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权回归的时代：规则失灵之后 只剩下自保与算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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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芳铭/上报


西方，是拉丁美洲一国总统在“美国后院”被迅速拘捕带走；东方，是东亚一国总统踏上邻国的访问行程。表面看来，这是两条毫不相干的事，但若将它们置于同一个国际背景中审视，便会发现，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愈发尖锐的问题：当强权逻辑重新成为主导的，所谓的邻国与盟友究竟意味著什么？

“示范性行动”的真正冲击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遭美军突袭逮捕后，华府释放出的讯号极为直白——不配合，就要付出代价；并且暗示这并非单一执法行动，而是一场公开的政治示范。其目的不仅在于震慑目标国家，更在于向国际社会宣告：规则的适用，取决于强权的态度。

因此，在“绝对果决行动”（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后，真正令人感到不安的，并不只是拉丁美洲国家。联合国及欧盟的德国、法国、义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亦咸认为必须遵守国际法，反映出一种集体焦虑：当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无法构成实质约束，全球秩序便不再是以规则为核心，而是以权力为准绳的“丛林法则”（Law of the ju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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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的直言，恰恰点破了这一现实——当今世界运行的逻辑，已不再是法理，而是强者施压。这并非情绪化的抱怨，而是中小国家对环境变化的冷静判断。
规则失灵之后，只剩自保与计算

过去，许多国家心中仍存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强硬手段主要针对“对手”，盟友至少享有某种安全缓冲。然而，现实正在修正这种预期，一旦触及核心利益，身份、价值、立场与规则都可能退位而变得次要。

这正是当前最具破坏性的攻击杀伤力。不只是这一次从“南方之矛行动”（Operation Southern Spear）军事介入到“绝对果决行动”突袭侵入本身，更在于是这类行动被公开合理化、制度化与去规则化。当“可以这么做”被合理化，国际秩序便从一套价值、公理、规则、秩序与协商框架，退化为赤裸裸的权力排序。

对多数中小国而言，这意味著一个残酷但清晰的结论：既然规则不再可靠，安全只能靠自己计算。



韩国的焦虑：不只安全，还有成本

华府对马杜洛“斩首”行动的同一天，韩国总统李在明访问中国。在当前的背景下，不只是一次单纯的外交行程，而是一个高度现实的选择。作为九年来首位访华的韩国总统，他面对的压力，远超传统的朝鲜半岛安全议题，还有经济与东亚殖民政治的议题主张。

经济层面，韩国去年出口中国在总出口中占18.4%，略多于输出至美国的17.3%，中美是韩国前2大外销市场。在安全层面，韩国对美国驻军军费分摊、军购、加征关税与供应链重组的配合，构成不断上升的“安全帐单”。当安全被交易化，盟友关系不再是承诺，而是按需求计价的服务。

委内瑞拉遭遇美国的直接制裁与侵入掳捕元首夫妇进行审判，是“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的再升级版具体行动，其核心战略是透过军事、经济、外交手段强化对拉美的控制，进一步提升西半球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

结合去年底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关税战及处理俄乌战争等作为来综合检视，或许华府不是在进行“战略收缩”，而是在“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战略定调下的弹性与交易。

在此思维与策略作为下，高度工业化、深度嵌入全球体系，与美国是盟友与贸易伙伴的国家，也将承受著系统性风险的考验。华府处理俄乌战争和平方案对欧盟与乌克兰的态度，即是例证。

风险对冲，而非选边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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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看待韩国总统李在明访问北京的本质，并非“转向”，而是一种风险对冲 （Risk Hedging）。对韩国而言，降低区域紧张度，就意味著削弱区域安全叙事的溢价空间；而当安全议题降温，持续上升的安全成本便会失去合理性。

这种选择，正在对既有同盟结构产生微妙影响。原本被视为高度稳固的合作网络，开始出现松动；而依旧站在最前线的国家，则逐渐发现战略回报与承担成本之间的落差正在扩大。拿出算盘，计算利害与降低风险成为战略优先考量。

当稳定成为稀缺资源

当前的世界变化，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无数次现实选择叠加的结果。当规则被反复试探、当成本层层转嫁由弱者承担，国际体系的规则制定权与解释权自然滑向强者。

在这样的不确定时代，稳定本身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如何自立自强与寻求区域稳定之道，如何避免成为强国博弈中的碎片、棋子或甚是牺牲者，正是越来越多国家正在面对的核心课题。

当更多国家开始精算得失、重新定位自身位置，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无可避免地浮现：当旧有的规则与秩序逐渐退场，这个世界真的会因此变得更安全吗？还是只会走向更深层的分歧与不安？

在规则仍被尊重时，盟友是伙伴；在秩序动摇之际，盟友可能只是工具，甚至是随时可被兑现的筹码。