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或操作“毛泽东归来” 面临莫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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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维  


　　自中共新领导集体上位以来，已被中国思想和政治界尘封近30年的中共前领袖毛泽东逐渐成为中共话语体系中的热点议题。不过，毛泽东在中国官方和民间一直都是争议极大的政治人物。在中国占据较大话语权的左右两派对毛泽东的观点态度更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并且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左右之争。有分析认为，此次左右之争的兴起表明中共面临整体腐化堕落和脱离社会的执政危机，冀希

望于毛泽东来“正本溯源”，争取左派和广大底层民众支持，并严控右派的挑战和冲击。然而，由于请来毛泽东必然直面“大跃进”、“反右”、“文革”等危及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议题，而且有可能致使这些政治毒瘤不同程度地再现。因此，这一做法不仅面临着复杂的操作难题，也会因此面临许多不可预测的后果，甚至可能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

　　左右纷争又起

　　北京时间5月14日，近期曾因发表与中共主旋律不一致观点而被左派激进人士围攻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再次放言称，毛泽东的斗争哲学遗害了大陆后代子孙。大陆宪法规定了民主、宪政、人权，却没讲独裁。但大陆政府却关了主张宪政、民主、人权的良心犯；反观主张独裁的人，没1个被关过。他还提倡消灭特权、追求平等等。茅于轼的这些说法在右派的观点中比较具有代表性。

　　观察人士指出，茅于轼此番发表这些在当前官方话语体系中算是比较尖锐的观点并非突然。茅于轼早前就曾发表一些有悖传统认识的观点。在4月25日，茅于轼在辽宁沈阳演讲时，遭到辽宁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王新从台下发出的激烈反对。随后的五四青年节当天，茅于轼原计划在长沙演讲，也因遭遇一些反对者现场围堵而“流产”。

　　此事引爆中国思想理论界和舆论场的左右两派再次奋起对轰。被认为倾向偏左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亦撰文章罗列茅于轼的启动多项“罪状”。一些群众公开集会，打横幅声讨和示威，甚至直唿茅于轼是“汉奸”、“卖国贼”、“茅如屎”。与左派的浩大声势比起来，右派的支持则多是一些网上说理和声援，声称这些行为是盲目和情绪化的暴力。而作为论争导火索的茅于轼亦不断在网络上反击左派的指责和咒骂。

　　有分析人士认为，此番左右纷争看似是由茅于轼激起的一场偶然事件，而实际上却有着一定的因果性。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毛泽东逐渐成为中国政治领域的热点议题，受到拥护毛泽东的人士的热烈欢迎。而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部分右派人士则立即登高直唿，公开以媒体、微博等不同形式批判毛泽东。茅于轼也被认为是右派学者之一，还曾发表文章《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毫不避讳毛泽东的错误并进行批判，引起强烈反响。可能正是因此才使他成为左派攻击的焦点。

　　毛泽东归来

　　有观点认为，经过毛泽东死亡、提出“两个凡是”的其继任者华国锋的下台、邓小平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事件后，中共已对毛泽东盖棺定论。此后以否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开场进入已持续30余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在这30余年中，毛泽东头像被挂在天安门、遗体被置于水晶棺，但是其政治思想和行为作风却少见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集体的现实政治操作中。

　　不过，在习近平等大量红色后代参与的新领导集体上位以来，中共的前领袖人物毛泽东也随之不断显现形迹。习近平在公开谈话中不止一次引用毛泽东诗词；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讲话时重提毛泽东时期的“工人阶级”等词汇；在雅安地震之前的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在下半年开展一场“洗洗澡、治治病”的“整风”活动，而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也曾发动过一场“延安整风”；在习近平上任初期雪中走访民主党派、提出“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后祭出“七不讲”、“大V封号”以及“围攻茅于轼”等事件，而在50多年前，毛泽东也曾经使用过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反右”的“引蛇出洞”的“阳谋”。

　　另外，在由习近平操刀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即已出现了意识形态意味鲜明的“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2013年1月初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又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再次引起舆论和左右两派争论。5月后，中共体制内媒体和学者轮番上阵，重提“两个不能否定”，并且直接提及毛泽东。中共中央机关报之一《光明日报》在5月7日发表专论《“两个不能否定”的重大政治意义》、《红旗文稿》5月11日发表李慎明文章《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5月14日发表文章《毛泽东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及其实践的历史考察》。

　　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媒体和学者都是中共的重要喉舌，而其密集的发表主题相近的宣传性文章的行为显然向外释放了一种新的政治动向。李慎明提到的“正确评价”与《人民论坛》的“历史考察”在不同程度上带有重提历史，并且重新解析和诠释历史，尤其是毛泽东历史的政治信号。而习近平与毛泽东的这些政治手法虽然并不具有必然的师承和效法关系，但是不可否认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且中共这些政治运作体现出有较明显的主动性和层次性。更有“阴谋论”认为是中共有意引导政治和社会议题，逐步邀请毛泽东“归来”，并以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方法、权威和代表性身份，来应对当代中国政治。

　　也有观点认为，即使是毛泽东死后他的的思想和观点也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中以某种形式存在着，并持续产生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力。在红二代集体上位的习近平时代不过是将其作用进一步突出。因此本无“归来”之说。但是自邓小平时代早期对毛泽东盖棺定论以来，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等已经脱离中国政治主流。此番被重新抬出门面显然是要发挥更大作用，因而并无不妥之处。

　　中共或打开“潘多拉魔盒”

　　多维曾刊文认为，“体”是内质和世界观，“用”是外表和方法论。也就是指习近平会由毛泽东思想和建国目的出发，用邓小平的方式去完成毛泽东的使命。之所以如此，除了出身“红二代”的天然责任和绝对使命，也可能是今天中国政治、社会大背景之下比较实际和有效的选择。

　　观察和分析人士包括中共自身都已经认识到，由于中共自身群体性腐化堕落、贫富分化和官民矛盾加剧，致使中共越来越脱离广大民众，并结成体制内的利益堡垒。由此也导致中共面临着日益深重的执政危机。中共高层则将其提升到“亡党亡国”和“致命伤害”的高度。

　　虽然解决这一执政危机的根本方法在于变革政治体制，但是与之相比，对于中共自身来说显然走回头路短期内更安全也更容易。由中共党媒发表的这些文章来看，其具体操作手法可能是对毛泽东及其历史重新诠释和定性，以及进行选择性侧重。例如，《毛泽东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及其实践的历史考察》这篇文章将毛泽东政治史分为1927年至1937年土地革命、抗战时期、1945年至1949年以及“新中国”成立四个时期，并且重点介绍了前三个时期和执政前期。这可能意味着中共可能会重新挖掘在执政之前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观点，进行符合现代政治要求的解释。而且，在中共思想理论宣传中，毛泽东是追求平等（平均主义）和中下层平民的代表，这也使他在现今中国社会底层中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但是，此一做法也将面临来自社会各界的反对，并且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首先，中共已不能垄断当下中国的思想舆论，其对毛泽东的站在自身立场的解读也难以在社会各界包括中共体制内达成共识。其次，重提毛泽东将不得不直面曾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的“整风”、“反右”、“大跃进”、“文革”等，这些都是毛泽东抹不去的印记。同时，这些又是中共长期以来一直竭力避免的重要话题，对其回顾将会带来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危机。最重要的则是，毛泽东所发起的这些政治运动极有可能在当今社会得到某种程度的再现。在改革开放已经近30年的胡锦涛第二个任期，薄熙来主政的重庆便出现了被认为“文革”色彩浓厚的“唱红打黑”运动，表明“文革”等政治运动在今天仍有重现的可能。这必然并将造成进一步的社会分裂，而左派与右派的对轰仅是其前奏。

　　分析人士认为，自习近平等领导集体上位以来，毛泽东及其思想政治观点和行为方式出现在现实政治中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这对于中共自身以及中国的未来发展来说都具有极高的风险。虽然中共此种选择可能是出于化解中国政治和社会难题以及中共执政危机的目的，但也可能由此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