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解决不平等〞只是想当然，因未对不平等发生知解，没有配套方法论

孙维邦

〝必须解决不平等〞只是想当然，因未对不平等发生知解，没有配套方法论

〝能不能解决不平等〞，须依赖知识－－因〝何为平等不平等〞是一个知识。山哥与世界对话中说的〝不平等〞不是出自知识意义，只是从经验上说的。他说的〝不平等〞是他的外感官所感受到的社会生活中的实际的不平等。

知识上的不平等是对经验到的实际不平等的抽象，其所说仅是〝不平等〞这个概念的内涵，不包含积极的即实际的内容，因而只是一个形式知识。事实的〝不平等〞是在〝不平等〞内涵里代入了各种实际。比如说桌子比杌子大，杌子此小橙大，小橙比一本书大……其中桌、杌、橙、书……都是实际，〝大〞是它们占有的空间量。如果你说〝大是能包含的量，小是被包含的量〞，其所说就是真际即纯知识。实际只有个别有效性，真际才是普遍有效性。日常理性只讲到实际，理论理性才讲真际。

从纯知识的角度来看〝公平〞－－因〝公〞是众是多，只有在众的，即〝公〞的条件下，才能考察到平或不平。衡器、杠杆、称，都是公平的实际应用。单一性里你怎么考察也考不到平或不平。公平与正义在内涵上有相当大的交叉，也就是说被赋予了道德意义的公平就成为正义。因为单一性里也考察不到正不正。〝正〞必须有参照系，可见〝正〞必须依靠比较，只有对着多个元素才能发生比较。

王歧山与世界对话里讲的〝必须解决不平等问题，如果不解决不平等问题，中国社会就无法继续下去〞。看上去豪气冲斗牛，但实际上这种豪言壮语与社会主义是天堂是同价的乌托邦，亦是空话大话。因王设有对公平、正义作出纯知识的即真际的了解，只凭着朴素的情感，因而就只能是想当然耳。没有纯知识的了解，就不能见到，因而就不能伴以相应的方法论。公平与正义都以〝公〞为成立条件。〝公〞即有你也有我，有甲就必须有乙有丙有丁……在〝公〞即在多或众的条件下才能谈得上〝平〞，才能考察到〝正〞。可这〝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格局不能变〞却是专一，这专一性里连〝公〞连〝众〞都没有，又何谈什么〝平〞与〝正〞呢？〝平〞说的是诸多力量的互动所造成的理想秩序，单一性里只有存在没有平衡。

因而，不首先解决共产党之做为政党的合法性，就休想解决政权的合法性。不解决政权的合法性，分配上的公平就只能望洋兴叹。

要解决共产党之做为政党的合法性，就须知识并承认做为纯粹知识的〝党〞字是一个类概念，〝党〞就是类事实，有党就决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并存。因而一党专制就非法，解决共产党之做为政党的合法性，就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看成是党类事实里的一个分子。置自身于分子地位也就承认了人人都可自由结党是造物主授予人的普遍资格。

在这一条件下共产党之做为人际集团这一性质尚可保留，但因无论什么一旦被〝共〞就是一，专一性里不许也不可能有分子。因而做为共产党的最高宗旨的〝共产〞就必须被取缔，因只要还用〝共产〞来充当定语，党就成不了类事实，因为分子必须是并存的！成不了类事实就是不具合法性。专一的集团不是真正意义的政党，即不是合法的政党。但只要你把自己叫做政党，你就是功能事实，你就具有功能作用。只是这功能作用在理论上非法，在实际上就是破坏。在此我呼吁：请习近平与王歧山能以人的持平勇气，而非用对党存亡负责的先验心理，来反观共党的全部历史，自己回答自己：难道这共产党存在的价值不几乎全都是破坏性的吗？

从习近平的言行与显摆的〝学问〞可见，他没有把一般意义的党看成类，把自己的党看成是党类事实里的一分子，他没达到这个觉悟。数年活动证明：他具有的不是智慧，他只是机械的活动在共产文化的陋习与成见内，共产文化的陋习与成见如同鸟笼或网。无疑他是在努力，在振作，所以人们能看到老虎在落网，但社会依然沉闷，不见生机，看不到万有更新百废待兴的气象。何哉？因习近平与王歧山都活动在笼子里。只是复印机，他们的努力所吐出的正是他们从环境里囫囵吞进那些陋习与成见，并未经了个人智慧的消化。不错，他触动了这个腐朽政权中的许多分子，却未造成新气象。相反，政权更加保守禁固，更敌视思想自由。

因而老孙说：王歧山放言要解决的〝社会不公〞是放了空炮，因他没去思考社会公平的可能所需要的诸条件－－必须解决共产党自身所需的合法性，这个问题的解决又必须以首先完成共产党的寿终正寝为条件，王歧山本人是否达到了这一觉悟？至少还看不到。所以说共产党作为政党存在的合法性不先予解决，其他都是空谈。

王歧山声称〝要把党的纪律规矩挺在前〞更是神话，因为无论老虎、老鼠、苍蝇事实上都是人，而习、王喊的〝要把党的纪律规矩挺在前〞是把人当成党的成员来假设的，实际上党员与常人一样只服从道德律，道德律属于内圣，而党的纪律规矩却属于外王。党的纪律与规矩只能造成先进分子如王立军等，道德律造成的却是《感动中国》里的那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