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了解社会和毛泽东的调查研究

蒋世华

寡言

我不知道秦以前如何，秦以后的大朝代似乎始终有上下隔绝情报不通的问题。 演化到明清，社会出现了很多国舅害忠臣皇帝被蒙蔽的故事，要点是君主为美色所迷，国舅为了把持朝庭大权陷害功臣，杨家将，薛刚反唐等话本多属于这类。抛开美色为什么有这末大威力，这些故事的确反映了高度集权社会上下不通，君主周围少数人靠此牟利的事实。

不幸，国民党和共产党时代， 这种上下不通的情况仍旧存在，老蒋要靠小蒋才了解部分真相，老毛大跃进自以为得意。 为什么呢？

四五十年前，大陆翻译过美国一本名叫”出类拔萃的人“， 内部发行。讲述的是肯尼迪政府一群精英如何误判，让美国深陷越南泥潭的故事。 虽然事隔多年，有两件事让我记忆尤深。一个是美国三军情报系统对政府汇报都有美化自己军种表现的倾向，但对其他兵种报告中不实之处都一清二楚，只是互不揭发互相包庇而已。第二讲美国将领政客和越南军政要员会面越南人能根据美国人心理随意编造事实的情况。 现在人常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大概多少也适用越南战争。

情报对管理一个国家至关重要，无论内政外交。 不知在哪里看到，西方中世纪的王子要拿出三分之一的收入搞情报。这也许有所夸张，但说明西方中世纪情报的重要。 西方中世纪封建社会和日本封建社会对情报（社会和对手）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中国秦后的大朝代，而且有本质不同。 中国历史上对辽金蒙古满清甚至日本大败，很大程度和情报不通误判有关。 大跃进中各种荒唐汇报更遗恨万年。 大概只有中国，才能千年把印度看成一个佛教国家吧。

我个人觉得，情报工作的真谛是客观性。 为了客观，提供情报的人就不应该和接受情报的人发生太直接太个人的关系。特别，他（或她）情报应该和接受情报的者没有个人利益冲突。  一旦有利益冲突，接受情报的人势必筛选情报，情报就失去了真实性和客观性。

国内战争中，中共的情报工作相当出色。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中共，事实是一批人因为信仰的缘故（为了报酬的不多）相当无私的提供了大批情报。 做情报判读的，基本也能做出客观的判断。从概念上，国内战争中共情报系统最接近欧日封建社会和近代情报系统，基本客观，情报员不必看上级脸色行事，也不靠上级脸色生存。

1949年后，情况大不一样。毛自己提倡亲身做各种调查，但他所作的调查应该看成笑话。 他根据自己调查做出的决策更造成了社会的巨大灾难。

原因很多，他个人的判断力，情感倾向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但违反情报收集的最基本原则也是一个原因。 一念之差能决定汇报人荣辱生死者直接听取下级汇报是相当危险的事情，特别在缺少尊重真理传统的东方社会。 美国在越南碰到这个问题， 毛泽东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很大程度是毛自己创造出来的。 熟悉1949年后合作化运动的人大概都知道毛在这个问题如何善变，如何短期内支持邓子恢的主张，然后翻脸不认人，把邓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撤到底， 有这末强的偏好，上行下效，底下要靠揣摩上级心理报告，社会调查只能成为一场笑剧。不幸的是，时至今日，领导人所谓“社会调查”仍旧天天上演， 劳民伤财，糊弄别人，糊弄自己。

中国“国舅陷害忠臣皇帝被蒙蔽”能成为民俗文学经久不衰的主题，大概反映了中国文化某些深层的问题。 既然是深层问题，当然也反映到其他领域。

比如传统中国司法从来没有建立利益相关人应该回避的概念。 在情报收集方面，也从来没有建立类似的概念。司法方面， 明朝厂卫为社会一大害，厂卫不仅有调查权，而且有抓捕权和审判权，几个原本应该分离的权力集中于一个人一个组织之手，其祸无穷。 只要厂卫几种权力不分离，再监督也没有用。明朝先有锦衣卫之害，然后建立厂卫监督锦衣卫，多一层组织，多一层祸害。

说得再深一点，中国大概从来没有发展出真正“客观和主观”（行政权和立法权分离）的概念。中国人相信“天人合一”，在某种意义即人超越客观和主观的界限，其结果大概就是完全忽略客观性的研究。 社会所有个人只看到自己的天地，把自己的天地幻觉化为"所有人"的世界。

“国舅故事”还有另外一层意义：中国“衙内”文化。 为什么中国的“衙内”不花大功夫内斗，却要找小民耀武扬威？ ”衙内“和”衙内文化”的演化和社会心理离本篇题目太远，留待以后。

回到本题， 中国在克服自己文化传统惰性，在了解社会和社会调查方面还任重而道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