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 谁是“真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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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华盛顿 — 宁馨：欢迎回到焦点对话。习近平上任之初，曾经有人希望他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但他在评论苏联解体时发出“竟无一人是男儿“之叹，划清了他和戈尔巴乔夫的界限。而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也沿袭习近平上任以来的思路，回避政治改革，倚重经济改良，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是从胡温时代的倒退。当年的戈尔巴乔夫秉持“不让人民流血”的信念，让俄罗斯人民自行选择其命运，是“真男儿”还是懦夫之举？面对中国发展的十字路口，习近平应该怎样做才能算是“真男儿”？

　　宁馨：很多国家现在都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制度转型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那么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付出代价？是造就这个制度的共产党精英，还是老百姓？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方面各自做得怎样？程晓农先生？

　　程晓农：从道理上讲，很清楚，谁缔造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如果社会主义制度失败了，或者是被改革否定了、抛弃了，那么自然地，缔造它的人是应该承担责任、付出代价的，而不是普通老百姓，因为普通老百姓当时没办法改变共产党建立的这些制度。

　　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当中，究竟谁来承担制度失败的责任，有三种结果，或者说是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中欧的波兰、匈牙利、捷克。他们的做法是这样，不让原来的共产党精英从转型当中获得好处。那么，结果是大概三分之一的原来的共产党精英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一半左右提前退休。

　　第二种模式是俄罗斯的模式。它的做法是，把制度性失败的责任推给前政权，就是前苏联；在转型过程当中，原来的共产党精英，我把他们叫作“把袍子从里向外翻着穿”，就是，原来是红袍子，里子是白的，现在把红袍子翻到里面去，白里子漏出来。原来的共产党精英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精英，然后他们开始分享转型当中的好处，从中发横财；同时，老百姓也在私有化过程当中获得了一部分产权。所以，他们的精英和老百姓同时得到一些好处，然后，旧体制和共产党的精英名义上承担了制度失败的后果。

　　中国是第三种模式。中国模式是这样，中国政府虽然把前30年毛泽东时代革命的这些成果，象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公有制，全部抛弃了，但是，它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同时，在转型过程当中，比方讲在私有化过程当中，中国政府提出来的，是中国的工人（们）要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付出代价；但是，中国的经理（们）不但不付任何代价，相反，他们“空手套白狼”，都成了新的资本家了，国有企业最后全落在他们手里头。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看到，这三种模式当中，毫无疑问，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讲，中欧的那种模式是最好的，中国（的这种模式）是最坏的。

　　但是，如果要仔细分析这三种模式为什么能成功，恐怕就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中欧国家之所以能成功，首先是因为中欧的革命不是本国自发形成的。换句话讲，中国、俄罗斯是两个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革命的摇篮，革命是本土发生的。而中欧国家的革命是苏联政府用坦克送进去的，所以，当它们的共产党政权垮台以后，民族独立、国家独立和彻底否定共产党的文化遗产是直接相关的，在它们的国家，这一条做起来比较容易；而在俄罗斯和中国，这一点就难得多了。

　　宁馨：高文谦先生，习近平作为红二代，其政治资本比前任江泽民、胡锦涛要深厚，而且巩固权力的速度也超过预期。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他有望成为邓小平那样的政治强人，也有能力推动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改革。你认为他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吗？为什么？

　　高文谦：确实，习近平现在大权在握，这次三中全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习更是把内政、外交、国防大权抓在手里。但是实际上，现在揽权是在揽定时炸弹。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这一点我不知道习近平看到没有。

　　习近平也有可能希望有所作为，但是他舍不得红色江山，结果就是“夜里思量千般计，早起依旧磨豆腐”。这次三中全会的公报就反映了一种保持现状的心态。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用钞票来投票。这次三中全会之后股市大跌就是一个例子。

　　至于习近平和戈尔巴乔夫的区别，我觉得两人是冰炭不同炉。但是要改的话，习近平也做得到。关键是一念之差。什么一念之差呢？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习近平应该放弃红色江山，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他就能功载史册。但是我并不看好这一点。

　　宁馨：王康先生，作为红二代和鼓吹“中国梦”的习近平，和戈尔巴乔夫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王康：如果一定要比较，找到实质性的区别，那么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我们希望习近平不要做中共极权主义的守夜人。每个人，每个时代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梦。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历代仁人志士繁星满天，中国在二十世纪完成了辛亥革命、北伐东征、抗日战争，实现了国家独立，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中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精神和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完成了这些伟大业绩，而且站在世界的自由、民主、正义和文明一边。只是由于1949年前后，苏联的长期渗透，以及灾难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才付之东流，建立起一个斯大林模式的国家政权，一直到现在都远远没有摆脱。

　　如果一定要说中国梦，那么这个梦应当由三部分人的理想构成。一部分是已经去世的历代前贤往哲，仁人志士们，一类是现在还活着的中国人，他们也都会去世，还有一类是还没有诞生的未来的中国人。他们共同构成所谓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就是在复兴中华文化的同时接纳西方主流文明，对东西方文明伟大的遇合做出自己的贡献，善尽自己的人类责任，而绝对不是一党一派某个政治集团、更不是某个人的白日梦。中国不应走东方专制主义的老路，更不能走俄国共产主义的邪路。恢复中华，接纳西方，共同开辟人类的新路，这就是中国的正道，中国梦。

　　宁馨：程晓农先生，从最近刚刚结束的三中全会可以看出，中国比胡温时代更回避政治改革议题。看来中国是寄望于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以维持政权的稳固和合法性。你认为中国能够回避政治转型的问题吗？继续回避的危险是什么？

　　程晓农：我觉得，在中国，我们刚才谈到的各种问题当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出了巨大的问题。我们现在都知道中国的所谓经济泡沫早晚一天会破灭，主要指的是，房地产泡沫带动整个中国经济、支撑地方财政、支撑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这个泡沫维持不下去，那么整个中国经济就会面临巨大的问题。但是，在房地产泡沫的背后，我们也看到，房地产泡沫的支撑者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主要的支撑者是贪官（们），他们把大笔钱财转化成了房地产。所以，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畸形的现象，就是普通老百姓过日子都过得勉勉强强，老觉得钱不够花，但是，贪官们可以几十套的房子买下去，结果导致现在中国是贪官们在支配整个中国经济。最大的危险就在于，如果贪官们哪一天觉得这个天下靠不住了，他们不会拥护习近平到底的，他们会把房子卖了开熘。如果一旦这个局面出现，房地产泡沫立刻就会破灭，然后，整个“中国梦”也就成了一个肥皂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得很清楚，要解决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什么市场干预或减少政府干预的问题。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里面提出来的一系列问题，都是在表层挠痒痒。

　　宁馨：高文谦先生，习近平今年和普京会面的时候，曾经表示：“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您在二者之间是否看到相似之处？对中俄两国未来关系怎么看？

　　习近平恭维普京的背后，透露了一种心态——想成为普京式的强人，模仿普京的模式来治理中国。从权力上说，习近平现在已经超过普京。俄国现在还不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但普京毕竟要受到三权分立的制衡，遵守俄国的宪法。

　　实际上，习近平、普京两人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大不相同，是两类不同类型的人。习近平对苏共垮台痛心疾首，说“竟无一人是男儿”。而普京在苏联解体之前退出了苏共，并辞去有许多特权的克格勃的工作，投身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民主运动，直接参与了苏联巨变的过程。

　　习近平和普京究竟谁是“真男儿”呢？很显然——能深明大义，以国家前途为重，不顾个人得失，放弃一党之私的人，才是“真男儿”。至于中俄两国关系，我觉得未来将是亦敌亦友，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因为有各自的利益考虑。

　　宁馨：最后请王康先生点评一下，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中俄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分道扬镳之后，谁未来有更大的后劲？

　　王康：俄国有一千多年专制统治，现在获得自由才一代人时间。它需要时间弥合自己的精神创伤，还要一两代人。未来苏联大致三种路向。第一，回到一个正常社会，不要去拯救人类，也不要惊扰世界，老老实实过日子，回到常态常理常情。第二，发挥俄罗斯的正面能量，遵循俄罗斯的人类意识和弥赛亚救世精神，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如果这样，是欧洲和人类的大幸，也是俄国的大幸。在欧洲合众国里，成为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尽它民族和世界的责任。第三，重新建立一个欧亚大帝国，甚至恢复苏联。这种可能性不是完全不存在，但它一定意味着又一次浩劫。习近平到俄国对普京说，我跟你的性格差不多，毛泽东1949年从天安门城楼下来到莫斯科去朝圣，他绝对不敢对斯大林说我跟你性格差不多。这当然表明中俄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历史地位发生了逆转，同时也透露出令人担忧的趋势。透露出中共新领导人的一种虚骄心态，甚至要建立某种新轴心，北京--莫斯科轴心的意向。我劝习先生千万打住。那肯定是一条死路，绝对走不下去。

　　宁馨：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有关俄罗斯的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和程晓农先生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Youtube观看我们的节目，并通过我的腾讯微博和我直接沟通，提出建议。我的腾讯帐号是@ProandConNingXin。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宁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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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指望習豬頭會成為中國式的 “戈爾巴喬夫” !  全德國人及所有前蘇聯附庸國的東歐人都會敬佩感激這位徫大前蘇共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