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星：帝尧与儒家思想的渊源

爱相随

摘    要：帝尧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源泉之一。陶寺遗址已基本确认就是尧都，其出土文物参照古代文献可以看到帝尧时代已经具备了文明社会的一切要素，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基本标志。帝尧德行高明，效法天道，公正无私，是仁君的典范。作为圣王其功德卓著：禅让帝位，选贤任能，谏鼓谤木，中道政治，伐乱禁暴。儒家祖述尧舜，为政以德，为国以礼，德政合一，天下大同，中庸之道，道统传承，都与帝尧有关。今天研究帝尧，对于讲清楚儒家思想的起源与内涵，重构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帝尧；陶寺遗址；德行高明；功德卓著；儒家思想；渊源 　　作者简介：韩星，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儒学、儒教研究。 　　要追溯儒家思想的渊源，必然要上溯到尧舜禹这些古代圣王。帝尧是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在中国文明史上，他的地位很高，是孔子与历代儒家学者最为推崇的古代圣王之一，也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源泉之一。 　　一、陶寺文化与帝尧 　　帝尧，也称尧，姓伊祁，一说伊耆，号陶唐氏。传说帝尧是帝挚之弟，帝喾次子，初封于陶，又封于唐，年轻时以擅长制作陶器而远近闻名，故有天下之号为陶唐氏，其号曰“尧”，史称为唐尧。古称“唐”的地名至少有三处，诸如河北之“唐”、太原之“唐”、山西晋南之“唐”。山西晋南之“唐”即《史记·晋世家》说“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帝王世纪》云：“尧都平阳。”《括地志》说：“今晋州所理平阳是也。”“尧都平阳”之地，即今临汾一带。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这一带发现了陶寺遗址。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东北大约6.5公里处陶寺镇南侧的塔儿山下，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该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1978~1985年连续发掘，2001~2004年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子课题再次进行勘察和发掘。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经过了文明因素由量变到质变的不断发展，到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才形成具有中华文明进步特征的早期文明。一般把国家形成作为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对于国家的形成标志，一些学者提出其标志应当包括文字、城市、大型礼仪性建筑以及青铜器等。而陶寺遗址初步具备了这些文明因素，而且能够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的巫文化、祖先崇拜、礼乐制度等也肇始于这里。苏秉琦先生说：“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晋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下，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群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李元庆说，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的陶寺文化构成一座伟大的历史丰碑：它是中国正式踏进文明社会的界碑石，也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集团正式形成并由此不断推进文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奠基石”［1］a，b146。2015年４月15日在山西省临汾市开幕的尧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讨会上，王巍研究员在总结报告中说：“陶寺文明已经进入一定文明阶段，应该说通过了一系列的发现，取得了关键性的证据。都城、宫城、宫殿、大型的王的墓葬、天文设施，尤其是礼仪制度，已经形成金字塔式的结构，已经出现了王权，而且不断强化，这些方面让我们有信心、有把握地宣称：陶寺遗址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所以他宣布：“陶寺就是‘尧都平阳’已成定论。”［2］何驽研究员说：“综合来看，陶寺就是文献中所说的‘尧都平阳’。‘尧舜禹传说时代’不是传说，而是真实存在的信史。”［3］王震中研究员认为，唐尧最初居于今河北唐县一带，然后自北向南迁移，中途经过晋中太原，最后定都平阳。“陶寺”与“尧都”在时空、龙崇拜、陶寺观象台遗址与文献天文历法，以及文明发展高度等方面相吻合。王震中说：“从以上四方面的吻合可以推定，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陶寺都邑遗址属于帝尧的都城。”［3］李伯谦教授在研讨会上说：“陶寺就是尧都，值得我们骄傲。”［4］我们有责任宣扬尧文化，让所有人都知道尧都就在陶寺。2015年6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行“山西·陶寺遗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初步揭示出陶寺遗址是中国史前功能区划最完备的都城，它由王宫、外郭城、下层贵族居住区等构成。兴建与使用的时代为距今4300～4100年。从王族墓地出土有随葬陶鼓、石磬、铜铃等礼乐器，表明史上最早的礼乐制度已形成，尤其是特磬、鼍鼓、玉圭对后来夏商周三代的礼器组合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出土的彩绘龙盘、陶鼓、玉钺、玉戚等则可能是代表王者地位的礼器。其中，彩绘龙盘的图案被学者公认为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形象。从发掘的1300余座墓葬看，陶寺墓地存在明显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等级已很明显，充分说明了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文明化进程。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的历史记载如此契合。后世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族志资料、地名甚至方言等，也都指向尧都在临汾一带。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5］。当然，陶寺遗址是否为尧都学界还有不同认识和疑问，如许永杰教授说：“假定陶寺是都城的话，如果一定要我说是谁的都城，我也倾向于是尧都，但也只能是早期可能是尧都。”［6］许永杰提出，“陶寺遗址是尧都”立论基础还存在着诸多疑问：“我不反对说它‘是’，但我反对把它说成‘一定是’。因为立论的基础是有疑问的。用有疑问的基础材料来得出肯定的认识，这不行。现在一定要把它说死了，恐怕不妥，学术这东西是不能着急的。”［4］ 　　如果陶寺确实就是尧都，那么我们从陶寺遗址出土文物参照古代文献就可以看到帝尧文明的一些特点，如1978年出土的彩绘蟠龙纹陶盘。这种彩绘龙盘比较罕见，多在大墓中出土，且每座墓中只有1件，规格极高。据《竹书纪年》记载，尧母庆都感于赤龙而生尧，尧曾梦攀天而上。这与陶寺出土的龙盘可以对应，成为证实陶寺就是尧都的重要器物之一。早在8000年前的辽河流域就已出现了龙的形象，在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中就已初步形成了对龙的崇拜，但那时的龙仅被人们视为吉祥神兽，只有到了陶寺文化时期，龙才成为王权和国家的标志或实物象征。苏秉琦说：“陶寺大墓所出彩陶龙纹陶盘、鼍鼓、特磬之属，颇带‘王气’。”［7］69李元庆就此发挥说：“也就是这些器物属于‘王者’之器，显示出‘王者’的气象；而且蟠龙图案被赋予了更高度抽象性意义，是作为象征王权族徽出现的王者之器。由此，龙即成为数千年以来中国历代帝王的象征物，他们莫不自诩龙的化身而称‘真龙天子’，亿万华夏民族也由此而号称‘龙的传人’。”［8］陶寺大墓出土有鼉鼓8件、土鼓6件，还有特磬、铜铃以及陶埙等乐器。特别是铜铃为中国历史上迄今所见的第一件金属乐器，这标志着中国音乐文明重要内涵“金石之声”的来临。结合文献记载，帝尧时期已有了较为完备的乐舞，《风俗通义·声音》载：“尧作大章，舜作韶。”郑玄注：“尧乐也，言尧德章明也。”《吕氏春秋·古乐》也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陶寺遗址灰坑中还发现了一件破损的陶制扁壶，上有类似毛笔书写的两个文字，成为比甲骨文还要早的文字。诸多专家学者从多个角度对这两个字进行了详尽考证，认为一个为“文”字，另一个则有“命、易、尧、邑、唐”多种释读，何驽认为是“堯”的初字，即“壘土为垚，垚者，高也”，“堯”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塬（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文堯”二字在扁壶上出现，是唐尧后人对其追念的称谓。陶寺遗址出土的玉圭、玉璧、玉琮、玉钺等礼器，都是“王”之重器，是地位、身份、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物，成为维护社会统治的“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9］。陶寺遗址还发现了观象台，证明了《尚书·尧典》记载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真实性。多年来，经天文学家和考古学家实地观测，观象台东11号缝从夯土台基芯看似一个门，从这里可以看到冬至至农历四月二十六日、农历八月十四日至冬至的日出，站在夯土台基芯上可以举行迎日仪式，吻合了《尚书·尧典》中记载的“寅宾出日”形态。《尚书·尧典》中的“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回归年长度，就是通过观象台观测日出方位和圭表测量正午日影两种方法得到的。据《尚书·尧典》记载，帝尧时代天文学已十分发达，而天文历法被认为是政权的象征，所以尧禅位于舜时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举行禅让典礼时，尧要把天文仪器亲自授给舜［10］。所以，陶寺遗址考古成果表明，距今4300年之前，临汾陶寺已经形成了一个早于夏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形成了一个具有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有一定分布范围、拥有公共权力、工官管理手工业、彩绘陶艺术、使用文字的初期文明社会［11］。这些都成为证实尧都的重要依据，也为我们研究帝尧文化提供了最新的证据。李伯谦教授对陶寺文化给予了初步的定位，认为“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这些遗存，它呈现出来的面貌已经超越了‘古国’阶段的那个特点，而进入了‘王国阶段’，所以我说陶寺遗址代表的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第一个王国……所以陶寺是最典型的崇尚军权和王权的代表”［4］。由此，可以进一步确定“陶寺文化”已经具备了文明社会的一切要素，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基本标志，这对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和国家的形成，以及儒家思想的渊源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