何、真实性如何、真实程度如何、影响力到底如何、是否真的是“引人瞩目”，都大有可商榷之处。
当考虑“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该怎么办”时，千万不要忽视舆论作用！需要清理一下房地产舆论，分辨哪些是忽悠人的，哪些是反忽悠的。别再把假当真，把真当无。要知道，某个房产商涨价，媒体可以根据需要说成是涨价已成市场趋势，也可以根据需要说成涨价不过是在试探一下行情，还可以解读成“冲高出货”，至于选择哪一种解读法，都看持有话语霸权的“需要”。房地产话语霸权体现的是房地产利益共同体的发声权力，可以说基本上就此一家，别无分店，因此，虽然无论纸媒还是网媒，没有几句有关房地产的话语可以当真，但大家明知假的也当成真的在读——不读就没有房地产信息可读了！
万一中央政府也将明知是假的房地产信息当成真的在读，老百姓就要承受政府政策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灾难！
重塑中国房地产话语，到时候了！这是重塑一个明是非的房地产市场的需要！
一个明是非的房地产市场，会以居住人的利益为主导，而不是以房地产商的利益为主导、不是以房地产利益共同体的利益为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