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对立是官员数量庞大造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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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
网上流转一篇香港《东方日报》的报道，报道列举了在中国，仅仅一个县就有140个政府机构，报道还引述了前中央官员的感叹：中国人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近年来一直有网民不断提出这个问题：中国的官员数量到底有多少？一个中国百姓到底要养活多少官方的官员？
有关这个讨论，事实上很早就出现过。比如2005年，有一个政协委员就提出中国大概是26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有人说是估低了，有一个教授说，实际上是18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当然官方媒体后来有文章，又说其实中国官民比例不高，一个官员对应191个老百姓，比例比英国还少。对此老百姓反驳的很厉害，有人甚至拿出一些官方的报纸，说陕西省礼泉县两万多官员要参加一个针对政府官员的考试，而礼泉县就是陕西的一个中等县，45万人。事实上，中国的官员和老百姓的比例，官方总是想把比例说底一点。甚至跟国际上对比说不算高。
但老百姓从其实际的生活的观察和感受上，感到中国的官员太多了。官方把官员的概念局限在编制内的公务员，其实就是七百多万。但人们都知道，实际上很多人不是公务员，但事实上仍然是老百姓供养的，比如一些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监管人员，甚至包括一些宗教团体比如三自爱国教会等等，他们不算公务员，但也算编制之内，即政府供养。但更核心的问题其实是，官员应该是一个服务行业，比如像美国，它所谓的政府人员，其涵盖量就比较大一些，甚至包括教师，一些社会福利机构的人员，都叫政府职员。但美国的政府职员，很大数量上是承担服务性行业。政府是通过政府机关利润再分配过程中的运作方式，按商业运作的方式提供老百姓的服务，用政府的方式做为利润再分配给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不觉得这样的人多了会有什么问题。
而中国的官员，一方面官员的数量是庞大的，另一方面这些官员真的都是官。有人开完笑说，到了一个单位，一个科就五个人。一个正科长，三个副科长，新来的这个是科员。中国很多机构实际上是一个行政官员机构，一旦进入官员机构，就不具体做事了。中国官员数量极高，但数量高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官员真的是把自己当成官，让老百姓养着，而不是一个服务性群体。
他们许多人，不但不起正面的服务性作用，甚至是起了巨大的负面作用。
因为官员要福利，财政收入不够就从老百姓那儿拿。一方面是土地财政，把土地推高，另一方面靠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比如前几年的沈阳，当时沈阳土地卖的很难，财政收入就开始下降，钱不够花，当局就开始罚款。甚至，当时有文章叫《满城尽现卷帘门》，说的就是苛捐杂税吓得人们都把门关了不营业了，因为营业的钱还不如罚的钱多。这实际上是中国让老百姓头痛官员的根本原因，官员在中国就是土皇上，地方一霸。谁都不喜欢地方一霸，这比例哪怕是一百比一，老百姓所受的欺压也受不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官民比例具体在数字上争论，事实上意义是不大的。有人就拿中国和美国比，把从地方到州到所有的政府财政拨款人员数量比起来和美国总人口比。但事实上，看这些比例的时候，会发现这些人中间巨大的人数事实上是教师、一些医疗服务机构，或者是其它一些服务机构，而不是中国意义的上的官员概念。
中国职能部门官员过多，是问题的表面，问题的核心是无监控的官员权力的膨胀，造成了每个官员几乎都是地方一霸，几乎与社会恶势力一样。
中国不需要有这么多的政府机构，这是官方自己也认识到的问题。但这几乎是无解的问题。官场自己也说，这好像是官场上的一个数学难解之迷。事实上，1990年代，当时官方财政非常吃紧，大喊过精减机构，把一些人员裁了。但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官员人数逐年在增加。而且是越贫困的地方，官员的数量越多。因为贫困的地方，其他产业挣不到钱，只有当官的，能吃香喝辣，而且工作很轻松，跟不用干活一样，有关系的都进了政府机关了。这个过程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官员很多，造成了更需要财政收入增加，要更多的增加税，增加费，增加罚款，增加卖地的收入。所以，中国的GDP每年增长10%，增长速度世界第一。一个绝无仅有的数字是，财政收入每年是以全世界第一的GDP两到三倍的数字在增加。如果中国GDP以10%的速度增长，那么其财政收入一般到百分之二十几在增长。最近这段时间低了，GDP是7%，其财政收入就是百分之十几。编制内的七百万人占满了，就大量雇佣临时工。真正的官员不做事，不管是警察还是城管还是其他什么政府部门，出了事都是临时工顶事儿。原来，真正做事的都是临时工。
究其原因，就是前段时间庞大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官方创造了这样子一个财政现实。当有钱去花的时候，就拼命的花到自己的体制里。
一方面，地方财政每年都是20%的速度在增长；另一方面是官方不愿意在社会的基本福利上做任何承诺。比如喊了很多很多年，基本医疗全民覆盖率百分之几百分之几，其实就算到百分之几十的覆盖量上了，但覆盖性质，覆盖率极低。最近就爆出副部级官员父亲领农村低保的事情。而美国的老年人医疗，一般的低收入人群，政府完全承担。在中国比如说农村医疗合作这样的形式，政府承担比例是极低的，几乎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而养老也是同样的问题。
官场在给老百姓最基本的福利上，实际上采取尽量的不予承诺，使得其财政负担极小。但同时它又有20%的财政增长，有很多余钱。余钱不能留下，就允许底层拼命扩展官员人数，同时给各种官员发明的暗的各种福利。人们都争着去当公务员，工作稳定是一个原因，而不同的福利，比如说什么适用房等等各种各样的福利，第一优惠给官员等，就是更大的原因。所以整个一个庞大的官员体系，这些年一方面疯狂从社会上经济发展中敛财，另一方面又拒绝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给老百姓制度上的回馈，直接造成官民对立的后果。
还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官方的意识形态没有形成合力。所以维系整个官场的金字塔形体系，实际上唯一的粘合力就是钱。那些身居高位的，也需要有这个一个从上到下用钱买通的一些铁杆追随者组成的利益集团。这些追随者死心塌地的维护其统治，这群人一道结成利益共同体一起吃香喝辣。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铁杆追随者”集团数量越大，当权者的感觉就越安全。比如大老虎之流，就必须编织自己的铁杆人员、嫡系、亲随部队。在这样的制度下就出现巨额的维稳费用，或叫叫维稳赎买费用，成本极高。但老虎们每把一个人放到这个体系里，就给老百姓树立了一个对立人群。这个过程，实际上最终创造了老百姓的敌对情绪，可能会使这个体系更加脆弱。所以，谁都知道机构庞大、臃肿是有可能高效运作的一个死敌，但是他们却迟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者说上面根本没有决心去解决这个运作方式，而造成积重难返的问题。
其实，各个国家都有这样的现象，即政府很容易膨胀。政府毕竟都有一定的权力，但其国家有自我调整一个机制，比如美国在经济危机过程中，各种财政收入都在下降，一旦财政收入下降，选民就有权力提出要求，通过各级议员、中央议员决定裁员，虽然裁员的数量不是很大，然而这样的机制，就使得整个机构往下缩减。但中国没有这种从下往上的反馈机制，也没有一个透明的媒体监督机制。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让每个老百姓有真正的发言机会。中国老百姓是纳税人，养活这些官员，但老百姓对这些官员的数量、质量、运作方式是没有发言权的。最终，老百姓就象是一个人，官场就象是这个人身上的寄生虫，这个寄生虫却没有任何药物克治它，还任意吸取这个机体上的血，想吸取多少就吸取多少，其结果就是这个寄生虫长得比这个身体还大的时候，那么这个身体就会死掉。……
依靠自己手中权力，想尽其它各种方法去贪腐这种思想方式、运作方式决还没有改变。而底下的各种运作方式、各方面甚至都是查不到的，即便立案去查，也可能都把帐面做的很全。其核心原因，还是官员不是老百姓选的，他们不对老百姓负责，而只对上面负责。
官员不被媒体、社会监督，谁监督谁会被跨省追捕。所以，反腐用打大老虎的方式可以敲山震虎，但震慑满山的那些老鼠就或许力有不逮。因为老鼠本性是要吃东西的，老鼠也不会自己生产不会自己去造粮食，老鼠的存在就是要去偷粮食吃。老鼠是很害怕，可是还得吃，这是老鼠的本性。最终，只是会做得更隐蔽一些，以前大明大晃的去偷粮食，现在悄悄的谨慎的去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