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出一孔的管仲陷阱：解读中国专制历史的钥匙/轉載

徐文立

被权力主导和扭曲的中国
欧德豪斯
(2013-06-14 07:50:05)

（经济部分节选）
——中国特色的“权力经济”崩溃之必然
本人曾读到凤凰网的一篇文章，名为《利出一孔的管仲陷阱：解读中国专制历史的钥匙》，感触颇多，于是半抄袭半模仿，结合自己的知识和经历，写了一篇陋作《权力主导下的中国社会》。

该文被伯乐Highlandcat看中，打算发表在《草根财经》上，本人不胜感激。原文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历史、经济、文化、外交和民族性等多个方面，因篇幅较长及网络河蟹需要，仅节选修改后的经济部分，以飨大众。本人年轻才疏，阅历不足，经济基本功不扎实，如有谬误，望读者不吝赐教。毕竟本人年轻气盛，刚硬犀利，文章间难免有不恰当的字眼，如有得罪之处，望读者多多包涵。

利出一孔，权力经济

本人以为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家政治权力制度本身而非国外帝国主义经济阴谋，即不受制约的权力对经济的绝对主导权。权力部门不惜违反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依靠劣币淘汰良币的手段，让经济的发展方向朝着符合自己利益的路线前进。在这种权力主导的游戏规则之下，就产生了一个以权力为轴心，各个经济要素围绕着权力进行旋转的特有的经济模式。

用法家的话来说，这叫做“利出一孔”。因为权力拥有压倒一切的能力，所以各个经济个体要实现自己的发展，那么就必须首先满足权力持有者的利益需要。因此，越是权力需要、对权力有利的方向，越是能集中大量的经济要素。说得好听一些，这叫做“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办不成的事”。别说在深圳开一个特区，你就是在阿富汗边境开一个特区，也一定能成功。因为中国过去是一个劳动力低廉充沛、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国家，阿房宫和圆明园都能建成，举全国之物力建成一个特区城市岂不是小菜一碟。两弹一星不在话下，载人登月也绝非痴人说梦。只要国家想做的，就没有办不到的。这就是权力导向型经济的强悍之处。

权力持有人重视的，总是对自己维持权力获取利益最关键的领域，而他们所忽视的，却往往是百姓需要人民期盼的领域，通常来说投入的经济资源是不足的。近些日子最让网民们为之无法释怀的，莫过于中国学童遭遇交通事故，而政府却向马其顿捐赠校车的事件。教育问题的诟病由来已久，中国拥有占世界四分之一的“学生”，但是教育投入却只占世界教育总投入的1/500，教育投入占GDP比例也一度排在非洲国家乌干达和莫桑比克之后。教育是民族的百年大计，有道是“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但是本质上来说，因为它不吻合权力的短期利益最大化原则，所以根本不会得到更多的经济资源来发展。而铁公基、三公消费等领域，由于靠近权力核心，所以利润高，发展快，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国外有位经济学者面对中国经济奇迹曾经指出：“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这话未免有些调侃，其实中国经济的本质，即是权力经济。只要把握住权力的利益方向，也就能分析出中国的经济走向。只要深刻领悟了权力主导下的经济的本质，也就不难解释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了。被权力持有人津津乐道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既然是“中国特色”，那么如果学者仅仅通过古典或者现代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对其进行分析，是不可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的内在因果。特别是用西方的现代经济学来分析中国的资本投资和宏观决策，那更是南辕北辙。因为中国的经济运行方向是完全被权力所控制的，而不是被经济理论或者市场规律所左右的。

中国古代帝王治国思想本质上说是外儒内法，“外儒”即所谓“吃人”的礼教（用仁义道德的说辞来愚弄人民），而“内法”则是其精髓奥义。法家中“利出一孔”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即“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人民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给于君主（国家）的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众了。”

（引号部分的内容引用自《管仲陷阱》原文）

事实上，中国传统上的国家机器确实行之有效，否则封建专制也不可能根深蒂固的植根于中国2000
年之久。时至今日，虽然我们已经步入现代化社会，但是从国家、统治者，甚至从百姓自己的身上也能明显地看到其踪迹，可见其影响力之深远。

中国地大人多，难以管理。古代帝王大多选择重农抑商，宁愿牺牲经济增长而实现国家“稳定”。重农，即将人民束缚在土地之上（严厉的户籍制度），严禁相互之间流动，另外施行愚民政策（焚书坑儒或文字狱等），将庞大人口分解成一盘散沙。这样一来老百姓在消息传播、应变串联方面基本无法和皇权抗衡。即便某个乡村出来打酱油，皇帝也可以快速集中附近衙役，辅之断网断电断水等手段，以优势力量将其击垮，将反抗扼杀在萌芽状态。而附近村落即便有相同利益诉求，也往往因为消息闭塞，无法团结起来形成对抗皇权的有效战斗力，最后难免被逐个击破。另外小农经济比较脆弱，容易遭受天灾人祸，所以作为农民个体来讲因缺乏安全感，只要提供一条活路，就会倾向于依附皇权的力量而不是选择对抗皇权的方式。而商业是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打破了地理上的禁锢；商人间各地往来，消息流通迅速；而且商人之间是固定往来，相互熟识，容易抱团形成战斗力对抗朝廷；一些商贾富可敌国，可独立于封建体系而独立生存，一旦财力转换成武力，便是中央是一大威胁。所以历朝历代的帝王都会选择重农抑商政策，限制其发展，地位上将商人地位等级降到最低，使其穿衣坐轿都受限制。

可以说，商业发展与皇权专制，这两者之间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商业文明一旦发展到成熟阶段，必定会与皇权专制发生激烈冲突。西方国家的历史在客观上也印证这一点，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主导力量，通过相互之间的博弈或与皇权、神权的斗争，最终结束了专制而实现了现今的西方民主政体等，君王们已退居二线成为摆设。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本天生的逐利性导致，必须建立一个独立于封建皇权之外的自由、开放、法制的市场；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资产阶级自身力量庞大起来之后，为了保障其人身财产的安全性考虑而从经济利益诉求转向政治利益诉求。当商业社会的政治诉求与封建皇权一旦对立起来，便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然后就会爆发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一直在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无时不刻地推动着上层建筑的发展、社会的前进、制度的进化，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命运。但是在中国，至少是今日的中国，这条理论却未必适用。因为天朝依然是由权力所主导的国家与社会。中国的经济基础，依然像婴儿或者奴隶一样，被权力所左右。今天除了在偶尔的一些不和谐的新闻中看到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面对强拆等问题还有一丝抗争力之外，中国从未曾有过像西方一样的资产阶级。虽然中国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但是中国的资本家完全没有发达的羽翼去与权力背后的强大国家机器抗衡。他们甚至连抗衡的意志都没有，所能做的仅仅是依偎在或者团结在权力的身旁，充当权力的鹰犬，在替主子实现其目的之后，顺带获得自己的一点好处。

中国的中产阶层更是可怜，稍有一点风云变幻就会被重新打入赤贫，与其说他们有那份自力更生实现梦想的自信，倒不如说他们时时刻刻都在乞求着权力能施舍给他们的一丝恩惠。甚至可以进一步的说，中国的所谓资产阶级和经济的发展，其实是根据权力自身利益的需要而扶植起来的，通俗地讲，“一部分人”是在权力的保护下“先富起来的”。权力持有人依然掌控着局势，随时可以对那些不肯顺从的工商业者进行生杀予夺。中国的资产阶级只能是依附于权力，而不是独立权力之外，那么他们也就不可能在政治领域有所诉求，更不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反抗权力。相反，它们会尽一切可能，在通过协助权力部门获得利益的同时，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专制集权和中国特色的商业资本形成了“共生关系”。商业资本源源不断地为主子缴纳贡品，而权力部门又通过国家机器来保护鹰犬们的利润。

专制权力和商业资本的“共生”关系似乎颠覆了上面所说的“资本与集权不共戴一天”的规律，其根源在于专制权力的基因突变。因为即便是在毛时代，专制皇权也未曾向资产阶级低头，毛太祖所施行的手段依然沿袭2000年来封建帝王们的治国之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就其社会面貌而言，依然跟过去历朝历代的中国封建社会毫无别。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因为权力基因发生了变化，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皇权世袭制进化为“轮流坐庄任期制”，权力内部的游戏规则变了，所以权力的利益诉求也变了。正所谓“江山轮流坐，在位拼命捞，不吝惜代价，问题留下任”。

因为时间有限，最多两届任期，所以更要不惜一切代价，挖掘一切资源，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权力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于是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权力的天然敌人－－商业资本。特别是当专制权力与资本相结合形成权力资本后，更是无往而不利。说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其实中国的所谓资产阶级、商业文明、企业家，是通过权力的一手呵护下扶植起来的。只有在权力的温室中，在国家机器的羽翼下，他们才能茁壮成长。权力为资本提供垄断的市场、宽松的法律、低廉的成本、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并且当出现生态环境破坏赔偿、恶劣的用工环境、假冒伪劣产品等等一系列企业责任问题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资本遇到了困难（比如反强拆、工会诉求等问题）时，权力甚至还会出面帮忙摆平。权力资本一旦离开了权力的保护，便无法生存。一旦离开了权力的土壤，它们便一败涂地。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企业屡次涉足海外市场向国际进军，便撒羽而归。这也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在欧美这样的法治社会里，开放的自由市场中，从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意义上成功的华商企业。相反，在中国特色商业文明中的“首富”、“优秀的企业家”，却只能够存活于像大陆、东南亚这类的不健全、非自由开放的权力社会。

所以本质上讲，由权力资本所推动的所谓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是权力资本为实现自我欲望，对自然生态、有限资源、国民幸福、法制道德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全方位破坏与掠夺。商业资本和专制权力的结合，通过实现彼此利益而推动着贯穿于中国整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意义深远。接下来笔者将根据“权力经济”这条主线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得失功过进行简单的分析，并对权力资本推动下的中国经济必然走向毁灭（即崩溃论）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

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是解放生产力，释放产能阶段。因为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中国经济社会呈现出的状况是供给不足，用官话讲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落后的生产力同广大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在农业部门，为了释放产能，权力开始从农村地区收缩，允许农民拥有自留地，允许承包责任田。在减轻了权力的束缚（和折腾）后，农村生产力，特别是粮食产量得到了迅猛发展，在80
年代初期甚至出现了因为铁路运力不足而来不及运出农村增产粮食的现象。于此同时，政府也在城市中的国营企业放权，允许双轨制生产模式，企业在完成了国家的计划生产任务之后，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生产计划外的订单，以实现效益增长。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这一经济大发展的确是现政权经济历史上的飞跃，由原先的无法自给、凭票供给，到后来的物质丰富还略有剩余，因此现在也有很多“人民能吃饱饭要感谢党感谢邓”之类的说法。如果单单从国祚初建到改革开放后这几十年的短期效果进行纵向比较的话，的确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是如果把时间跨度放长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来看，这类观点就站不住脚了。在中国历史的很多时期，特别是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时期，中国一向都是世界头号大国，在宋朝时期甚至GDP
占到世界的80%。即便是鸦片战争之前，在西方工业革命生产力突飞猛进的时代，大清国的经济也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强。

也就是说，无论在谁的领导下，只要不瞎“折腾”，少一些压榨，中国人民就能吃饱饭，就能建设富强国家，所以与其说是党领导有方，解放了生产力，让百姓过上了好日子，倒不如说是先前的“阶级斗争路线”大错特错，造成了“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的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报告原话）。之后的改革开放只是纠正了先前的错误，而并不是所谓的“领导有方”。用一个更加通俗的例子来说明，就如我之前写过的一篇文章《愚（渔）民鸬鹚》。鸬鹚本是水路江河的捕鱼好手，后来被渔民抓住，用铁环卡住颈部，之后捉到大鱼只能“上缴”，抓到小鱼才能吃下，因此鸬鹚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抓鱼，为此渔民松动了鸬鹚脖子上的枷锁，让它们中等个头的鱼也能吞下，这样鸬鹚能基本吃饱饭了，甚至还要对渔夫的行为感恩戴德。但是问题的本质在于，鸬鹚本身就是水路两栖禽类，天生的捕鱼好手，光凭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吃到很多大鱼，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颈部枷锁的松紧决定的，也不是渔夫领导有方的结果。颈部的枷锁归根到底只会对鸬鹚捕鱼起到限制作用而非促进作用。从这个例子中我们类比改革初期的经济发展，其实质上就是权力对人民，也就是对生产力的一次松绑，而并非“促进”、“发展”或“推动”。

事实上权力所主导的改革马上就出现了它的副作用。虽然产能得以解放，但是对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权依然被权力部门所把持，80年代的“官倒”就是这个问题的集中体现。产能不足已经不是企业的问题，相反火车皮运力、原料以及供销这些稀缺资源的分配则成为权力部门收取贿赂的砝码。当时东北地区集中了中国大部分工业企业，送礼请客吃饭拉关系成了普遍现象，东北企业的供销员跑资源跑市场跑遍全国，同时也把“东北人酒量好”的名声传遍全国。企业如此，老百姓也不例外，买电视机、冰箱甚至分房等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依然需要讨好权力部门。权力每次插手稀缺资源的分配过程，都是滋生腐败的机会。

不难得出结论：并非是经济的发展产生腐败，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产生了腐败。正因为权力在中国经济运行中举足轻重的主导地位以及权力在参与经济过程中尝到了甜头，使得权力更乐于去推动经济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经济改革历经无数次失败之后，中国的权力部门依然会乐此不疲的积极去尝试。即便是在缺乏理论依据和调研试点的情况下，依然积极地伸手去河里“摸石头”。一方面是因为在1989年的政治震荡之后，“经济发展”成了执政党维持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权力持有人能够在经济运行中通过干预稀缺资源的分配而获取利益，甚至干脆就把利益分配给自己。失败了，那是全民一起交学费，自身机会成本极低；成功了，自己富了不说，还得了政绩名声。从这点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来讲，是一个以权力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发展，而不是以广大人民群众切实需要为出发点的国家行为。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三峡工程、北京奥运、高速铁路以及各地“拆了建建了拆”的铁公基项目。利益出发点错了，那么改革的方向也就错了。事实上，改革的目的是改变游戏规则，使其有利于权力的利益最大化而已。

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改革是“释放”，那么第二阶段的改革其实可以概括为“让利”和“减负”。前者是权力适度地在国民经济中收缩，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行替代和补充，以此来提高效率；后者是通过将国有企业工人抛向社会，以此减少福利性支出，压缩成本。从效益上讲，这两点都成功的做到，并且挖掘出了国民经济中新的增长潜力。但是根本上来说，这还是一场换汤不换药的失败改革，因为改革的根本还是由权力所主导。既然改革的决定权在官僚集团手里，那么改革的受益者肯定是偏向权贵集团，而不是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的普通民众。所以改革与其说是解放生产力创造更好的全民福利，倒不如说是权贵集团趁国家危难之际，利用民众的恐慌和愚昧来肆意侵吞公有财富。所以在那次声势浩大的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工厂的资产被贱卖给了厂长和书记，而工人则仅仅根据工龄领取几万元的遣散费。据官方数字，发生于上个世纪末的那场意义深远的国有企业改革，直接造成2000万国有职工下岗，非官方说法为3000 万人，其中大部分为40 岁～ 50岁的职工，大多人无其他专长无其他谋生手段，将这么一大批人遣散回家，抛向社会，等于是把他们往绝处里推。东北三省作为老工业基地，也是工人下岗的重灾区，青年导演王兵所导演的《铁西区》忠实的记录了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这个号称“东方的鲁尔”的工业区的下岗工人及其家属的工作、生活的原貌，朴实地记录了下岗工人在面对时代变迁、国企改革时的生活难题和不知所措。十年之后2007年，我回东北探望我住院的父亲，在病房中看到很多身患重病的前下岗职工生活之艰难，食堂一份白菜炒肉只要3块钱，他们因实在没钱却只能哀求食堂阿姨只买半份菜。我也亲耳听一个老工人述说他工厂里的一个国家级劳模上吊自杀，还有很多人自己无力缴纳自己的养老保险甚至冬天的采暖费等等这类触目惊心的故事。

除了甩掉国企包袱之外，国家在此时期还进行了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养老改革、住房改革等等一系列改革，其关键词就是“市场化”或“产业化”，其实本质是将本该由国家负担的民生类福利甩给民众自己解决，于是老百姓就有了“新三座大山”之说。但是问题是在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社会成本之后，被改革的相关部门也未像预计的那样走向健康发展的方向，有的甚至还不及改革前的状况。国企改革的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大量国有或集体资产通过内幕交易贱卖给了有权力的个人，同时，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这些措施，最终结果就是高收费得利者是也是产业部门内部相关人员，而改革的成本却转嫁给了最终的消费者也即劳苦大众。

这些问题的根源其实不是改革本身，而是附加在改革之上的权力扭曲了改革的方向。当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权力必定会将改革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进行。这就好比学校里班长分苹果，如果没有监督，那么班长肯定会暗中把最大的苹果留给自己。而中国的一切问题的根源也是如此，权力不受监督，真正的改革的参与者，作为主体人群的民众却没有话语权和决策权，那么改革的结局也必定是“失败”。事实上中国在上个世纪末所面临的问题确实如此，居民在收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却要额外的背负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新的大山。国内消费不振，即便是几次调低利率，增收利息税，还是不见起色，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只能靠政府部门的投资实现。其关键问题是，中国的分配模式是权力所主导，而并政治教科书上所讲的“按劳分配”。

《政治经济学》中所描述的工人通过辛勤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是积累在企业和国家的财富之中，最后会以养老金、医疗金、教育基金等形式返还给工人，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国体与资本主义腐朽剥削制度的本质区别。但是在改革之前，这些被创造和积累财富被权力恣意挥霍，改革之后，剩余的财富又被私吞贱卖，而工人却被遣散回家。无论是从社会主义国家为群众某福利的国体性质来说，还是从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工人是最最不应该被抛弃的对象，因为他们是党国的执政基础，是阶级盟友。即使不从金钱损失上去计算，而单单从简单的历史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已经事实上被赤裸裸的出卖。改革后的中国工人彻底沦为了解放前的“无产者”。真所谓“改革开放2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也“与时俱进”，进行了前从未有的“创新”，即允许“资本主义尾巴”重新长出来，允许“私产”和“剥削”的存在，打破了原有的单一公有制的企业形式，将非公有制企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吸纳社会劳动力的工具，鼓励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及乡镇企业存在并发展。甚至在执政党自身的性质和路线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修改了党章和宪法，将非公有制企业从“默许其存在”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益补充”再到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允许资本家入党。执政党也由代表“工农阶级先锋队”转变为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代表社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这已经不单单是一场经济改革，而是一次国家的蜕变，由大胡子马克思所描绘的那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已经不复存在，共产主义已经是一个破灭了的神话。昨天，无数的人民群众还在为了这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努力奋斗，但是随着农民阶级被出卖（不想多费笔墨解释，大家懂的），然后工人阶级被出卖，特别是在这次改革之后呈献给全中国人民的是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资本联盟，对全体国民进行的毫无顾忌的掠夺和压榨，甚至现在连最后一块遮羞布也没有了，中国人再一次回归到了信仰真空的年代。“权力”已经渐行渐远，群众的诉求被抛在脑后。如果说在此之前的经济改革是通过解放发展生产力来推动物质增长，满足自身需求，那么之后的改革，或者说权力借改革之名来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就是为了实现自身欲望而对全体国民进行赤裸裸的盘剥。当法律制定者都不已再遵守自己定下的契约的时候，那么谁还会在烧杀抢掠中对自己的行为在良知上有所顾忌。当金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唯一信仰之后，大家都开始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起来。“共同富裕”已经不再可能，那么谁都想通过亏损他人而让自己“先富起来”。三鹿奶粉事件就是这个时代精神的最典型写照。中国社会已经从“权力无底线”彻底进入了到“全民无底线”的全面疯狂时代。

改革开放的第三阶段

权力的扭曲所导致的国民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加剧了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占大多数的底层人群辛苦劳作所获得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而少数受权力覆盖的人群却掌控着社会大部分财富。这种冰火两重天的贫富格局同时也导致了消费品市场的中国特色局面，一方面面向富裕人群的奢侈品市场，如名酒、名包、名表，手袋，名车，艺术品收藏等空前火爆。中国富人已经不再满足国内市场，香港也不再是富人们扫货的唯一目的地。在纽约、东京、巴黎、伦敦等国际旅游都市，很多老字号的奢侈品商店的橱窗门口甚至都贴出“我们说普通话”的字样。中国游客不但有钱，而且买东西眼睛都不眨，不禁令外国人大为惊叹。

由于权力的过度集中所导致了财富的过度集中，中国一线大城市发展也实现了邓公当年的名言“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所有到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都大为赞叹，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灯红酒绿的夜生活，高速路上堵塞得满满的豪华轿车，再加上天朝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外汇储备，中国人“富得流油”已经成了国际共识，就如同当年马可波罗中国游记的现代版。但是在这些表面浮华的背后，是大多数老百姓一贫如洗，即便是有些小钱也因为社保体系的不健全而没有安全感，宁可忍受着银行的负利率而不敢花钱。据世界银行2008年报告，中国贫困人口，每日生活费用不足1.25 美元的人口数量有1.73 亿，其中农村人口占到了90%。事实上，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矗立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已经成功崛起、赶英超美的富有的伊甸园；另一个却是还在贫困中呻吟与挣扎的第三世界。联合国2010年的统计数字，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52这个极其危险的程度。真正到过西部省份、农村地区、城市下岗工人家中考察过的人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所谓崛起实际上是通过降低多数人的福利为代价，来实现少数人的幸福。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不断的印钞票所造成的通货膨胀，直接导致了大多数民众的消费不足，购买力下降。前面讲过了，官方的说法是“中国当前主要矛盾是落后生产力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但是问题是经过了第二阶段的经济改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成了“庞大的过剩产能和人民需求不足的矛盾”或者说“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分配不公导致的人民实际购买力降低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在支付了巨大的改革成本之后，其总体生活负担并未获得实质上的改善。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由于生产和消费的失衡而面临着更大的隐患。总而言之，由当年邓核心所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实际已经宣告了失败。中国经济在世纪之交所积累的消费不足、产能过剩、资源福利分配不均等一系列问题，已经决定了其发展道路的不可持续性。所以中国经济当前需要的是不是“继续发展”，而是本质上的改革和反省，那就是从根源上剔除权力的过多干预，纠正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畸形发展，而把本应属于市场自我调节那块交给那只“看不见的手”，将福利归还大众。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权力在利益面前是不会自动妥协与退让的。更何况在1989年之后，权力的合法性就必须完全依赖不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以暂时与民众阶层达成和谐与默契。如果经济增长因为转型戛然而止，那么不但权力本身的利益会受损，其存在的合法性也会消亡。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权力还有能力控制中国社会，那么它是不会主动退却，而接下来会发生的，必定是权力部门通过竭泽而渔的方式，挖掘一切可利用资源一路走到黑。

前面在“权力政治”中提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体有别于西方的三权分立民主政体，也有别于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皇权。前者有百姓监督，对百姓负责，不敢乱来；后者因为要给自己的皇子皇孙留下一片江山，所以皇权即便是欺压百姓，也不可全是一味的胡来。但是现代中国特色的权力政治的特点是委任制+任期制，所以除了上级之外，无需对任何人负责，干满这一届，能捞赶紧捞，我走之后管它洪水滔天，所有问题全都留给下一届。所以，中国特色的权力所主导的经济政策更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挖掘一切资源来实现“短期效益”，而不是痛定思痛地刮骨疗毒实现长期繁荣。即便是中国经济面临着如此复杂而又深刻的问题时，权力所主导的经济政策依然是只能提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解决方案，而不是系统性地解决主要矛盾。为了缓解而不是解决当时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权力部门做出了选择，那就是将国内巨大的产能推向全世界。这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都绝无仅有，而且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同，中国不但没有抵制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运动，反而热烈的拥抱了全球化。“MADE IN CHINA”从此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低廉的价格即便有品质上的瑕疵，但是依然可以轻松打败其他国家的商品。国外的消费者也对中国商品大为惊叹，甚至有了“离开了中国的商品就无法正常生活”的说法。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了海量的资本注入，低工资低福利和低人权成本，瞬间抢走了其他国家的就业机会，同时又释放了巨大的产能，挤爆了无数国家的商品市场。连年的贸易顺差和海量的外汇盈余，很多专家学者甚至惊呼：“中国经济会在20XX年赶超美国”，“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在入世之后，获得了一剂及时的强心针，推动了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的发展。

但是问题是，这样的增长是否可持续？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的经济这个阶段的增长表面上华丽无比，但是本质却是竭泽而渔式的毁灭式增长。首先是资源瓶颈，中国现在单凭自身的资源已经无法支撑如此巨大的产能，粮食、矿石、石油、木料等，甚至人才和技术都依赖进口。中国如此之大的胃口，使得中国的需求触角伸遍了非洲、澳洲、南美洲和中东等地。对资源的迫切需求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与一些国家的独裁者合作，这又进一步损害了国家的形象。中国甚至直接参与了落后的资源国家的采矿、基建、铁路等项目，甚至包括军事方面的投资与合作。可以说，中国的公司现如今已经如同当初的西方殖民者一样，满地球地寻找资源，也更多地介入地区纷争，和其他大国产生利益摩擦。利比亚等国家的政治变局造成国家千百亿计的投资损失，而中国企业海外多起收购与并购也受到以“国家安全”为名义的排挤。

所以说资源和能源安全一直是悬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环境问题也是一大隐患，中国生态环境已经是极为脆弱，但是为了“持续增长”，我们非但没有休养生息，反而更加不遗余力地进行开发破坏。据2009年的调查，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勉强达到20%。但是依然在毁林开田开发。98年大洪水后，专家已经指出是由于上游四川地区滥砍滥发造成，后经过整治，砍伐量有所下降，但是据郑毅《中国之毁灭》一书介绍，四川砍伐量下降，并非是国家管理有效，而是上游地区实在已经无树可砍。滥砍滥发不但造成洪水，还造成山体滑坡、泥石流，比如舟曲地区泥石流灾害。水土流失方面，据水利部2009年资料，中国水土流失面积已经达到356 万平方公里，年平均土壤损失量达45 亿吨，耕地损失约100万亩。另外在水资源方面，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全国70%的城市缺水，而且北方地区极度缺水，像首都北京这类都市即便是将工业和农业这种耗水量极大的部门剔除，依然无法满足自身的城市生活用水，由于饥渴严重，必须通过超采地下水来补充，结果造成地面沉降等安全隐患。不仅如此，中国几乎所有的主要河流河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水质极差，像这几年爆发的比较严重的无锡太湖水藻类污染，和广西龙江河爆发的镉污染，都说明中国水污染已经十分严重，我们的水资源已经到了瓶颈阶段，已经无法支持中国模式的粗放型增长。土地沙漠化、草场退化、酸雨、沙尘暴、大气污染、食品安全、社会道德滑坡等问题，因为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举。资源和环境的问题，是关乎民族存亡的问题。但是这些严重问题却不会写在国家的GDP上，也不会写在公司的损益表上，所以现在所谓的高增长的背后，其实是中华民族子孙后代将要付出的巨大代价。

世界工厂的内部环境不但岌岌可危，外部环境也面临着深刻危机。从08年美国开始的次贷危机和不断恶化的欧债危机，已经预示着西方国家的高赤字下的高福利政策已经行将破产。接下来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如果想维持财政本身的平衡，就必须削减赤字，减少消费，而中国内需问题因为分配不公，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我们的世界工厂就要再次面临有产能而无市场的局面。另外欧美国家由于债务危机，必然加大利率借债，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吸引资本回流，那么中国将很难再吸引到更多的外国投资。甚至还可能因为利润率的下降而形成资本外流。如果通过不断地提升人民币汇率来吸引外资，又会进一步打击国内出口企业。所以中国权力部门在面对国际危机的时候将面临进退两难的抉择。

再就是西方国家的失业工人。因为勤劳的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于是他们的工会也开始对自己的领导人进行施压。西方政治游戏是讲选票的，再精明的政客也明白中国和选民冲突时该如何选边站，于是就有了一个又一个反倾销调查，一个又一个汇率操纵调查，一个又一个商品检测不达标，一个又一个血汗工厂问题调查……现在的西方领导人，也许还能够通过政治手段平衡国内各方利益，同时中国通过其他方式的让步来缓和矛盾，但是一旦国外的工人的愤怒到达临界点，不惜一切代价对他们的政客施压的时候，那么遵照西方式的游戏规则，中国所要面对的将是一波又一波更加严重的贸易保护手段。汇率施压、惩罚关税就会接踵而至，这些对中国那些利润本已十分单薄脆弱的出口行业也将带来沉重的打击。巨大的进口量，直接抬高了几乎所有的初级原料的价格。但是大多数商品市场及其定价权却被西方国家掌控，也就是说，成本的不断上升，不断地挤压着世界工厂的利润。一旦成本上升到临界点之后，生产线就可能会向其他地区转移，那么世界工厂便将要倒闭。为了输出产能，促进出口，权力在国家内部也是不遗余力的。除了出口退税、税费减免等政策之外，极度压低生产成本，比如将工人工资福利待遇压到地板，禁止工会和其他抗议，打压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另外在土地价格，粮食价格，水电价格等方面施行低价运营，这等同于变相地出卖国家资源。其实国家资源是有限的，一旦用尽，或者容易开采的低成本资源用尽，那么世界工厂也会从内部崩溃。

中国经济快车，在急速行驶了10 年之后，依然还是走进了死胡同。为了避免崩盘，权力部门只能是动用国家财政，赤字加印钞，强行投资拉动经济。于是4万亿、10 万亿，一个又一个投资高潮，虽然消耗了上一轮的过剩产能，但是也为未来创造了一个更大的产能过剩。用经济学的话说，一个泡泡外面罩上另一个泡泡。而且中国的基建投资浪费严重，滋生腐败，只是不断地重复建设，而且与国民幸福关系度不大。这样动用万亿计的老百姓血汗钱，却没有真正创造出应有的国民福利，甚至很多项目都无法做到自负盈亏。像高铁这么大的投资，都在亏损运营，国家每年还要不断往里面贴钱，所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只是理论上的自我安慰罢了。

城镇化建设及其逆向发展

除了吸引投资、出口加工和国际贸易之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是中国近些年的城镇化建设，这也是中国近期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动力之一。城镇化建设主要包含了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部门人口向非农部门转移,县乡人口向省会城市转移，西部内陆人口向沿海和大城市转移。在人口的流动中，创造了新的一波需求，推动了房地产、铁公基、物流、地区商业等多个产业发展，也间接拉动了钢铁、水泥、家电等行业的发展。这种人口的流动，主观上是国家城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所推动，但是客观上讲，也是权力扭曲下的地区、部门、人群间分配的不平等和福利待遇的差异引起的。

之前在分析“中国执政文化”时提到了“利出一孔”的法家思想，这里再进一步从经济角度的分配模式去讨论。完完全全被权力轴心所主导的“中国特色”的分配模式，其结果必定是离权力核心越近的部门所获得福利资源越多，离权力核心越远的部门所获得的福利资源就越少。

首先从个体差别来看。垄断国有企业正式职工和公务员，他们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远低于民营企业职工，但是福利却是指数级的差距，比如市局领导的司机和出租车司机，体制内正式工和临时工的差别，他们的待遇收入也是天壤之别。被权力覆盖或者围绕在权力核心周围的个体，一方面是因为自身掌握权力，因此在分配时能将利益更多地向自己人倾斜，或者通过钱权交易获得好处，或者提前内幕消息或方针政策抢先别人一步获得利益。所以只要更加靠近权力，就能获得更多的福利，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挤破脑袋考公务员想进入体制内的原因。其次从行业角度和所有制角度来看。承包国家的铁公基项目，围绕着国家政策方向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直接为权力部门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商家，以及做被权力所垄断的行业如烟酒、电信、能源、军工、媒体、运输、金融等行业，其利润一定丰厚。而做民用一般消费品如果没有特别突出的科技优势的话，面对完全的市场竞争，其利润则会相对薄很多。因为中国如今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都是依靠投资拉动，国家或者说权力部门是当今中国最大最好最富有的客户，谁能讨好权力，谁就有资格去分享那个数万亿的蛋糕，而这个封闭的市场的垄断性本身，加之其招商招标时的暗箱操作，那么谁离权力核心最近，最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比如回扣）讨好权力，谁就能获得油水丰厚的工程项目，那么谁就能获得比传统行业、传统市场更丰厚的利润。

这里不得不提一点的是，虽然国家在国企改革中放弃了很大一部分国营资本和商品市场让与民营经济，但是在另一方面，国家却对少数垄断性国企的经济地位进行了巩固和加强，表面上市场上主要商品都是由民企生产，但是在这些民企生存所依赖的水资源、电力、通讯、能源、运输、金融等多个关键领域，依然受到国家垄断企业的直接控制。这些掌握着国家生产链上游的垄断国企，因为没有了竞争压力，当然就缺乏科技创新、管理优化和优质服务的积极性，也缺乏动力去推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与低效率并存的另一面，就是企业内部的领导和正式工享受着体制外员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高工资和高福利。即便生产过程中充斥着高浪费和低效率的情况，依然可以利用垄断地位加强对消费者的盘剥，通过提高商品服务价格进行成本转嫁，对产业链下游的民营企业进行抽血，不但足以填补自己的亏损，还可以维持利润的增长。国企垄断部门不但坐拥以国家强权为保障的市场垄断地位，还能得到国家额外的政策性优惠和巨额的财政补助，以及廉价的银行贷款。权力经济和非权力经济的冰火两重天，造就了中国经济特有的二元化特色，即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资源、福利分配的天壤之别。

最后从地区的角度来看。权力越集中地地区，获得的资源就越多，比如北京政府肯定比广西和贵州的地方政府有钱，省会级政府一定比县乡级政府有钱。城市一定比农村得到更多的资源。由于权力主导一切资源要素分配，所以权力走到哪里，或者说权力指向哪里，哪里就一定会繁荣。因为按前面所讲的分配模式，一定是经济要素围绕在权力周围运作，所以被权力集中的地方一定是兴旺发达，而被权力所忽视的地区一定是萧条不堪。通过外部权力干涉，造成资源福利的倾斜，形成了中国地区和地区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所以地方要发展，要拉项目引资金，必须谄媚于权力部门，这也是为什么北京会出现那么多驻京办的原因之一。国家财税改革之后，地方财权收归中央，更加剧了这种失衡局面。由于各级财政层层上缴，造成中央财政极其充裕可以开山填海，而地方财政则入不敷出，特别是作为最低层一级行政单位，比如乡、镇、村一级权力部门，更是因为远离权力核心而财政日趋枯竭。这些底层权力部门为了实现自我生存，官员为了表现政绩升官发财，也必定会更加残忍地搜刮自己辖区内的百姓，变卖一切手头权力可触及到的资源，毁林开矿卖地盖楼，或者不惜成本地招商引资，哪怕是一些重度污染企业。这种由权力主导的吸血式的二次分配，直接结果就是中国的地区发展由以前的不平衡变成了更加不平衡。中国金字塔式从上到下的权力结构，造就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分布图。北上广深等沿海都会城市地区、地方省会城市和国家政策性投入城市可以得到了极大的资源，可以实现迅猛的扩张，而内陆地区、农村地区、偏远地区，则因为得不到资源甚至还要被抽取有限的资源而几近枯竭。

既然权力越是集中的地方，资源、福利越丰富，机会也就越多，那么在经济行为的表现就是人们会向权力集中的地方靠拢。西部人群向沿海地区迁徙，农村人群进城市打工，二三线城市向沿海大城市或省会城市进军，体制外向体制内靠拢。因为在权力的扭曲下，不论医疗、教育、养老、税收、投资等等，国家财政都在向体制内倾斜。在毛时代，采用的是掠夺农村补贴城市的手段，通过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奇特景象，人民大学周孝正教授称之为“种族内歧视”。

大家都听说过美国和南非的种族歧视，那是白种人歧视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但是中国特色的歧视却与国外截然不同。中国的歧视是本民族内部的歧视，同样的老百姓，如果一个农村青年和一个城镇青年，那么仅仅因为他们的出生地的不同就导致他们的在今后命运都将是天壤之别。在欧美国家，甚至在台湾、日本，“农民”一词只是代表了一个职业而已，是社会劳动分工给你的一个中性名词。但是在中国，“农民”一词不单单指社会劳动分工，更是一种社会等级（低下）的说法，一个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如果你是农民，那么你一定生下来就会遭遇不平等，这个不平等不但是你先天与生俱来，甚至是你后天努力奋斗也难以摆脱的。在毛时代，户籍制度森严且不可逾越，农民无权利自由迁徙，被牢牢禁锢在土地上。对一个农家娃来说，改变命运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二是读书。于是就有了鲤鱼跳龙门的这一说法。即便是现在，国家指定的11项城乡区别对待的政策里，有10 条是歧视农民的，唯一一项有利的是“计划生育”政策。现在户籍制度虽然有松动，但是在很多大城市依然十分严格。

其实不仅是城乡差异，甚至地区差异也十分明显。同样是经济发达省份，山东的学生要考入北京的大学，同样的试卷就要比北京的考生高几十分才能被录取。在一个国家里，同样的民族，同样的学生身份，为什么面对的确实不公正的待遇？这已经不是“种族内歧视”的问题了，而是有悖于我们国家的宪法中“人人平等”的精神。这表面上是地区差异，但背后真正原因却是教育福利资源的分配不公。因为负责分配国家教育资源的还是权力，北京处于权力核心，官员多，那么必须照顾官员的子女。不单单是教育领域，在医疗、养老、基础建设、就业机会等领域都普遍存在着中央优于地方、省会优于县城、沿海优于内地的规律。在如此巨大的资源分配差异之下，自然就有了人群在地理上的大迁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农民千方百计的想进城安家落户，乡镇居民都想向更适合居住的县城和省会迁居，内地大学生和务工人员都想留在沿海地区发展。中国人口地理大迁移，推动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和经济的发展，因为大城市拥有农村无法比拟的资源优势，所以无数民众携带着自己的智力、体力、资本等要素来到大城市生存和发展，这又造成社会资源的进一步集中。人员的流动本身其实就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的推动力，在住房、就业、交通、吃饭、医疗等方面刺激着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既增加了财政税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的提振了内需，特别是房地产建设。

近些年来房地产发展得如火如荼，大城市的房价在无数所谓的“刚需”推动下步步高升，城市建设也日新月异，似乎中国人民已经能够看到一幅美好的景象。就如同当年世博会所提出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正因为城市“更美好”，所以能吸引更多的人涌向城市，寻找自己的“中国梦”。但是城镇化本身也不是万能的良药。首先城市本身虽然拥有权力所垄断的福利优势，但是环境、资源都是有限的。其他诸如医疗教育等待遇，也不是谁来了就有得分。中国二线城市的户籍制度虽然松动，但是一线城市的户籍依然卡的很严，落户依然十分困难。其背后的原因就是户口本身连带着城市资源的福利分配。没有户口，那么就不会享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外来务工人员无论在医疗、养老和子女教育问题上，都受到极大的不公平对待。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城市欢迎外地人来这里就业纳税，但是不欢迎你们来分割福利资源。这又是一个“种族内歧视”。可笑的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居住时居然需要“暂住证”、“居住证”等。同样的人同样的工作其背后的待遇却不一样，也就是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你不但生下来时不平等，而且你活着也不平等。能够通过自身奋斗获得城市居民待遇的精英和幸运儿，与庞大数量的外来人员比起来依然是极少数，而外来人在被城市榨干了自己的青春和血汗之后，就被轻松地一脚踢开了。

不但福利差异和身份歧视形成了中国城镇化的阻碍，另外城市生活成本高，竞争压力大。因为资源毕竟有限，特别是经过第一次权力的瓜分之后，留给百姓的资源就所剩无几。如果你想获得比其他人更多的资源，那么你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大都会城市，个人之间、公司之间、甚至族群之间，都充斥着激烈的竞争。今天你是白领，明天就可能失业，更何况还有庞大数量的“待业者”正在等待机会。为了节约开支很多人选择风餐露宿，海漂、北漂、蚁族、蜗居……由于竞争过于激烈，于是就有了“逃离北上广”的口号，逃离高物价高房价，回家乡一展宏图。表面上这些说法十分振奋，但是在一个靠权力来分配稀缺资源的社会里，就算你回到家乡，你面对的也将是资源和机会的极度匮乏，你又通过什么来实现你的梦想呢？

现如今不但个人要“逃离”，甚至很多企业也要逃离。因为中国生活成本上升，沿海地区的物价节节攀高，工人工资也要提高。以前是工作难找，现在成了工人难找。另外世界经济萧条，国外订单也日趋减少而且压低报价，所以企业为了规避成本上升，有的迁出中国，有的就地破产，有的选择了迁往内地。人员和企业的回流，首先造成的是“逆向城镇化”，也就是中国沿海的大城市已经无法继续吸收人才和资本的流入，而开始进行逆向输出；另一方面大量的企业迁出，造成了城市的产业空心化。特别是大城市郊区的开发区和周边二线城市，一旦企业逐渐迁出，那么其配套的相关服务设施就会成为摆设。

企业迁出带走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带走了巨大的消费力，从而削弱城市的商业基础。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地区，过去有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进驻，在住房、娱乐、餐饮，超市等多个领域带动了城郊地区的发展，而为了配合相关的企业及其人员，城市发展规划已经将大片的农地转化为企业用地、商业用地或商品房开发。一旦这些企业和人员撤走，直接受到冲击的将是城郊结合部的农民，他们的收入将急剧下降。房屋出租、商店、餐馆、发廊、KTV、公交地铁等行业也会出现萧条。连同服务于这些行业的其他相关行业也会受到重创，比如会计事务所、法律事务所、职介单位、商场物业、培训机构等高端服务业的市场也会萎缩，这又会进一步打击城市高端人才的就业及福利，从而形成连锁反应。更为恐怖的是，一旦城郊地区的“刚需”减少，造成房价开始回落，就会进一步逼迫市区房价看跌。如果跌势形成预期，那么大部分人群将会持币观望，楼市则会从有价无市发展成暴跌。那么由城镇化所主导的，以房地产拉动的城市经济的繁荣将停滞甚至衰落，又会进一步打击房地产相关配套行业，比如钢铁、建材、水泥、家电、装修等等领域，并引发房地产行业所涉及的银行贷款、工程款、三角债、农民工工资等一系列问题。房价的暴跌，企业的大量裁员倒闭，失业潮的爆发，造成现有楼市断供，银行坏账大增，进而影响国家金融稳定。

不仅如此，现在各级地方政府所推动的卖地经济也会停止运转。地方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将是要么变本加厉地对尚存的企业及人员进行搜刮，造成企业及人才的进一步流失；或者削减城市居民的福利，比如教育、医疗、城建、养老金发放等预算。这又会从另一方面进一步打击城市化的发展，甚至连城市的基本职能也可能无法正常运作，从而进一步打击城市的吸引力，加剧官民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事实上，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负债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一些投资的盈利甚至还不够支付贷款利息，也就是说一旦城市化进程停滞，那么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就不单单是入不敷出的财政问题，而是资不抵债的破产问题。所有被经济繁荣所遮盖的社会问题都将完全暴露，其破坏力也会是极其巨大的。如果“逆向城市化”的趋势与世界经济大萧条同时发生，那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十分惨烈的。无论是内需还是外需，中国各行各业、各阶层人群都将受到巨大的冲击。倒闭潮和失业潮将不可避免。

至今我依然看不出权力部门能拿出什么有效的措施来应对这次危机。其实不管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中国的穷苦百姓都会遭到一次前所未有的灾难。被权力所覆盖的高阶部门的人群，无论经济萧条或繁荣，都是旱涝保收。由权力的扭曲而造成的贫富差距将更加扩大，同时底层人群在面对更加稀少的资源时，相互之间的生存竞争也会更加激烈，社会矛盾也会比现今更加尖锐。

直到今天，多数国人还依然沉浸在对金钱的追求和物质的崇拜上，或者被有意误导变成愤青将种种问题归咎于日本当年的入侵、美帝的野心或者共济会的阴谋等方面上，却完全没有系统地去分析中国权力经济背后的实质以及其所即将步入的毁灭阶段的危险性。中国经济的现况是权力部门对国土和社会资源疯狂挖掘与透支之后的结果。一旦所有的止痛药和兴奋剂用尽的时候，泰坦尼克的沉没就无法避免。那时，不仅仅是中国的经济问题，而是所有曾经被虚假的经济繁荣所遮盖和忽略的社会问题与矛盾都将会在同一时间一起释放，其破坏力将是史无前例的。

————————————————————————————
斯文汉的博客

徐惠君：解读中国专制历史的钥匙1

   转帖语：甫从胡耀邦史料信息网（来源凤凰网）发现徐惠君《利出一孔的“管仲陷阱”----解读中国专制历史的钥匙》，我立即一口气读完，大有茅塞顿开的感受。以下为胡耀邦史料信网所载全版：

核心提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而一切控制或束缚都是建立在政治经济权力之上的——属于君主、贵族、官吏、地主、家长的等等。国家处心积虑地控制了一切谋生孔道，而只留下为专制国家服务才能生存发展一条途径，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要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只有依附于政治权力或国家机器（具体为依附官长，上司等等）这唯一的选择，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中国人民的如同嗷嗷待哺的婴儿一任统治者们姿意蹂躏宰割的命运就成为了几千年来无法摆脱的宿命。

所谓“管仲陷阱”，其核心就是“利出一孔”——只有一个获利的孔道、途径。即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人民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给于君主（国家）的恩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众了。这一思想为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先秦法家先驱管仲首创。

管仲的原话是:“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这一思想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统治民众的金科玉律，成为实施中国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诺，将人的需要分为几个依次递进的层次，最下面是生理需要（食物、居所、睡眠、性等），然后依次是安全与保障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他人的尊重与自我尊重的需要，最上面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只有低一级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新的更高一级的需要才会出现。中国的先贤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的，人生世上，人们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如果缺少了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个人就无法生存，人生的追求或抱负就成了空中楼阁。“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得统治者垄断了一切政治权力和所有经济利益，这等于牢牢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拥有了对臣民的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臣民也只有唯命是从才能生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代可以得心应手地实施残酷的专制统治的根本原因。

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而一切控制或束缚都是建立在政治经济权力之上的——属于君主、贵族、官吏、地主、家长的等等。国家处心积虑地控制了一切谋生孔道，而只留下为专制国家服务才能生存发展一条途径，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要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只有依附于政治权力或国家机器（具体为依附官长，上司等等）这唯一的选择，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中国人民的如同嗷嗷待哺的婴儿一任统治者们姿意蹂躏宰割的命运就成为了几千年来无法摆脱的宿命。

在技术层面，“利出一孔”包括两个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的措施，既政治上的人身控制和经济上的弱（贫）民术。

人身控制的手段和工具就是数千年一以贯之的发达的户籍制和什伍保甲连坐制。

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始于商代，由于上交到中央的户籍簿册一律都规定用黄色的封面，所以户籍又称黄籍或黄册，“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古代的户籍制度不仅包括人口的登录，而且包括定期的稽核人口，登记内容主要有姓名、性别、年龄、高矮、胖瘦和长相及外表生理特征等，十分详细，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官府登记，否则便为“脱籍”（黑户口），不仅本人要治罪，而且街坊四邻和乡村执掌户籍的官吏都要治罪。如汉武帝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200万流民中发现有40万人脱籍，构成丞相石庆的失职，石差点被汉武帝处死。

与户籍制相对应的，是一套严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组织系统，将每一座城镇，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毫无遗漏地编入国家行政网络之中，这就是实行层层管制的里甲或保甲连坐制度。?

里甲制的始作甬者当推管仲，《管子立政》详细记载了这一制度的内容。

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设一伍长，五伍为里，里设里长，负责监督里内每个居民的一切活动，在居民点“里”（闾）的四周筑起围墙，堵塞缺口，只留一条与外界相通的通道，以控制内外居民的进出。在里门的左右各有一间观察室，每天早晚，伍长和里长坐在里面监督居民的出进。里门的钥匙由里长管理，下设看守，负责按时开闭里门，并监督所有的出入者，向里长汇报，凡是不按时出入，行为举止不符合规定者，看守一经发现，都要及时向上级反映。每里若有人犯法，则里长与其同罪。这是用管理监狱的方法来管治人民，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

从中央到地方，从首都到边疆，从繁华的京城到偏僻的山村，由行政权力和户籍制度构成一套严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组织体系，编织成一张密实的天罗地网，通过中央(中枢)←→州（神经节）←→府、县（神经元）←→乡、里（神经未梢）的逐级延伸，由此形成类似高等动物的神经系统一样灵敏的信息传递反馈控制机制，统治者就可以十分方便地控制其治下的任何一个臣民，在这张恢恢大网下——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商鞅这个专制变法的枭雄，在秦国实施严酷的户籍制和里甲连坐制，以至人民“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后来商鞅遭政敌围攻，只得只身潜逃，来到边境旁的小客栈，准备投宿，因无证件，被店主拒之门外，他只得长叹一声道:“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堂堂一国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朝廷的通缉下，连藏身之处都找不到，只有俯手就擒，由此可见人身控制的效果。? 仅有政治上的人身控制还不足以控制人们的意志，必须辅之以经济手段才行，这就是历代政府奉行的弱（贫）民术。

弱（贫）民术的主要政策就是重农抑商，其根本主张是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中国历代专制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目的就是把广大人民强行束缚在土地上，达到随时可以为统治者所驱使的目的。

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于战国时代，在商鞅变法中将重农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以此作为大力推行农战方针的基本内容付诸实施。以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将其作为治国的不二法门。

早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知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道理，重农抑商人为地抑制了人们发财致富的通道。那么，历代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重农抑商”，甚至“殴民归农”呢？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商业，可以增加社会的横向联系，打破彼此隔绝的地域界限，在各个独立的社会个人之间架起互相勾通，互相依存的桥梁，在追逐利润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协调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生产和消费，促进商品与货物的流通，从而积极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而社会财富的增加又必然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从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机会，促进科学、技术、艺术的发展，而人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导致对专制统治的否定与反叛。

自由商业活动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效果，恰恰与集权的专制统治形成尖锐的对立，集权统治要求人民空间位置凝固，彼此之间杜绝横向联系，保持小农经济的统治地位，以实施人身控制和弱（贫）民术，自由商业活动尊崇的是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其基础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与等级制，特权制是水火不容的，而且商业可以促进人力，资金，技术，信息，商品等的横向流动，这又是对人身控制的极大危害，势必威胁专制制度的根基，统治者不遣余力地抑制它的发展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历代统治者有一种天生的政治直觉，自由经济发展壮大后一定会冲毁作为专制统治基础的愚民术和贫民术这二条大堤，终至淹没，埋葬专制统治制度，所以不遣余力地将其控制在摇篮状态，这种直觉深具眼光，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可明见这一点。

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始于十五世纪，由于欧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自由商业一向比较发达（英、法等国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学派甚至认为财富直接来自商业活动），商人在逐步控制了金权之后，更进一步要问鼎政权，终致设置议会，监督国王，并成为维护商人以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工具，由此导致了代议制的产生。从而大大打击、限制了国王、贵族的特权，并将其行为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

中国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强化本末意识，抹黑商人的形象，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服饰、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第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第三，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第四，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一是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二是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如西汉商人的算赋加倍；三是对暴利行业采取官营（史称“官山海”），直接由国家垄断经销，不许商人染指，中国历朝历代主要是实行盐铁官营，因为这类商品需求量大且无价格弹性，官商以垄断价格取代其市场价格，人民的财富被源源不断的搜括掉却毫不知觉，人民的血汗流入国库百姓却感受不出痛苦，反而认为是君主关心民瘼，为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而对其感恩戴德。此谓:“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而民爱可洽于上也。”此乃一箭双雕之策:抑制任何私人力量的崛起，确保专制制度的稳定；造成资本国有，取得巨额垄断利润，掩盖经济上对人民残酷掠夺的实质。?

经济活动中的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四个环节必须互相配合，互相融通，才能互相促进，工商业为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技术，资金，信息等，农业才可能发展，进步，人为将其对立起来是严重违反经济规律的行为，绝对不可能达到繁荣经济的目的，表面上看重农抑商似乎是为了重农，其实从抑商的实际效果看，它不但没有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而使农业变得死板和僵化，长期停滞于简单再生产状态。

由于国家强行堵塞了经商致富的渠道，在即定的约束条件下（“利出一孔”），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一个有才华的青年想要出人头地、名利双收，只有唯一一条现成的道路，即为专制君主服务（入仕或做官）。做官成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及最佳方式。而除了“入朝为官”，其他一切职业都是低贱的职业。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正反映了这一理念。由此形成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官本位”。

所谓“官本位”，简单地说，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

君主独裁专制制度的核心是人身控制，而其实现的基础和保障就是权力，权力的内涵不仅仅是支配人，而且也包括由其转化的不可计数的直接的经济利益。专制制度全仗各级官吏来维系，掌握权力的官吏就成了特殊人物，官大者威风赫赫，权倾一方，官小者也是养尊处优好处无数，官之身价与神秘，就在于他们手中的权力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各种特权与实利。官位成了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权力成了财富的代名词。权力是比贷币更具流动性，更方便的一般等价物，或者说，中国社会的特征是政权支配金权，孔方兄只配做印把子的仆从。中国特殊的社会形态导致投机政治比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能更好更快地聚敛财富。吕不韦正是参透了这一点，才将异人视作“奇货可居”。

追求名利是人的天性，而出人头地，名利双收的捷径便是做官，官越大，获利越厚。官位权力和财富构成奇妙的“三位一体”，财富的多少取决于官位、权力的大小，正是基于这一点，人的价值实现的最佳途径就是做官，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的最好方法也是做官。升官发财的意识浸透了国人的灵魂。

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人中流行着一种称为“升官图”的游戏。这种游戏使用的工具包括一个骰子和标有从普通学生到政府宰相各个等级位置的图案，每个参加者通过掷骰子决定是升级还是降级，在官梯上爬得越高，就会从等级低的人手中赢得越多的钱。这种游戏的参加者不仅是识字的人，一些文盲也乐此不疲。

反过来看，没有权力作后盾的经济利益也是靠不住的。西汉武帝时，由于长年对匈奴作战，导致国家财力枯竭，雄才大略的刘彻便向商人开刀，发布了著名的“告缗法”诏令，鼓励全国商贾之家的奴仆告发其主人的偷漏税行为，偷漏一缗（一缗即铜钱一千文），即成罪状，要抄家查产，充军发配，此举一下使汉武获得无数财政收入，同时使商贾们彻底破产——“杨可告缗遍天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汉书食货志下》）。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掠夺。

历史上唐玄宗、唐肃宗、唐德宗也学着刘彻这一套，不过，他们要稍稍文雅些，名为“借商”，每次借款达数百万缗，结果自然是“刘备借荆洲——有借无还”了，谁还敢斗胆向皇帝讨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