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与公交

胡天八月风

北京申办奥运成功后，大规模地铁建设与地面公交改善一同启动。我是最早撰文提倡地铁者，但我不会自恋到声称是我推动了地铁建设。它与我丝毫无关。是私车搞死了北京交通与奥运将至的巨大心理压力，倒逼出地铁建设。时下北京地铁与公交的规模自然不是十年前所能比拟。但是公交开发延误十年的代价是巨大的。其一，如果十年前就重视地铁与公交，很可能不会培育出北京今天这样的轿车大军。其二，慢工出细活，仓促上马导致的粗糙工程已无可挽回。其三，今日虽有规模，质量却全面低下，这是我们二十年来不营造全民公共服务所致。

我见识少，但好歹乘过纽约、东京、台北的地铁。真是一家更比一家好。台北的一个地铁站竟有十余个出口，不仅通向多个路口，还能直接走进商厦、学校、火车站，链接绝妙。什么原因？后发优势嘛。但到了北京，这道理却不成立了。北京大规范发展地铁，晚于这三个城市，链接却出奇的笨拙。我在北京交通顾问会议上讨伐西直门地铁的链接：设计师应该判刑。交通官员们哄堂大笑，私下对我说其实设计没那么糟，是当时削减了资金。以后面对滔天怨言，不得不改造，但事倍功半，难臻完美。还有蹩脚的机场快轨，首先，车次少，等车就不可能快。第二，或许更为难的是，乘机人常常携箱，遇到链接不好，便永远放弃这一选项了。

北京公共交通质量低下的原因不一而足。但我以为梗结是：VIP们不进入公共服务系统。平头百姓批评公交，说了也白说。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正部级以上的高官乘坐出租或地铁后给北京主管交通的局长打来电话：“小刘，我刚刚乘过车，问题不小啊”，对那局长必是五雷轰顶，敢不改进。国外的公交服务好，是因为那是全民加入的公共服务，三教九流概莫能外。改革开放初期，笔者便读到一位香港作家的文章，说他早年在纽约机场看到一个人拉着箱子走，箱子上赫然写着D. Rockefeller,Jr.，他不能相信，盯住那面孔一看还真是洛克菲勒。人家私人旅行，不高兴前呼后拥。这些年笔者关注交通，获悉英国的交通部长上班乘地铁，他制定了都市中减少停车场的政策——逼着大家乘公交。中国特色就不同了。我们的官员们有各自的“系统”。且不说芝麻大的官已有专车。到了外地，一定有外地同系统的人派车接送。任凭他走遍全国各地，都有其“系统”照应，断然不会进入公交。为什么“系统”的服务这么周到？因为“系统”有钱，更因为其钱包不受约束，账目不透明，招待费花多少都不要紧。一句话，他们生活在“特供”中。

特供源远流长。譬如皇上的官窑和江南织造。但皇上也不是都靠特供。出殡在古代是何等大事，嘉庆皇帝出殡用了六十班杠夫。遇到这等阵仗，多个杠房联合作业。也就是说，杠房是公共服务。皇族的进入，修炼了他们的本事，从此高档低档的活计他们都干得来。

特供有时在所难免。我们自幼年就沐浴革命宣传中的平均主义，文革时看大字报才知道，外贸部长叶季壮当年长征时马头上都挂着香肠。后又知道，去遵义的路上，毛和周两付担架并排行进，密议权力更迭之事。想来，长征路上头领们吃与行都不犯难。这也确实需要，若领袖与战士一同“煮皮带”（我等被告知过草地时红军断了粮，靠煮皮带充饥），饿昏了的领袖怕是会出昏招的。这些特供可以理解。但饱受宣传的进步青年到了延安，一下子休克了：这里并不平等啊。专有一头奶牛为几个领袖供奶，这还可说。头领们晚上总要跳舞就很难向进步青年们解释了。于是一位愤青写出一篇极其犀利的文章，抨击延安“食分三等，衣着五色”，说头领们每晚“舞回金莲步，歌啭玉堂春”。其人名王实味，为这篇文章丢了脑袋。我早就认为王实味的看法肤浅且极端，但最令我不平的是，中了你家平均主义毒药的人岂可死在你家铡刀下，而从诛杀这位幼稚青年可以看出领袖对特供的超强戒心。延安的奶牛和舞场，算得上当代中国特供之源头。

改革开放前特供存在的大前提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匮乏和短缺，笔者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一直在畅言和推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一大优势是可以填补匮乏，打造优质的服务。为什么在市场开始造就优质服务的时候，官僚们不亲身介入，亲力推动，要另起炉灶，经营自己的专供。当一个社会中的VIP全面退出了公共服务系统，公共服务一定会滥下去。原因简单之极。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管理者知道，他们面对的是草民、大众、沉默的多数。且因为长官不加入这系统，这系统没有了有效的日常监督人。而特供系统的提供者和管理者更清楚服务的是谁，敢不精心伺候？官员有特供，公共服务必定低质，后者低质，官员就更不愿进入，恶性循环由此开启。

灵长目研究者告诉我们，其成员多善于模仿，但从来是位低者模仿位高者，鲜有高位模仿低位的。人类何尝不是这样。当官员和其他VIP一窝蜂选择轿车，则买车对于一些人已经到了证明自己的高度，公交任凭怎样鼓吹都更像是酸葡萄。

一言以蔽之，提升公交的关键是让官员进入公交服务系统中。完成了这一转变，一通百通。完不成这一转变，说什么都是瞎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