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启动新整党运动 要走打击扩大化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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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习近平启动的新整党运动，即“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毫不意外地遭到了思想界、舆论界的强烈质疑：习这样做是不是要重走老路？会不会重现当年“延安整风”的“打击扩大化”？按照自由派对知识界20多年辛勤“启蒙”所形成的共识，只有西方式的民主和法治，才是制衡官权的有效手段，其他方法都是做无用功甚至适得其反。这种观点虽然流行且已成为主流，但对照于中国当下，这既是杞人忧天，也是食洋不化。首先，时代不同了，同一种事物在不同的背景下，必然表现为不同形态，产生不同效果。当代中国早已没有进行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土壤和内外气候条件，执政党发动群众的结果，很可能首先就是置自己于险境。所以，不必再担心那种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出现。其次，认为只有西方式民主和法治才能有效制衡官权，则是混淆了不同的社会情境，抽离了民主、法治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

如何一种制度设计的有效性，都须依托于一定的社会条件。西方式民主与法治的有效性，离不开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最简单的例子，法律手段在法治建设已经健全的社会确实有效，但在人治社会却往往是低效甚至无效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社会难题上，当我们借鉴西方“成功经验”时，往往效果不彰甚至适得其反的原因。可笑的是，面对结果，借用者往往不反思引进方法的现实适应性，只知道一味地指责现实。现实不可能因为你而遽然改变，需要作出改变的，只能是决策者自己。当代中国与西方社会的最大区别，是前者为权威（或威权）社会，后者为民主社会。在民主社会，政治的核心是民权；在权威社会，政治的核心则是吏治。民主社会中，依托一定的程序设计，民众对于选择政治领导人和政策具有一定影响力。因此，对民权的保障越多，就越能促进社会变化符合多数人的意愿。而在权威社会，政府是绝对性的主导力量。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哪一方面的运转和进程，都是由政府维系和主导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任一目标，都需要政府官员这样一支队伍来推动、贯彻和执行。因此，这支队伍质量的好坏和优劣，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各方面的好坏和优劣。正因如此，当下中国几乎所有的矛盾和问题，都可以归因到吏治上：高房价与地方的“土地财政”密切相关，食品安全问题乃监管失职所致，环境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恶果……用官方传统的理论话语说，吏治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其他非主要矛盾中，吏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吏治是个纲，纲举则目张。要解决中国面临的多项棘手难题，必须从整顿吏治入手，牢牢抓住吏治不放。

正因如此，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将吏治提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毛泽东为此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的发起，不排除有“倒刘”的因素。但以毛当时的巨大权威（实际上，在文革前夕刘的党内地位已下降，文革初期群众还没有广泛起来，刘就已经被打倒了），显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欲澄清吏治，即践行毛泽东在著名的“窑中对”中所阐述的“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只不过毛泽东的心志过高，幻想着能够“毕其功于一役”，于是采用了“斗私批修”的极端方式，希望通过遏制人性之私彻底解决问题。这显然不切实际，即使是毛泽东本人，也做不到真正的“无私”，只不过他一身寄一国之重，“私”中包含了很多“公”的成分而已。设计既然有错，加上毛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为了胜利不怕牺牲”、“只要大方向正确不计小的损失”等工作方式和作风，原本意在加速社会进步的文革，就成了许多个人的现实灾难。越是不切实际的目标，在进行尝试时，往往越需要献祭更多的牺牲。在这里，毛实际上陷入了苏区时期他的政治对手“布尔什维克派”同样的左倾错误之中。由此可见保守主义政治价值之可贵。保守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思想流派之所以始终能够屹立不倒，核心就是决不通过献祭牺牲的方式来获取进步，而是依据现状本身的趋势引导进步。这样得到的进步，必然是龟速的，但胜在可以持续。就像龟兔赛跑，乌龟虽然跑得慢，却可以坚持不断，直至最后赢得胜利；兔子固然跑得快，但反复折腾自己，反而输掉比赛。同理，今天的中国也经不起折腾，不能以付出大的牺牲或震荡的方式来追求理想中的进步目标；只能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因势利导走向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不应该成为某一思想派系或政治势力的专利或禁脔。真正的思想解放，既要敢于洋为中用，也要敢于古为今用，包括敢于运用改革开放前曾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以法治为例，虽然法治也是解决吏治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法治本身的建设和完善，既需要时间，又需要条件，包括吏治方面的条件，因为“徒法不能自行”，它需要人来推动、执行。因此，在法治建成之前，不应排斥法治之外的其他方法；在法治建成之后，同样可以综合运用其他方法。所谓破除思想僵化，既要破除左的僵化，也要破除右的僵化，“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而不能像朱学勤教授所说的那样，“宁要腐败，不要毛泽东”。

搞改革不能僵化为一种模式，不能固定在一个方向。同样，抓吏治也不能僵化。要倡行“拿来主义”，善于运用一切有利于吏治的方法和手段，包括在西方民主社会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调整和改造。以被许多人普遍寄以厚望的民主制度为例，执政党曾多次强硬表态决不走西方式多党竞争的“邪路”，其实，除此路之外，还有一种民主方式是可以与中国的国情相容，与权威政体相互促进，并行不悖的。西方民主制之所以可能对中国造成震荡，是因为它强调多党竞争。正是多党竞争，要求把沙发搬开来打扫卫生，要求将现行的整个政治秩序推倒重来，要求全面放开政治参与，才可能导致社会的震荡、失序和混乱。而执政党最害怕、感觉对自己最具威胁的，也是多党竞争。所以，在中国搞民主，完全可以抛开多党竞争，搞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民主选举——虽然执政的还是共产党，但各级主要负责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都由党内差距提名，民众直接选举产生。这样，就解决了一个在权力体制外部进行制衡的问题，这也是权威社会最大的难题——官员的位子再不完全由上面和内部搞定，而是需要民众的选票，如此，官员就不能不顾及民众的利益。这种民主方式无须改变整个政治秩序和结构，一切过程可控，不会造成大的震荡。可以说，这是一种最适合于中国国情、最具有相对可操作性的“中国式民主”。

雪茄佬

鄧小平時代,曾經把當時的一切社會弊端都推給了四人幫,今天的習男兒將推給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